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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为了更好地形成覆盖全年龄段少年儿童的出版框架，增加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量，提升“精神食粮”的质量，并培养一支少年儿童读物的专业出版队伍，我国形成了历史上第二次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的热潮。这一热潮受当时的政治体制和外交环境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促进了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4-0041-06
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韦苇曾在《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一文中提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第三次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以后。[1]其中，第二次热潮虽然不是出版成果最丰硕的，但它对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使得创作者和出版者们打开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塑造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文学出版事业。本文汇总和整理了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的书目，并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和出版业的发展状况，试图找出这一翻译热潮的形成原因和对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影响。
一、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热潮的形成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文艺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文艺战线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线之一。在政府的主导下，新中国很快建立起两大全国性的文艺领导和组织机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文联。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0月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建立，统一了新中国成立前分散的文艺创作组织，为进一步实践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实现文艺事业一体化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少年儿童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的教育问题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文学和艺术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价值观，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少年儿童的心智特点和认知方式具有特殊性，因此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意识到，要想发展儿童文学，专业人才必不可少，一方面要培养专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另一方面将新中国成立前分散的私人出版机构中优秀的人才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拧成一股绳，才能迅速打开儿童文学发展的局面。
1950年，共青团中央着手接管儿童书局，将几家曾出过书、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型私营儿童读物出版社吸收进来，于当年年底联合组成新儿童书店。1952年，共青团中央再次改组新儿童书店，吸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社的少儿读物编辑和出版人员，于12月28日建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少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机构。紧接着，1956年6月1日又于北京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整个五十年代，少儿读物出版呈现出了以上少社和中少社为主，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全国性大社为辅，地方出版社补充的出版格局。
五十年代初，儿童文学读物一时十分匮乏，翻译出版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优秀的儿童文学读物成为上少社、中少社等出版社的主要工作，形成了中國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的第二次热潮。综合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大多与新中国的政治氛围、教育目的相龃龉
建国初期，上少社希望从以往出版的少儿读物中，选取符合新中国形势和要求的优秀作品，改编或删节后重新出版。但是1949年以前出版的童书大多在情调上与“革命” “进步” “工农兵”相龃龉，[1]19无法满足国家在新形势下开展儿童教育的要求。
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中，出版儿童读物的五家主要书店，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和儿童书店，所出的少年儿童读物不超过两千种。[2]1947年4月成立的“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团结了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制定了当时各儿童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互传机制和合作推广方式，并着手编辑了当时较为全面的《儿童文学创作选集》。[3]其中选取的作品不乏优秀之作，在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但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批判政治、经济、社会的动荡，例如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这类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已不适合作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因此，当时的中国亟须大量出版符合新时期少年儿童精神需求的书籍，此时引进外国的优秀儿童文学是一条十分有用的捷径。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底子薄、作品少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王泉根所述，“这一时期的童书与儿童文学归口共青团/少先队系统，很难引起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关注，再加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双肩挑’传统——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在现代文学创作领域卓有建树，而不是专业为儿童写作，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而新生的年轻儿童文学作家还未成长起来，这就势必造成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薄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作品的翻译。”[4]
新中国成立后原创儿童文学底子薄、作品少的现象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34号刊载了《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材料，[4]44毛泽东主席对这份材料的批示促使各方，尤其是中国作协开始重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 同年，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请为少年儿童写作》和李庚的《给少年儿童出版更多的书》两篇文章。其中，郭沫若称“书的内容采自苏联作品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5]，呼吁更多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李庚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少年儿童读物的品种和印數实在太少了，“一般都是以城市少年儿童为对象的，适合最大量的农村少年儿童阅读的书尤其缺乏……其次是给兄弟民族的少年儿童读物奇缺，只有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些……又其次是年龄越小的孩子越没有书看，我们出的低年级儿童读物很少，学龄前的儿童读物几乎等于没有。”[2]
9月1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指出“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少年儿童教育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6]在这一现象得到明显改善之前，我国不得不暂时依靠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来对儿童读物进行补充。
（三）建国初期分散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中有不少值得再版的经典之作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在文艺领域与国际的交流较少，并且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因此国内翻译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来源较为单一，但能够获得出版的作品大多是已在国外流传甚广的经典之作。1952年上少社成立后，对1949—1952年间分散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优中选优，将其中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出版。
当时的翻译作品以苏联文学为主，在科普知识、历史文化、童话小说等领域，苏联文学翻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以青少年为受众的历史文学和小说文学领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文学的比例占绝对优势，如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2），启明书局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952）《少年英雄的故事》（1952）等，题材符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教育要求，均在1953年后由上少社重新编辑出版。
此外，上少社再版的翻译作品中，也有不少来自英国、美国、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我国翻译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主要是童话、寓言和图画故事这类政治元素较少的作品，例如启明书局1953年出版的《出卖心的人》（德国作家威 · 豪夫著），小主人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敏豪生奇游记》（德国作家拉斯伯著，现常用翻译名为《吹牛大王历险记》）等。少数面向青少年的小说作品也大多映射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压抑、悲剧、不幸的一面，例如中华书局1951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英国作家丹尼尔 · 笛福著），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的《无家儿》（法国作家艾 · 马洛著，现常用翻译名为《苦儿流浪记》）和《吉诃德先生传》（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现常用翻译名为《堂吉诃德》）等。
（四）上少社成立初期人手不足，缺乏原创作品的出版经验
上少社建社时共有工作人员46名，1954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吸收了启明书局、基本书局、华光书局等四家书店的工作人员，又从各单位调进一些干部，人员增加至百余人，[7]但对于上少社全新的工作内容和庞大的工作量来说，人手依然不足，且缺乏少儿读物的创作和出版经验。俞理曾评价，“那时我们的技巧是幼稚的，但态度是认真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作品，是很不理想的。例如在构思上不够有情趣，色彩也不大胆，造型比较拘泥。可是，那段时期大家对工作的认真和追求，却至今难忘。”[8]社内员工热情高涨，干劲十足，编辑们积极联系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同时组织中小学生投稿，从中选取优秀的作品出版。但是对于当时一亿二千万“嗷嗷待哺”的少年儿童来说（识字的儿童约七千万），上少社独木难支，困难重重。
为了增加出版量，据李庚介绍，1952-1954年间，上少社出版的文学类书籍中，翻译作品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2]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的作品，首先可以尽快弥补我国少儿读物的缺口，其次经典作品的译本可以进一步地节选、改写，以满足低幼儿童的阅读需求，对形成全年龄段的出版结构大有益处。
最后，翻译的过程对于出版编辑工作者来说更是深入学习的过程。当时上少社内设有外文阅读室，藏有大量外文儿童读物，为工作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仅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外文翻译工作者，如任溶溶和王石安等，并且在翻译和交流的过程中，提升了编辑人员的审美品位、儿童趣味和出版技巧，极大地助力了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
（五）译介以苏联为主的外国儿童文学符合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大环境
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种“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导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一场浩大的文化运动，儿童文学的翻译也在其中占了重要比例。
苏联及一些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需求，适应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苏联自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以来，积累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少儿社把苏联儿童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包括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大都翻译过来，出了不少好书。[9]
从1952年上少社成立至1957年的这段时期是上少社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最多的时期，盖达尔、班台莱耶夫、马尔夏克、比安基等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家逐渐为人所熟知，可以说，出生于50、60年代出生的中国儿童是读着苏联儿童文学的书长大的，受其影响很深。
二、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引进的成果
据陈伯吹先生回忆，上少社在建社伊始，对国外儿童文学读物的介绍工作是按照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精神进行的：“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在当时50年代文艺百花齐放的形势下是活跃的，有益的。[10]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全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翻译出版的作品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苏联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东欧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欧美国家的较少。陈伯吹先生评价，“可惜的是当时虽不禁锢，却没充分开放，所介绍的除苏联的以外，多为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欧美其他国家的不与也。”[10]26 为了对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的成果有全面的了解，本文汇总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目录、新华书店总店编印的《全国总书目》（1949—1960年）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于1980年编纂的《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1949—1979）》，形成了下面這份出版年表。
《全国总书目》和《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1949—1979）》中，一些翻译或编译的书目没有明确写出作者和国籍，因此不包括在国别列表内，但包含在类目列表内。此外，我国译介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有些创作于东德，有些则是东西德分裂前的德国古典作品，因此上表统一将这类作品计算在“东德/德国”项内。
总结来看，我国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上少社的出版数量占据半壁江山，其他出版社积极贡献力量
在表内所列的1949—1960年的翻译书目中，由上少社初版的有519本，再版其他出版社作品的有97本，约占总数的50.5%。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新华书店、中国儿童出版社等全国性出版社，以及东北、江苏、四川、河南、天津等地方性的人民出版社都曾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为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引进贡献了一分力量。
（二）文学类读物是翻译出版的主要方向
文学类读物占外国儿童读物出版总数的80%，其中“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约占总数的29%，“小说故事”约占41%。文学类读物的来源最为广泛，在国别列表中，一般一个国家只翻译引进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基本都是文学类读物。文学类读物包含了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比如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格林姆童话（即格林童话），美国作家马克 · 吐温的《汤姆莎耶》，英国作家吉卜林的《野兽世界》等。此外，文学类读物还包括一些国家以人民抗战和斗争为主题的纪实类和小说类作品，例如捷克作家阿 · 依腊谢克的《不屈的好汉们》，芬兰作家海 · 埃林娜的《到自由国去》，以及蒙古作家契 · 洛道依达姆巴的《活着为人民》等。
（三）翻译作品每年出版数量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
1952年上少社成立之前，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出版数量在1951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分散的儿童出版机构顺应新形势，大量出版已广泛流传且符合新中国国情的儿童读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有知识书店、小主人出版社、北新书局、万叶书店、启明书局、大东书局等。这些分散的小出版社被共青团接收成立上少社，上少社又将之前分散出版的儿童读物中的优秀作品进行再版，故于1953年又形成了一个翻译出版的高峰。
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促使1955年后外国儿童文学的出版达到了另一高峰。
（四）翻译引进儿童读物的国家数量逐年增长
总体来看，五十年代我国外交局面逐渐向好，政府对儿童文学出版事业比较重视。在利好的局面下，我国翻译引进儿童文学的国家数量在逐年增加。
1950年出版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1951年出版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1952年出版了越南文学作品《消灭饿狼》，之后又相继引进了瑞典、匈牙利、日本、瑞典、印度、波兰、芬兰、缅甸、立陶宛、蒙古、以色列等国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外国儿童文学的种类，为少年儿童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
（五）低幼读物的翻译出版成果斐然
翻译出版外国低幼读物，尤其是低幼图画故事，对发展我国的原创图画书有着重大意义。从书目统计的结果来看，我国在1950和1951年共出版7本外国低幼读物，除了一本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以外，其余均来源于苏联的故事，例如根据托尔斯泰作品改编的《金钥匙》等。这些读物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根据低幼儿童的阅读特点，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其中的图画大多由译者自行绘制，属于“引进文字、自配图画”的出版方式。
直到1955年我国才开始注重外国低幼读物的引进和出版，对于插图精美的作品，尽量以“文图并引”的方式引入国内，从而让我国的出版工作者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了国外先进的图文配合形式和绘画技巧。1955年出版的7本低幼读物中，有6本是“文图并引”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联画家叶·腊乔夫创作的《小手套》。此后的1956年共出版29本低幼读物，1957年21本，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作品来源的国家种类也扩展到美国、保加利亚、德国、法国、丹麦等国。
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热潮的广泛影响
大量翻译引进外国儿童文学，对我国出版事业和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苏联儿童文学占了全部外国儿童文学出版量的75%，影响尤其深刻。
总体来看，苏联儿童文学也经历了意识形态转变、质量由粗糙到精美的漫长发展过程。1925年，苏联刚成立时，插画师加丽娜（Galina）以及奥尔加 · 奇察科娃（Olga Chichagova）绘制了一幅著名的双板海报。在海报的左边，是俄罗斯民间故事和童话里的常见角色：国王，王后，俄罗斯火鸟，专吃小孩子的巫婆芭芭雅嘎（Baba Yaga）……在他们的下面，是大大的俄罗斯语标识：“儿童读物里的幻想和神秘主义滚出去！”海报的另外一边，则是列宁时代苏联的常见意象：少先队里的年轻人戴着红领巾，一大批红军战士迈向战场，欣欣向荣的工厂，正在做起飞准备的飞机。“让儿童有全新的作品可读！”海报上的标题这样写道，“劳动，战斗，技术，自然——全新的童年已经实现。”[11]这幅海报表示苏联的执政者已经认识到儿童读物作为政治教育手段的重要性。
为了快速提升儿童文学读物的数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早期，苏联出版了一大批“简单粗暴”的儿童读物，篇幅短，版面简陋，纸张粗糙，更像是革命宣传册。1933年，苏联成立了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社，致力于改变当时儿童读物刻板枯燥，脱离儿童实际，忽视优秀传统文化等的不利状况。我国引进的苏联儿童读物，大多是1933年后苏联出版的优秀读物，对我国儿童文学出版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总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建立起系统性专业性较强的儿童读物出版体系
苏联儿童读物出版强调系统性，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步入青春期的中学生，他们为不同年龄的读者出版了有针对性的、由浅入深的读物，从识字、美育、德育、科普等全方面培养儿童的综合发展。德国、捷克、美国等国家也是如此。
我国在五十年代翻译出版了《鼻子不见了》（1956年，德国）、《小手套》（1955年，苏联）、《打鱼的老头儿》（1957年，保加利亚）等优秀的低幼图画书，在此过程中，我国出版者逐渐认识到不同年龄的儿童的认知程度和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要紧贴儿童实际，否则读物会变得枯燥乏味，缺乏童趣。
同时，传统的“上图下文”的连环画式图书，并不是唯一适合儿童阅读的排版方式，还有很多更灵活有趣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分面插图”的插图形式，像电影截取特写镜头一样注重捕捉人物的神态动作。
外国低幼读物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出版者打开了思路，丰富了素材，促进了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我国出版者逐渐加强了原创低幼故事、图画故事、学前读物的出版，在内容情节和表现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出版了《萝卜回来了》《狐狸》《壁画里的故事》等优秀作品。
（二）我国优秀的经典名著和民间故事得到重视和发扬
纵观五十年代我国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可谓“历史悠久”，即使在现代也耳熟能详，比如我国1950年出版的《吉诃德先生传》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十七世纪初（1605年和1615年份两部分出版）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格列佛游记》（1950年）最早于1726年在英国出版，还有《绿野仙踪》（1950年）是1900年在美国出版的。将优秀的经典作品重新编译出版，是当时我国向苏联学习的结果。
苏联儿童读物出版重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他们根据初级到高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出版了不同阅读难度的世界名著，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日本的《桃太郎》，应有尽有，为少年儿童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窗口。我国受其影响，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经典名著，并且对中国的经典名著和民间故事进行改编，使其适应儿童的阅读需求。
例如1954年上少社出版了一系列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短篇故事，有《林冲》《智取生辰纲》《鲁智深》等。五十年代我国还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出版了《骄傲的天鹅》（1958年，内蒙古民间故事）《老鼠金巴》、（1957年，西藏民间故事）和《慕士塔克山的故事》（1957年，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等。
（三）我国儿童读物的语言艺术和出版艺术大幅提升
在接触到大量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和出版者也开拓了思路，看到了外国作家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提取好的创意，使得文学作品既贴近生活，又妙语连珠。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老师，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他创作深受小读者喜爱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打下了基础。
现代外国儿童文学发展起步较早，体系较为成熟，因此在出版艺术方面更趋多样化和个性化，读物的开本、装帧、插图既精美又新鲜，符合儿童认知特点。此外，外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插画艺术的发展，提升了插画家的社会地位，给予了插画家更大的创作空间，才有了许多“前卫”的作品。例如苏联插画家薇拉 · 埃尔莫莱娃（Vera Ermolaeva）的插画就充满了超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元素。相比之下，在作品的艺术性、审美性和趣味性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上少社也曾效仿苏联，邀请专业画家为儿童读物绘制插图。例如活跃于五十年代的插画家严个凡和严折西兄弟俩，大哥严个凡是上少社的元老级插画家，获得国际大奖的《萝卜回来了》就是由他绘制的插图。弟弟严折西则是自由职业者，受邀为上少社出版的童书绘制插图，也创作出了《小白猫上公园》等优秀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折西创作的《壁画里的故事》曾是我国出版的首个立体书，后又出版了平面版本，是动与静、立体与平面的艺术结合之作。
（四）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苏联的影响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五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出版工作者积极地学习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例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1954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1955年）、《苏联儿童文学》（1956年）、《现代苏联童话的讨论》（1956年）、《高尔基论儿童文学》（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儿童文学教学大纲》（1957年），上少社出版了《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1959年）等。
同时，出版工作者将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与自我的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与我国文艺发展相辅相成的儿童文学理论，如金近发表了《童话创作及其他》 （1957年），陈伯吹发表了《儿童文学简论》（1957年）、《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1958年）等。在这些文学理论的著作中，作家和出版者们对儿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艺术情趣孜孜追求的态度，和为培养和教育“祖国的花朵”而不懈工作的崇高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向苏联学习，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头脑，坚定正确的观点立场，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融入理论和实践中，努力将我国的原创儿童文学事业推向更高的台阶。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我国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从分散私营、资源匮乏、人手短缺的混乱局面中起步，发展成一个具有完整的全年龄段出版结构的规范化出版体系，拥有成熟的创作和出版团队，同时出版技术和艺术审美不断提升。儿童读物出版工作成果丰硕，一派欣欣向荣。
这期间所形成的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的热潮，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一热潮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创作者和出版者们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品质将优秀的知识和文化传递给孩子们，为他们打开更多认识世界的窗口，这背后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令人感动，他们的翻译成果也值得更多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为当下我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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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晴.陈伯吹先生：一生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东方安徒生”[Z/OL].（2019-07-25）[2020-08-25].http：//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19/0725/c404073-312545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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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云.幸福的回忆[G]//少年儿童出版社.骆驼的足迹——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2-1992）.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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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石安，任溶溶.谈谈外国儿童文学的介绍工作[G]//少年儿童出版社.骆驼的足迹——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2-1992）.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93-94.
[10]陈伯吹.必将呈现更辉煌的前景[G]//少年儿童出版社.駱驼的足迹——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2-1992）.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25-28.
[11]amb.苏联教会我们，如何用儿童读物培养出正能量的下一代[EB/OL].（2017-07-12）[2020-12-07].https：//www.douban.com/note/628747469/.
作者简介：
王景睿，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副科，中级，硕士。
【关键词】 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4-0041-06
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韦苇曾在《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一文中提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第三次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以后。[1]其中，第二次热潮虽然不是出版成果最丰硕的，但它对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使得创作者和出版者们打开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塑造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文学出版事业。本文汇总和整理了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的书目，并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和出版业的发展状况，试图找出这一翻译热潮的形成原因和对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影响。
一、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热潮的形成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文艺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文艺战线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线之一。在政府的主导下，新中国很快建立起两大全国性的文艺领导和组织机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文联。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0月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建立，统一了新中国成立前分散的文艺创作组织，为进一步实践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实现文艺事业一体化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少年儿童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的教育问题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文学和艺术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价值观，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少年儿童的心智特点和认知方式具有特殊性，因此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意识到，要想发展儿童文学，专业人才必不可少，一方面要培养专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另一方面将新中国成立前分散的私人出版机构中优秀的人才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拧成一股绳，才能迅速打开儿童文学发展的局面。
1950年，共青团中央着手接管儿童书局，将几家曾出过书、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型私营儿童读物出版社吸收进来，于当年年底联合组成新儿童书店。1952年，共青团中央再次改组新儿童书店，吸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社的少儿读物编辑和出版人员，于12月28日建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少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机构。紧接着，1956年6月1日又于北京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整个五十年代，少儿读物出版呈现出了以上少社和中少社为主，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全国性大社为辅，地方出版社补充的出版格局。
五十年代初，儿童文学读物一时十分匮乏，翻译出版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优秀的儿童文学读物成为上少社、中少社等出版社的主要工作，形成了中國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的第二次热潮。综合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大多与新中国的政治氛围、教育目的相龃龉
建国初期，上少社希望从以往出版的少儿读物中，选取符合新中国形势和要求的优秀作品，改编或删节后重新出版。但是1949年以前出版的童书大多在情调上与“革命” “进步” “工农兵”相龃龉，[1]19无法满足国家在新形势下开展儿童教育的要求。
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中，出版儿童读物的五家主要书店，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和儿童书店，所出的少年儿童读物不超过两千种。[2]1947年4月成立的“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团结了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制定了当时各儿童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互传机制和合作推广方式，并着手编辑了当时较为全面的《儿童文学创作选集》。[3]其中选取的作品不乏优秀之作，在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但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批判政治、经济、社会的动荡，例如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这类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已不适合作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因此，当时的中国亟须大量出版符合新时期少年儿童精神需求的书籍，此时引进外国的优秀儿童文学是一条十分有用的捷径。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底子薄、作品少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王泉根所述，“这一时期的童书与儿童文学归口共青团/少先队系统，很难引起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关注，再加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双肩挑’传统——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在现代文学创作领域卓有建树，而不是专业为儿童写作，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而新生的年轻儿童文学作家还未成长起来，这就势必造成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薄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作品的翻译。”[4]
新中国成立后原创儿童文学底子薄、作品少的现象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34号刊载了《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材料，[4]44毛泽东主席对这份材料的批示促使各方，尤其是中国作协开始重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 同年，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请为少年儿童写作》和李庚的《给少年儿童出版更多的书》两篇文章。其中，郭沫若称“书的内容采自苏联作品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5]，呼吁更多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李庚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少年儿童读物的品种和印數实在太少了，“一般都是以城市少年儿童为对象的，适合最大量的农村少年儿童阅读的书尤其缺乏……其次是给兄弟民族的少年儿童读物奇缺，只有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些……又其次是年龄越小的孩子越没有书看，我们出的低年级儿童读物很少，学龄前的儿童读物几乎等于没有。”[2]
9月1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指出“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少年儿童教育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6]在这一现象得到明显改善之前，我国不得不暂时依靠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来对儿童读物进行补充。
（三）建国初期分散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中有不少值得再版的经典之作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在文艺领域与国际的交流较少，并且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因此国内翻译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来源较为单一，但能够获得出版的作品大多是已在国外流传甚广的经典之作。1952年上少社成立后，对1949—1952年间分散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优中选优，将其中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出版。
当时的翻译作品以苏联文学为主，在科普知识、历史文化、童话小说等领域，苏联文学翻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以青少年为受众的历史文学和小说文学领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文学的比例占绝对优势，如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2），启明书局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952）《少年英雄的故事》（1952）等，题材符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教育要求，均在1953年后由上少社重新编辑出版。
此外，上少社再版的翻译作品中，也有不少来自英国、美国、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我国翻译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主要是童话、寓言和图画故事这类政治元素较少的作品，例如启明书局1953年出版的《出卖心的人》（德国作家威 · 豪夫著），小主人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敏豪生奇游记》（德国作家拉斯伯著，现常用翻译名为《吹牛大王历险记》）等。少数面向青少年的小说作品也大多映射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压抑、悲剧、不幸的一面，例如中华书局1951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英国作家丹尼尔 · 笛福著），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的《无家儿》（法国作家艾 · 马洛著，现常用翻译名为《苦儿流浪记》）和《吉诃德先生传》（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现常用翻译名为《堂吉诃德》）等。
（四）上少社成立初期人手不足，缺乏原创作品的出版经验
上少社建社时共有工作人员46名，1954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吸收了启明书局、基本书局、华光书局等四家书店的工作人员，又从各单位调进一些干部，人员增加至百余人，[7]但对于上少社全新的工作内容和庞大的工作量来说，人手依然不足，且缺乏少儿读物的创作和出版经验。俞理曾评价，“那时我们的技巧是幼稚的，但态度是认真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作品，是很不理想的。例如在构思上不够有情趣，色彩也不大胆，造型比较拘泥。可是，那段时期大家对工作的认真和追求，却至今难忘。”[8]社内员工热情高涨，干劲十足，编辑们积极联系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同时组织中小学生投稿，从中选取优秀的作品出版。但是对于当时一亿二千万“嗷嗷待哺”的少年儿童来说（识字的儿童约七千万），上少社独木难支，困难重重。
为了增加出版量，据李庚介绍，1952-1954年间，上少社出版的文学类书籍中，翻译作品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2]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的作品，首先可以尽快弥补我国少儿读物的缺口，其次经典作品的译本可以进一步地节选、改写，以满足低幼儿童的阅读需求，对形成全年龄段的出版结构大有益处。
最后，翻译的过程对于出版编辑工作者来说更是深入学习的过程。当时上少社内设有外文阅读室，藏有大量外文儿童读物，为工作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仅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外文翻译工作者，如任溶溶和王石安等，并且在翻译和交流的过程中，提升了编辑人员的审美品位、儿童趣味和出版技巧，极大地助力了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
（五）译介以苏联为主的外国儿童文学符合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大环境
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种“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导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一场浩大的文化运动，儿童文学的翻译也在其中占了重要比例。
苏联及一些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需求，适应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苏联自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以来，积累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少儿社把苏联儿童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包括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大都翻译过来，出了不少好书。[9]
从1952年上少社成立至1957年的这段时期是上少社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最多的时期，盖达尔、班台莱耶夫、马尔夏克、比安基等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家逐渐为人所熟知，可以说，出生于50、60年代出生的中国儿童是读着苏联儿童文学的书长大的，受其影响很深。
二、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引进的成果
据陈伯吹先生回忆，上少社在建社伊始，对国外儿童文学读物的介绍工作是按照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精神进行的：“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在当时50年代文艺百花齐放的形势下是活跃的，有益的。[10]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全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翻译出版的作品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苏联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东欧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欧美国家的较少。陈伯吹先生评价，“可惜的是当时虽不禁锢，却没充分开放，所介绍的除苏联的以外，多为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欧美其他国家的不与也。”[10]26 为了对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的成果有全面的了解，本文汇总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目录、新华书店总店编印的《全国总书目》（1949—1960年）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于1980年编纂的《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1949—1979）》，形成了下面這份出版年表。
《全国总书目》和《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1949—1979）》中，一些翻译或编译的书目没有明确写出作者和国籍，因此不包括在国别列表内，但包含在类目列表内。此外，我国译介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有些创作于东德，有些则是东西德分裂前的德国古典作品，因此上表统一将这类作品计算在“东德/德国”项内。
总结来看，我国五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上少社的出版数量占据半壁江山，其他出版社积极贡献力量
在表内所列的1949—1960年的翻译书目中，由上少社初版的有519本，再版其他出版社作品的有97本，约占总数的50.5%。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新华书店、中国儿童出版社等全国性出版社，以及东北、江苏、四川、河南、天津等地方性的人民出版社都曾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为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引进贡献了一分力量。
（二）文学类读物是翻译出版的主要方向
文学类读物占外国儿童读物出版总数的80%，其中“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约占总数的29%，“小说故事”约占41%。文学类读物的来源最为广泛，在国别列表中，一般一个国家只翻译引进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基本都是文学类读物。文学类读物包含了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比如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格林姆童话（即格林童话），美国作家马克 · 吐温的《汤姆莎耶》，英国作家吉卜林的《野兽世界》等。此外，文学类读物还包括一些国家以人民抗战和斗争为主题的纪实类和小说类作品，例如捷克作家阿 · 依腊谢克的《不屈的好汉们》，芬兰作家海 · 埃林娜的《到自由国去》，以及蒙古作家契 · 洛道依达姆巴的《活着为人民》等。
（三）翻译作品每年出版数量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
1952年上少社成立之前，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出版数量在1951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分散的儿童出版机构顺应新形势，大量出版已广泛流传且符合新中国国情的儿童读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有知识书店、小主人出版社、北新书局、万叶书店、启明书局、大东书局等。这些分散的小出版社被共青团接收成立上少社，上少社又将之前分散出版的儿童读物中的优秀作品进行再版，故于1953年又形成了一个翻译出版的高峰。
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促使1955年后外国儿童文学的出版达到了另一高峰。
（四）翻译引进儿童读物的国家数量逐年增长
总体来看，五十年代我国外交局面逐渐向好，政府对儿童文学出版事业比较重视。在利好的局面下，我国翻译引进儿童文学的国家数量在逐年增加。
1950年出版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1951年出版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1952年出版了越南文学作品《消灭饿狼》，之后又相继引进了瑞典、匈牙利、日本、瑞典、印度、波兰、芬兰、缅甸、立陶宛、蒙古、以色列等国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外国儿童文学的种类，为少年儿童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
（五）低幼读物的翻译出版成果斐然
翻译出版外国低幼读物，尤其是低幼图画故事，对发展我国的原创图画书有着重大意义。从书目统计的结果来看，我国在1950和1951年共出版7本外国低幼读物，除了一本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以外，其余均来源于苏联的故事，例如根据托尔斯泰作品改编的《金钥匙》等。这些读物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根据低幼儿童的阅读特点，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其中的图画大多由译者自行绘制，属于“引进文字、自配图画”的出版方式。
直到1955年我国才开始注重外国低幼读物的引进和出版，对于插图精美的作品，尽量以“文图并引”的方式引入国内，从而让我国的出版工作者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了国外先进的图文配合形式和绘画技巧。1955年出版的7本低幼读物中，有6本是“文图并引”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联画家叶·腊乔夫创作的《小手套》。此后的1956年共出版29本低幼读物，1957年21本，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作品来源的国家种类也扩展到美国、保加利亚、德国、法国、丹麦等国。
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热潮的广泛影响
大量翻译引进外国儿童文学，对我国出版事业和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苏联儿童文学占了全部外国儿童文学出版量的75%，影响尤其深刻。
总体来看，苏联儿童文学也经历了意识形态转变、质量由粗糙到精美的漫长发展过程。1925年，苏联刚成立时，插画师加丽娜（Galina）以及奥尔加 · 奇察科娃（Olga Chichagova）绘制了一幅著名的双板海报。在海报的左边，是俄罗斯民间故事和童话里的常见角色：国王，王后，俄罗斯火鸟，专吃小孩子的巫婆芭芭雅嘎（Baba Yaga）……在他们的下面，是大大的俄罗斯语标识：“儿童读物里的幻想和神秘主义滚出去！”海报的另外一边，则是列宁时代苏联的常见意象：少先队里的年轻人戴着红领巾，一大批红军战士迈向战场，欣欣向荣的工厂，正在做起飞准备的飞机。“让儿童有全新的作品可读！”海报上的标题这样写道，“劳动，战斗，技术，自然——全新的童年已经实现。”[11]这幅海报表示苏联的执政者已经认识到儿童读物作为政治教育手段的重要性。
为了快速提升儿童文学读物的数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早期，苏联出版了一大批“简单粗暴”的儿童读物，篇幅短，版面简陋，纸张粗糙，更像是革命宣传册。1933年，苏联成立了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社，致力于改变当时儿童读物刻板枯燥，脱离儿童实际，忽视优秀传统文化等的不利状况。我国引进的苏联儿童读物，大多是1933年后苏联出版的优秀读物，对我国儿童文学出版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总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建立起系统性专业性较强的儿童读物出版体系
苏联儿童读物出版强调系统性，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步入青春期的中学生，他们为不同年龄的读者出版了有针对性的、由浅入深的读物，从识字、美育、德育、科普等全方面培养儿童的综合发展。德国、捷克、美国等国家也是如此。
我国在五十年代翻译出版了《鼻子不见了》（1956年，德国）、《小手套》（1955年，苏联）、《打鱼的老头儿》（1957年，保加利亚）等优秀的低幼图画书，在此过程中，我国出版者逐渐认识到不同年龄的儿童的认知程度和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要紧贴儿童实际，否则读物会变得枯燥乏味，缺乏童趣。
同时，传统的“上图下文”的连环画式图书，并不是唯一适合儿童阅读的排版方式，还有很多更灵活有趣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分面插图”的插图形式，像电影截取特写镜头一样注重捕捉人物的神态动作。
外国低幼读物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出版者打开了思路，丰富了素材，促进了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我国出版者逐渐加强了原创低幼故事、图画故事、学前读物的出版，在内容情节和表现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出版了《萝卜回来了》《狐狸》《壁画里的故事》等优秀作品。
（二）我国优秀的经典名著和民间故事得到重视和发扬
纵观五十年代我国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可谓“历史悠久”，即使在现代也耳熟能详，比如我国1950年出版的《吉诃德先生传》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十七世纪初（1605年和1615年份两部分出版）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格列佛游记》（1950年）最早于1726年在英国出版，还有《绿野仙踪》（1950年）是1900年在美国出版的。将优秀的经典作品重新编译出版，是当时我国向苏联学习的结果。
苏联儿童读物出版重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他们根据初级到高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出版了不同阅读难度的世界名著，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日本的《桃太郎》，应有尽有，为少年儿童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窗口。我国受其影响，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经典名著，并且对中国的经典名著和民间故事进行改编，使其适应儿童的阅读需求。
例如1954年上少社出版了一系列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短篇故事，有《林冲》《智取生辰纲》《鲁智深》等。五十年代我国还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出版了《骄傲的天鹅》（1958年，内蒙古民间故事）《老鼠金巴》、（1957年，西藏民间故事）和《慕士塔克山的故事》（1957年，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等。
（三）我国儿童读物的语言艺术和出版艺术大幅提升
在接触到大量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和出版者也开拓了思路，看到了外国作家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提取好的创意，使得文学作品既贴近生活，又妙语连珠。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老师，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他创作深受小读者喜爱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打下了基础。
现代外国儿童文学发展起步较早，体系较为成熟，因此在出版艺术方面更趋多样化和个性化，读物的开本、装帧、插图既精美又新鲜，符合儿童认知特点。此外，外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插画艺术的发展，提升了插画家的社会地位，给予了插画家更大的创作空间，才有了许多“前卫”的作品。例如苏联插画家薇拉 · 埃尔莫莱娃（Vera Ermolaeva）的插画就充满了超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元素。相比之下，在作品的艺术性、审美性和趣味性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上少社也曾效仿苏联，邀请专业画家为儿童读物绘制插图。例如活跃于五十年代的插画家严个凡和严折西兄弟俩，大哥严个凡是上少社的元老级插画家，获得国际大奖的《萝卜回来了》就是由他绘制的插图。弟弟严折西则是自由职业者，受邀为上少社出版的童书绘制插图，也创作出了《小白猫上公园》等优秀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折西创作的《壁画里的故事》曾是我国出版的首个立体书，后又出版了平面版本，是动与静、立体与平面的艺术结合之作。
（四）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苏联的影响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五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出版工作者积极地学习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例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1954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1955年）、《苏联儿童文学》（1956年）、《现代苏联童话的讨论》（1956年）、《高尔基论儿童文学》（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儿童文学教学大纲》（1957年），上少社出版了《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1959年）等。
同时，出版工作者将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与自我的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与我国文艺发展相辅相成的儿童文学理论，如金近发表了《童话创作及其他》 （1957年），陈伯吹发表了《儿童文学简论》（1957年）、《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1958年）等。在这些文学理论的著作中，作家和出版者们对儿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艺术情趣孜孜追求的态度，和为培养和教育“祖国的花朵”而不懈工作的崇高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向苏联学习，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头脑，坚定正确的观点立场，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融入理论和实践中，努力将我国的原创儿童文学事业推向更高的台阶。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我国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从分散私营、资源匮乏、人手短缺的混乱局面中起步，发展成一个具有完整的全年龄段出版结构的规范化出版体系，拥有成熟的创作和出版团队，同时出版技术和艺术审美不断提升。儿童读物出版工作成果丰硕，一派欣欣向荣。
这期间所形成的翻译出版外国儿童文学的热潮，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一热潮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创作者和出版者们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品质将优秀的知识和文化传递给孩子们，为他们打开更多认识世界的窗口，这背后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令人感动，他们的翻译成果也值得更多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为当下我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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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mb.苏联教会我们，如何用儿童读物培养出正能量的下一代[EB/OL].（2017-07-12）[2020-12-07].https：//www.douban.com/note/628747469/.
作者简介：
王景睿，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副科，中级，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