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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人民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而战
《纽约时报》在南非世界杯举办前，关注了门票销售、主题曲选择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说有一条数字信息鸿沟，那非洲人民就大多生活在贫困的那一侧，而世界杯门票主要以网络形式销售。因此销售情况一直不好。
为了筹备世界杯，南非各级政府已经投资50亿美元，用于一流体育馆修建及其它相关投入。如今的南非已经启程，南非人要在世界足球的中心寻找自我，爱国精神不断高涨，南非人让国旗飘扬在自家的庭院里、屋顶上，将国旗的图案印在自己的衬衫上。
所以，不难理解，当南非的穷人和工薪阶层发现世界杯门票如此遥不可殛时，他们是何等地愤慨。强势的南非总工会警告说，这一南非历史盛事的观众也许尽是些美国人、欧洲人和南非白人。
在南非，最便宜的世界杯门票售价18美元，而其他非洲国家最便宜的票售价71美元，这对世界上最贫困的大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同时非洲各国间的飞行成本高昂，也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
最终，国际足联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从4月15日开始，南非世界杯门票的销售启用现场售票方式。购票队伍排成了长龙，有些人将这些长队和1994年南非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时的情景相提并论。到现在，南非人工售票已达23万张，总销量列第一位，不甚喜欢足球的美国以13万的门票销售量排在第二位。
同样，向来为本土丰饶的音乐遗产而自豪的南非人在音乐方面对国际足联也大为火光。其一，世界杯开幕音乐会上鲜有本土明星；其二，国际足联选择来自哥伦比亚的夏奇拉为世界杯创作主题曲，即使有南非乐团鲜磨乐队参与合作，也难平民愤。
“这就像是清晨醒来发现有人站在你的后院里说‘我们来这儿开个演唱会’，甚至都没和屋子的主人商量过，”南非艺术家工会秘书长欧帕·莱波戈说。
“我想说国际足联让我感到很恶心，他们如此妄自尊大，他们践踏了非洲人民的尊严，他们侮辱了我们南非的音乐明星和艺术家，”一位名叫欧内斯特的南非人抱怨说：“我们的领导人是怎么回事，竟允许欧洲人来欺负自己人?”
5月4日，国际足联公布了最终的演出阵容，这次新增的艺人主要来自南非。一些本土歌手将在6月10日登上南非索韦托奥兰多体育馆的音乐会舞台，届时音乐会将在全球进行实况转播。
然而，非洲笛这种廉价的塑料喇叭也许会成为2010年世界杯永恒的符号。毫无疑问，南非的球迷们将会吹响属于南非足球赛的非洲笛，尽情地吹奏着自己的自豪与喜悦，还有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
互联网反思
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推动的和平、仁爱，反自由在全球崛起。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耶夫根尼·莫洛佐夫的题为《互联网再思考》的文章。文章中指出了一些流行的关于互联网的看法的谬误。文章认为，20年来，互联网既未推翻独裁者，也未消除国界。它也没有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以理性和数据为决策驱动的后政治时代。它加速并放大了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影响力量，往往使政治变得更加不易控制、不可预见。
互联网曾一度被誉为一个能够增进宽容、打破民族主义、使这个星球成为联系紧密的“地球村”的革命性工具。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推动的和平、仁爱及自由在全球的崛起。依托于互联网的许多跨国网络，极可能恶化而非改善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例如，在最近一次旨在禁止濒危动物非法交易的聚会上，互联网被特别提及并被视为日益猖獗的受保护物种全球交易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
虽然，Twitter、Flickr和YouTube之类的网络服务使过去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信息更加易于流通——尤其是那些关于警察、法庭滥用权力的令人恐怖的照片、视频和证据，但是更多的信息流通并未真正转化为纠错力量。Twitter并不能推翻政府，但人民可以。
通常认为，Google是互联网自由的捍卫者。由于不满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要求，Google最近决定将其中文搜索引擎移至香港。西方世界许多人表示赞赏，认为Googie践行了其“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企业理念。
像任何企业一样，Google是受利润而非某些崇高目标驱使的：其进入中国并非为了传播互联网自由福音，而是要在这个世晃最大的网络市场销售广告。在拒绝之前，其对搜索结果的审查已经持续了四年。然而，如果Google产品能够在中国消费者中拓展更为宽广的销路，是否其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会更为困难?
Google作为互联网自由捍卫者的声誉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它依照泰国法律——该法律严禁对君主政体进行诋毁——设置的网络过滤系统尤其缺乏透明度，招致泰国网民的批评。在印度，Google迫于政府压力将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从其当地社交网站Orkut上移除，但批评人士指责Googie在自我审查方面过于热心了，因为其担心失去印度这个庞大市场。根本来说，Google在捍卫互联网自由方面持实用主义立场，其行动准则往往以个案为基础。
互联网未必会增强政府责任心。即便最为详尽的资料得以公开，也并非必然带来政策的革新，正如劳伦斯·莱辛在去年《新共和》杂志封面文章中所精辟指出的那样。要在信息、透明度与政府责任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不仅仅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加工处理，更要求构建良性的民主制度以及高效的制衡机制。互联网在这方面有所助益，但十分有限：经常受到忽视的并非更多的信息，而是政治意愿。
互联网也未必会促进政治参与。互联网确实为人们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新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然无法得知这是否会推动对民主的全球呼吁及实践。这些新方式在一些人看来是公民参与的复兴，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种“懒惰取巧行为”。那些似乎日益繁荣的肤浅的、边缘的、不确定的网络政治运动，。有时牺牲了现实生活中更加富有成效的政治参与。
正如我们日常所感知的那样，互联网也没有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更近。
亚洲教育改革
亚洲名校距世界前茅有多远?
亚洲各国政府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斥巨资投入研究，改革现有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积极吸引外国教员。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发表文章认为：亚洲高校虽然任重道远，但相信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能看到世界顶级高校出现在亚洲。
二战之后，亚洲经济飞速发展——先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后有香港、新加坡，现在我们又看到中国和印度一龙一象的崛起，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这些国家都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极大的推动作用，教育为他们的经济提供极具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
20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大力推广大专教育，取得了惊人成功。今日的中国和印度都为自己的明天描绘 着宏伟的蓝图，他们也都在极力发展着自己的教育系统，以使更多的人受益，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努力尤为瞩目。他们都渴望着建立几所世界顶级水平的高校。在中国，有九所高校获得政府大部分资金援助，他们也称自己为c9——中国的常春藤盟校。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宣布将建立14所世界顶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其他亚洲国家也不甘落后，新加坡也正在酝酿着一所新的公立理工大学，还要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一所美国式人文学院。
亚洲人深刻明白世界进入后工业时代，要在知识经济中蓬勃发展，在亚洲不得不迈出发展教育的第一步。他们必然要斥巨资投入研究，改革现有的传统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积极吸引外国教员。亚洲高校虽然任重道远，但相信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能看到世界顶级高校出现。
印度的城市化前景
印度与日本合作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是什么?
鉴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衰败状况，印度政府计划在日本的帮助下建设一系列“生态城”。
印度政府已经与一批日本企业签订了试点项目合同，这批企业包括日立、三菱、东芝、东京电力和日挥株式会社。这些小规模的试点计划首先沿着孟买和德里之间新的专用货运通道(DFC)线路展开。这些城市将效仿日本自己的北九州生态城，采用综合运输系统的设计，旨在建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进行最大限度回收利用的城市。每项试点计划的成本估计为100亿美元。
前景：城市规划问题如今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高法院更是采取了严厉的裁决。生态城的倡议不仅显示人们增强了解决问题的政治愿望，而且表现出印度对城市规化态度上的显著变化。此外，小规模的试点计划被安排在专用货运通道沿线，吸引了日本的资金和工程技术，也很有意义。
货运通道：人们普遍把专用货运通道视为带领印度走向工业发展新阶段的先锋事业。因为它能加速印度两大城市之间货物运输的速度，而且能促进沿途各种新兴工业和城镇对改进的运输系统优势的利用。专用货运通道将成为800公里制造业和商业企业带的标志。
日本合作伙伴：日本企业在印度几个最先进的发展计划中已经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工程技术帮助开发了德里的地铁。他们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位于专用货运通道核心的铁路项目。
谁会拖后腿?这些势力来自农民，因为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受到了威胁。不过，其中更多来自印度制造舆论的中产阶级。攻击将农田转变为工业和基础设施用地的抗议活动一直在发展。
中国游客残酷物语
中国人利用中国人的无知杯具。
去年，有100T中国人到日本旅游，他们获得签证的标准是“年收入25万人民币以上”，
中国游客多数只参加东京到大阪区间5～6天的“弹丸旅行”。他们应该是富裕人群，但他们的旅行花费——包括机票和住宿费在内——才区区5000元(约65000日元)左右，为什么这么廉价?在日本歌舞伎町开中餐馆的李小牧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游客住的都是经济型宾馆或者已经老化的廉价旅馆。某些旅行团甚至把东京大井埠头专门为集装箱货车司机提供定期住宿的经济型宾馆作为住宿点。他们多数都是以购物为目的的，钱包里往往装着200万～300万日元来到日本，但他们却不能去山田电器和伊势丹购物。
这都与导游有关。导游搜刮游客钱财的方法是，带他们到跟自己有关系的秋叶原的免税店里去。这些店会让游客觉得是在电器街里面，但事实上离电器街还有一点点距离。导游催促中国游客，让他们把带来的钱全部在这里花掉。免税店会给导游回扣，仅仅带一个旅行团导游就可以收获几百万日元。
住宿费和伙食费越是便宜就越可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导游都尽可能地赶着中国游客住便宜的旅馆。
虽然也有“良心发现”的导游最后会带游客去电器街，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免税商店里把钱花得差不多了。导游会在早上8点的时候带中国游客去银座，他们只能在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商店前面拍一些纪念照片。
做导游的一般都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有学生也有做兼职的家庭主妇。他们虽没有介绍日本文化的高深知识，但却有赚钱的智慧。在中国人利用中国人的无知悲剧里，日本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歌舞伎町的饭店店主常常侧着头感到疑惑：“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怎么就不见有人到店里来呢?”对导游来说，游客到无法拿回扣的店里花钱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因此，无论是日本最便宜的山田电器还是歌舞伎町的饮食店，他们都想尽办法不让游客接近。
日本外务省发表公告称，将从今年7月1日起放宽面向中国游客的签证发放条件，希望能够招揽的不仅仅是富裕人群，包括中产人士也能够到日本观光。条件放宽后，符合发放签证条件的家庭数将由原来的160万剧增到1600万。
但是如果这样下去，被黑心导游榨取过的中国人会让日本的负面形象在中国进一步扩大。
(责编 李强)
《纽约时报》在南非世界杯举办前，关注了门票销售、主题曲选择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说有一条数字信息鸿沟，那非洲人民就大多生活在贫困的那一侧，而世界杯门票主要以网络形式销售。因此销售情况一直不好。
为了筹备世界杯，南非各级政府已经投资50亿美元，用于一流体育馆修建及其它相关投入。如今的南非已经启程，南非人要在世界足球的中心寻找自我，爱国精神不断高涨，南非人让国旗飘扬在自家的庭院里、屋顶上，将国旗的图案印在自己的衬衫上。
所以，不难理解，当南非的穷人和工薪阶层发现世界杯门票如此遥不可殛时，他们是何等地愤慨。强势的南非总工会警告说，这一南非历史盛事的观众也许尽是些美国人、欧洲人和南非白人。
在南非，最便宜的世界杯门票售价18美元，而其他非洲国家最便宜的票售价71美元，这对世界上最贫困的大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同时非洲各国间的飞行成本高昂，也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
最终，国际足联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从4月15日开始，南非世界杯门票的销售启用现场售票方式。购票队伍排成了长龙，有些人将这些长队和1994年南非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时的情景相提并论。到现在，南非人工售票已达23万张，总销量列第一位，不甚喜欢足球的美国以13万的门票销售量排在第二位。
同样，向来为本土丰饶的音乐遗产而自豪的南非人在音乐方面对国际足联也大为火光。其一，世界杯开幕音乐会上鲜有本土明星；其二，国际足联选择来自哥伦比亚的夏奇拉为世界杯创作主题曲，即使有南非乐团鲜磨乐队参与合作，也难平民愤。
“这就像是清晨醒来发现有人站在你的后院里说‘我们来这儿开个演唱会’，甚至都没和屋子的主人商量过，”南非艺术家工会秘书长欧帕·莱波戈说。
“我想说国际足联让我感到很恶心，他们如此妄自尊大，他们践踏了非洲人民的尊严，他们侮辱了我们南非的音乐明星和艺术家，”一位名叫欧内斯特的南非人抱怨说：“我们的领导人是怎么回事，竟允许欧洲人来欺负自己人?”
5月4日，国际足联公布了最终的演出阵容，这次新增的艺人主要来自南非。一些本土歌手将在6月10日登上南非索韦托奥兰多体育馆的音乐会舞台，届时音乐会将在全球进行实况转播。
然而，非洲笛这种廉价的塑料喇叭也许会成为2010年世界杯永恒的符号。毫无疑问，南非的球迷们将会吹响属于南非足球赛的非洲笛，尽情地吹奏着自己的自豪与喜悦，还有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
互联网反思
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推动的和平、仁爱，反自由在全球崛起。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耶夫根尼·莫洛佐夫的题为《互联网再思考》的文章。文章中指出了一些流行的关于互联网的看法的谬误。文章认为，20年来，互联网既未推翻独裁者，也未消除国界。它也没有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以理性和数据为决策驱动的后政治时代。它加速并放大了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影响力量，往往使政治变得更加不易控制、不可预见。
互联网曾一度被誉为一个能够增进宽容、打破民族主义、使这个星球成为联系紧密的“地球村”的革命性工具。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推动的和平、仁爱及自由在全球的崛起。依托于互联网的许多跨国网络，极可能恶化而非改善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例如，在最近一次旨在禁止濒危动物非法交易的聚会上，互联网被特别提及并被视为日益猖獗的受保护物种全球交易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
虽然，Twitter、Flickr和YouTube之类的网络服务使过去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信息更加易于流通——尤其是那些关于警察、法庭滥用权力的令人恐怖的照片、视频和证据，但是更多的信息流通并未真正转化为纠错力量。Twitter并不能推翻政府，但人民可以。
通常认为，Google是互联网自由的捍卫者。由于不满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要求，Google最近决定将其中文搜索引擎移至香港。西方世界许多人表示赞赏，认为Googie践行了其“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企业理念。
像任何企业一样，Google是受利润而非某些崇高目标驱使的：其进入中国并非为了传播互联网自由福音，而是要在这个世晃最大的网络市场销售广告。在拒绝之前，其对搜索结果的审查已经持续了四年。然而，如果Google产品能够在中国消费者中拓展更为宽广的销路，是否其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会更为困难?
Google作为互联网自由捍卫者的声誉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它依照泰国法律——该法律严禁对君主政体进行诋毁——设置的网络过滤系统尤其缺乏透明度，招致泰国网民的批评。在印度，Google迫于政府压力将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从其当地社交网站Orkut上移除，但批评人士指责Googie在自我审查方面过于热心了，因为其担心失去印度这个庞大市场。根本来说，Google在捍卫互联网自由方面持实用主义立场，其行动准则往往以个案为基础。
互联网未必会增强政府责任心。即便最为详尽的资料得以公开，也并非必然带来政策的革新，正如劳伦斯·莱辛在去年《新共和》杂志封面文章中所精辟指出的那样。要在信息、透明度与政府责任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不仅仅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加工处理，更要求构建良性的民主制度以及高效的制衡机制。互联网在这方面有所助益，但十分有限：经常受到忽视的并非更多的信息，而是政治意愿。
互联网也未必会促进政治参与。互联网确实为人们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新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然无法得知这是否会推动对民主的全球呼吁及实践。这些新方式在一些人看来是公民参与的复兴，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种“懒惰取巧行为”。那些似乎日益繁荣的肤浅的、边缘的、不确定的网络政治运动，。有时牺牲了现实生活中更加富有成效的政治参与。
正如我们日常所感知的那样，互联网也没有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更近。
亚洲教育改革
亚洲名校距世界前茅有多远?
亚洲各国政府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斥巨资投入研究，改革现有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积极吸引外国教员。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发表文章认为：亚洲高校虽然任重道远，但相信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能看到世界顶级高校出现在亚洲。
二战之后，亚洲经济飞速发展——先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后有香港、新加坡，现在我们又看到中国和印度一龙一象的崛起，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这些国家都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极大的推动作用，教育为他们的经济提供极具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
20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大力推广大专教育，取得了惊人成功。今日的中国和印度都为自己的明天描绘 着宏伟的蓝图，他们也都在极力发展着自己的教育系统，以使更多的人受益，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努力尤为瞩目。他们都渴望着建立几所世界顶级水平的高校。在中国，有九所高校获得政府大部分资金援助，他们也称自己为c9——中国的常春藤盟校。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宣布将建立14所世界顶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其他亚洲国家也不甘落后，新加坡也正在酝酿着一所新的公立理工大学，还要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一所美国式人文学院。
亚洲人深刻明白世界进入后工业时代，要在知识经济中蓬勃发展，在亚洲不得不迈出发展教育的第一步。他们必然要斥巨资投入研究，改革现有的传统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积极吸引外国教员。亚洲高校虽然任重道远，但相信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能看到世界顶级高校出现。
印度的城市化前景
印度与日本合作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是什么?
鉴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衰败状况，印度政府计划在日本的帮助下建设一系列“生态城”。
印度政府已经与一批日本企业签订了试点项目合同，这批企业包括日立、三菱、东芝、东京电力和日挥株式会社。这些小规模的试点计划首先沿着孟买和德里之间新的专用货运通道(DFC)线路展开。这些城市将效仿日本自己的北九州生态城，采用综合运输系统的设计，旨在建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进行最大限度回收利用的城市。每项试点计划的成本估计为100亿美元。
前景：城市规划问题如今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高法院更是采取了严厉的裁决。生态城的倡议不仅显示人们增强了解决问题的政治愿望，而且表现出印度对城市规化态度上的显著变化。此外，小规模的试点计划被安排在专用货运通道沿线，吸引了日本的资金和工程技术，也很有意义。
货运通道：人们普遍把专用货运通道视为带领印度走向工业发展新阶段的先锋事业。因为它能加速印度两大城市之间货物运输的速度，而且能促进沿途各种新兴工业和城镇对改进的运输系统优势的利用。专用货运通道将成为800公里制造业和商业企业带的标志。
日本合作伙伴：日本企业在印度几个最先进的发展计划中已经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工程技术帮助开发了德里的地铁。他们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位于专用货运通道核心的铁路项目。
谁会拖后腿?这些势力来自农民，因为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受到了威胁。不过，其中更多来自印度制造舆论的中产阶级。攻击将农田转变为工业和基础设施用地的抗议活动一直在发展。
中国游客残酷物语
中国人利用中国人的无知杯具。
去年，有100T中国人到日本旅游，他们获得签证的标准是“年收入25万人民币以上”，
中国游客多数只参加东京到大阪区间5～6天的“弹丸旅行”。他们应该是富裕人群，但他们的旅行花费——包括机票和住宿费在内——才区区5000元(约65000日元)左右，为什么这么廉价?在日本歌舞伎町开中餐馆的李小牧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游客住的都是经济型宾馆或者已经老化的廉价旅馆。某些旅行团甚至把东京大井埠头专门为集装箱货车司机提供定期住宿的经济型宾馆作为住宿点。他们多数都是以购物为目的的，钱包里往往装着200万～300万日元来到日本，但他们却不能去山田电器和伊势丹购物。
这都与导游有关。导游搜刮游客钱财的方法是，带他们到跟自己有关系的秋叶原的免税店里去。这些店会让游客觉得是在电器街里面，但事实上离电器街还有一点点距离。导游催促中国游客，让他们把带来的钱全部在这里花掉。免税店会给导游回扣，仅仅带一个旅行团导游就可以收获几百万日元。
住宿费和伙食费越是便宜就越可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导游都尽可能地赶着中国游客住便宜的旅馆。
虽然也有“良心发现”的导游最后会带游客去电器街，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免税商店里把钱花得差不多了。导游会在早上8点的时候带中国游客去银座，他们只能在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商店前面拍一些纪念照片。
做导游的一般都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有学生也有做兼职的家庭主妇。他们虽没有介绍日本文化的高深知识，但却有赚钱的智慧。在中国人利用中国人的无知悲剧里，日本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歌舞伎町的饭店店主常常侧着头感到疑惑：“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怎么就不见有人到店里来呢?”对导游来说，游客到无法拿回扣的店里花钱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因此，无论是日本最便宜的山田电器还是歌舞伎町的饮食店，他们都想尽办法不让游客接近。
日本外务省发表公告称，将从今年7月1日起放宽面向中国游客的签证发放条件，希望能够招揽的不仅仅是富裕人群，包括中产人士也能够到日本观光。条件放宽后，符合发放签证条件的家庭数将由原来的160万剧增到1600万。
但是如果这样下去，被黑心导游榨取过的中国人会让日本的负面形象在中国进一步扩大。
(责编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