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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次写入中共中央最高决议，中国智库的发展从此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智库时代”的大幕正在渐渐拉开。笔者认为，智库界人士要抓住这个时代契机，又快又好地推进智库建设；而政府相关部门也应适应时代要求，针对目前智库发展面临的困难，规范智库本身在社会运行中的规则，优化智库的产出与回报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激发智库为党和国家建设服务的最大潜能，让智库真正发挥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
如何善用智库？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加快，政府不可能再延续过去包罗万象的角色。善用智库，就是要学会推进智库为政府承担过去相当一部分不应是政府办的、不需要政府办的、政府办不好的事情。
哪些事情不一定直接由政府办，可交给智库办的呢？笔者认为，决策出台前的调研、谋划、测试等大部分工作可交给智库。政府不妨以项目竞标的方式，邀请多个智库展开思想服务的投标，并通过透明公开的方式，选取两三家推进政策制定和路径设计，最后选取最好的政策方案。这样的“谋断分离”模式，将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智慧，而不是把决策的成功与否命悬于政府少数几位政研室或政策规划人员。目前，各类与政府相关的生产、建筑、货物采购等项目，大多已运用项目竞标方式。类似方法同样可移植到思想与决策服务的竞标进程中。
哪些事情不需要由政府办，可交给智库办呢？笔者认为，对决策效果的评估、解释与反馈等工作可交给智库。推动以智库为主要承载机构的第三方评估、解释与反馈机制，将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构建良好条件。智库的第三方评估将完善政府对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推进，也能提升政府在政策解释、评估与落实中的公信力与顺畅度。
哪些事情由政府出面办不好，而由智库办好呢？在对外国的公共外交、结交国际朋友、获取国际智慧等各方面，智库是更合适的选择。另外，智库能够为政府培养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政府可以用“旋转门”的方式，让更多的智库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也可以令政府官员到智库挂职，以提升官员对政策与社会的思考深度与理论底蕴。
如何善管智库？
过去两年来，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却也暴露了“智库”概念泛化、大跃进等不良趋向。不少纯学术和教学机构被迫增加“智库”功能，运营艰难，常常无法兼顾教学、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三者并进；一些商业咨询公司纷纷自我标榜为“智库”，令智库行业变得鱼龙混杂；还有一些新建智库为提升知名度，不惜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得社会关注。类似消极现象虽是当下“智库热”的支流，但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最终管理者需要未雨绸缪，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净化智库行业，更好地使智库为政策决策制定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政府对智库的管理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官方智库（包括社科院系统）采用的是体制内的事业编制管理办法，高校智库则套用高校管理办法，民间智库的管理办法则五花八门。智库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兴行业，急需要有统一的功能定位与设计，以及一系列运行规则与规范。从这个角度看，筹建类似“中国智库联合会”的行业组织，既能使智库避免由政府直接管理而陷入“机制僵化”的陷阱，也能够通过行业联合的方式规范标准与流程。
如果设立“中国智库联合会”，不妨借鉴科协、妇联、记协、医协等组织的优点，扬弃过去行业组织的弊病，通过加强智库之间的信息沟通、人员沟通和经验沟通，将智库界真正塑造成为一个专业的、规范的、有标准化流程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的特殊咨询行业，进而让智库在整个社会运行体制中体现应有的地位与价值。
作为行业组织，“中国智库联合会”对上接受官方的统一领导，对下则构建必要的行业认证体系，即对于哪些人、哪些机构、哪些工作是智库行业范畴的，进行一定的区别和认定。智库设立与智库从业人员均应该有从业门槛。“中国智库联合会”还可以对一些智库及其学者的行业、能力做必要的评定，对混淆视听、浑水摸鱼者要采取一定的行业警告甚至除名的办法。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国际思想竞争激烈，信息、情报与意识形态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国智库联合会”将起到检验单个智库及相关人员的国家忠诚度和衡量其建言献策能力的作用，对犯规、违法乱纪的智库及相关人员则起到预防惩治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智库联合会”还可培训新入职的智库行业人员，提携、培养和保护智库的新一代。
如何善待智库？
为政府决策服务，是智库的天然使命和存在基础。在中国，凡是愿意从事智库行业的学者，大多有传统的士大夫情结与现代理想主义精神。智库学者期望通过个人的思想创造、审慎研究和务实设计，通过为决策者的思想服务，推进国家建设，改善社会环境。从决策者的角度看，智库学者应被视为是“最值得用、最能用的人”。
但实际情况与所期望的目标尚存在差距。从政府执行部门的角度看，还处于不敢托付智库，甚至是瞧不起智库的阶段。许多政府执行部门、地方政府既不知道哪家智库最值得信任，更不愿意与智库分享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最终形成了“政府不信任智库，智库给不了好主意”的恶性循环。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同智库的关系构建与互动的历史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政府缺乏与智库打交道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优秀的智库学者还相当少，能够真正帮上政府忙的学者并不多。
由此看来，培育政府与智库的互动进程显得相当重要。智库学者首先应当自强，而作为思想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甲方，政府要在建立与智库的信任关系上起表率作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任务托付从轻到重、从小到大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将越来越多的智库视为政策制定、执行与反馈最忠实的同盟者，甚至是“并肩作战”的队友。
除了信任关系之外，激励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不急待的。目前许多优秀的学院派学者并不情愿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政策研究、公开评论文章等智库学者必备的思想产出，与目前在高校中广泛采用的学术评价体系无关，甚至有可能会被视为“不务正业”。
因此，政府要做到善待智库，必须从三个方面做出激励机制的构建与调整。一是从教育部入手，引导各个大学改革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在现有体制上加入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评价与考核机制。比如，可否将中央领导人的政策采纳度与学术论文的某个等级持平。
二是从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反馈看，是否可以在不泄密、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给予智库学者以必要的、及时的反馈。许多智库学者很看重自己思想成果的采纳程度，并视之为莫大的荣誉感、成就感。毕竟，并不是所有反馈材料都可以视之为“国家机密”的。另外，政府相关人员应该扭转“使用智库学者公开文章是不恰当的”这种观念，既要善于从内部资料中寻找到可供政策制定借鉴的内容，也要从学者公开刊发的成果中寻求灵感与政策制定的来源。
最后，对智库学者的物质激励与高薪酬也是需要的。在美国，优秀的智库学者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学院派学者。智库人员是直接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知识精英，理应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应有回报。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彻底摒弃“用智库文章是一种恩赐”的错误认识，给予献计献策者以足够的物质激励，这样才能激励更多优秀学者参与到智库行业中来。而社会也需要回报智库。在美国，为智库捐款享有与慈善免税同等的待遇，这些经验值得中国智库工作借鉴。（作者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责编：吴奇志
如何善用智库？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加快，政府不可能再延续过去包罗万象的角色。善用智库，就是要学会推进智库为政府承担过去相当一部分不应是政府办的、不需要政府办的、政府办不好的事情。
哪些事情不一定直接由政府办，可交给智库办的呢？笔者认为，决策出台前的调研、谋划、测试等大部分工作可交给智库。政府不妨以项目竞标的方式，邀请多个智库展开思想服务的投标，并通过透明公开的方式，选取两三家推进政策制定和路径设计，最后选取最好的政策方案。这样的“谋断分离”模式，将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智慧，而不是把决策的成功与否命悬于政府少数几位政研室或政策规划人员。目前，各类与政府相关的生产、建筑、货物采购等项目，大多已运用项目竞标方式。类似方法同样可移植到思想与决策服务的竞标进程中。
哪些事情不需要由政府办，可交给智库办呢？笔者认为，对决策效果的评估、解释与反馈等工作可交给智库。推动以智库为主要承载机构的第三方评估、解释与反馈机制，将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构建良好条件。智库的第三方评估将完善政府对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推进，也能提升政府在政策解释、评估与落实中的公信力与顺畅度。
哪些事情由政府出面办不好，而由智库办好呢？在对外国的公共外交、结交国际朋友、获取国际智慧等各方面，智库是更合适的选择。另外，智库能够为政府培养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政府可以用“旋转门”的方式，让更多的智库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也可以令政府官员到智库挂职，以提升官员对政策与社会的思考深度与理论底蕴。
如何善管智库？
过去两年来，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却也暴露了“智库”概念泛化、大跃进等不良趋向。不少纯学术和教学机构被迫增加“智库”功能，运营艰难，常常无法兼顾教学、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三者并进；一些商业咨询公司纷纷自我标榜为“智库”，令智库行业变得鱼龙混杂；还有一些新建智库为提升知名度，不惜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得社会关注。类似消极现象虽是当下“智库热”的支流，但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最终管理者需要未雨绸缪，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净化智库行业，更好地使智库为政策决策制定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政府对智库的管理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官方智库（包括社科院系统）采用的是体制内的事业编制管理办法，高校智库则套用高校管理办法，民间智库的管理办法则五花八门。智库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兴行业，急需要有统一的功能定位与设计，以及一系列运行规则与规范。从这个角度看，筹建类似“中国智库联合会”的行业组织，既能使智库避免由政府直接管理而陷入“机制僵化”的陷阱，也能够通过行业联合的方式规范标准与流程。
如果设立“中国智库联合会”，不妨借鉴科协、妇联、记协、医协等组织的优点，扬弃过去行业组织的弊病，通过加强智库之间的信息沟通、人员沟通和经验沟通，将智库界真正塑造成为一个专业的、规范的、有标准化流程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的特殊咨询行业，进而让智库在整个社会运行体制中体现应有的地位与价值。
作为行业组织，“中国智库联合会”对上接受官方的统一领导，对下则构建必要的行业认证体系，即对于哪些人、哪些机构、哪些工作是智库行业范畴的，进行一定的区别和认定。智库设立与智库从业人员均应该有从业门槛。“中国智库联合会”还可以对一些智库及其学者的行业、能力做必要的评定，对混淆视听、浑水摸鱼者要采取一定的行业警告甚至除名的办法。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国际思想竞争激烈，信息、情报与意识形态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国智库联合会”将起到检验单个智库及相关人员的国家忠诚度和衡量其建言献策能力的作用，对犯规、违法乱纪的智库及相关人员则起到预防惩治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智库联合会”还可培训新入职的智库行业人员，提携、培养和保护智库的新一代。
如何善待智库？
为政府决策服务，是智库的天然使命和存在基础。在中国，凡是愿意从事智库行业的学者，大多有传统的士大夫情结与现代理想主义精神。智库学者期望通过个人的思想创造、审慎研究和务实设计，通过为决策者的思想服务，推进国家建设，改善社会环境。从决策者的角度看，智库学者应被视为是“最值得用、最能用的人”。
但实际情况与所期望的目标尚存在差距。从政府执行部门的角度看，还处于不敢托付智库，甚至是瞧不起智库的阶段。许多政府执行部门、地方政府既不知道哪家智库最值得信任，更不愿意与智库分享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最终形成了“政府不信任智库，智库给不了好主意”的恶性循环。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同智库的关系构建与互动的历史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政府缺乏与智库打交道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优秀的智库学者还相当少，能够真正帮上政府忙的学者并不多。
由此看来，培育政府与智库的互动进程显得相当重要。智库学者首先应当自强，而作为思想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甲方，政府要在建立与智库的信任关系上起表率作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任务托付从轻到重、从小到大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将越来越多的智库视为政策制定、执行与反馈最忠实的同盟者，甚至是“并肩作战”的队友。
除了信任关系之外，激励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不急待的。目前许多优秀的学院派学者并不情愿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政策研究、公开评论文章等智库学者必备的思想产出，与目前在高校中广泛采用的学术评价体系无关，甚至有可能会被视为“不务正业”。
因此，政府要做到善待智库，必须从三个方面做出激励机制的构建与调整。一是从教育部入手，引导各个大学改革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在现有体制上加入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评价与考核机制。比如，可否将中央领导人的政策采纳度与学术论文的某个等级持平。
二是从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反馈看，是否可以在不泄密、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给予智库学者以必要的、及时的反馈。许多智库学者很看重自己思想成果的采纳程度，并视之为莫大的荣誉感、成就感。毕竟，并不是所有反馈材料都可以视之为“国家机密”的。另外，政府相关人员应该扭转“使用智库学者公开文章是不恰当的”这种观念，既要善于从内部资料中寻找到可供政策制定借鉴的内容，也要从学者公开刊发的成果中寻求灵感与政策制定的来源。
最后，对智库学者的物质激励与高薪酬也是需要的。在美国，优秀的智库学者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学院派学者。智库人员是直接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知识精英，理应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应有回报。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彻底摒弃“用智库文章是一种恩赐”的错误认识，给予献计献策者以足够的物质激励，这样才能激励更多优秀学者参与到智库行业中来。而社会也需要回报智库。在美国，为智库捐款享有与慈善免税同等的待遇，这些经验值得中国智库工作借鉴。（作者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