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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半版的篇幅，在头题的位置发表了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的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同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都转发、转播了这篇文章。一时间，回郭镇兴办社队企业的典型经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从此，回郭镇名扬天下，国内外来回郭镇参观者络绎不绝。回郭镇被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当时，国家农业部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需要，专门设立了社队企业司(后称乡镇企业司)，全国各省、市、县也都设立了社队企业局(后称乡镇企业局)，统领随后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
一篇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并且推动国家政府机关专门设立相应机构，这在河南新闻界，至今并不多见。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就有许多媒体到回郭镇采访。传出的消息是，因为毛泽东对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批示，当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发展农村经济的高度重视，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强烈的改革愿望，而后才有了《人民日报》的突出报道，才会在社会上产生出巨大的轰动效应。
然而，毛泽东对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是如何批示的?这篇文章是怎么转呈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的?毛主席批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家也都说法不一。至于《人民日报》是怎样发出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的经过，就更是一团谜。对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作为见证人，我愿意把细节公之于众。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从河南大学毕业后，1971年被分配到巩县回郭镇下放锻炼。1972年初又被分配到回郭镇高中当教师。由于我热爱通讯报道工作，当教师期间，就经常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所以。时隔不久，我就被调到回郭镇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给上级新闻单位写通讯报道。
1974年7月中旬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刘善安通知我，《河南日报》驻开封地区记者站的记者杜贵宝，要来采访社队工业的典型经验，让我陪同参与采访。于是，我和老杜一起，开始了关于回郭镇社队企业这篇文章的采访工作。
回郭镇公社当时有五万多口人，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农业为主，积极发展工业、副业生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改善，到处呈现出喜人局面。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难能可贵，十分耀眼。
在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过程中，我和老杜顶烈日、冒酷暑，合骑一辆破旧自行车，走访了公社化肥厂、芦医庙大队造纸厂等30多个公社、队办企业，做了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在老杜的指导下，我们共同撰写提纲，分头行文，三易其稿，最后完成了长达1.2万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稿子写成后，由杜贵宝带回《河南日报》编辑部，请编辑发表。然而，时间过去了20多天，还没见报纸发表，我就到河南日报社去打探一下情况。当时在河南日报社总编室值夜班的李培智告诉我，值班领导说稿子太长不好发，要求将稿子退回给老杜，让他压缩到3000字以内。所以，稿子就一直放在总编室，专等在乡下采访的杜贵宝回来。我当时想，我和老杜两人忙了一个半月，费了那么大劲，如只发这么一点，也太亏了。于是，我就问李培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发长一点?李培智给我出主意，如果想作为重大典型突出发表，必须请省委领导批示签字。当时我就想到了在省委办公厅做秘书工作的王全书同志(现任河南省政协主席)。于是，李培智就给我复印了两份清样。
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全书同志曾随主抓经济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在回郭镇公社蹲点调研，总结过回郭镇大办社队企业的经验，对回郭镇的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于是，我就到省委办公厅找到王全书，把清样交给他看，请他帮忙让省委领导审阅批示。王全书看罢清样后，认为我们抓了一个好典型、大典型。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表示要向王维群副书记作汇报。协调各方，让《河南日报》宣传好回郭镇这个重大典型。后来得知，王维群副书记对这个清样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对稿中的数字进行审核，作进一步修改后发表。
当时的《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接到清样批件后，认为这篇报道抓住了农村发展的关键。刘问世是河南省新闻界的前辈，曾于1959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河南省会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指出：农村兴办社队工业，“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刘问世总编辑让我到报社档案室找管理员赵清贵，把毛泽东这篇重要讲话取出送给他。我和刘问世总编辑共同重温了毛主席的这段著名论断，心情非常振奋，认为我们写回郭镇这篇文章，完全符合毛主席的讲话思想。刘问世总编辑当即表示一定要突出发表。
为了慎重起见，1974年11月中旬，刘问世总编辑带领《河南日报》农村处的编辑刘旭、姬业成(后调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经济处编辑毕景娴，摄影记者张世勋、周淑丽等一行数人，亲临回郭镇采访。杜贵宝提前回到回郭镇，和我进行前期准备。刘问世总编辑一行在回郭镇进工厂、下农村，有重点地进行座谈调查，核对事实。第二天，刘世问总编辑一行返回郑州，由姬业成集中大家的意见，对调查报告进行编辑修改。最后，刘问世总编辑亲自把关、审稿、定题，并向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作了专题汇报。
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在头版以通栏大标题突出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题目是《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以下简称《光明灿烂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报纸发表新闻、通讯等文章，不署个人的真实姓名，一律署本报记者、通讯员之类。这一长篇报道推出后，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万万没有想到，10个多月后，这篇报道竟迎来了出人意料的盛事。
1975年10月3日深夜，时任回郭镇公社党委书记的刘志刚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一个特大喜讯，说《河南日报》记者姬业成从郑州打来电话，《河南日报》发表的我们合写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篇调查报告，毛主席亲自批阅了，《人民日报》要转载发表。根据人民日报社的要求，《河南日报》编辑部派姬业成补充回郭镇发展的新情况。姬业成本人要连夜从郑州赶到回郭镇，由我协助他修改原文，同时和他一起将稿件直送北京。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坏了。于是，我连忙四处搜集最新的数据资料，专等姬业成到来。将近午夜12点，河南日报社送姬业成的专车驶入了公社大院。早已等候多时的公社领导把姬业成迎到了公社会议室。在会议室里，姬业成正式向我们传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这是《人民日报》国内部直接打电话通知河南 日报社的。河南日报社立即向省委进行汇报。省委接到报告后，又向中央办公厅进行了请示、核实。随后，省委通知河南日报社，并作了具体指示。
这天夜里，公社大院上至党委书记，下至打字员、炊事员，谁都没有睡觉，都是围着我和姬业成两人转，找材料、核数据、打清样。我和姬业成在原稿上画来改去，一点也不瞌睡。忙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打字员将1.1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一式三份交给我。我和姬业成立即赶到郑州，然后坐飞机到北京交稿。
当时的《人民日报》国内部农村组负责人李克明接待了我们。她十分热情地告诉我们，要我们来送修改稿，是“上面”的意思；文章必须配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发表。同时，她再次把毛主席亲自批阅的消息告诉了我们。
那时的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报社招待所和编辑部一路之隔，相距很近。我们10月4日抵京。第二天，姬业成让我一个人在招待所听消息，他赶往友谊宾馆参加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我在招待所一住就是七天。在这里，我结识了新进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国内部农村组编辑江绍高(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毛荣方。通过他们，我不断打听、跟踪我们的稿件的编辑流程。另外，我还结识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李庄，总编室夜班编辑徐仕荣。李庄告诉我，他亲自着笔，为我们的调查报告撰写评论文章。我等到10月10日，一大早看当天的《人民日报》，还没见发表，就着急了。上午，我直接找李庄问情况，李庄说他早已在农村组送来的清样上签过字，正在等待见报时机。他还说如果没有其他情况，明天可能见报。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跟着江绍高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转来转去，通过他打听消息。晚上12点，江绍高告诉我，值夜班的编辑对他说，文章已上头版了，明天就会见报。10月11日早上6点多，我挤进《人民日报》总编室，夜班编辑徐仕荣送给我4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我打开一看，头版通栏大标题《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赫然入目，副标题为《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文章的其余部分转到了第二版。文章右边配发的是署名“郭大江”的评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
我拿到这4份报纸后，乘上公共汽车，直奔友谊宾馆。到宾馆门口，王全书同志接听了我打给河南代表团会务组的电话，并派参加会议的《河南日报》农村处处长安孚林到门口接我。
当时是早上7点多，会议上还没有见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大家听到回郭镇文章的发表，都很兴奋。开封地委书记高兴地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都立功了。吃过早饭后，王全书同志给了我一张当天上午返回郑州的飞机票，说这是提前为中央候补委员文香兰预定的，是三叉戟头等舱位置。由于临时变动，文香兰把机票让给了我。我当时想，这也许是领导对我的奖励吧。
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的具体内容和手迹，当时是党内最高机密。外界传的有多种版本。真实情况谁也不清楚。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在中直机关工作的姬业成通过努力，了解到事情原委，并告诉了我。
原来，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发表《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篇调查报告后。引起了远在浙江省金华地区的部分银行干部的共鸣。他们将这篇文章和《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结合起来，反复学习，认为华国锋的信和河南的报道强调的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农村要发展工业企业的主旨，说到了他们的心窝里。于是，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举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执笔，在1975年9月5日，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党和政府切实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帮助和支持农民兴办各类企业。增加经济收入。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接到周长庚的来信后，于1975年9月25日以“来信摘要”的形式，摘录了周长庚来信的主要内容，并附上原件(即：周长庚的信、华国锋1974年12月28日给湖南省委的信、《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刊费的《光明灿烂的希望》)送呈毛泽东审阅。当时正值毛泽东病重期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立即审阅，并在“来信摘要”栏头位置用红色铅笔写下：“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毛泽东“九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批示后，中办以[1975]第228号文件的形式，用半页大黑体字印了毛主席的批示，并全文刊印了几封信及一篇报道。在当时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发给与会者，会后文件全部收回。
事隔34年后，每当我想到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批示，想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总是激动不已，深受鼓舞。
同时，我也感到这篇文章来之不易，绝非少数几个人之功，而是整个团队的力量。文章写出后，如果没有省委王全书同志从中斡旋总协调，没有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决不会引起刘问世总编辑的特别关注，也不可能有《河南日报》用头版整版发表；如果没有浙江省周长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也不会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更不会有《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正如刘问世后来对我讲的，这篇文章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是大家的功劳，是集体的力量，是河南人的荣耀。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半版的篇幅，在头题的位置发表了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的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同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都转发、转播了这篇文章。一时间，回郭镇兴办社队企业的典型经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从此，回郭镇名扬天下，国内外来回郭镇参观者络绎不绝。回郭镇被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当时，国家农业部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需要，专门设立了社队企业司(后称乡镇企业司)，全国各省、市、县也都设立了社队企业局(后称乡镇企业局)，统领随后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
一篇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并且推动国家政府机关专门设立相应机构，这在河南新闻界，至今并不多见。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就有许多媒体到回郭镇采访。传出的消息是，因为毛泽东对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批示，当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发展农村经济的高度重视，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强烈的改革愿望，而后才有了《人民日报》的突出报道，才会在社会上产生出巨大的轰动效应。
然而，毛泽东对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是如何批示的?这篇文章是怎么转呈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的?毛主席批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家也都说法不一。至于《人民日报》是怎样发出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的经过，就更是一团谜。对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作为见证人，我愿意把细节公之于众。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从河南大学毕业后，1971年被分配到巩县回郭镇下放锻炼。1972年初又被分配到回郭镇高中当教师。由于我热爱通讯报道工作，当教师期间，就经常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所以。时隔不久，我就被调到回郭镇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给上级新闻单位写通讯报道。
1974年7月中旬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刘善安通知我，《河南日报》驻开封地区记者站的记者杜贵宝，要来采访社队工业的典型经验，让我陪同参与采访。于是，我和老杜一起，开始了关于回郭镇社队企业这篇文章的采访工作。
回郭镇公社当时有五万多口人，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农业为主，积极发展工业、副业生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改善，到处呈现出喜人局面。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难能可贵，十分耀眼。
在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过程中，我和老杜顶烈日、冒酷暑，合骑一辆破旧自行车，走访了公社化肥厂、芦医庙大队造纸厂等30多个公社、队办企业，做了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在老杜的指导下，我们共同撰写提纲，分头行文，三易其稿，最后完成了长达1.2万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稿子写成后，由杜贵宝带回《河南日报》编辑部，请编辑发表。然而，时间过去了20多天，还没见报纸发表，我就到河南日报社去打探一下情况。当时在河南日报社总编室值夜班的李培智告诉我，值班领导说稿子太长不好发，要求将稿子退回给老杜，让他压缩到3000字以内。所以，稿子就一直放在总编室，专等在乡下采访的杜贵宝回来。我当时想，我和老杜两人忙了一个半月，费了那么大劲，如只发这么一点，也太亏了。于是，我就问李培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发长一点?李培智给我出主意，如果想作为重大典型突出发表，必须请省委领导批示签字。当时我就想到了在省委办公厅做秘书工作的王全书同志(现任河南省政协主席)。于是，李培智就给我复印了两份清样。
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全书同志曾随主抓经济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在回郭镇公社蹲点调研，总结过回郭镇大办社队企业的经验，对回郭镇的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于是，我就到省委办公厅找到王全书，把清样交给他看，请他帮忙让省委领导审阅批示。王全书看罢清样后，认为我们抓了一个好典型、大典型。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表示要向王维群副书记作汇报。协调各方，让《河南日报》宣传好回郭镇这个重大典型。后来得知，王维群副书记对这个清样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对稿中的数字进行审核，作进一步修改后发表。
当时的《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接到清样批件后，认为这篇报道抓住了农村发展的关键。刘问世是河南省新闻界的前辈，曾于1959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河南省会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指出：农村兴办社队工业，“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刘问世总编辑让我到报社档案室找管理员赵清贵，把毛泽东这篇重要讲话取出送给他。我和刘问世总编辑共同重温了毛主席的这段著名论断，心情非常振奋，认为我们写回郭镇这篇文章，完全符合毛主席的讲话思想。刘问世总编辑当即表示一定要突出发表。
为了慎重起见，1974年11月中旬，刘问世总编辑带领《河南日报》农村处的编辑刘旭、姬业成(后调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经济处编辑毕景娴，摄影记者张世勋、周淑丽等一行数人，亲临回郭镇采访。杜贵宝提前回到回郭镇，和我进行前期准备。刘问世总编辑一行在回郭镇进工厂、下农村，有重点地进行座谈调查，核对事实。第二天，刘世问总编辑一行返回郑州，由姬业成集中大家的意见，对调查报告进行编辑修改。最后，刘问世总编辑亲自把关、审稿、定题，并向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作了专题汇报。
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在头版以通栏大标题突出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题目是《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以下简称《光明灿烂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报纸发表新闻、通讯等文章，不署个人的真实姓名，一律署本报记者、通讯员之类。这一长篇报道推出后，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万万没有想到，10个多月后，这篇报道竟迎来了出人意料的盛事。
1975年10月3日深夜，时任回郭镇公社党委书记的刘志刚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一个特大喜讯，说《河南日报》记者姬业成从郑州打来电话，《河南日报》发表的我们合写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篇调查报告，毛主席亲自批阅了，《人民日报》要转载发表。根据人民日报社的要求，《河南日报》编辑部派姬业成补充回郭镇发展的新情况。姬业成本人要连夜从郑州赶到回郭镇，由我协助他修改原文，同时和他一起将稿件直送北京。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坏了。于是，我连忙四处搜集最新的数据资料，专等姬业成到来。将近午夜12点，河南日报社送姬业成的专车驶入了公社大院。早已等候多时的公社领导把姬业成迎到了公社会议室。在会议室里，姬业成正式向我们传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这是《人民日报》国内部直接打电话通知河南 日报社的。河南日报社立即向省委进行汇报。省委接到报告后，又向中央办公厅进行了请示、核实。随后，省委通知河南日报社，并作了具体指示。
这天夜里，公社大院上至党委书记，下至打字员、炊事员，谁都没有睡觉，都是围着我和姬业成两人转，找材料、核数据、打清样。我和姬业成在原稿上画来改去，一点也不瞌睡。忙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打字员将1.1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一式三份交给我。我和姬业成立即赶到郑州，然后坐飞机到北京交稿。
当时的《人民日报》国内部农村组负责人李克明接待了我们。她十分热情地告诉我们，要我们来送修改稿，是“上面”的意思；文章必须配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发表。同时，她再次把毛主席亲自批阅的消息告诉了我们。
那时的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报社招待所和编辑部一路之隔，相距很近。我们10月4日抵京。第二天，姬业成让我一个人在招待所听消息，他赶往友谊宾馆参加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我在招待所一住就是七天。在这里，我结识了新进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国内部农村组编辑江绍高(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毛荣方。通过他们，我不断打听、跟踪我们的稿件的编辑流程。另外，我还结识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李庄，总编室夜班编辑徐仕荣。李庄告诉我，他亲自着笔，为我们的调查报告撰写评论文章。我等到10月10日，一大早看当天的《人民日报》，还没见发表，就着急了。上午，我直接找李庄问情况，李庄说他早已在农村组送来的清样上签过字，正在等待见报时机。他还说如果没有其他情况，明天可能见报。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跟着江绍高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转来转去，通过他打听消息。晚上12点，江绍高告诉我，值夜班的编辑对他说，文章已上头版了，明天就会见报。10月11日早上6点多，我挤进《人民日报》总编室，夜班编辑徐仕荣送给我4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我打开一看，头版通栏大标题《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赫然入目，副标题为《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文章的其余部分转到了第二版。文章右边配发的是署名“郭大江”的评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
我拿到这4份报纸后，乘上公共汽车，直奔友谊宾馆。到宾馆门口，王全书同志接听了我打给河南代表团会务组的电话，并派参加会议的《河南日报》农村处处长安孚林到门口接我。
当时是早上7点多，会议上还没有见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大家听到回郭镇文章的发表，都很兴奋。开封地委书记高兴地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都立功了。吃过早饭后，王全书同志给了我一张当天上午返回郑州的飞机票，说这是提前为中央候补委员文香兰预定的，是三叉戟头等舱位置。由于临时变动，文香兰把机票让给了我。我当时想，这也许是领导对我的奖励吧。
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的具体内容和手迹，当时是党内最高机密。外界传的有多种版本。真实情况谁也不清楚。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在中直机关工作的姬业成通过努力，了解到事情原委，并告诉了我。
原来，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发表《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篇调查报告后。引起了远在浙江省金华地区的部分银行干部的共鸣。他们将这篇文章和《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结合起来，反复学习，认为华国锋的信和河南的报道强调的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农村要发展工业企业的主旨，说到了他们的心窝里。于是，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举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执笔，在1975年9月5日，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党和政府切实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帮助和支持农民兴办各类企业。增加经济收入。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接到周长庚的来信后，于1975年9月25日以“来信摘要”的形式，摘录了周长庚来信的主要内容，并附上原件(即：周长庚的信、华国锋1974年12月28日给湖南省委的信、《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刊费的《光明灿烂的希望》)送呈毛泽东审阅。当时正值毛泽东病重期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立即审阅，并在“来信摘要”栏头位置用红色铅笔写下：“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毛泽东“九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批示后，中办以[1975]第228号文件的形式，用半页大黑体字印了毛主席的批示，并全文刊印了几封信及一篇报道。在当时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发给与会者，会后文件全部收回。
事隔34年后，每当我想到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批示，想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总是激动不已，深受鼓舞。
同时，我也感到这篇文章来之不易，绝非少数几个人之功，而是整个团队的力量。文章写出后，如果没有省委王全书同志从中斡旋总协调，没有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决不会引起刘问世总编辑的特别关注，也不可能有《河南日报》用头版整版发表；如果没有浙江省周长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也不会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更不会有《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正如刘问世后来对我讲的，这篇文章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是大家的功劳，是集体的力量，是河南人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