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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是适应庶族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设立的选拔制度，它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符合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到1370年元顺帝驾崩，总共165年的历史。科举选举没有能够成为元朝选士的主要途径的原因是因为元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庶族地主经济不够发达，连年的战争需要消耗巨额的财富，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科举这种上层建筑没有迫切建立的需要，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1 元初的经济基础
蒙古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人。在众多的室韦部落中，有一支叫“蒙兀室韦”的就是蒙古人的祖先。他们主要占据呼伦贝尔草原，，经过八九世纪的发展强大，于10世纪左右形成鞑靼部落联盟，十一二世纪联盟解体，如同一盘散沙，直到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从而形成蒙古族。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游牧和狩猎同时进行。到了十一二世纪，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氏族内部出现剧烈的贫富分化，蒙古诸部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阶级。氏族中那些富有者逐渐成为统治者“那颜”。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同时又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不断地去别的氏族掠夺财富和奴隶。被统治者主要有奴隶和平民。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私有财产，常年为贵族从事各种劳动。平民是氏族中的自由民，拥有一些私人财产，经营自己的畜群，但受到沉重的剥削。他们主要凭战功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蒙古族在统一中原之际还刚刚进入统一的封建王朝不久，虽然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都有发展，但土地主要集中在封建贵族、大地主和大寺院手中，经济发展状况与秦汉有相通之处。分封制普遍存在，官田盛行，贵族经济发达，但作为科举主力军的庶族地主还没有发展起来。元朝的土地，从占有形式上看，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军屯和民屯）、职田、学田、草场、牧地以及封建皇帝给予贵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赐田，占多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地主、一般寺院以及自耕农民占有的民田，占少数。
2 元朝的上层建筑
蒙古族认为武力及实用技术是治国安邦的首要条件，他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横扫亚欧大陆，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的状况， 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一个民族想要长期、稳定的安定， 就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马克思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的特点.是民族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而中原农耕文化则表现出崇文内敛、整饬有序、以理囿情、循规蹈矩的特点，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理性阶段。元太宗窝阔台时期，契丹族儒生耶律楚材受到蒙古统治者较高的信任和重用。针对当时中原儒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状况，耶律楚材为了帮助他们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了为蒙古军队所占领的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挑选适当的官吏，以实现蒙古贵族的文治武功，在太宗窝阔台九年（ 1238年）向元太宗建议，“用儒术选士”。可以说是科举考试一种尝试。在这次考试中，“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元朝初期的戊戌选试的失败表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候的庶族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能在社会治理中有话语权的地步。忽必烈掌权时， 蒙古各部已不是单纯的蒙古人， 而是吸收了许多汉人、女真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这些人的人口数量在大幅度增加， 传统的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类型已不能满足大量涌入的农业人口的需要。忽必烈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主要表在：首先，有什么樣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也就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其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 建筑的变化和发展方向。旧的经济基础被新的经济基础代替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必然被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一旦产生即反作用于 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为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 力量；一种是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当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落后的力量。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起何种作用，以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为转移。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忽必烈顺应经济发展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农司并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鼓励农民开垦荒地， 设置屯田，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元代的政策是既重农又重商的政策。忽必烈改变了“重农抑商” 的古老传统。在历代封建王朝中， 可以说元代最重视商业、信任商人。
经过忽必烈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元朝的经济不断发展，庶族地主经济强大起来，终于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5年开科取士，满足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需要，元仁宗时期，随着各项规制的施行，政权建设
急需完善，思想控制的任务也急需加强，以取代军事强力的压制。单纯依靠元初由吏出仕的官员已无法应这些新的需要。其时，不少蒙古人士对汉族文化也有了较多的掌握。选拔一批素质较高的知识分子来充实官吏队伍便成为元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开科取士顺应了经济发展潮流，扩大的元政府的统治基础，有利于元朝政府的稳定。庶族知识分子很欢迎科举的复兴，从元朝辞赋中可以体现。征服金、宋时期（1234-1279）的元赋多有表达赞颂元代统一及元世祖的仁政（《秋风赋》）、怀才不遇的无奈（《困骥赋》）及保洁归隐（《茹野菊赋》）的感情。 但元朝科举好景不长，它在实行才20年后，被权臣伯颜代表的贵族势力给废除了。伯颜是拥立元武宗后裔的一大功臣。在文宗朝，官到知枢密院事，加太傅，封浚宁王，是惟一可以和燕铁木儿一样身兼数职的蒙古族大臣。他的出身使他成为不满意钦察贵族专权的蒙古贵族代表。伯颜有相当狭隘且强烈的惟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尤其对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充满鄙视和猜忌。在他专权的当年年底（1335年），就下令停止科举考试。伯颜对儒学学校也十分反感，废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这表现了上层建筑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原先经济利益的取得者不甘心自己的经济利益被庶族知识分子分享，因此存在权力斗争，任何腐朽的过时的上层建筑都会拼争。虽然将近十年后科举制度再度得以恢复，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科举实行名存实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当它沿着与经济基础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时，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它沿着与经济基础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时，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上层建筑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的或进步的力量；反之，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的或反动的力量。当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经济基础实现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革新，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就有巨大的反作用。
3 结论
元朝科举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朝的社会经济最初不需要科举制度，需要之后由于蒙古族的贵族经济排拆庶族知識分子的参与。元初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蒙古贵族和大地主手中，分配制度无疑也是青睐于这些官田的拥有者。元朝的分封制和贵族特权制度导致连年的征伐战争，这些都是不利于科举取士的经济基础。经过忽必烈的经济改革，整个元朝经济发展较快，庶族地主不断发展强大，知识分子也拥有了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参与政权的强烈要求。但新兴阶级的加入，损害了老贵族们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打击，老贵族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还有余威，导致科举的再度被废。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不断教化养育让人的思维不断更新，老贵族也可以变成新兴的大地主，不墨守成规，停滞不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寻找原因时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作者简介：
罗杰（1986—），女，汉，湖南衡阳，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研究方向：工商企业管理，硕士，无职称。
1 元初的经济基础
蒙古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人。在众多的室韦部落中，有一支叫“蒙兀室韦”的就是蒙古人的祖先。他们主要占据呼伦贝尔草原，，经过八九世纪的发展强大，于10世纪左右形成鞑靼部落联盟，十一二世纪联盟解体，如同一盘散沙，直到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从而形成蒙古族。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游牧和狩猎同时进行。到了十一二世纪，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氏族内部出现剧烈的贫富分化，蒙古诸部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阶级。氏族中那些富有者逐渐成为统治者“那颜”。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同时又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不断地去别的氏族掠夺财富和奴隶。被统治者主要有奴隶和平民。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私有财产，常年为贵族从事各种劳动。平民是氏族中的自由民，拥有一些私人财产，经营自己的畜群，但受到沉重的剥削。他们主要凭战功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蒙古族在统一中原之际还刚刚进入统一的封建王朝不久，虽然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都有发展，但土地主要集中在封建贵族、大地主和大寺院手中，经济发展状况与秦汉有相通之处。分封制普遍存在，官田盛行，贵族经济发达，但作为科举主力军的庶族地主还没有发展起来。元朝的土地，从占有形式上看，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军屯和民屯）、职田、学田、草场、牧地以及封建皇帝给予贵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赐田，占多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地主、一般寺院以及自耕农民占有的民田，占少数。
2 元朝的上层建筑
蒙古族认为武力及实用技术是治国安邦的首要条件，他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横扫亚欧大陆，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的状况， 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一个民族想要长期、稳定的安定， 就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马克思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的特点.是民族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而中原农耕文化则表现出崇文内敛、整饬有序、以理囿情、循规蹈矩的特点，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理性阶段。元太宗窝阔台时期，契丹族儒生耶律楚材受到蒙古统治者较高的信任和重用。针对当时中原儒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状况，耶律楚材为了帮助他们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了为蒙古军队所占领的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挑选适当的官吏，以实现蒙古贵族的文治武功，在太宗窝阔台九年（ 1238年）向元太宗建议，“用儒术选士”。可以说是科举考试一种尝试。在这次考试中，“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元朝初期的戊戌选试的失败表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候的庶族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能在社会治理中有话语权的地步。忽必烈掌权时， 蒙古各部已不是单纯的蒙古人， 而是吸收了许多汉人、女真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这些人的人口数量在大幅度增加， 传统的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类型已不能满足大量涌入的农业人口的需要。忽必烈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主要表在：首先，有什么樣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也就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其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 建筑的变化和发展方向。旧的经济基础被新的经济基础代替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必然被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一旦产生即反作用于 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为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 力量；一种是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当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落后的力量。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起何种作用，以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为转移。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忽必烈顺应经济发展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农司并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鼓励农民开垦荒地， 设置屯田，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元代的政策是既重农又重商的政策。忽必烈改变了“重农抑商” 的古老传统。在历代封建王朝中， 可以说元代最重视商业、信任商人。
经过忽必烈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元朝的经济不断发展，庶族地主经济强大起来，终于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5年开科取士，满足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需要，元仁宗时期，随着各项规制的施行，政权建设
急需完善，思想控制的任务也急需加强，以取代军事强力的压制。单纯依靠元初由吏出仕的官员已无法应这些新的需要。其时，不少蒙古人士对汉族文化也有了较多的掌握。选拔一批素质较高的知识分子来充实官吏队伍便成为元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开科取士顺应了经济发展潮流，扩大的元政府的统治基础，有利于元朝政府的稳定。庶族知识分子很欢迎科举的复兴，从元朝辞赋中可以体现。征服金、宋时期（1234-1279）的元赋多有表达赞颂元代统一及元世祖的仁政（《秋风赋》）、怀才不遇的无奈（《困骥赋》）及保洁归隐（《茹野菊赋》）的感情。 但元朝科举好景不长，它在实行才20年后，被权臣伯颜代表的贵族势力给废除了。伯颜是拥立元武宗后裔的一大功臣。在文宗朝，官到知枢密院事，加太傅，封浚宁王，是惟一可以和燕铁木儿一样身兼数职的蒙古族大臣。他的出身使他成为不满意钦察贵族专权的蒙古贵族代表。伯颜有相当狭隘且强烈的惟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尤其对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充满鄙视和猜忌。在他专权的当年年底（1335年），就下令停止科举考试。伯颜对儒学学校也十分反感，废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这表现了上层建筑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原先经济利益的取得者不甘心自己的经济利益被庶族知识分子分享，因此存在权力斗争，任何腐朽的过时的上层建筑都会拼争。虽然将近十年后科举制度再度得以恢复，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科举实行名存实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当它沿着与经济基础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时，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它沿着与经济基础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时，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上层建筑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的或进步的力量；反之，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的或反动的力量。当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经济基础实现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革新，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就有巨大的反作用。
3 结论
元朝科举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朝的社会经济最初不需要科举制度，需要之后由于蒙古族的贵族经济排拆庶族知識分子的参与。元初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蒙古贵族和大地主手中，分配制度无疑也是青睐于这些官田的拥有者。元朝的分封制和贵族特权制度导致连年的征伐战争，这些都是不利于科举取士的经济基础。经过忽必烈的经济改革，整个元朝经济发展较快，庶族地主不断发展强大，知识分子也拥有了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参与政权的强烈要求。但新兴阶级的加入，损害了老贵族们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打击，老贵族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还有余威，导致科举的再度被废。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不断教化养育让人的思维不断更新，老贵族也可以变成新兴的大地主，不墨守成规，停滞不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寻找原因时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作者简介：
罗杰（1986—），女，汉，湖南衡阳，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研究方向：工商企业管理，硕士，无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