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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13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的大部和部分先后经过广东省北部的南雄、仁化和乐昌。1934年11月下旬，红一、红九军团一小部迂回连县（今连州市）。12月，红五军团一部完成后卫任务，进入连县，于1935年1月返宁远、蓝山，上九嶷山。
红军过粤北地区时，当地人民群众给予极大的支持，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红军在粤北宣传革命道理，给粤北人民很深的影响。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分别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中央红军万里征途的第一站。
红军“借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利用矛盾巧周旋，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停战谈判又被称为“借道谈判”。
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各路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各显神通，分庭抗礼。追剿进行战略转移中的红军，就为蒋介石“一石数鸟”战略（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提供了机遇，也为红军借道广东提供了契机。陈济棠是粤系军阀的代表，是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从1929年到1936年，陈济棠连续主政广东8年，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有“南天王”之称。
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中共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后撤40里，让红军通过。
这个协议意义重大，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部队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红军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南雄。
首战告捷
红军进入南雄后，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堵截，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等地设兵布防，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碍，争取时间，不让敌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中央红军“先锋”红一军团下达一道死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红军的先遣部队由160名精英组成，由外号“小老虎”的刘云彪率领。1934年10月27日拂晓，侦察员报告拦阻的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山坡上挖战壕、筑工事，敌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听完报告即下达攻击命令，并亲率部队乘敌不备，向敌人发起正面攻击。敌人抵挡不住，最后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逃命。南雄新田之战是红军突破蒋介石第一道封锁线后打的第一仗，也是第一个胜仗，它保证了红一军团等长征部队顺利通过乌迳，沿着梅岭山麓向西转移。
突围大王山
在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命令陈济棠加强第二道封锁线堵截红军。陈令部下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11月2日，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突袭占领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上重镇城口，突破了敌人的封锁。随后大部队进入城口休整。
1934年11月3日至5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部在仁化与城口之间的铜鼓岭进行阻击战，击溃了从仁化增援城口的国民党粤军彭智芳团，保证了红军在城口的安全休整。由于敌人在仁化、乐昌地区的南北部都派重兵围追堵截， 致使长征大部队和中央纵队都集中由乐昌的九峰和大王山区通过。
11月5日，红军冒着绵绵阴雨翻越粤北的大王山。该山海拔1500多米，两侧是悬崖峭壁，山腰荆棘丛生。时值初冬，寒风呼啸，山高路滑，战士只好找根树枝当拐杖，举着火把探路，犹如一条火龙在山间蜿蜒行进。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11月8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乐昌九峰茶料与国民党独立第三师一个团激战。11月10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乐昌田头渡过武江河，赶到白石渡，占领了白石渡。11月11日，红一、九军团在乐昌白石渡砖头坳与国民党叶肇师、陈章旅、李汉魂师激战，经数小时恶战，将敌击溃，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3日，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离开广东乐昌境内，向湖南宜章前进。10月25日，红军长征另一支部队进入南雄界址，经仁化、乐昌、连县等地，也于11月13日离开小梅关。
大量资料表明，在红军经过广东和三年游击战争中，粤北人民群众给予了红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提供情报；在物质上积极支援红军，包括粮食、生盐、布匹、草鞋等；为红军提供住所，冒险安置、护理伤病员，收容失散红军。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红军能够胜利进军、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红军过粤北地区时，当地人民群众给予极大的支持，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红军在粤北宣传革命道理，给粤北人民很深的影响。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分别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中央红军万里征途的第一站。
红军“借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利用矛盾巧周旋，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停战谈判又被称为“借道谈判”。
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各路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各显神通，分庭抗礼。追剿进行战略转移中的红军，就为蒋介石“一石数鸟”战略（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提供了机遇，也为红军借道广东提供了契机。陈济棠是粤系军阀的代表，是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从1929年到1936年，陈济棠连续主政广东8年，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有“南天王”之称。
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中共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后撤40里，让红军通过。
这个协议意义重大，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部队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红军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南雄。
首战告捷
红军进入南雄后，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堵截，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等地设兵布防，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碍，争取时间，不让敌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中央红军“先锋”红一军团下达一道死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红军的先遣部队由160名精英组成，由外号“小老虎”的刘云彪率领。1934年10月27日拂晓，侦察员报告拦阻的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山坡上挖战壕、筑工事，敌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听完报告即下达攻击命令，并亲率部队乘敌不备，向敌人发起正面攻击。敌人抵挡不住，最后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逃命。南雄新田之战是红军突破蒋介石第一道封锁线后打的第一仗，也是第一个胜仗，它保证了红一军团等长征部队顺利通过乌迳，沿着梅岭山麓向西转移。
突围大王山
在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命令陈济棠加强第二道封锁线堵截红军。陈令部下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11月2日，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突袭占领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上重镇城口，突破了敌人的封锁。随后大部队进入城口休整。
1934年11月3日至5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部在仁化与城口之间的铜鼓岭进行阻击战，击溃了从仁化增援城口的国民党粤军彭智芳团，保证了红军在城口的安全休整。由于敌人在仁化、乐昌地区的南北部都派重兵围追堵截， 致使长征大部队和中央纵队都集中由乐昌的九峰和大王山区通过。
11月5日，红军冒着绵绵阴雨翻越粤北的大王山。该山海拔1500多米，两侧是悬崖峭壁，山腰荆棘丛生。时值初冬，寒风呼啸，山高路滑，战士只好找根树枝当拐杖，举着火把探路，犹如一条火龙在山间蜿蜒行进。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11月8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乐昌九峰茶料与国民党独立第三师一个团激战。11月10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乐昌田头渡过武江河，赶到白石渡，占领了白石渡。11月11日，红一、九军团在乐昌白石渡砖头坳与国民党叶肇师、陈章旅、李汉魂师激战，经数小时恶战，将敌击溃，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3日，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离开广东乐昌境内，向湖南宜章前进。10月25日，红军长征另一支部队进入南雄界址，经仁化、乐昌、连县等地，也于11月13日离开小梅关。
大量资料表明，在红军经过广东和三年游击战争中，粤北人民群众给予了红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提供情报；在物质上积极支援红军，包括粮食、生盐、布匹、草鞋等；为红军提供住所，冒险安置、护理伤病员，收容失散红军。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红军能够胜利进军、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