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居住在北京通州融科钧廷小区的伍欣再次被一阵熟悉的臭味弄醒。
这种垃圾腐烂后发出的混合味道，从通州小白村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及周边数个露天垃圾场发出，涌入通州区马驹桥镇香雪兰溪、融科钧廷、珠江逸景、合生世界村等多个小区，近两万人受此影响。
这些小区位于北京通州区与大兴区交界处，加上亦庄开发区的建设，令这里的属地管理更显复杂。伍欣与大量居民搬至此几年，刚刚过去的夏天他们就在弥漫的臭味中度过。
为了抵制污染，业主们开始自筹资金，自建联盟，维权投诉，自测空气……
与此同时，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张晓光也在紧张忙碌。9月4日，他召集两区市政市容委，大兴区瀛海镇、通州区马驹桥镇城管队等责任人现场办公，调查臭味的来源。
“以前做过一次摸底，北京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有很多。从我们的角度说，有很多缺失，也有很多无奈。人口越来越多，垃圾处理能力本身不强，新建难度又大。”
事实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无地可埋的现实，还有“属地负责”的原则，北京为垃圾处理头疼由来已久。
被垃圾包围的社区
“有好几个不正规甚至非法垃圾场在身边，谁不可怕？谁希望买的新小区在垃圾堆里？”伍欣谈到，自8月14日成立维权联盟以来，已有近300名居民加入维权QQ群。两个月以来，业主代表根据臭味出现的时间绘制了时间分布图。“从凌晨至深夜，全天都有臭味出现。”
业主代表西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们共查出5处臭源（见附图），每处基本都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层层堆积。
其中，臭味主要来源之一是小白村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该地是通州区马驹桥镇与大兴区瀛海镇的交界处，分为南北两坑，平均深度约8米，占地总面积90亩。
据相关人士介绍，小白村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原是挖沙留下的废坑，后承包给个人经营，坑内垃圾主要是承包方收运的污水处理废料，天气一热便散发难闻气味。2010年，小白村西南的垃圾坑开始违规收运生活垃圾及废旧物品。
“庆幸的是，小白村已被通州区市政市容委认领，现在正在治理。”西芹说。
8月中旬，该项目监理吴思征带记者前往小白村垃圾处理场参观。
他介绍，该项目是通州区2014年重点整治环境工程，由市、区两级和马驹桥镇政府共同出资。“这里已经是通州区第三批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现在正在加快施工，保守估计11月底完工。”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多年掩埋在地下的垃圾正被挖掘机挖出，然后经筛分机分拣后将建筑垃圾、砂砾、生活垃圾分类成堆。
“挖掘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些臭味。”小白村项目承包方之一的刘经理说，治理项目采取隔水帷幕及筛分等技术及工艺，将陈腐垃圾分为轻质筛上物、骨料及腐殖土3类，分别予以处理或利用，消除有害物质对土壤、地下水及空气的污染。
然而，他们的解释并没有打消业主们的担忧。记者走访发现，居民维权的背后，还有对地下水、土壤是否已造成污染的担忧，以及对另外4处露天垃圾场属地管理无人认领的焦虑。
“我们一直跟踪第二处垃圾场，白天就有卡车拉着整车垃圾来倾倒，卡车司机透露，每倾倒一车垃圾就付给旁边的采砂场50元。”业主焱木谈到，业主们怀疑附近垃圾倾倒背后存在经济利益链。
在持续反映之后，9月4日，张晓光带领业主代表，组织大兴区、通州区相关责任人现场办公，分清权责。
截至记者发稿，第一处同义庄露天垃圾中转站已于9月初清理完毕，大兴区市政市容委称今后不再将其作为垃圾中转站使用；第二处露天垃圾场中的生活垃圾已被清理，建筑垃圾待清理；第三处、第五处露天垃圾场正由大兴区负责清理；采砂场已经停止采砂，但还未恢复地表原貌。
正在清算的旧账
据悉，1994年北京第一座垃圾卫生填埋场——阿苏卫填埋场建成运行，被视作北京现代垃圾处理的开端。而在此之前，北京的垃圾基本填埋于天然形成的取砂、制砖留下的坑塘，处于乱堆乱放的无序状态。
对于历史上形成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著名摄影师王久良曾拍摄过系列作品《垃圾围城》。在他2011年展出作品中，可以看到几十米深的垃圾填满的大坑、焚烧垃圾的滚滚浓烟、肆虐的蚊蝇和垃圾中觅食的奶牛……王久良在北京地图上，用密密麻麻的黄色标签画出了一个“垃圾七环”。
事实上，在王久良关注此事之前，北京市政市容委就曾对全市非正规垃圾填埋现象做过摸底。2007年，经过排查，核实了1011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当时，除了东城区和西城区（崇文、宣武2010合并）外，其余14个区县都存在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如何定义这1011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这里是按垃圾体量在200吨以上来划分的。所以，可想而知北京垃圾的历史积存量有多大。”张晓光说，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未进行相关处理，找个坑就填埋垃圾，不仅污染了周边环境，还严重威胁地下水安全。
此后，北京市政市容委对1011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分析其垃圾成分、危害程度及周边的地理环境，根据危害风险将它们分为3级，并逐步编入治理方案。
“C级的710余处在2008年前已经治理完成，此后治理的基本都是难度较大、投资较多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张晓光继续谈到，目前治理工作已经完成总量的82%。按照《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所剩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将在2015年底前全部完成。
“通州小白村的治理就在三年实施方案中。但从全市范围看，历经多年，非正规垃圾填埋场除了原有存量外，也出现了新增量。一些垃圾‘野坑’就是在北京市正规垃圾填埋场建成后，少数违法人员私堆乱倒形成的。”
据了解，自2009年北京一号小卫星投用以来，截至2013年4月共发现垃圾“野坑”390余处，大多数是混放的生活垃圾，少数是建筑垃圾。随着北京市治理力度的加大，垃圾“野坑”情况随之好转：2009年390处、2010年160处、2011年100处、2012年52处…… “垃圾‘野坑’出现、治理被纳入环境建设考核中，影响区县政府绩效考核成绩。同时，防范‘野坑’的出现，需要全民监督。”张晓光说。
城镇化加速垃圾危机
“以前，垃圾处理能力的缺口一直很大。现在，垃圾产生量与处理能力基本可持平。但这并不乐观。”张晓光说，垃圾处理设施及结构分布不均衡、部分设施达到寿命期面临封场等问题已然凸显。
据介绍，《北京市201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公告》显示，去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71.69万吨，日均产生1.84万吨。这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
形象地说，若按每辆卡车7米长、5吨载重量计算，装载这些垃圾的卡车能包围紫禁城2743圈。面对土地资源的紧缺，焚烧成为减少这个庞大垃圾堆的有效办法，同时也落实在北京垃圾处理厂建设规划中。
“从‘十一五’末期以后，北京开始对垃圾处理设施结构进行调整。”张晓光说，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增多、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垃圾填埋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
据悉，三年实施方案规定，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将达到2.31万吨，垃圾焚烧、生化等资源化处理比例达到70%以上，填埋比例降低至30%以下。
对此，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努力。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面对部分百姓的疑惑，如何开展现代垃圾焚烧技术对环境影响的科普教育，以及如何取得公众的理解。
记者梳理发现，北京公民“反烧”事件早已有之，比如，海淀区六里屯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
“这与人的行为关系很大，垃圾问题事实上是个社会问题。”采访中，张晓光及多位受访者表示，最好的垃圾处理办法是源头处理。
为此，2006年以来，北京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甚至在1996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概念，力推生活垃圾“减量”。
“以垃圾分类为例，效果并不好。”自然之友固废组调研员林莜竹通过调研发现，垃圾分类硬件投入很大，但前端居民的分类习惯并没有养成，投入浪费很大。
除此之外，记者发现，伍欣所居住的融科钧廷等居民小区原先都是农村地区，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数年间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这里。随着居民入住，生活垃圾猛增，人与垃圾的拉锯战频频上演。
林莜竹认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城镇化会促使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正规化，加强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居民的融入也会促进该地区百姓环境意识的形成。
（文中业主均为化名）
这种垃圾腐烂后发出的混合味道，从通州小白村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及周边数个露天垃圾场发出，涌入通州区马驹桥镇香雪兰溪、融科钧廷、珠江逸景、合生世界村等多个小区，近两万人受此影响。
这些小区位于北京通州区与大兴区交界处，加上亦庄开发区的建设，令这里的属地管理更显复杂。伍欣与大量居民搬至此几年，刚刚过去的夏天他们就在弥漫的臭味中度过。
为了抵制污染，业主们开始自筹资金，自建联盟，维权投诉，自测空气……
与此同时，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张晓光也在紧张忙碌。9月4日，他召集两区市政市容委，大兴区瀛海镇、通州区马驹桥镇城管队等责任人现场办公，调查臭味的来源。
“以前做过一次摸底，北京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有很多。从我们的角度说，有很多缺失，也有很多无奈。人口越来越多，垃圾处理能力本身不强，新建难度又大。”
事实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无地可埋的现实，还有“属地负责”的原则，北京为垃圾处理头疼由来已久。
被垃圾包围的社区
“有好几个不正规甚至非法垃圾场在身边，谁不可怕？谁希望买的新小区在垃圾堆里？”伍欣谈到，自8月14日成立维权联盟以来，已有近300名居民加入维权QQ群。两个月以来，业主代表根据臭味出现的时间绘制了时间分布图。“从凌晨至深夜，全天都有臭味出现。”
业主代表西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们共查出5处臭源（见附图），每处基本都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层层堆积。
其中，臭味主要来源之一是小白村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该地是通州区马驹桥镇与大兴区瀛海镇的交界处，分为南北两坑，平均深度约8米，占地总面积90亩。
据相关人士介绍，小白村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原是挖沙留下的废坑，后承包给个人经营，坑内垃圾主要是承包方收运的污水处理废料，天气一热便散发难闻气味。2010年，小白村西南的垃圾坑开始违规收运生活垃圾及废旧物品。
“庆幸的是，小白村已被通州区市政市容委认领，现在正在治理。”西芹说。
8月中旬，该项目监理吴思征带记者前往小白村垃圾处理场参观。
他介绍，该项目是通州区2014年重点整治环境工程，由市、区两级和马驹桥镇政府共同出资。“这里已经是通州区第三批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现在正在加快施工，保守估计11月底完工。”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多年掩埋在地下的垃圾正被挖掘机挖出，然后经筛分机分拣后将建筑垃圾、砂砾、生活垃圾分类成堆。
“挖掘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些臭味。”小白村项目承包方之一的刘经理说，治理项目采取隔水帷幕及筛分等技术及工艺，将陈腐垃圾分为轻质筛上物、骨料及腐殖土3类，分别予以处理或利用，消除有害物质对土壤、地下水及空气的污染。
然而，他们的解释并没有打消业主们的担忧。记者走访发现，居民维权的背后，还有对地下水、土壤是否已造成污染的担忧，以及对另外4处露天垃圾场属地管理无人认领的焦虑。
“我们一直跟踪第二处垃圾场，白天就有卡车拉着整车垃圾来倾倒，卡车司机透露，每倾倒一车垃圾就付给旁边的采砂场50元。”业主焱木谈到，业主们怀疑附近垃圾倾倒背后存在经济利益链。
在持续反映之后，9月4日，张晓光带领业主代表，组织大兴区、通州区相关责任人现场办公，分清权责。
截至记者发稿，第一处同义庄露天垃圾中转站已于9月初清理完毕，大兴区市政市容委称今后不再将其作为垃圾中转站使用；第二处露天垃圾场中的生活垃圾已被清理，建筑垃圾待清理；第三处、第五处露天垃圾场正由大兴区负责清理；采砂场已经停止采砂，但还未恢复地表原貌。
正在清算的旧账
据悉，1994年北京第一座垃圾卫生填埋场——阿苏卫填埋场建成运行，被视作北京现代垃圾处理的开端。而在此之前，北京的垃圾基本填埋于天然形成的取砂、制砖留下的坑塘，处于乱堆乱放的无序状态。
对于历史上形成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著名摄影师王久良曾拍摄过系列作品《垃圾围城》。在他2011年展出作品中，可以看到几十米深的垃圾填满的大坑、焚烧垃圾的滚滚浓烟、肆虐的蚊蝇和垃圾中觅食的奶牛……王久良在北京地图上，用密密麻麻的黄色标签画出了一个“垃圾七环”。
事实上，在王久良关注此事之前，北京市政市容委就曾对全市非正规垃圾填埋现象做过摸底。2007年，经过排查，核实了1011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当时，除了东城区和西城区（崇文、宣武2010合并）外，其余14个区县都存在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如何定义这1011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这里是按垃圾体量在200吨以上来划分的。所以，可想而知北京垃圾的历史积存量有多大。”张晓光说，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未进行相关处理，找个坑就填埋垃圾，不仅污染了周边环境，还严重威胁地下水安全。
此后，北京市政市容委对1011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分析其垃圾成分、危害程度及周边的地理环境，根据危害风险将它们分为3级，并逐步编入治理方案。
“C级的710余处在2008年前已经治理完成，此后治理的基本都是难度较大、投资较多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张晓光继续谈到，目前治理工作已经完成总量的82%。按照《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所剩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将在2015年底前全部完成。
“通州小白村的治理就在三年实施方案中。但从全市范围看，历经多年，非正规垃圾填埋场除了原有存量外，也出现了新增量。一些垃圾‘野坑’就是在北京市正规垃圾填埋场建成后，少数违法人员私堆乱倒形成的。”
据了解，自2009年北京一号小卫星投用以来，截至2013年4月共发现垃圾“野坑”390余处，大多数是混放的生活垃圾，少数是建筑垃圾。随着北京市治理力度的加大，垃圾“野坑”情况随之好转：2009年390处、2010年160处、2011年100处、2012年52处…… “垃圾‘野坑’出现、治理被纳入环境建设考核中，影响区县政府绩效考核成绩。同时，防范‘野坑’的出现，需要全民监督。”张晓光说。
城镇化加速垃圾危机
“以前，垃圾处理能力的缺口一直很大。现在，垃圾产生量与处理能力基本可持平。但这并不乐观。”张晓光说，垃圾处理设施及结构分布不均衡、部分设施达到寿命期面临封场等问题已然凸显。
据介绍，《北京市201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公告》显示，去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71.69万吨，日均产生1.84万吨。这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
形象地说，若按每辆卡车7米长、5吨载重量计算，装载这些垃圾的卡车能包围紫禁城2743圈。面对土地资源的紧缺，焚烧成为减少这个庞大垃圾堆的有效办法，同时也落实在北京垃圾处理厂建设规划中。
“从‘十一五’末期以后，北京开始对垃圾处理设施结构进行调整。”张晓光说，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增多、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垃圾填埋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
据悉，三年实施方案规定，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将达到2.31万吨，垃圾焚烧、生化等资源化处理比例达到70%以上，填埋比例降低至30%以下。
对此，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努力。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面对部分百姓的疑惑，如何开展现代垃圾焚烧技术对环境影响的科普教育，以及如何取得公众的理解。
记者梳理发现，北京公民“反烧”事件早已有之，比如，海淀区六里屯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
“这与人的行为关系很大，垃圾问题事实上是个社会问题。”采访中，张晓光及多位受访者表示，最好的垃圾处理办法是源头处理。
为此，2006年以来，北京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甚至在1996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概念，力推生活垃圾“减量”。
“以垃圾分类为例，效果并不好。”自然之友固废组调研员林莜竹通过调研发现，垃圾分类硬件投入很大，但前端居民的分类习惯并没有养成，投入浪费很大。
除此之外，记者发现，伍欣所居住的融科钧廷等居民小区原先都是农村地区，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数年间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这里。随着居民入住，生活垃圾猛增，人与垃圾的拉锯战频频上演。
林莜竹认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城镇化会促使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正规化，加强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居民的融入也会促进该地区百姓环境意识的形成。
（文中业主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