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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个职业在我家不祖传。我对它没有任何的道德责任。我妈不识字，我妈的妈更不识字，到了我，才以文字为生”
会议室里，即将推出新作《我叫刘跃进》的刘震云，烟不离手，两眼时常望着天空或者更远的地方。为人极和气又极有锋芒，一句话就能宾主俱欢，但是寒暄后，言语中他冷不防就起跳，你回过神来，老刘家的包袱早已经抖出十万八千里了。
“写作”因为生活拧巴了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形容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你是怎么定义“羊”和“狼”的？
刘震云：其实“羊”和“狼”是一个比喻，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羊，一种是狼。但它又不仅是一个比喻，它还可能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角度，我觉得这个观察的角度除了非常有民族性之外，也非常有趣味。有趣本身就是有审美价值的。
“羊和狼”，同样也是一个角度问题，在生活中，有的是吃人的人，有的是被吃的人，但是这两种人可以转化，羊渐渐可以转成狼；狼呢，渐渐地到一定阶段也可以转变成羊。就好像是善恶一样，没有绝对的善恶，你这人特别的善良，那也有特别不善良的地方。最可笑的在生活中还有许多人，在羊向狼转化的时候，转化成一半，停在那儿了，半羊半狼，他自己也闹不太清楚，到底是个羊还是狼。有时候他忘了，该露狼脸的时候他露羊脸，该露羊脸的时候他给你露狼脸，也很有趣。
还有一个词是“偶然”。当两种不可掌控碰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化学反应，接着会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这个时候出来的往往就是喜剧，是幽默。不是“羊吃狼”多么吸引我，而是背后藏着的东西引起我的兴趣。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不可掌控”就是我们生活里的常态？
刘震云：我觉得是一个常态。还有一个词，“寻找”。这我也特别感兴趣。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找另外一个人。他在找他，他又在找他，其实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找什么。这个“寻找”对我来讲，也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还要看这个“寻找”是什么样的寻找：羊找羊，这个寻找不稀奇，狼找狼它也不稀奇；羊在找狼，狼也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撕心裂肺过，就有点意思了。
还有一个词，是“极致”。在生活中，这个人很“极致”就显得有点独，绝了后路。但如果是艺术作品的话，“极致”则是另外一种战争：有时需要孤军深入，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对于小说人物的深入，对接近事件的真相，包括真相背后的东西有好处。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要表达的“极致”究竟是什么？
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里面，极致反映在整体上。过去写东西是生活和人直接的关系，好多作者都说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者愤怒了他。过去我也这么做过，包括《一地鸡毛》《温故1942》。但是写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因为生活感动了我我才写作，而是生活拧巴了我。一天十件事，有八件是拧巴的。我们大到观察一个民族，小到观察一个人，全是这样。我试图把骨头缝里散发的拧巴通过写作再把它拧巴回来。
这个拧巴在这里非常的极致。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是什么使得大家这样拧巴着？
刘震云：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逻辑思维问题。而且不但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全世界。比如讲伊拉克战争，它的发动包括到现在的结局，全是拧巴着的。
我向往的是“会心的一笑”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理解“幽默”？
刘震云：小说是写不完的，幽默也是无穷无尽的。一种“幽默”是这个人一说你就笑；还有一种他说的时候你没笑，出门笑了，回家洗洗的时候又笑了；第三种幽默是说着说着给你说哭了，就像伊拉克绞萨达姆，一个人死了他的弟弟也死了，我们扑哧笑了。我们的人性有问题啊，但是你又不能不笑，悲剧经不起推敲，所以出来一个喜剧；第四种幽默是我比较向往的，说的时候也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出门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但是多少年后想起来，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
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后一种幽默笑的是细节、事件、话语背后的这种不同的见识。前三种幽默说的是山间的事、登山的事、山头的事；后一种幽默说的是被深山埋藏的事，漫山的大雪把这个山覆盖了，这是雪山下的幽默。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还是典型的河南化，比如刘跃进还是一个典型的河南人。
刘震云：对，但是我也开始正经说话了，我也不苟言笑。我已经不是河南人了，变得和老张、老李、张千、李万一样了，但是这是一种拧巴。我就想把这种拧巴表现在我的作品里，我写作本身不辛苦，如果没有这个乐趣，我不干这个。正因为成了张千李万，我开始想找我曾经向往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找回的是什么？
刘震云：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会心的一笑”。除了会心的一笑，它外在的形式和架子也还是有的，比如“胖和瘦”“羊和狼”、不可掌控的状态啊，包括“寻找”。寻找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掌控的状态吗？
刘震云：对，有时是作品写的时候自动出来的一状态，而你无非是跟它做伴而已。一开始写东西是误打误撞，写到哪算哪。但是你写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怎么就遇到了刘跃进呢？你怎么就遇到了这个作品里的主人公呢？原来你们俩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是冥冥之中的必然。
我有点像青春期逆反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转型转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你的创作历程中，共有几次重大“转身”？
刘震云：我觉得《一地鸡毛》是，《故乡、面和花朵》是，《手机》是，《我叫刘跃进》也是。但当你转身时，出来的结果往往是非议，是“大家”的看法。这个“大家”指两类：一类是我们说的“好多人”，还有一类是权威。这两个“大家”可把我害苦了！
我写《一地鸡毛》的时候，好多人痛心疾首啊！“能这么写小说么？孩子！”到《故乡、面和花朵》，两个“大家”说，全世界看这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看懂的人不会超过3个！到了《手机》，仅仅因为这书跟电影前后脚走，又说我“投降了影视”。
所有的“大家”都像去火车站接人一样，他喜欢接到熟悉的孩子，对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我有点像个老被说的孩子，有了青春期的逆反。凡是“大家”说这个事靠谱，我都怀疑；凡是“大家”说这事不灵，我马上就起了兴致。写《温故1942》的时候，指责声也特别的大，说“偷懒啊这是！江郎才尽啊这是！”但是也是一年之后，又说这是一部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民族风情史。这就是“大家”的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为什么总是会误解你？
刘震云：可能每次的“转身”都不符合“大家”的要求。当我写《故乡、面和花朵》的时候，好多朋友纷纷教导我，“震云啊，就照《一地鸡毛》这么写多好啊，出什么妖蛾子啊！”我又不是不能写《一地鸭毛》，我也想写《一地鸭毛》，但是那个时候的情绪、状态和心绪，已经不在《一地鸡毛》上了，我的心已经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我现在感觉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远了，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知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跟羊变狼、狼变羊是一样的。当你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开始那些“大家”是拒绝的，但是你发现，一年之后，这些“大家”自己就变了，他成你的知音了。所以他给你顶帽子戴，也不管你合适不合适，这就证明他已经变成你的知音了。你再做什么，他又不是你的知音了，停停又是知音了。
所以，对于作者来讲只有两条路：你后退一步，就可以真正融入“大家”里边。但是“大家”是经常翻脸的，你不能以他的一时之语来圈定自己，他很快就抛弃你了。还有就是你前进一步，是引导。凡是现在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四不像”，说是“妖蛾子”，不像文学，哎哟，我就觉得我行了，又往前稍微走了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在姿态上，你也和你追求的“家常”还有一定距离。
刘震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活，好像就和有些人离得越远。确实不是有意为之，人是一个群体动物，都想合群，但是有时确实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得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又不孤独，因为还有作品里的“老刘”相伴。
我的“惑”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想做电影？还由此带出了“作家电影”的概念？
刘震云：这又是个特别拧巴的事。大家肯定觉得我在电影里介入得特别深。其实呢，真实情况太简单了！有一个好朋友是电影界的人，我知道我们会心的程度，他是能把电影做好的。就好像去汴梁，你和书中的一个人投脾气，但到另外的路口又有一个人，也去汴梁，也投脾气，也就结伴往前走了。
我对影视的介入就是说句话而已。这种介入我在生活中每天都特别多，我去菜市场，会问“萝卜怎么卖啊”？人家说“一毛五”，我一拎，走了，就没人说我对这个萝卜和菜市场介入深。
中国新闻周刊：写作现在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刘震云：第一不孤单；第二治病，不然会得忧郁症啊！第三有话跟作品里的朋友说，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有话告诉我；第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作者想过狼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能够温饱的前提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辈子就挺好。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出版后你还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刘震云：不会！因为那个心态已经过去了，跟张千在开封告别了，偶尔想起了“张千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张千是河北人，不会去找，只是心里一想念。即使找到了，张千一定不是张千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目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刘震云：就是我对一些词、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个生活，觉悟得比较晚。别人四十不惑，我倒是一过四十，“惑”越来越多。是我笨啊还是“四十不惑”这句话就是错的呢？我今年49岁，这事也让我很拧巴，晚上做梦全是十六七岁当兵时候的事。指导员推门来说，“刘震云经我们研究啊，你考大学不算了！”这把我着急的，我拉着指导员的袖子就哭了，我说“指导员我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咋就不算了？”很快啊，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比80后都年轻。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主要的“惑”是什么？
刘震云：比如写《我叫刘跃进》，刚才我讲的那几个词。我对这些人、这些事、这些话没有及时的觉悟。那么好，我就放到书里面，一块坐着谈着。这可能也是写作的另外一个起源。在生活中，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你晚觉悟5年的话，耽误你的就是10年。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你自己觉悟得比较慢，耽误了些什么呢？
刘震云：你不知道，写作时刚碰到的人很重要，否则结伴去汴梁，就变成了偶尔的一场遭遇，就好像在酒店大堂碰到的，小说就写得不是那么深入，不是那么持久。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深入思考的能力。我发现凡是特别好的作者，他们深入思考的能力也特别强。在一个事上深入思考，别人能达到5分，他们能达到20分，早觉悟的话思考就深点。
《我叫刘跃进》简介
刘跃进是工地的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几头狼自杀了。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全国同期上映。
会议室里，即将推出新作《我叫刘跃进》的刘震云，烟不离手，两眼时常望着天空或者更远的地方。为人极和气又极有锋芒，一句话就能宾主俱欢，但是寒暄后，言语中他冷不防就起跳，你回过神来，老刘家的包袱早已经抖出十万八千里了。
“写作”因为生活拧巴了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形容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你是怎么定义“羊”和“狼”的？
刘震云：其实“羊”和“狼”是一个比喻，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羊，一种是狼。但它又不仅是一个比喻，它还可能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角度，我觉得这个观察的角度除了非常有民族性之外，也非常有趣味。有趣本身就是有审美价值的。
“羊和狼”，同样也是一个角度问题，在生活中，有的是吃人的人，有的是被吃的人，但是这两种人可以转化，羊渐渐可以转成狼；狼呢，渐渐地到一定阶段也可以转变成羊。就好像是善恶一样，没有绝对的善恶，你这人特别的善良，那也有特别不善良的地方。最可笑的在生活中还有许多人，在羊向狼转化的时候，转化成一半，停在那儿了，半羊半狼，他自己也闹不太清楚，到底是个羊还是狼。有时候他忘了，该露狼脸的时候他露羊脸，该露羊脸的时候他给你露狼脸，也很有趣。
还有一个词是“偶然”。当两种不可掌控碰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化学反应，接着会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这个时候出来的往往就是喜剧，是幽默。不是“羊吃狼”多么吸引我，而是背后藏着的东西引起我的兴趣。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不可掌控”就是我们生活里的常态？
刘震云：我觉得是一个常态。还有一个词，“寻找”。这我也特别感兴趣。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找另外一个人。他在找他，他又在找他，其实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找什么。这个“寻找”对我来讲，也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还要看这个“寻找”是什么样的寻找：羊找羊，这个寻找不稀奇，狼找狼它也不稀奇；羊在找狼，狼也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撕心裂肺过，就有点意思了。
还有一个词，是“极致”。在生活中，这个人很“极致”就显得有点独，绝了后路。但如果是艺术作品的话，“极致”则是另外一种战争：有时需要孤军深入，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对于小说人物的深入，对接近事件的真相，包括真相背后的东西有好处。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要表达的“极致”究竟是什么？
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里面，极致反映在整体上。过去写东西是生活和人直接的关系，好多作者都说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者愤怒了他。过去我也这么做过，包括《一地鸡毛》《温故1942》。但是写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因为生活感动了我我才写作，而是生活拧巴了我。一天十件事，有八件是拧巴的。我们大到观察一个民族，小到观察一个人，全是这样。我试图把骨头缝里散发的拧巴通过写作再把它拧巴回来。
这个拧巴在这里非常的极致。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是什么使得大家这样拧巴着？
刘震云：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逻辑思维问题。而且不但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全世界。比如讲伊拉克战争，它的发动包括到现在的结局，全是拧巴着的。
我向往的是“会心的一笑”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理解“幽默”？
刘震云：小说是写不完的，幽默也是无穷无尽的。一种“幽默”是这个人一说你就笑；还有一种他说的时候你没笑，出门笑了，回家洗洗的时候又笑了；第三种幽默是说着说着给你说哭了，就像伊拉克绞萨达姆，一个人死了他的弟弟也死了，我们扑哧笑了。我们的人性有问题啊，但是你又不能不笑，悲剧经不起推敲，所以出来一个喜剧；第四种幽默是我比较向往的，说的时候也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出门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但是多少年后想起来，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
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后一种幽默笑的是细节、事件、话语背后的这种不同的见识。前三种幽默说的是山间的事、登山的事、山头的事；后一种幽默说的是被深山埋藏的事，漫山的大雪把这个山覆盖了，这是雪山下的幽默。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还是典型的河南化，比如刘跃进还是一个典型的河南人。
刘震云：对，但是我也开始正经说话了，我也不苟言笑。我已经不是河南人了，变得和老张、老李、张千、李万一样了，但是这是一种拧巴。我就想把这种拧巴表现在我的作品里，我写作本身不辛苦，如果没有这个乐趣，我不干这个。正因为成了张千李万，我开始想找我曾经向往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找回的是什么？
刘震云：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会心的一笑”。除了会心的一笑，它外在的形式和架子也还是有的，比如“胖和瘦”“羊和狼”、不可掌控的状态啊，包括“寻找”。寻找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掌控的状态吗？
刘震云：对，有时是作品写的时候自动出来的一状态，而你无非是跟它做伴而已。一开始写东西是误打误撞，写到哪算哪。但是你写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怎么就遇到了刘跃进呢？你怎么就遇到了这个作品里的主人公呢？原来你们俩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是冥冥之中的必然。
我有点像青春期逆反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转型转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你的创作历程中，共有几次重大“转身”？
刘震云：我觉得《一地鸡毛》是，《故乡、面和花朵》是，《手机》是，《我叫刘跃进》也是。但当你转身时，出来的结果往往是非议，是“大家”的看法。这个“大家”指两类：一类是我们说的“好多人”，还有一类是权威。这两个“大家”可把我害苦了！
我写《一地鸡毛》的时候，好多人痛心疾首啊！“能这么写小说么？孩子！”到《故乡、面和花朵》，两个“大家”说，全世界看这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看懂的人不会超过3个！到了《手机》，仅仅因为这书跟电影前后脚走，又说我“投降了影视”。
所有的“大家”都像去火车站接人一样，他喜欢接到熟悉的孩子，对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我有点像个老被说的孩子，有了青春期的逆反。凡是“大家”说这个事靠谱，我都怀疑；凡是“大家”说这事不灵，我马上就起了兴致。写《温故1942》的时候，指责声也特别的大，说“偷懒啊这是！江郎才尽啊这是！”但是也是一年之后，又说这是一部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民族风情史。这就是“大家”的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为什么总是会误解你？
刘震云：可能每次的“转身”都不符合“大家”的要求。当我写《故乡、面和花朵》的时候，好多朋友纷纷教导我，“震云啊，就照《一地鸡毛》这么写多好啊，出什么妖蛾子啊！”我又不是不能写《一地鸭毛》，我也想写《一地鸭毛》，但是那个时候的情绪、状态和心绪，已经不在《一地鸡毛》上了，我的心已经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我现在感觉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远了，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知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跟羊变狼、狼变羊是一样的。当你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开始那些“大家”是拒绝的，但是你发现，一年之后，这些“大家”自己就变了，他成你的知音了。所以他给你顶帽子戴，也不管你合适不合适，这就证明他已经变成你的知音了。你再做什么，他又不是你的知音了，停停又是知音了。
所以，对于作者来讲只有两条路：你后退一步，就可以真正融入“大家”里边。但是“大家”是经常翻脸的，你不能以他的一时之语来圈定自己，他很快就抛弃你了。还有就是你前进一步，是引导。凡是现在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四不像”，说是“妖蛾子”，不像文学，哎哟，我就觉得我行了，又往前稍微走了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在姿态上，你也和你追求的“家常”还有一定距离。
刘震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活，好像就和有些人离得越远。确实不是有意为之，人是一个群体动物，都想合群，但是有时确实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得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又不孤独，因为还有作品里的“老刘”相伴。
我的“惑”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想做电影？还由此带出了“作家电影”的概念？
刘震云：这又是个特别拧巴的事。大家肯定觉得我在电影里介入得特别深。其实呢，真实情况太简单了！有一个好朋友是电影界的人，我知道我们会心的程度，他是能把电影做好的。就好像去汴梁，你和书中的一个人投脾气，但到另外的路口又有一个人，也去汴梁，也投脾气，也就结伴往前走了。
我对影视的介入就是说句话而已。这种介入我在生活中每天都特别多，我去菜市场，会问“萝卜怎么卖啊”？人家说“一毛五”，我一拎，走了，就没人说我对这个萝卜和菜市场介入深。
中国新闻周刊：写作现在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刘震云：第一不孤单；第二治病，不然会得忧郁症啊！第三有话跟作品里的朋友说，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有话告诉我；第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作者想过狼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能够温饱的前提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辈子就挺好。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出版后你还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刘震云：不会！因为那个心态已经过去了，跟张千在开封告别了，偶尔想起了“张千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张千是河北人，不会去找，只是心里一想念。即使找到了，张千一定不是张千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目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刘震云：就是我对一些词、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个生活，觉悟得比较晚。别人四十不惑，我倒是一过四十，“惑”越来越多。是我笨啊还是“四十不惑”这句话就是错的呢？我今年49岁，这事也让我很拧巴，晚上做梦全是十六七岁当兵时候的事。指导员推门来说，“刘震云经我们研究啊，你考大学不算了！”这把我着急的，我拉着指导员的袖子就哭了，我说“指导员我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咋就不算了？”很快啊，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比80后都年轻。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主要的“惑”是什么？
刘震云：比如写《我叫刘跃进》，刚才我讲的那几个词。我对这些人、这些事、这些话没有及时的觉悟。那么好，我就放到书里面，一块坐着谈着。这可能也是写作的另外一个起源。在生活中，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你晚觉悟5年的话，耽误你的就是10年。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你自己觉悟得比较慢，耽误了些什么呢？
刘震云：你不知道，写作时刚碰到的人很重要，否则结伴去汴梁，就变成了偶尔的一场遭遇，就好像在酒店大堂碰到的，小说就写得不是那么深入，不是那么持久。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深入思考的能力。我发现凡是特别好的作者，他们深入思考的能力也特别强。在一个事上深入思考，别人能达到5分，他们能达到20分，早觉悟的话思考就深点。
《我叫刘跃进》简介
刘跃进是工地的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几头狼自杀了。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全国同期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