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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鸽，文学博士，现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任教，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以及中华文化经典等课程。曾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习，出版多部专著译著，于报章杂志发表各类作品多篇。云游方内，嗜书如命，偶弄琴以寄意，日以写诗、小酌遣兴。
已经不记得当年为了争取去美国访学，我在给老师的邮件里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时心里很激动，为求学的理想而激动，打字的手不停颤抖。素昧平生的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没有太多言语，只是临行前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那几秒很长，有殷殷叮咛，也有信心和希望。到了美国的第一周，我给他发邮件报了平安，初在异国，又值春阴昼雨，我禁不住言及自己的落寞和孤独。和每次一样，总是不出24小时就收到老师的回信，他是来信必复的人，虽然日理万机，但能做到最快回信。我曾笑问他何以做到，他说他每天早晨打开邮箱，会看到很多新邮件，他会一一打开，了解是些什么事，如果无法当即详复，他也一定简单回复，哪怕只是告知对方“来信收悉勿念将尽快回复”等几个字。老师在回信中问我住宿饮食等是否安排妥当，并以自己曾经的访学经历现身说法安慰我，最后一句在我心里重若千斤：离开中国，每个人都是文化使者。我心里一震，感到某种伟大的使命！
办理签证准备材料的繁琐，令我深感出国门之不易。我从未做过美国梦，但希望能出去开阔视野。拿到签证的那天，同行的一位同学在走出美国大使馆的一刻，对着三月的蓝天大声喊到：我的美国梦实现了！我却有点茫茫然，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即将开始，内心隐隐激动着，又莫名忧虑着。
第一次出国，耳闻目见皆新鲜而深刻。在飞机上俯瞰北极附近的冰山，感受在时间交错中的迷失，第一眼看到的美国土地，一切刻骨铭心。白诗朗（Berthrong）教授此前在邮件中说波士顿已经是春天了，而对于我们依然寒冷如冬。铁路两边的树林和草地上，零星地开着些野花，树木还在沉睡。火车迤逦经过一个个地方：长林、栗山、布鲁克林村、牛顿高地、艾略特、林地，这些名字令我感觉如同时空穿梭。河畔终点站到了，拖着两个大箱子下了火车，瑟缩在早春的料峭风中，等白教授的一个中国学生来接。我们要去的房子是沃克中心的一所教会房子，听说那里住了好多波士顿大学哲学和神学院以及哈佛医学院的博士。还听说那座房子坐落在开满鲜花的山坡上。
果然，沿着一条林阴大道逶迤走上去，路过两排漂亮宁静的房子，到了坡路的尽头就看见沃克中心。虽然花尚未开，但古色古香的两栋房子，雅致温馨，旅途劳顿为之一洗。从花园绕到后面，推开小门，静悄悄，厨房窗明几净。客厅里有两个美国人在轻声交谈，见我们来了便热情起身招呼，他们就是后来和我成了朋友的T和F， 熟悉之后T告诉我，第一次看到我还以为我是美国本土的，我开玩笑说有可能我前世就是印第安人呢，他很认真地说应该是的，后来他跟我学做中国菜，并把我给他取的中文名“泰德”贴在自己门上。有一次我和F在厨房聊到《圣经》（了解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圣经》，也是我为自己访学定下的目标之一），他是波大神学院的博士生，我问到人的原罪问题，F给我讲起创世纪，他说夏娃听了蛇的话偷吃禁果这件事有很多隐喻，“想想为什么不是亚当而是夏娃？为什么诱惑她的是蛇？如果夏娃真的爱上帝，她就应该无条件相信上帝，而不是听到蛇的话就内心起疑，因为爱是完全的信任！”他当时正在案板上切鸡，手里的刀激动地挥动着，四月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在他神采奕奕的脸上。我立即想起沃克中心的经理卡罗琳说的话：在这里工作最幸福的是，我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堆博士，如同置身智慧的宝库。
第二周开始办入学手续。出国前我曾对已经从哈佛访学归来的室友说：“要去美国了，我心里挺怕的，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寄人国土的气短和不安。”室友莞尔一笑：“会慢慢适应的，再说了，你是去上学，是有组织的，去了自有安排。”的确，人生地不熟的，有个学校有个老师可以投奔，走在街上不至于心慌。入学手续很简单，白教授带我们去系里报了到，然后又去校办公室办了张校园卡（后来发现这张卡非常有用，有时可以当护照）。办好手续，白教授特为我们三个新来的中国学生在波大那家北京饺子馆接风洗尘。同席还有别的中国学生，白教授亲切随和，让我们的心安了下来。
刚开始我倍觉吃力，由于平日读的大多是中国古典文学，虽然也很喜欢英语文学，但英语听说能力还是很不够。白教授一周给我们上两次哲学课，其实是他带的研究生和博士的讨论课。课室就在神学院三楼他那间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每次我们若提前到了，会议室的门还没开，听见我们的脚步声，白教授办公室的门开了约一尺宽，他朗声喊我们进去坐。来自学者之家的白先生温文儒雅，在波大教了几十年书，对学术和学生热情不衰。和他在一起，你永远不会感到拘束，他非常健谈，讲他的生活，他读的和写的书，他以前的经历。白教授读得懂中文书，但平时和我们交流以及上课都是用英语。课堂上气氛也很活跃，他讲孟子，讲荀子，讲朱熹，讲王阳明，就好像他们是他的情人。他的热情、深情和忘情让人有被洗礼的感觉。因为英语表达不够流利，也或许因为本来表达思想的能力欠佳，我们中国学生在课上大多数时候默默的，就算发言也总是低声细气，而那些美国学生不管对问题了解得是否深入，他们总是能积极而清晰地表达自己。这在当时很让我惭愧。
我在波大还旁听了一门讲《圣经》中预言传统的课。之前以为美国的大学课堂都是公开的，可以随便出入的，去了才知道教授对课堂人数有严格的限制。如果要旁听，务必先请求老师的允许。白教授专门写信给教《圣经》课的C教授，他慨然应允，第一次课我发现教室里每人一桌，已经坐无虚席。除了我和一个韩国学生两张东方面孔，一个巴西学生，几个欧洲学生，其他都是美国学生。C教授来自阿根廷，也是个亲切热情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课堂时不时就要说“在我的国家”如何如何，如果需要在全世界范围举例子，他总是举他国家的例子。C教授在波大也教了十几二十年了，但心始终眷恋着自己的国家。C教授的课让我对《圣经》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图书馆。我当时正在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魏晋时期〈庄子〉阅读史》，C教授给了我一个启示，即如何看待一本在历史中形成的书，《庄子》虽然不是一个图书馆，但它也是一本由不同时代人编写而成的书，而成书的过程本身就反映着思想的变迁和沉淀。C教授课上非常注重对《圣经》的文本分析，引导学生反复讨论文本涉及的问题，并对希伯来文和英文的文本进行仔细比较。或许由于东方思维本身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我感觉对文本的细读以及不同语言的文本之间进行详细比较是国内大学课堂所缺少的，而文本细读对于如何看待文本并理解评价文本却至关重要。 文本细读也是我在哈佛大学旁听时最受益的收获之一。我在哈佛大学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王尔德文学课，另一门是在燕京学社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课。开学前，我就在哈佛的网站上看了课表，想去听的课实在太多，但恨无分身术，一个人除了上课，还要照顾孩子，写博士论文，无奈只有抱憾割爱，最后选了这两门。王尔德文学是一门本科生的课，我想应该是个大教室，所以没有提前向老师请示。结果第一周到了那里，发现只是个小小的圆桌会议室，总共十五个学生。老师是一个年轻帅气颇有王尔德之风的男老师，他让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恰好坐在他旁边，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当时无知者无畏，很镇定地自我介绍了一番，其他学生都瞪大眼睛听着我结结巴巴的英语，老师一直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中间休息时，他才把我叫我门外，问我什么情况，他说哈佛学生想选这门课的有五十多个，他们每个人都提交了一份学习计划书，最后经他筛选只留下这十五个学生。我忙为自己的冒昧道歉，并说自己不远万里从中国前来求学，很喜欢王尔德的书，如若有幸旁听此课，将不胜荣幸！老师略一沉吟，便道：“既如此，教室正好也多了个空位，那你就来吧。”在这个小班上，我对哈佛传说略见一斑。十五个学生，其中业余舞者、歌手、作曲者四五人，出书写诗者五六人，有一个学计算机的男生，他是每次课堂思维最活跃的发言者。时不时，有同学会带点心到课堂，然后大家边吃边谈。尽管是本科课，但每周的阅读量都在五六百页，如果不能完成将无法参与课堂讨论，不仅十分尴尬，而且会直接影响平时成绩。
在哈佛燕京学社旁听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课让我受益匪浅，授课的教授是我仰慕已久的田晓菲老师。此前读过她的一些文学评论，心里颇有戚戚之感，希望能有缘结识她本人，于是借旁听之请，我便提前发了封邮件给她。很快收到她的热情回信，信末说旁听她的课有一个要求，即务必做到善始善终。我复信保证能够做到。第一次课我提前二十分钟到燕京学社，在楼道正巧遇见晓菲老师，彼此一下子认出对方，她比我从她的照片和文字中所想象的更美。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样的美感，沉静、典雅、雍容又和善亲切，她端坐授课的样子总让我想到观世音菩萨。课室在二楼最东边一间小教室，大家也是围着圆桌而坐，虽然上课用英语，但由于对内容比较熟悉，加上晓菲老师阐述十分清晰，所以上她的课感觉很在状态。这门课与我的博士论文关系密切，不仅关注的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晓菲老师本人也常常从哲学和文化史的角度对文本进行深入阐释，尤其是庄子，她在两次上陶渊明的课时多次谈到，陶渊明诗集我此前读过不下三遍，然而还是发现不少自己没有留意到的地方，比如陶渊明诗中对庄子思想的化用非常多，还有古代作家的自传传统。这门课为我打开了解读古典文学的新视角，那些视角与我们并不隔阂，相反恰恰是卸下意识形态及各种标签之后，以一颗素心与文学的直接相遇。记得最后一次课，小会议室已经变得有些拥挤，从一开始只有我一个访问学者，到后来的六个。季节悄然流转，窗外的大树上只剩下稀疏的黄叶，阳光依然静好，市声如海潮隐隐，我们这些中国人，与美国学生在哈佛大学共读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文学，那一刻令我想到天下大同。
十一个月，有时觉得漫长，有时又觉得倏忽。沮丧过，孤独过；欣喜过，快意过。三百二十多天，我没有一天休息。每天日程都安排满满，忙自己的功课，忙论文，忙孩子，周末还要带孩子出去玩。回国后，有人说访问学者在外面很轻松，好多都是吃喝玩乐，或许有，那不是我，我没那么幸福，我必须不负此行，不负老师的厚望，不负家人的支持。很多美国朋友无私地帮过我，我住的苹果街上的邻居叫我“自行车女孩”，因为我是唯一每天骑自行车带孩子的人。当我的自行车丢了，当地警察将他妈妈的自行车半卖半送给了我，一位带狗的好心人看到我走路，听说我丢了自行车，便默默把一辆自行车放到我租住的房子后院。我喜欢和他们交谈，把中国文化中最美的所在讲给他们，他们说这和从媒体新闻上看的可大有不同。我想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人与人的倾听，文明与文明的相识与相知。那时日子虽因过于紧张而苦，然而也是痛并快乐着。彼时渴望早日回国，真要走的时候心里又舍不得。流光抛人，转瞬间回国已经三年。那时常听的音乐，现在还在电脑里，往往一首单曲循环，可以让我在对那些日子的回忆中虚度半天。我想有的经历，比如在美国访学的那段日子，注定会成为生命旅途上流动的盛筵。
已经不记得当年为了争取去美国访学，我在给老师的邮件里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时心里很激动，为求学的理想而激动，打字的手不停颤抖。素昧平生的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没有太多言语，只是临行前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那几秒很长，有殷殷叮咛，也有信心和希望。到了美国的第一周，我给他发邮件报了平安，初在异国，又值春阴昼雨，我禁不住言及自己的落寞和孤独。和每次一样，总是不出24小时就收到老师的回信，他是来信必复的人，虽然日理万机，但能做到最快回信。我曾笑问他何以做到，他说他每天早晨打开邮箱，会看到很多新邮件，他会一一打开，了解是些什么事，如果无法当即详复，他也一定简单回复，哪怕只是告知对方“来信收悉勿念将尽快回复”等几个字。老师在回信中问我住宿饮食等是否安排妥当，并以自己曾经的访学经历现身说法安慰我，最后一句在我心里重若千斤：离开中国，每个人都是文化使者。我心里一震，感到某种伟大的使命！
办理签证准备材料的繁琐，令我深感出国门之不易。我从未做过美国梦，但希望能出去开阔视野。拿到签证的那天，同行的一位同学在走出美国大使馆的一刻，对着三月的蓝天大声喊到：我的美国梦实现了！我却有点茫茫然，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即将开始，内心隐隐激动着，又莫名忧虑着。
第一次出国，耳闻目见皆新鲜而深刻。在飞机上俯瞰北极附近的冰山，感受在时间交错中的迷失，第一眼看到的美国土地，一切刻骨铭心。白诗朗（Berthrong）教授此前在邮件中说波士顿已经是春天了，而对于我们依然寒冷如冬。铁路两边的树林和草地上，零星地开着些野花，树木还在沉睡。火车迤逦经过一个个地方：长林、栗山、布鲁克林村、牛顿高地、艾略特、林地，这些名字令我感觉如同时空穿梭。河畔终点站到了，拖着两个大箱子下了火车，瑟缩在早春的料峭风中，等白教授的一个中国学生来接。我们要去的房子是沃克中心的一所教会房子，听说那里住了好多波士顿大学哲学和神学院以及哈佛医学院的博士。还听说那座房子坐落在开满鲜花的山坡上。
果然，沿着一条林阴大道逶迤走上去，路过两排漂亮宁静的房子，到了坡路的尽头就看见沃克中心。虽然花尚未开，但古色古香的两栋房子，雅致温馨，旅途劳顿为之一洗。从花园绕到后面，推开小门，静悄悄，厨房窗明几净。客厅里有两个美国人在轻声交谈，见我们来了便热情起身招呼，他们就是后来和我成了朋友的T和F， 熟悉之后T告诉我，第一次看到我还以为我是美国本土的，我开玩笑说有可能我前世就是印第安人呢，他很认真地说应该是的，后来他跟我学做中国菜，并把我给他取的中文名“泰德”贴在自己门上。有一次我和F在厨房聊到《圣经》（了解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圣经》，也是我为自己访学定下的目标之一），他是波大神学院的博士生，我问到人的原罪问题，F给我讲起创世纪，他说夏娃听了蛇的话偷吃禁果这件事有很多隐喻，“想想为什么不是亚当而是夏娃？为什么诱惑她的是蛇？如果夏娃真的爱上帝，她就应该无条件相信上帝，而不是听到蛇的话就内心起疑，因为爱是完全的信任！”他当时正在案板上切鸡，手里的刀激动地挥动着，四月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在他神采奕奕的脸上。我立即想起沃克中心的经理卡罗琳说的话：在这里工作最幸福的是，我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堆博士，如同置身智慧的宝库。
第二周开始办入学手续。出国前我曾对已经从哈佛访学归来的室友说：“要去美国了，我心里挺怕的，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寄人国土的气短和不安。”室友莞尔一笑：“会慢慢适应的，再说了，你是去上学，是有组织的，去了自有安排。”的确，人生地不熟的，有个学校有个老师可以投奔，走在街上不至于心慌。入学手续很简单，白教授带我们去系里报了到，然后又去校办公室办了张校园卡（后来发现这张卡非常有用，有时可以当护照）。办好手续，白教授特为我们三个新来的中国学生在波大那家北京饺子馆接风洗尘。同席还有别的中国学生，白教授亲切随和，让我们的心安了下来。
刚开始我倍觉吃力，由于平日读的大多是中国古典文学，虽然也很喜欢英语文学，但英语听说能力还是很不够。白教授一周给我们上两次哲学课，其实是他带的研究生和博士的讨论课。课室就在神学院三楼他那间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每次我们若提前到了，会议室的门还没开，听见我们的脚步声，白教授办公室的门开了约一尺宽，他朗声喊我们进去坐。来自学者之家的白先生温文儒雅，在波大教了几十年书，对学术和学生热情不衰。和他在一起，你永远不会感到拘束，他非常健谈，讲他的生活，他读的和写的书，他以前的经历。白教授读得懂中文书，但平时和我们交流以及上课都是用英语。课堂上气氛也很活跃，他讲孟子，讲荀子，讲朱熹，讲王阳明，就好像他们是他的情人。他的热情、深情和忘情让人有被洗礼的感觉。因为英语表达不够流利，也或许因为本来表达思想的能力欠佳，我们中国学生在课上大多数时候默默的，就算发言也总是低声细气，而那些美国学生不管对问题了解得是否深入，他们总是能积极而清晰地表达自己。这在当时很让我惭愧。
我在波大还旁听了一门讲《圣经》中预言传统的课。之前以为美国的大学课堂都是公开的，可以随便出入的，去了才知道教授对课堂人数有严格的限制。如果要旁听，务必先请求老师的允许。白教授专门写信给教《圣经》课的C教授，他慨然应允，第一次课我发现教室里每人一桌，已经坐无虚席。除了我和一个韩国学生两张东方面孔，一个巴西学生，几个欧洲学生，其他都是美国学生。C教授来自阿根廷，也是个亲切热情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课堂时不时就要说“在我的国家”如何如何，如果需要在全世界范围举例子，他总是举他国家的例子。C教授在波大也教了十几二十年了，但心始终眷恋着自己的国家。C教授的课让我对《圣经》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图书馆。我当时正在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魏晋时期〈庄子〉阅读史》，C教授给了我一个启示，即如何看待一本在历史中形成的书，《庄子》虽然不是一个图书馆，但它也是一本由不同时代人编写而成的书，而成书的过程本身就反映着思想的变迁和沉淀。C教授课上非常注重对《圣经》的文本分析，引导学生反复讨论文本涉及的问题，并对希伯来文和英文的文本进行仔细比较。或许由于东方思维本身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我感觉对文本的细读以及不同语言的文本之间进行详细比较是国内大学课堂所缺少的，而文本细读对于如何看待文本并理解评价文本却至关重要。 文本细读也是我在哈佛大学旁听时最受益的收获之一。我在哈佛大学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王尔德文学课，另一门是在燕京学社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课。开学前，我就在哈佛的网站上看了课表，想去听的课实在太多，但恨无分身术，一个人除了上课，还要照顾孩子，写博士论文，无奈只有抱憾割爱，最后选了这两门。王尔德文学是一门本科生的课，我想应该是个大教室，所以没有提前向老师请示。结果第一周到了那里，发现只是个小小的圆桌会议室，总共十五个学生。老师是一个年轻帅气颇有王尔德之风的男老师，他让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恰好坐在他旁边，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当时无知者无畏，很镇定地自我介绍了一番，其他学生都瞪大眼睛听着我结结巴巴的英语，老师一直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中间休息时，他才把我叫我门外，问我什么情况，他说哈佛学生想选这门课的有五十多个，他们每个人都提交了一份学习计划书，最后经他筛选只留下这十五个学生。我忙为自己的冒昧道歉，并说自己不远万里从中国前来求学，很喜欢王尔德的书，如若有幸旁听此课，将不胜荣幸！老师略一沉吟，便道：“既如此，教室正好也多了个空位，那你就来吧。”在这个小班上，我对哈佛传说略见一斑。十五个学生，其中业余舞者、歌手、作曲者四五人，出书写诗者五六人，有一个学计算机的男生，他是每次课堂思维最活跃的发言者。时不时，有同学会带点心到课堂，然后大家边吃边谈。尽管是本科课，但每周的阅读量都在五六百页，如果不能完成将无法参与课堂讨论，不仅十分尴尬，而且会直接影响平时成绩。
在哈佛燕京学社旁听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课让我受益匪浅，授课的教授是我仰慕已久的田晓菲老师。此前读过她的一些文学评论，心里颇有戚戚之感，希望能有缘结识她本人，于是借旁听之请，我便提前发了封邮件给她。很快收到她的热情回信，信末说旁听她的课有一个要求，即务必做到善始善终。我复信保证能够做到。第一次课我提前二十分钟到燕京学社，在楼道正巧遇见晓菲老师，彼此一下子认出对方，她比我从她的照片和文字中所想象的更美。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样的美感，沉静、典雅、雍容又和善亲切，她端坐授课的样子总让我想到观世音菩萨。课室在二楼最东边一间小教室，大家也是围着圆桌而坐，虽然上课用英语，但由于对内容比较熟悉，加上晓菲老师阐述十分清晰，所以上她的课感觉很在状态。这门课与我的博士论文关系密切，不仅关注的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晓菲老师本人也常常从哲学和文化史的角度对文本进行深入阐释，尤其是庄子，她在两次上陶渊明的课时多次谈到，陶渊明诗集我此前读过不下三遍，然而还是发现不少自己没有留意到的地方，比如陶渊明诗中对庄子思想的化用非常多，还有古代作家的自传传统。这门课为我打开了解读古典文学的新视角，那些视角与我们并不隔阂，相反恰恰是卸下意识形态及各种标签之后，以一颗素心与文学的直接相遇。记得最后一次课，小会议室已经变得有些拥挤，从一开始只有我一个访问学者，到后来的六个。季节悄然流转，窗外的大树上只剩下稀疏的黄叶，阳光依然静好，市声如海潮隐隐，我们这些中国人，与美国学生在哈佛大学共读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文学，那一刻令我想到天下大同。
十一个月，有时觉得漫长，有时又觉得倏忽。沮丧过，孤独过；欣喜过，快意过。三百二十多天，我没有一天休息。每天日程都安排满满，忙自己的功课，忙论文，忙孩子，周末还要带孩子出去玩。回国后，有人说访问学者在外面很轻松，好多都是吃喝玩乐，或许有，那不是我，我没那么幸福，我必须不负此行，不负老师的厚望，不负家人的支持。很多美国朋友无私地帮过我，我住的苹果街上的邻居叫我“自行车女孩”，因为我是唯一每天骑自行车带孩子的人。当我的自行车丢了，当地警察将他妈妈的自行车半卖半送给了我，一位带狗的好心人看到我走路，听说我丢了自行车，便默默把一辆自行车放到我租住的房子后院。我喜欢和他们交谈，把中国文化中最美的所在讲给他们，他们说这和从媒体新闻上看的可大有不同。我想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人与人的倾听，文明与文明的相识与相知。那时日子虽因过于紧张而苦，然而也是痛并快乐着。彼时渴望早日回国，真要走的时候心里又舍不得。流光抛人，转瞬间回国已经三年。那时常听的音乐，现在还在电脑里，往往一首单曲循环，可以让我在对那些日子的回忆中虚度半天。我想有的经历，比如在美国访学的那段日子，注定会成为生命旅途上流动的盛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