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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全球智库报告》涉及的智库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透彻剖析，并对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给出诸多思考。
关键词：智库 评价 影响力 中国智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这一背景下，辩证认识和科学对待西方智库及评价体系，对于我们加强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不可否认，西方智库对西方国家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智库建设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西方智库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不能盲目推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还要走自己的路。
《全球智库报告》反映出西方智库观念的偏颇
西方智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麦甘博士主持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2007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对于这一报告，国内一些媒体、学者和智库表现出高度肯定和自觉认同。该报告被称为“权威性和公信度受到业内外认可”“当下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智库研究”“公认的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然而，对于报告的科学性和价值，世界银行、东欧及德国的一些学者早在2010年就公開发表了对报告中若干问题的批评。从2012年起，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报告中持续存在的大量不严谨甚至自相矛盾的错误，并对关于中国智库的评价有失公允提出质疑，认为“权威性”难以服众。
一是对智库独立性的看法存在偏颇。
报告一直将独立性作为智库首要的特性，热衷于宣扬智库独立于政府的身份。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智库没有什么独立性，而美国智库最强调独立性，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几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
需要展开讨论的是，报告虽然特别强调智库不受政府资助所显现的独立性，但西方世界的事实也并非整齐划一。在欧洲，政府出资的智库不胜枚举，如德国莱布尼茨学会下属的一些研究机构智库，资金百分之百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独立性可以从资金、组织和思想等三个方面展开理解，其中思考的独立性应是智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接受私有基金而不受政府资助的智库必然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一致吗？事实正好相反。与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一致的是，智库的思想表达不可避免地蕴涵价值判断，思想产品不可避免地蕴涵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根本上说，西方智库无论是资金的来源，还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都没有逃脱资本的逻辑。
因此，对智库的独立性不能做片面化和绝对性的理解。其实，任何一个智库的存在和发展，都受到其所处国家的制度、体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都离不开其所处国家内政外交的政治需要，都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相联系。
二是对智库影响力的看法存在偏颇。
报告认为，智库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美国智库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有名。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美国智库，长期保持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信任度和影响力，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的专家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但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
对于欧美智库来说，政策鼓动是它们产生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运作的一般逻辑是，首先向社会公开发布政策研究报告和建议，通过引导舆论最终达到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而中国智库在运作体制机制上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们一般首先通过内部报告的形式实现其对决策服务的价值，注重“内外有别”的政策性和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智库的“孤立性”明显也受到这一运作机制的影响。
报告对中国智库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由此也影响了对中国智库影响力的科学评价。报告关于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的判断就有失公允。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平均每年就近2000人次。
西方智库在评价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以《全球智库报告》为典型案例，西方智库在评价实践中存在的不严谨态度，导致错误和漏洞百出，严重影响和削弱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一是评价对象不全。从纳入报告的智库评价名单中可看出，报告对智库的定义非常宽泛，非营利智库、非政府组织、营利的咨询机构、大学研究中心、政府和政府内部的研究部门等各种类型机构都被认为是智库。不过按照这个宽泛的标准，中国的智库数量远不止报告中说的429家。显然，该报告在统计中国智库实际规模方面存在明显的纰漏。
二是评价主体模糊。最重要的环节是专家小组的构成。2011年通过网络公开推荐等方式，该项目共吸收793名来自各地区和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小组成员、150名具有政治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等跨领域知识的记者与学者、55位现任和前任智库的负责人、40位捐助人、150位来自公民社会的代表、100家以上的智库人员、25—30家政府间组织、120家学术机构等组成的专家小组。但是，报告迟迟不公布调查对象和专家成员区域分布统计数据，没有给出专家小组的区域分布。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大的设计缺陷恰恰就出在专家问题上。
三是评价方法单一。在开展全球智库排名的工作中，尽管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量化指标，但排名采用了“整体印象评价法”，这种纯粹的主观评价法没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一起来，排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不同地区提名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和学科偏见的影响。而且，评价方法的单一性和随意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逻辑充分体现在“谁合作，谁排名靠前”的排名原则上。
四是评价依据有限。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研究，从能够计算出的反馈率来看，2012年向全球各地区发放了13000份邮件排名调查表，只回收了1950份，占14.9%（2011年的23.8%是排除了其未报告的智库反馈数而直接计算个体反馈率得来，因此并不准确），甚至最低的年份为2.51%。过低的反馈率不能说明是否达到了最初设计的调查样本分布，而很大概率属于偏样本调查，这是其所依赖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实习生团队获得数据能力有限的典型表现。 五是评价结果矛盾。与全球智库排名这个庞大的工程严重不相称的是，“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只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项目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主要依靠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地区其他高校的实习生。调查没有实现尽职，报告粗陋之处频现。总体上看，评价报告中总体排名和分区域排名不一致、区域归属前后不一致、表述与所列数据不一致、同一国家数据前后不一致、同一机构名称前后表述不一致等自相矛盾的问题大量存在。比如，2014年报告中全球150强智库排名第48名与排名第99名的都是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效路径
《全球智库报告》的中国境遇，是西方国际话语权在智库评价领域的表现，是西方话语相对强势的缩影。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智库在西方视野中的实际地位，展现出智库力量和评价话语权的相对弱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
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影响有着鲜明的政治标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能片面理解为“与国际接轨”，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我国國情，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这是在全球智库竞争中必须彰显的独立性。一是要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服务决策是智库的一般功能和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成效，以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性的检验标准。选题的设置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不能和一般研究机构一样，主要从学者的研究兴趣出发确立选题方向。二是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取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的探索，要以推动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完善为根本价值尺度。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不是所有的思想产品都是商品，市场化必须有严格的边界和底限。三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与路径。既要看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也要把握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推动智库的多元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的进程中，千万不要忘记始终坚持政府智库的主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对盲目照搬西方、智库建设完全民间化和非政府化的倾向，要保持足够警惕。
要认真借鉴和吸收西方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全球智库报告》的中国境遇，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正确认识自我和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要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智库发展和建设现状，按照独立思考、适度超前和服务决策的功能要求，在智库建设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强化。一是强化独立思考。智库的影响力关键是思想的创新性。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建言献策，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的切磋争鸣、平等讨论。二是强化智库的前瞻性。必须承认，缺乏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是中国智库相当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内一些智库多是“一招一式”的应急性对策占主导，缺少适当超前服务于长远的政府决策的探索和创新，因而把握现实全局或发展趋势的成果不多。要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以富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展现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强化全球视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智库的不断发展，要强化全球视野，站在全球的高度，拓展思维空间，提升国际化水平，探索增强中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有效方式与路径。
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为在智库评价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发出中国声音，抢占制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2月启动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组建了多语种团队，尝试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在2015年11月发布了《全球智库评价报告》，提出了一套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三个层次对全球智库进行评价，该评价体系不仅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且根据该指标体系作的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也得到同行认同。在该领域首次发出了中国声音，“全球智库评价指标体系”与“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分别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智库重大成果奖。此外，该报告的发布入选2015年全国智库界10大事件之一。根据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要加强对高端智库的绩效考核和综合评估，以质量创新、实际贡献和社会效益为主要标准，携手相关机构与学者，进一步深化与完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唐钧：《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华夏出版社，2001年。
2.唐纳德·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扈喜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3.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詹姆斯·G.麦甘：《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翁淮南）
关键词：智库 评价 影响力 中国智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这一背景下，辩证认识和科学对待西方智库及评价体系，对于我们加强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不可否认，西方智库对西方国家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智库建设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西方智库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不能盲目推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还要走自己的路。
《全球智库报告》反映出西方智库观念的偏颇
西方智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麦甘博士主持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2007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对于这一报告，国内一些媒体、学者和智库表现出高度肯定和自觉认同。该报告被称为“权威性和公信度受到业内外认可”“当下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智库研究”“公认的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然而，对于报告的科学性和价值，世界银行、东欧及德国的一些学者早在2010年就公開发表了对报告中若干问题的批评。从2012年起，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报告中持续存在的大量不严谨甚至自相矛盾的错误，并对关于中国智库的评价有失公允提出质疑，认为“权威性”难以服众。
一是对智库独立性的看法存在偏颇。
报告一直将独立性作为智库首要的特性，热衷于宣扬智库独立于政府的身份。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智库没有什么独立性，而美国智库最强调独立性，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几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
需要展开讨论的是，报告虽然特别强调智库不受政府资助所显现的独立性，但西方世界的事实也并非整齐划一。在欧洲，政府出资的智库不胜枚举，如德国莱布尼茨学会下属的一些研究机构智库，资金百分之百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独立性可以从资金、组织和思想等三个方面展开理解，其中思考的独立性应是智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接受私有基金而不受政府资助的智库必然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一致吗？事实正好相反。与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一致的是，智库的思想表达不可避免地蕴涵价值判断，思想产品不可避免地蕴涵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根本上说，西方智库无论是资金的来源，还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都没有逃脱资本的逻辑。
因此，对智库的独立性不能做片面化和绝对性的理解。其实，任何一个智库的存在和发展，都受到其所处国家的制度、体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都离不开其所处国家内政外交的政治需要，都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相联系。
二是对智库影响力的看法存在偏颇。
报告认为，智库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美国智库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有名。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美国智库，长期保持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信任度和影响力，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的专家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但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
对于欧美智库来说，政策鼓动是它们产生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运作的一般逻辑是，首先向社会公开发布政策研究报告和建议，通过引导舆论最终达到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而中国智库在运作体制机制上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们一般首先通过内部报告的形式实现其对决策服务的价值，注重“内外有别”的政策性和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智库的“孤立性”明显也受到这一运作机制的影响。
报告对中国智库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由此也影响了对中国智库影响力的科学评价。报告关于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的判断就有失公允。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平均每年就近2000人次。
西方智库在评价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以《全球智库报告》为典型案例，西方智库在评价实践中存在的不严谨态度，导致错误和漏洞百出，严重影响和削弱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一是评价对象不全。从纳入报告的智库评价名单中可看出，报告对智库的定义非常宽泛，非营利智库、非政府组织、营利的咨询机构、大学研究中心、政府和政府内部的研究部门等各种类型机构都被认为是智库。不过按照这个宽泛的标准，中国的智库数量远不止报告中说的429家。显然，该报告在统计中国智库实际规模方面存在明显的纰漏。
二是评价主体模糊。最重要的环节是专家小组的构成。2011年通过网络公开推荐等方式，该项目共吸收793名来自各地区和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小组成员、150名具有政治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等跨领域知识的记者与学者、55位现任和前任智库的负责人、40位捐助人、150位来自公民社会的代表、100家以上的智库人员、25—30家政府间组织、120家学术机构等组成的专家小组。但是，报告迟迟不公布调查对象和专家成员区域分布统计数据，没有给出专家小组的区域分布。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大的设计缺陷恰恰就出在专家问题上。
三是评价方法单一。在开展全球智库排名的工作中，尽管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量化指标，但排名采用了“整体印象评价法”，这种纯粹的主观评价法没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一起来，排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不同地区提名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和学科偏见的影响。而且，评价方法的单一性和随意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逻辑充分体现在“谁合作，谁排名靠前”的排名原则上。
四是评价依据有限。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研究，从能够计算出的反馈率来看，2012年向全球各地区发放了13000份邮件排名调查表，只回收了1950份，占14.9%（2011年的23.8%是排除了其未报告的智库反馈数而直接计算个体反馈率得来，因此并不准确），甚至最低的年份为2.51%。过低的反馈率不能说明是否达到了最初设计的调查样本分布，而很大概率属于偏样本调查，这是其所依赖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实习生团队获得数据能力有限的典型表现。 五是评价结果矛盾。与全球智库排名这个庞大的工程严重不相称的是，“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只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项目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主要依靠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地区其他高校的实习生。调查没有实现尽职，报告粗陋之处频现。总体上看，评价报告中总体排名和分区域排名不一致、区域归属前后不一致、表述与所列数据不一致、同一国家数据前后不一致、同一机构名称前后表述不一致等自相矛盾的问题大量存在。比如，2014年报告中全球150强智库排名第48名与排名第99名的都是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效路径
《全球智库报告》的中国境遇，是西方国际话语权在智库评价领域的表现，是西方话语相对强势的缩影。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智库在西方视野中的实际地位，展现出智库力量和评价话语权的相对弱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
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影响有着鲜明的政治标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能片面理解为“与国际接轨”，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我国國情，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这是在全球智库竞争中必须彰显的独立性。一是要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服务决策是智库的一般功能和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成效，以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性的检验标准。选题的设置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不能和一般研究机构一样，主要从学者的研究兴趣出发确立选题方向。二是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取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的探索，要以推动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完善为根本价值尺度。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不是所有的思想产品都是商品，市场化必须有严格的边界和底限。三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与路径。既要看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也要把握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推动智库的多元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的进程中，千万不要忘记始终坚持政府智库的主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对盲目照搬西方、智库建设完全民间化和非政府化的倾向，要保持足够警惕。
要认真借鉴和吸收西方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全球智库报告》的中国境遇，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正确认识自我和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要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智库发展和建设现状，按照独立思考、适度超前和服务决策的功能要求，在智库建设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强化。一是强化独立思考。智库的影响力关键是思想的创新性。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建言献策，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的切磋争鸣、平等讨论。二是强化智库的前瞻性。必须承认，缺乏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是中国智库相当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内一些智库多是“一招一式”的应急性对策占主导，缺少适当超前服务于长远的政府决策的探索和创新，因而把握现实全局或发展趋势的成果不多。要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以富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展现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强化全球视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智库的不断发展，要强化全球视野，站在全球的高度，拓展思维空间，提升国际化水平，探索增强中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有效方式与路径。
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为在智库评价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发出中国声音，抢占制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2月启动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组建了多语种团队，尝试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在2015年11月发布了《全球智库评价报告》，提出了一套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三个层次对全球智库进行评价，该评价体系不仅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且根据该指标体系作的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也得到同行认同。在该领域首次发出了中国声音，“全球智库评价指标体系”与“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分别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智库重大成果奖。此外，该报告的发布入选2015年全国智库界10大事件之一。根据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要加强对高端智库的绩效考核和综合评估，以质量创新、实际贡献和社会效益为主要标准，携手相关机构与学者，进一步深化与完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唐钧：《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华夏出版社，2001年。
2.唐纳德·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扈喜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3.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詹姆斯·G.麦甘：《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