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盛于法国。它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逻格斯中心主义”,并剖析了其不合理之处。它的主要特征是消解——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从而发展了解构主义或称后结构主义。
　　法国的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他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说:“即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他认为翻译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预期命名的可能性。原文即使从未翻译过,它也包含着一种生存的结构或形式。德里达认为结构既非有形又非完整统一,它具有静态文本开放性和生命延续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修改和转换,原文在成长、成熟,最后得到“再生”。于是,原文就通过译文得到了存活。
　　因此按德里达的说法,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译文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译文的翻译,原先的译文又是更早的译文的翻译,如此向前不断循环,形似德里达所说的“无限回归的意指链”。这样,就无所谓原文与译文之分了。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语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作用和地位。译文不仅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原文必须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
　　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文本有一定的意义为前提的,翻译的任务主要首先是重现原文的意义。而解构主义是彻底反传统的,试图改变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文本不断被进行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这就意味着原文不断地被作出新的阐释,也意味着不断地被人阅读。读者读到的不是原文,而是译文。没有不断更新的译文或注释,就没有读者,原文也无法存在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原文要依靠译文才能存活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本能存在下去,不是依赖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特征,而是有赖于译文所包含的特征。
　　恰恰因为“原文即使从未翻译过,它也包含着一种生存的结构或形式”,这使得原文有被翻译的可能性,即可译性。这并不是否认译文的地位,正相反,这为译文的存在提供了必要条件。原文内在的这种活力,使得它能在进入目的语的语境之后和目的语相互碰撞,进而在译文中产生出新的火花,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原文与译文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可以说翻译在这对关系中虽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建立起原文与译文的联系之后,便退出了舞台,尽量使自己毫无痕迹。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给读者全面展示原文内涵的同时,又不让读者看到翻译的痕迹。它不仅掩盖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异,而且消解了翻译本身。翻译是一座桥,让目的语的读者通过这座桥,看到桥那端的美好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文成就了原文,给予原文以新的生命,并使之能够绽放出新的光彩。没有所谓译文就没有所谓原文。
　　但是翻译绝不是一个消灭差异的过程。如果真正消灭了差异,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文本的生命将不复存在。在任何相对立的关系中,差异都不可能会影响对立和发展。相反,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产生矛盾,才促进发展。所以我完全同意德里达所说的“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形式差异”。
　　德里达进而特别强调翻译的地位,他认为一切哲学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翻译问题,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在过于强调翻译的同时,也否定了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这些都有些极端。因为他在抹杀了译文与原文的区别的同时,进而也抹杀了翻译本身。他甚至反对区分原文和译文、语言和意义,认为在翻译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语言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翻译是语言自身在说话。
　　翻译并不简单是重复原文的内容,不是给一个“果肉”再披上另一层“果皮”而已。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话,翻译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但对于一个“果肉”来说,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包裹物”,才能让这个“果肉”不被外界腐蚀,继续保持新鲜。
　　对于同一个原文,具有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译者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他们都会给出自己认为最贴合原文的译文。尽管他们最后的译文可能会不尽相同,并且会不同程度无法避免地(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尽量避免了)带有个人主观感情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译者对于追求完美译文所做的努力。
　　德里达说:“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形式差异,而忽视内容。”是为了表示翻译的目的在于求异而非求同。我认为这也有些极端。我认为翻译同样也是在求“同”。这其实并不矛盾。这个“同”可以理解为与原文精神实质的“同”。原作者在创作一部作品时,必定是想通过这部作品传达给读者某种信息或想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
　　但是我所说的“同”是原文和译文在去除了不同的外衣之后,剩下的尽量相同的实质。当然,译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与原文相同,正如真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到达一样。即便如此,人类还是不懈地追求真理,以期能够无限地接近真理。译者也一样,译者所做的正是使译文在内容上能无限地接近原文,使读者能尽可能多地窥见原文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