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与明末，作为两个王朝的终结期，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神经质。中间还有一个唐末，也很神经质。
　　任何再优秀的事物，久必生弊。弊端丛生而不自警自觉，反以举国之力，百般回护，那就接近其命运终结点了——东汉末年，朝政基本上由外戚和宦官两大利益集团交替把持，一方势力强盛时，总想将另一方彻底铲除。当时天下乱成什么样子？举一例可知——
　　有个扶风商人，名叫孟佗，头脑非常好使。他千方百计靠近当时的宦官首领张让，但是，张让作为十常侍中的代表，非常忙，当时每天拜访张让以求干谒的各级官员、财主、豪强等等，多得将道路都堵塞了，哪儿有时间搭理他一个商人啊！即便他很有钱，但在张让眼里他根本就不值一瞥。孟佗非常聪明，他不直接巴结张让，他巴结张让的家人和身边的随从、家奴，给张让的家人和这些家奴埋单，出手非常慷慨，“倾囊结奴”。他埋单花钱，还不求回报。时间长了，就很熟了，成了自己人了。家奴问孟佗：孟总，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呢？你尽管说！孟佗说：我没别的要求，如果方便的话，让我拜见一下张公公就可以了。家奴一听，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
　　有一天，张让下班回府，家奴领着孟佗一路小跑地迎上前去，到张让的大轿跟前迎接，家奴对大轿中的张让说了句什么，紧接着轿帘一启，孟佗居然钻到了张让的轿子里，跟张让一起被抬回张府去了。其实张让也没给孟佗办什么事儿，张让只是听家人和身边人老说孟总这个人很好。孟佗也什么要求都没提，没说批个项目弄块地帮某个公司上市什么的。但孟佗这次跟张让一起“共舆入”，被大家看见了，这下不得了了，外面传扬开来，各种版本都有，都认为张让跟孟佗的关系非同一般，纷纷请求拜见结交孟佗，给孟佗送礼送钱，孟佗“旬日积资巨万”，发了大财！孟佗一直也没帮这些人办一点事儿，你就是台谏调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上了法庭，只能告诉你：我没有权钱交易，他们为什么给我送钱，我不清楚、不了解。
　　社会乱成这个样子，不免让那些读书人，即士大夫们忧心忡忡。有按捺不住的，就起而议论，指责当时的大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议论多了，宦官们决定收拾这些喜欢清议的士大夫，于是找茬抓人——士大夫的個人毛病非常容易找，他们虽然有希贤希圣之心，但是，修养犹如洗澡，干净是不容易的，脏却是难免的、必然的，修养就是要勤快地洗，可是，人是有差别的，有洗得勤的，有稍微懒惰的，所以，不是说整体的士大夫们就是个圣贤群体，一点毛病都没有。
　　张让很容易就找到这些人的小毛病，小题大做，抓了不少人，也杀了很多人，并且绑架汉桓帝，下诏永远禁锢这些人，不准他们再出来做官。整个东汉末期就呈现出这种神经质的紧张——神经质紧张有个特征，就是内心焦虑，手段贪婪，总希望通过禁锢，通过拧紧阀门式的某个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不去想自己主动变革。
　　不仅汉桓帝时期打压士大夫，到了汉灵帝时期，更加厉害地打压。总认为士大夫的议论会导致国家动乱。这就是“党锢之祸”。这种神经紧张，带来的后果是，士大夫和士大夫情怀被绞杀殆尽，整个社会都变得不要脸、没底线了，很快，黄巾军造反，汉朝走到了尽头。
　　历史的轮回，数百年就来一次，唐朝末年，已经被藩镇割据，神州瓯裂瓦解已成定局，但是，士大夫还是适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书生之言当然敌不过军阀带血的刀斧，唐末权臣军阀朱温，非常神经质，他将数百读书人投到黄河白马驿河段，全部淹死，震慑天下读书人：你们不是号称清流吗？老子偏让你们当浊流。此为“白马之祸”，恰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到了明朝末年，“东林党案”其实就是汉末“党锢之祸”的翻版，已到了神经质的大明朝末季，其打压的力度堪与汉末匹敌。先是误解、曲解，之后是污蔑，打压、铲除。仿佛当时明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是这些人议论产生的，根本不去讨究产生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
　　难道其中的道理，当事者看不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