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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带有俄国色彩的一党治国模式，即政治权力主要为一党所掌握的政治制度。以党治国的主要途径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和以党的组织治国相结合。自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它就对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治国理政统军等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以党治国；影响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与民族振兴，屡受挫折。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看出政党林立的极端多党制的弊端，他在当时对此情况表示了担忧，提出“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到后来国民党改组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议会路线下的多党制彻底失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孙中山晚年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效法俄国，形成了“以党治国”思想。随后他改组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党治国思想也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一大升华。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在总结历次革命活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形成的“党在国之上”的政党治国思想。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轰轰烈烈兴起，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也被贯彻到日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建国活动当中，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党治国思想是在其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同时这套理论也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治国的实践。自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它就对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治国理政统军等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国共两党依然都坚持自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大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系统提出是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此时，大革命的风暴依然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首先就是直接针对即将开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提出的。这一理论作用于实践后，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点：
一是以党治国思想在当时付诸实践后即为以党治粤，广东革命根据地因之大为巩固。在孙中山看来，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一片“净土”，是革命北伐的基础。广东是以党治国思想最好的实践区域，从以党治粤到以党治国是同一个思想指导下的两个步骤。为了推行以党的主义治国，他号召国民党党员都要“从宣传上做工夫”。他曾不无理想主义地说：“宣传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有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人心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到了让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1]其实，早在1920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后，就开始着手实行以党治粤了，针对当时有人攻击孙中山这样做的目的是滥施党义，搞“党人治粤”，而不是“粤人治粤”。孙中山坦率地表示我们非常乐意承认“党人治粤”这个事实，倘若广东“果能实行本党的主义， 也是我们粤人莫大之幸”，并说要把“党人治粤”，“实行党义”的精神由广东发扬传播到全国，“使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底主义所浸润”。”[2]当国民党开始进行改组时，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把广州作为贯彻党章草案的试点城市，进行组织整顿和发展工作。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广东的实践，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扩大了三民主义的影响，为北伐战争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实践也为日后国民党的治国积累了经验。
二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军事上得到贯彻，建立了“党军”制度，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党统军”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党统军”付诸实施后，就集中表现为此他仿效苏俄红军的组织制度，建立了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1924年，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建立，军校的办学方针是“党化军队”，以“主义建军”；同年冬天，军校教导团（校军）成立；1925年，两个军校教导团被改组为党军第一旅，党军建立。从黄埔军校到校军，再由校军到党军再到日后的国民革命军，其整体的军事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苏俄红军式政治领导制度（包括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始终贯穿其中。这其实就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从此北伐战争有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当然，这种党军制度在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便蜕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以军队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的工具。这是孙中山生前始料未及的，其中更纠缠了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因此，不能因为后来的党军制度在蒋介石时期的蜕变就否认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国民党及其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处着重分析其对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治国理政的影响。回顾二十世纪（1928-1949）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的历史，无疑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实践同其政治命运一样总体上是失败的。孙中山设想的以党治国思想，原是一种在“民智太幼稚”情况下的过渡性方案，然而到了蒋介石秉政时期却变成了一党专制、以党代政，迟迟不“还政于民”的借口。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通过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以党治国思想的发挥作用理应集中在前两个时期，而一旦革命成功即应尽早实行“宪政”。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贯穿始终，毫无真正的宪政可言。1928年2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首条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 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3]但从日后的历史来看，这种“指导与监督”、“推举”等实际上演化为“一党专政”、“党政不分”。党政、党军、党国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一体化制度，党代替了国家与人民，党的中央组织又代替了全党，最后党魁代替了中央，一党专制与一人专制也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独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应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彻底结束。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直到“台湾民主化”之前，国民党的这种一党专制在台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上所述，以党治国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这种蜕变，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更非其初衷。实际上孙中山似乎也看到了党的全面领导可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专权与腐化，为此他曾多次强调国民党自身治理的重要性，例如，“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做大事，使全国人民佩服，全国人都信仰”[4]。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灵魂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即以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新三民主义治理国家，而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大政策被完全抛弃，党的主义此时已退一大步。
此外，在孙中山看来，以党的主义治国首要在于得人心，“到了现在，人类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悦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5]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实行的“剿共”、特务统治、保甲制度等举措已然不可能实现“人人心悦诚服”，而是彻底陷入了武力治国的泥沼。这样看来，以党治国思想后来的蜕变除了由其理论及制度自身的局限性所致以外，国民党对孙中山这一思想真髓的背叛才是根本原因。
三、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思想是存在密切联系的。从源头上看，这一理论的直接来源都是苏联的党政一体化的革命治国理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还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一合作，结成了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更是直接担任了国民党党内或军内的职务，某种意义上是亲身实践了以党治国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党指挥枪”、“党管干部”等制度都多多少少受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6]较之苏联经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无论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功的经验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失败的教训，都更有参考价值。
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5.
[2]钟康模.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 1990（3）.
[3]转引自钟康模.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 1990（3）.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3.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8.
[6]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M]. 2005：149.
作者简介：付国英（1989—），女，河南林州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关键词：孙中山；以党治国；影响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与民族振兴，屡受挫折。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看出政党林立的极端多党制的弊端，他在当时对此情况表示了担忧，提出“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到后来国民党改组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议会路线下的多党制彻底失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孙中山晚年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效法俄国，形成了“以党治国”思想。随后他改组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党治国思想也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一大升华。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在总结历次革命活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形成的“党在国之上”的政党治国思想。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轰轰烈烈兴起，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也被贯彻到日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建国活动当中，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党治国思想是在其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同时这套理论也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治国的实践。自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它就对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治国理政统军等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国共两党依然都坚持自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大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系统提出是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此时，大革命的风暴依然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首先就是直接针对即将开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提出的。这一理论作用于实践后，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点：
一是以党治国思想在当时付诸实践后即为以党治粤，广东革命根据地因之大为巩固。在孙中山看来，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一片“净土”，是革命北伐的基础。广东是以党治国思想最好的实践区域，从以党治粤到以党治国是同一个思想指导下的两个步骤。为了推行以党的主义治国，他号召国民党党员都要“从宣传上做工夫”。他曾不无理想主义地说：“宣传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有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人心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到了让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1]其实，早在1920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后，就开始着手实行以党治粤了，针对当时有人攻击孙中山这样做的目的是滥施党义，搞“党人治粤”，而不是“粤人治粤”。孙中山坦率地表示我们非常乐意承认“党人治粤”这个事实，倘若广东“果能实行本党的主义， 也是我们粤人莫大之幸”，并说要把“党人治粤”，“实行党义”的精神由广东发扬传播到全国，“使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底主义所浸润”。”[2]当国民党开始进行改组时，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把广州作为贯彻党章草案的试点城市，进行组织整顿和发展工作。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广东的实践，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扩大了三民主义的影响，为北伐战争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实践也为日后国民党的治国积累了经验。
二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军事上得到贯彻，建立了“党军”制度，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党统军”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党统军”付诸实施后，就集中表现为此他仿效苏俄红军的组织制度，建立了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1924年，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建立，军校的办学方针是“党化军队”，以“主义建军”；同年冬天，军校教导团（校军）成立；1925年，两个军校教导团被改组为党军第一旅，党军建立。从黄埔军校到校军，再由校军到党军再到日后的国民革命军，其整体的军事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苏俄红军式政治领导制度（包括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始终贯穿其中。这其实就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从此北伐战争有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当然，这种党军制度在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便蜕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以军队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的工具。这是孙中山生前始料未及的，其中更纠缠了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因此，不能因为后来的党军制度在蒋介石时期的蜕变就否认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国民党及其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处着重分析其对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治国理政的影响。回顾二十世纪（1928-1949）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的历史，无疑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实践同其政治命运一样总体上是失败的。孙中山设想的以党治国思想，原是一种在“民智太幼稚”情况下的过渡性方案，然而到了蒋介石秉政时期却变成了一党专制、以党代政，迟迟不“还政于民”的借口。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通过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以党治国思想的发挥作用理应集中在前两个时期，而一旦革命成功即应尽早实行“宪政”。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贯穿始终，毫无真正的宪政可言。1928年2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首条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 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3]但从日后的历史来看，这种“指导与监督”、“推举”等实际上演化为“一党专政”、“党政不分”。党政、党军、党国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一体化制度，党代替了国家与人民，党的中央组织又代替了全党，最后党魁代替了中央，一党专制与一人专制也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独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应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彻底结束。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直到“台湾民主化”之前，国民党的这种一党专制在台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上所述，以党治国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这种蜕变，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更非其初衷。实际上孙中山似乎也看到了党的全面领导可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专权与腐化，为此他曾多次强调国民党自身治理的重要性，例如，“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做大事，使全国人民佩服，全国人都信仰”[4]。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灵魂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即以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新三民主义治理国家，而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大政策被完全抛弃，党的主义此时已退一大步。
此外，在孙中山看来，以党的主义治国首要在于得人心，“到了现在，人类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悦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5]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实行的“剿共”、特务统治、保甲制度等举措已然不可能实现“人人心悦诚服”，而是彻底陷入了武力治国的泥沼。这样看来，以党治国思想后来的蜕变除了由其理论及制度自身的局限性所致以外，国民党对孙中山这一思想真髓的背叛才是根本原因。
三、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思想是存在密切联系的。从源头上看，这一理论的直接来源都是苏联的党政一体化的革命治国理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还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一合作，结成了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更是直接担任了国民党党内或军内的职务，某种意义上是亲身实践了以党治国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党指挥枪”、“党管干部”等制度都多多少少受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6]较之苏联经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无论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功的经验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失败的教训，都更有参考价值。
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5.
[2]钟康模.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 1990（3）.
[3]转引自钟康模.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 1990（3）.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3.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8.
[6]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M]. 2005：149.
作者简介：付国英（1989—），女，河南林州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