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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是近年来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2004年，她在《青海湖》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其后笔耕不辍，创作渐入佳境。她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创作题材以青海东部城镇、农村为描写范围，人物以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城镇的下岗工人、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新时期的打工者以及生活在边远地区还没有脱贫的农民等这些底层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书写出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最具痛感的心灵轨迹，饱含着真诚与疼痛。雪归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依据，从社会变革和体制的角度叙写乡村的苦难、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一种焦心的忧虑和痛苦的承担与抗争意识。在这样一个经济席卷一切和消费主义逻辑无所不在的时代，其作品所产生的灵魂的惊悸、苏醒以及感动，对于新世纪青海女性文学来说，颇为难能可贵。
雪归“底层文学”所传达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实质，不论是她笔下的底层工人、贫苦农民，还是她小说里的底层知识分子，抑或是底层文学爱好者、依据自身经验所塑造的打工者，均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饱经苦难、被压抑和隔绝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雪归对于他们生活状态的考察和前途命运的担忧，可以说是具有真正现实指向性的现代性反思与忧患意识。雪归怀着一种深切而沉稳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密切注视着青海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生命形态，关切和思考着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尤其以她自身的生命体验来实现她对底层人物生命与存在的昭示与思索，创造出了面目各异身份不同的“青海人”。作者注重“在路上”“在途中”“在农村”的创作诉求，而且作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往往是对“寻找”和“漂泊”含义的进一步追问。因此，关注探讨小人物命运、揭示和表现他们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世界，成为雪归小说精神内蕴的特质。她对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状态与困难命运进行冷峻的审视和深度的思考，对流动而坚韧的生命活力进行的探访与寻求，对人本困境做出的深切体认与参悟，都使得其小说有着深邃的思想穿透力。
城镇边缘人叙事
文学史上“边缘人”形象本指的是在19世纪世界文学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笔者在此将雪归小说中塑造的底层小人物称为“边缘人”，其含义范围有所扩大，泛指生活在社会底层，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被主流社会认可，身体和心灵都处在漂泊无依状态、心理缺乏归属感的这样一类人。在雪归的小说中，该类人主要以临时工、农民工等形象为代表。
一、生活在都市的“临时工”
“临时工”这个称谓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一般指在国营企事业单位无正式编制的不在册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在企业改革的浪潮中被卷入下岗职工行列，后又被其他单位聘用到某些岗位工作，与所谓正式员工在工资、福利等待遇方面有很大区别的人员。过低的收入和很多不平等的待遇使得他们不仅生活窘迫，而且精神压抑，心理自卑，处境尴尬。作者雪归曾经从省城一所大中专院校毕业，工作两年后下岗，从此踏上了找工作与失业交替进行的痛苦而漫长的“征途”，借用作者在小说《请让我开一次会》中何楚珪的话说：“我几乎是不断地在找工作——干工作——失去工作——再找工作的循环中奔忙，几乎没有一天能闲下来。”而每次不管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在什么单位、什么岗位，其身份永远都是临时工。临时工在当时就是一个“局外人”“边缘人”的标签，他们享受不到与正式工相同的待遇，甚至在人格尊严上也是不平等的。她在小说《请让我开一次会》中所描述的，可以看作是作者带有自叙性质的描写，其中有很多经历应该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雪归在她的小说集《暗蚀》的“后记”中也写道：“十几年打工生涯和严酷现实面前的碰壁之痛，在我的性格内注入太多怯懦与自卑的因子。在挣扎着生存的时候，面对现实的强大与个人的微弱，我只能凭借时间的流逝来消解被打压的疼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疼痛并未因此减轻，理想与尊严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变成了奢侈的东西，被一次次置于令人尴尬甚至不堪境地，在遭受现实社会习惯性地無视、曲解，甚至撕碎、践踏和蹂躏之时，我无法假装生活在别处，无法假装看不见，我更是有着深切体验后的切肤之痛……”临时工从物质到社会地位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他们从身体到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等，成为雪归笔下反复咀嚼的对象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客观上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体制方面的某些缺陷以及时代造成的底层人们的不幸命运。《暗蚀》《请让我开一次会》《飞翔的日子》《裂口》等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叙事的。
与生存空间的边缘化相比，临时工在与正式工相处的过程中更能感受自己的边缘化地位。不仅仅是单位的认可与接纳，更为重要的是“临时工”希望得到来自单位和社会的尊重，生存与情感的边缘化只是临时工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一个表面特征，最根本的是他们文化处境上的边缘化，即“何处归”的精神漂泊感。这种边缘化的存在消解了他们生活的希望，伤害着他们的自尊。如主人公所说，“尊严，渐渐地变成奢侈的东西。我们从此避开尊严只说生存”。
这种缺乏归属感和没有尊严的灼痛感在雪归的中篇小说《暗蚀》里表现得更为强烈。《暗蚀》可以看作是一篇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如果没有深切的体验是写不出如此真实的感受。《暗蚀》中的主人公桑青身上，不仅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处境的艰难，更表现出他长期作为临时工而被边缘、得不到应有的尊严感的精神上的无奈与痛苦。临时工这个标签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使他不但得不到经济地位和日常工作方面的平等待遇，更得不到人格上的被尊重，难以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小说将一位临时工的窘迫处境与精神抑郁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心酸。
雪归善于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物的心理运行。作者借小说发出沉痛质问，这篇小说展现了作者扎实圆熟的笔力，以及对于小人物的灰暗生活、对世俗人生的苦难与无奈、对于人性细腻而独到的洞察与挖掘，充满着作家自身的哲理性思考，在底层人的生活里寄寓着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小说事件叙述真切自然，人物心理变化轨迹清晰、合理，刻画细腻。小说还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的方式，既有全知视觉的客观叙述，又有在场者的直抒胸臆;既有他者的旁观，又有亲临者的体验，使小说思想意蕴的阐发和情感的宣泄充满张力，也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饥者饕餮》是雪归的一部短篇小说，其叙述角度新颖、意蕴表现更为深刻。它描写了陆马这个小人物在现实生活的无奈与理想的消褪双重挤压之下的迷惘与虚无以及从身体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逐渐蜕变的过程，表述了一个文学中绕不开的叙事母题——灵与肉的冲突。小说多次写陆马时时涌上来的食欲与大得惊人的食量，虽然他食肠如壑，却越来越瘦，“弯腰躬背的陆马像一个大虾子——一只异常安静和沉默的虾子。”环境的沉闷压抑，生活的孤独寂寞，使陆马越来越无趣味无目标，由此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感知力，最后只剩下食、色的生理需求，退回到了马斯洛所说的一个人的最低层次的需求。
底层民众在面对生活时是乏力和艰难的，他们对命运和境遇的反抗，成就了卑微的理想。由于残酷的外在困境，底层民众若想生存，要么沉默与坚持，要么拼死挣扎和反抗。雪归在她后来的创作中开始不仅表现底层人物的苦难，同时也注意发掘他们仍不放弃对生活追求的信心与战胜命运的意志，试图从中探索一种个性化的生存状态和寻求精神超越、走出边缘的救赎之路。《飞翔的日子》是雪归小说集《无脚鸟》中最有分量的一部中篇小说。它的结尾没有停留在小说《请让我开一次会》中何楚珪“无处归”的凄楚之中，也没有重复《暗蚀》中主人公陆马的沉沦，尤其结尾一句“没有脚怕什么？不是还有翅膀吗？”可谓点睛之笔，发人深思，给这些底层人一点希望和勇气，给临时工暗淡无光的生活一抹亮色，从中可看出作者创作轨迹变化的痕迹。同样是描写底层人物命运的作品，作者已不再只停留在对小人物苦难的叙事上，而是写出了他们面对苦难表现出的抗争与坚强，反映出作者创作思想方面的进一步升华。
除此之外，雪归的很多小说都涉及下岗工人、临时工的话题，描写了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们不同的遭际和命运，如《链式反应》中的王大光、马素兰夫妇，《春尖尖》中的周蕊和丈夫李小波，《潮退潮涌》中的潘欣和丈夫成明义，《柴油事件》中的“我”和小丁，《裂口》中的李琼，《来一回尽情奔跑》中的陈瑛梅，《八月雪》中的“我”以及《我把蒋之菡丢了》中的“我”等等。
雪归笔下的这些小人物临时工与农民工不同，他们一般都受过正规教育，曾经有过工作，大都是有才情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他们梦想着用自己的才能改变命运，渴望用自己的努力取得社会的认可。他们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时代的浪潮和当时不尽健全的体制使他们游离于主要社会舞台，饱尝了人生的种种辛酸。作者敢于直面现实，以这些临时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社会“边缘人”为主要叙述对象，描写这些体制外的人群和精神上的漂泊者，真实反映当代现实中存在的失业、下岗等社会问题，表现出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
二、游走在城镇的农民工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入城镇逐渐代替了从前专职的城市产业工人阶层。故而农民工特指背井离乡从经济落后的农村到相对发达的城镇谋取生存的农民，他们从事的工作一般具有低层次、不稳定、苦累脏、收入低、受尊敬度差等特点。雪归将笔触深入社会底层的更多领域，包括建筑工人、餐厅的服务员、洗车工、站大脚等各行各业进入城市的打工者。
首先是对他们进城打工的艰难与辛苦的描写。青海的农民工根据家离城市距离的远近和打工性质的不同，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家离城里比较远，他们不得不长时间住在打工的城镇里，或者还有的到省外打工，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几年才能回一次家;还有一种是他们的家离县城或省城不太远，可以在农闲时节到城里找点儿零活做，每天早出晚归，搭乘班车或便车来往于城乡间，这样一方面可以省去在城里的住宿费，当然还有一天的伙食费，因为早晚饭可以在家里吃，再从家里带上干粮当中午饭，有点像“短工”或“时工”。雪归笔下所写的这些农民工以后者居多。小说《片羽零光》里的耿鸡换是个站大脚的，《暗蚀》中作者借桑青的所见来呈现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艰辛，《杏花天》里也描写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路途之艰难。
其次是对他们进城务工后尴尬处境的描写。无论是像耿鸡换、尚秋菊这样每天穿梭于城乡间的“短时工”，还是像尚秋菊的丈夫李万福、《金碗银筷》里的王根发这样入住工地的“长时工”，他们到了城里就是城里的“他者”，所有的陌生不止是环境的陌生，而是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也因为如此，农民进入城市，艰难的不是物质生活的问题，更是因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心理、精神和情感的问题。《这个冬天不太冷》中李司马眼中的“城市表情”是对此问题的最好诠释：“各样的脸，或麻木，或生动，或沧桑满布，或稚嫩可爱，没有一张脸让他觉得温暖亲切。没有温度的脸，李司马想，这才是城市的表情。”
雪归将“城市外来者”形象的边缘化作为一种人物叙述方式，准确地把握了这些形象在城市中的地位，展现了他们边缘生存的屈辱与无奈，被中心拒绝的尴尬与失落，为摆脱边缘进入中心的种种努力。《杏花天》中所描写的农村妇女尚秋菊进城打工后的一段心理感受很有代表性，而《暗蚀》和《片羽零光》中，雪归将边缘化存在方式的叙述不仅展现这一形象的生存空间，也展示了他们的深层心理。
再次，是对他们漂泊感的心理刻画。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们抛弃故土，背井离乡，追逐着物质利益踏在别人的城市。正如《这个冬天不太冷》所写李司马的遭遇与感受：“这个城市吸引着许多人，国内的国外的，但是吸引不了李司马……李司马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哪怕他已在这个城市工作八年之久。”
凋敝而衰败的经济状态，压抑而狭小的文化空间，沉闷而贫苦的生活现实，无疑都形成一股巨大的推力，于无形中逼迫着农民无奈地走向城市。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却无法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对于出门在外的打工者来说，“安居”无疑是一种奢望。他们大都无法在城市找到舒适的居所，简易的工棚、拥挤逼仄的集体宿舍、低矮潮湿的房屋、几人合租的出租屋往往就是这些打工者的安身之处，这些住所毫无温馨或隐私可言，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相去甚远。《飞翔的日子》里，“肖蔚不想另外租房再置办锅碗瓢盆。她本来就是在风雨飘摇中生存，哪里都不会是永久的家。仅仅只是寄居的日子，沒有必要伪装出家的环境和氛围”。 现实意义中“家”的缺席造成了这些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精神上的漂泊感，他们不仅丧失了容身之所，更加丢失了精神之根。对于他们来说，物质生活的艰辛固然难熬但尚能克服，而精神的漂泊却让他们真正陷入迷茫几近绝望的境地。作为身在异乡的小人物，他们没有自己的安身之所，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城市里他们退无可守，漂泊的生活使得他们严重缺乏安全感，一旦被城市遗弃，他们除了退回已不适应的家乡之外无路可寻。这种适应、立足城市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对于长期浸染在农业文明中的乡土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乡下人”的进城是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不管乡下人进城与返乡的方式和结局如何，他们都对乡土中国的裂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流动过程虽然一波三折，充满艰辛和坎坷，但其流动的姿态正是乡下人强烈的现代性诉求。雪归的很多作品通过农民工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来展开城乡价值的对抗、冲击和再反思，或者可以说，来展示农民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和牴牾。
乡村叙事与草根命运书写
随着以城市化和商业化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和道德伦理的冲击，许多作家也以乡村民间视角来审视诸多变化，从乡村民间寻找解决当下人们焦虑的方式。在众多青海女性作家中，雪归是第一个全方位展示青海东部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乡土女作家。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她对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处世原则、情感方式等都比较熟悉，故而其作品显得真实自然，原汁原味，加之她在书写农民时多是以自己身旁的亲人或乡邻为原型，深厚的情感使她少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而是走进农村，走近农民，真实呈现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命运。
一、青海东部农村的苦难叙事
首先，对农村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和农民对丧失耕地担忧的表现。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诸如自然环境的破坏、大量耕地被占用等。这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在雪归的乡土小说中都有表现，反映出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纤草物语》《金碗银筷》《飞翔的日子》《不是麦子就是豆子》《绽放》中，都有变革时期当地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具体写照，反映出现代化的发展对农村的冲击。一方面是对耕地面积日渐缩小的恐慌，一边又是对贫瘠土地上种地的艰辛与入不敷出情况的慨叹。
其次，对农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展现。现代经济发展让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设施和国民权益，他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挣扎或者流入城市去打工，他们生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娶不起媳妇。尤其在高原的偏远农村，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还有一些至今仍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潮退潮涌》中的保安李树森、《片羽零光》里的耿鸡换都是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的农民，还有像“二爸”（《不是麦子就是豆子》）、老奎（《窥隙》）等一辈子都打光棍的人大有人在。这些现象在贫穷落后的脑山地区普遍存在自不必说，就连有一点收入的洗车工——《春尖尖》中的周蕊也是得了病不敢去看;住在川水地、儿子在外打工的老秦至今也是摘不掉贫穷的帽子——《纤草物语》，读来令人感叹和凄恻，我们能从中触摸到作者那颗痛苦、深情和悲悯的心。
再次，对农村道德文化与人性荒原的呈现。在高原农民的荒原体验中，首先是来自边缘的地域、严酷的自然所引发的生存焦虑。人处于自然的荒原中，与自然的冲突也常常演变为人与人的冲突，导致文化和人性的荒原。小说《纤草物语》里的农民老秦和嫂子之间为争夺迁坟补偿款而进行的一系列争斗，《金碗银筷》中的老海不惜做出偷盗的行为，《杏花天》中李万福为了一个翡翠佛头挂件而对妻子一次次打骂和逼迫，《窥隙》中老奎以及马方方等人对智障女“丫头”做出的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这样的文化和人性荒原是最为触动人心也更加让人深入思索的。
另外，雪归在这类小说中还对农民自身的愚昧、爱搬弄是非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麻木、冷漠、自私的性格和行为进行了揭示，反映出社会不良风气对农村人的浸染，表现作者对农民自身弱点和农村文化的深层思考。例如《窥隙》中老奎、马方方等人对智障女“丫头”侵害后，村里人对“丫头”和她奶奶的误解和落井下石：“当传言几乎沸腾起来时……谁都可以在背后戳戳点点，甚至当面也可以对着她们吐口水，将他们的轻蔑、不屑和敌意轻易传递，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丫头说一句话。”雪归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深刻剖析了现代社会中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等因素，对传统人伦美德的逐渐退却表示担忧。
二、留守乡村的农民形象塑造
雪归小说不仅真实再现了出外打工农民的生活情形与艰难处境，而且还关注留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描写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艰苦和贫困，而且从不同角度表现农民的各种思想情绪、理想信念以及美好人性，塑造出了一批当代农民的新形象。
《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描写一个农民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及理想破灭的故事，并塑造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智者形象。作者在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中，成功塑造出一位深刻认识到土地和粮食对农民的重要性并为此不懈奋斗的农民“二爸”的形象，表现出现代农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小说还触及了农村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警醒意义。《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在叙事和刻画人物以及语言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用“紫穗穗草”这个意象来比喻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形象贴切，耐人寻味。在塑造人物方面，不从正面描写着笔，而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前面一系列对“二爸”的形象、行为描写是为后面的描写做铺垫和蓄势。语言生动形象，贬中含褒，嘲讽中含悲戚;情感表达看似轻松实则沉重。
《片羽零光》同样塑造了一位在苦难中仍不丧失对理想追求的农民形象。小说叙述一个叫耿鸡换的农民突发奇想想骑车周游全国，于是开始找广告公司筹办自己的计划，最后听从广告公司的建议想改自己的名字，却遭到父亲的誓死反抗，只好放弃了这个伟大梦想。小说反映出新一代农民怀揣对生活的美好梦想，却往往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的现实状况。同时也體现出新老农民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 雪归的小说不仅表现农民质朴的性格、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以及美好人性的存在，同时还对农民身上存在的狭隘、愚昧、猥琐甚至丑陋的心理及其行为进行大胆揭示和无情批判。《窥隙》就塑造了老奎这个愚昧、自私却良心未泯的农民形象，侧面反映出当代农村老年人存在的性饥渴与性犯罪问题。雪归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农民的两种生存状态：进城谋生者的生存尴尬与自我迷失，乡村留守者由于贫困孤寂和没有色彩的日常存在而导致的心灵孤独和凄凉处境以及自身愚昧而带来的道德失范。
三、“残缺者”形象的隐喻
每一部小说，都有它自己的人物形象，而每一个人物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回溯雪归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众多不同的人物，或孤单、或幸福、或残缺、或悲哀。恰恰也是因为这些人物，小说才会丰满起来。不难发现，雪归笔下的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瑕，反而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她在一些小说中，塑造了傻子、矬子、哑巴一类“残缺者”形象。这类人是作为思维正常人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的行为总是违背理性的思维，痴傻和身体缺陷赋予他们一种“纯真”的品质，他们总能出其不意地发现世界的真，对世界的理解以一种自然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见证者。
《绽放》通过对一位不起眼的小人物李海山的描写，塑造了一位身体残疾心灵美好的青年农民形象。这篇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这种叙事手法与《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有一些相似，作者不动声色，不直接评判人物，而是将人物性格和形象放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之中，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来展现，将作者的主观思想情绪寓于客观写实之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矬子猥琐的长相与所做的“可笑”的事情以及在这个家里可有可无的地位和处处受欺凌的处境，都是为后面表现他有主见、有头脑、善良、克制、隐忍而勇于牺牲自我的美好人性做铺垫和反衬;小说语言风格独特，采用调侃奚落的语气，贬中含褒，将深刻的思想意蕴寓于嬉笑怒骂之中。在戏谑调侃与对比中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农民形象凸显了出来。
作者深知畸形人物的残缺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健全人更“健全”，更有才能，或者得到的更多，如“矬子”李海山歌唱得很好听，还有他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所以雪归在书写畸形人物谱系时，更加注重这座“健全”天平的平衡，不可怜他们，也不歧视他们，而是注重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进行赞美。
《我不说》通过哑巴的视角，看到社会的不公，“朋友”波波一类人污浊的人性。除了身体上的缺陷，雪归同样关注精神上残缺的人群，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正常的生活规律和社会伦理，但雪归把傻子这一形象符号化，让人们透过傻子的生活，去反思现实的人生和社会的同时，带给读者人间的温情和努力生活的力量。如《窥隙》中的“丫头”是一个智障女孩，她前后受到三个男人的性侵，最后却保护了真正关心她和她奶奶的老奎。雪归笔下的傻子视角具有直观性和细节性，他们往往洞察一切，口吐真言，具有超然物外的审视眼光和惊人之举。作家往往运用畸形人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隐喻，通过他们的“不健全”去引导我们反思自身的“健全”。
四、底层女性命运书写
写底层女性，其实是女性作家在写另一个自己，对于底层女性整个群体来说，女性作家是在写“她们”，写“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的声音。如《飞翔的日子》《八月雪》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有作者雪归的影子。雪归小说中的底层女性形象有生活在农村的乡村女性，有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女性，还有城市底层女性。
《琥珀泪》中的秋、《来一回尽情奔跑》中的陈梅瑛、《蛾》里面的赵玮等形象塑造，让我们看到雪归对女性所处世界的整体文化的反思，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触及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宿命。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从对外部语境的再现，逐渐指向女性的自我意识、性意识、生命意识、情爱意识本身，体现出雪归女性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而雪归塑造的守望乡村的“母亲”形象、善良隐忍的“妻子”形象、背负重望的“女儿”形象、拒绝平庸的“女人”形象，譬如《潮退潮涌》中的潘欣、《杏花天》中的尚秋菊、《绽放》中的鲍五梅、《金碗银筷》中王根发的妻子、《春尖尖》中母亲等一系列善良隐忍的女性形象，以其特有的温柔、细腻、体贴的情感为底层世界撑起了一方温暖的天空，使底层人在艰辛之余仍不失生活的信心。
雪归对于城市底层的书写，从底层的苦难、阶层的对立、偶然事件中的心灵瘤疾、复杂的生活本身等脱身而出，更多地探讨小城镇底层空间中人的本性，并对底层人物寄予了一定的人文深度和悲悯情怀。她笔下的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悲欢，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的生存通感。
雪归小说不刻意追求结局的完美，她的作品中主人公对理想的追求往往以失败告终，使作品弥漫着悲剧气氛。作者从终极关怀的高度来审察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无疑发现了更多的残缺性人生场景和悲苦情怀，体现出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蛾》表现城市现代女性不甘平庸的生活和无滋无味的爱情婚姻而大胆抗争，像飞蛾扑火般向自己认为的目标勇往直前，最后却像飞蛾扑进火里，被烧得满身伤痛，甚至彻底毁灭。《琥珀泪》所蕴涵的思想意义与《蛾》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用细腻的女性意识和情感经验塑造了一位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盲从与反抗、善良和扭曲转变过程中的女性形象。
雪归小说中反映底层女性既想拒绝平庸又无法冲出围城，总是处在两难选择之中的作品还有《来一回尽情奔跑》《裂口》等。小说还触及下岗、打工、房贷、医疗等实际生活問题。对这些底层女性来说，经济的困窘并不可怕，情感的缺失有时却会令她们中的一些人手足无措。这些人因物质的贫困而更需要情感的抚慰，她们对情感的需要、对家庭的渴望尤为强烈。无论是对下岗女工生命韧性的赞扬，还是对她们苦涩情感的呈现，都是女性作家对这一独特群体生存镜像的审查。
雪归笔下这些性格各异的底层女性，在自己或喜或悲的人生旅途中，上演了一幕幕隐忍与挣扎交织、逃离与沉沦相继、友爱与承担齐行的生存图景。这些性格鲜明的底层女性形象充实了青海女性文学的人物画廊。
总而言之，雪归的中短篇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强烈的底层情怀，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在叙事语言、情节结构和审美观照上富有质感的艺术特征，还有她日趋成熟的写作技巧和突出的创作实绩，为青海女性文学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王宝琴，女，汉族，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原教授，现受聘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当代地域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著有学术专著《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研究》等。
雪归“底层文学”所传达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实质，不论是她笔下的底层工人、贫苦农民，还是她小说里的底层知识分子，抑或是底层文学爱好者、依据自身经验所塑造的打工者，均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饱经苦难、被压抑和隔绝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雪归对于他们生活状态的考察和前途命运的担忧，可以说是具有真正现实指向性的现代性反思与忧患意识。雪归怀着一种深切而沉稳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密切注视着青海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生命形态，关切和思考着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尤其以她自身的生命体验来实现她对底层人物生命与存在的昭示与思索，创造出了面目各异身份不同的“青海人”。作者注重“在路上”“在途中”“在农村”的创作诉求，而且作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往往是对“寻找”和“漂泊”含义的进一步追问。因此，关注探讨小人物命运、揭示和表现他们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世界，成为雪归小说精神内蕴的特质。她对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状态与困难命运进行冷峻的审视和深度的思考，对流动而坚韧的生命活力进行的探访与寻求，对人本困境做出的深切体认与参悟，都使得其小说有着深邃的思想穿透力。
城镇边缘人叙事
文学史上“边缘人”形象本指的是在19世纪世界文学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笔者在此将雪归小说中塑造的底层小人物称为“边缘人”，其含义范围有所扩大，泛指生活在社会底层，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被主流社会认可，身体和心灵都处在漂泊无依状态、心理缺乏归属感的这样一类人。在雪归的小说中，该类人主要以临时工、农民工等形象为代表。
一、生活在都市的“临时工”
“临时工”这个称谓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一般指在国营企事业单位无正式编制的不在册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在企业改革的浪潮中被卷入下岗职工行列，后又被其他单位聘用到某些岗位工作，与所谓正式员工在工资、福利等待遇方面有很大区别的人员。过低的收入和很多不平等的待遇使得他们不仅生活窘迫，而且精神压抑，心理自卑，处境尴尬。作者雪归曾经从省城一所大中专院校毕业，工作两年后下岗，从此踏上了找工作与失业交替进行的痛苦而漫长的“征途”，借用作者在小说《请让我开一次会》中何楚珪的话说：“我几乎是不断地在找工作——干工作——失去工作——再找工作的循环中奔忙，几乎没有一天能闲下来。”而每次不管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在什么单位、什么岗位，其身份永远都是临时工。临时工在当时就是一个“局外人”“边缘人”的标签，他们享受不到与正式工相同的待遇，甚至在人格尊严上也是不平等的。她在小说《请让我开一次会》中所描述的，可以看作是作者带有自叙性质的描写，其中有很多经历应该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雪归在她的小说集《暗蚀》的“后记”中也写道：“十几年打工生涯和严酷现实面前的碰壁之痛，在我的性格内注入太多怯懦与自卑的因子。在挣扎着生存的时候，面对现实的强大与个人的微弱，我只能凭借时间的流逝来消解被打压的疼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疼痛并未因此减轻，理想与尊严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变成了奢侈的东西，被一次次置于令人尴尬甚至不堪境地，在遭受现实社会习惯性地無视、曲解，甚至撕碎、践踏和蹂躏之时，我无法假装生活在别处，无法假装看不见，我更是有着深切体验后的切肤之痛……”临时工从物质到社会地位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他们从身体到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等，成为雪归笔下反复咀嚼的对象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客观上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体制方面的某些缺陷以及时代造成的底层人们的不幸命运。《暗蚀》《请让我开一次会》《飞翔的日子》《裂口》等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叙事的。
与生存空间的边缘化相比，临时工在与正式工相处的过程中更能感受自己的边缘化地位。不仅仅是单位的认可与接纳，更为重要的是“临时工”希望得到来自单位和社会的尊重，生存与情感的边缘化只是临时工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一个表面特征，最根本的是他们文化处境上的边缘化，即“何处归”的精神漂泊感。这种边缘化的存在消解了他们生活的希望，伤害着他们的自尊。如主人公所说，“尊严，渐渐地变成奢侈的东西。我们从此避开尊严只说生存”。
这种缺乏归属感和没有尊严的灼痛感在雪归的中篇小说《暗蚀》里表现得更为强烈。《暗蚀》可以看作是一篇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如果没有深切的体验是写不出如此真实的感受。《暗蚀》中的主人公桑青身上，不仅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处境的艰难，更表现出他长期作为临时工而被边缘、得不到应有的尊严感的精神上的无奈与痛苦。临时工这个标签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使他不但得不到经济地位和日常工作方面的平等待遇，更得不到人格上的被尊重，难以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小说将一位临时工的窘迫处境与精神抑郁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心酸。
雪归善于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物的心理运行。作者借小说发出沉痛质问，这篇小说展现了作者扎实圆熟的笔力，以及对于小人物的灰暗生活、对世俗人生的苦难与无奈、对于人性细腻而独到的洞察与挖掘，充满着作家自身的哲理性思考，在底层人的生活里寄寓着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小说事件叙述真切自然，人物心理变化轨迹清晰、合理，刻画细腻。小说还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的方式，既有全知视觉的客观叙述，又有在场者的直抒胸臆;既有他者的旁观，又有亲临者的体验，使小说思想意蕴的阐发和情感的宣泄充满张力，也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饥者饕餮》是雪归的一部短篇小说，其叙述角度新颖、意蕴表现更为深刻。它描写了陆马这个小人物在现实生活的无奈与理想的消褪双重挤压之下的迷惘与虚无以及从身体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逐渐蜕变的过程，表述了一个文学中绕不开的叙事母题——灵与肉的冲突。小说多次写陆马时时涌上来的食欲与大得惊人的食量，虽然他食肠如壑，却越来越瘦，“弯腰躬背的陆马像一个大虾子——一只异常安静和沉默的虾子。”环境的沉闷压抑，生活的孤独寂寞，使陆马越来越无趣味无目标，由此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感知力，最后只剩下食、色的生理需求，退回到了马斯洛所说的一个人的最低层次的需求。
底层民众在面对生活时是乏力和艰难的，他们对命运和境遇的反抗，成就了卑微的理想。由于残酷的外在困境，底层民众若想生存，要么沉默与坚持，要么拼死挣扎和反抗。雪归在她后来的创作中开始不仅表现底层人物的苦难，同时也注意发掘他们仍不放弃对生活追求的信心与战胜命运的意志，试图从中探索一种个性化的生存状态和寻求精神超越、走出边缘的救赎之路。《飞翔的日子》是雪归小说集《无脚鸟》中最有分量的一部中篇小说。它的结尾没有停留在小说《请让我开一次会》中何楚珪“无处归”的凄楚之中，也没有重复《暗蚀》中主人公陆马的沉沦，尤其结尾一句“没有脚怕什么？不是还有翅膀吗？”可谓点睛之笔，发人深思，给这些底层人一点希望和勇气，给临时工暗淡无光的生活一抹亮色，从中可看出作者创作轨迹变化的痕迹。同样是描写底层人物命运的作品，作者已不再只停留在对小人物苦难的叙事上，而是写出了他们面对苦难表现出的抗争与坚强，反映出作者创作思想方面的进一步升华。
除此之外，雪归的很多小说都涉及下岗工人、临时工的话题，描写了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们不同的遭际和命运，如《链式反应》中的王大光、马素兰夫妇，《春尖尖》中的周蕊和丈夫李小波，《潮退潮涌》中的潘欣和丈夫成明义，《柴油事件》中的“我”和小丁，《裂口》中的李琼，《来一回尽情奔跑》中的陈瑛梅，《八月雪》中的“我”以及《我把蒋之菡丢了》中的“我”等等。
雪归笔下的这些小人物临时工与农民工不同，他们一般都受过正规教育，曾经有过工作，大都是有才情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他们梦想着用自己的才能改变命运，渴望用自己的努力取得社会的认可。他们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时代的浪潮和当时不尽健全的体制使他们游离于主要社会舞台，饱尝了人生的种种辛酸。作者敢于直面现实，以这些临时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社会“边缘人”为主要叙述对象，描写这些体制外的人群和精神上的漂泊者，真实反映当代现实中存在的失业、下岗等社会问题，表现出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
二、游走在城镇的农民工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入城镇逐渐代替了从前专职的城市产业工人阶层。故而农民工特指背井离乡从经济落后的农村到相对发达的城镇谋取生存的农民，他们从事的工作一般具有低层次、不稳定、苦累脏、收入低、受尊敬度差等特点。雪归将笔触深入社会底层的更多领域，包括建筑工人、餐厅的服务员、洗车工、站大脚等各行各业进入城市的打工者。
首先是对他们进城打工的艰难与辛苦的描写。青海的农民工根据家离城市距离的远近和打工性质的不同，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家离城里比较远，他们不得不长时间住在打工的城镇里，或者还有的到省外打工，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几年才能回一次家;还有一种是他们的家离县城或省城不太远，可以在农闲时节到城里找点儿零活做，每天早出晚归，搭乘班车或便车来往于城乡间，这样一方面可以省去在城里的住宿费，当然还有一天的伙食费，因为早晚饭可以在家里吃，再从家里带上干粮当中午饭，有点像“短工”或“时工”。雪归笔下所写的这些农民工以后者居多。小说《片羽零光》里的耿鸡换是个站大脚的，《暗蚀》中作者借桑青的所见来呈现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艰辛，《杏花天》里也描写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路途之艰难。
其次是对他们进城务工后尴尬处境的描写。无论是像耿鸡换、尚秋菊这样每天穿梭于城乡间的“短时工”，还是像尚秋菊的丈夫李万福、《金碗银筷》里的王根发这样入住工地的“长时工”，他们到了城里就是城里的“他者”，所有的陌生不止是环境的陌生，而是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也因为如此，农民进入城市，艰难的不是物质生活的问题，更是因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心理、精神和情感的问题。《这个冬天不太冷》中李司马眼中的“城市表情”是对此问题的最好诠释：“各样的脸，或麻木，或生动，或沧桑满布，或稚嫩可爱，没有一张脸让他觉得温暖亲切。没有温度的脸，李司马想，这才是城市的表情。”
雪归将“城市外来者”形象的边缘化作为一种人物叙述方式，准确地把握了这些形象在城市中的地位，展现了他们边缘生存的屈辱与无奈，被中心拒绝的尴尬与失落，为摆脱边缘进入中心的种种努力。《杏花天》中所描写的农村妇女尚秋菊进城打工后的一段心理感受很有代表性，而《暗蚀》和《片羽零光》中，雪归将边缘化存在方式的叙述不仅展现这一形象的生存空间，也展示了他们的深层心理。
再次，是对他们漂泊感的心理刻画。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们抛弃故土，背井离乡，追逐着物质利益踏在别人的城市。正如《这个冬天不太冷》所写李司马的遭遇与感受：“这个城市吸引着许多人，国内的国外的，但是吸引不了李司马……李司马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哪怕他已在这个城市工作八年之久。”
凋敝而衰败的经济状态，压抑而狭小的文化空间，沉闷而贫苦的生活现实，无疑都形成一股巨大的推力，于无形中逼迫着农民无奈地走向城市。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却无法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对于出门在外的打工者来说，“安居”无疑是一种奢望。他们大都无法在城市找到舒适的居所，简易的工棚、拥挤逼仄的集体宿舍、低矮潮湿的房屋、几人合租的出租屋往往就是这些打工者的安身之处，这些住所毫无温馨或隐私可言，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相去甚远。《飞翔的日子》里，“肖蔚不想另外租房再置办锅碗瓢盆。她本来就是在风雨飘摇中生存，哪里都不会是永久的家。仅仅只是寄居的日子，沒有必要伪装出家的环境和氛围”。 现实意义中“家”的缺席造成了这些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精神上的漂泊感，他们不仅丧失了容身之所，更加丢失了精神之根。对于他们来说，物质生活的艰辛固然难熬但尚能克服，而精神的漂泊却让他们真正陷入迷茫几近绝望的境地。作为身在异乡的小人物，他们没有自己的安身之所，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城市里他们退无可守，漂泊的生活使得他们严重缺乏安全感，一旦被城市遗弃，他们除了退回已不适应的家乡之外无路可寻。这种适应、立足城市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对于长期浸染在农业文明中的乡土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乡下人”的进城是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不管乡下人进城与返乡的方式和结局如何，他们都对乡土中国的裂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流动过程虽然一波三折，充满艰辛和坎坷，但其流动的姿态正是乡下人强烈的现代性诉求。雪归的很多作品通过农民工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来展开城乡价值的对抗、冲击和再反思，或者可以说，来展示农民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和牴牾。
乡村叙事与草根命运书写
随着以城市化和商业化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和道德伦理的冲击，许多作家也以乡村民间视角来审视诸多变化，从乡村民间寻找解决当下人们焦虑的方式。在众多青海女性作家中，雪归是第一个全方位展示青海东部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乡土女作家。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她对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处世原则、情感方式等都比较熟悉，故而其作品显得真实自然，原汁原味，加之她在书写农民时多是以自己身旁的亲人或乡邻为原型，深厚的情感使她少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而是走进农村，走近农民，真实呈现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命运。
一、青海东部农村的苦难叙事
首先，对农村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和农民对丧失耕地担忧的表现。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诸如自然环境的破坏、大量耕地被占用等。这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在雪归的乡土小说中都有表现，反映出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纤草物语》《金碗银筷》《飞翔的日子》《不是麦子就是豆子》《绽放》中，都有变革时期当地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具体写照，反映出现代化的发展对农村的冲击。一方面是对耕地面积日渐缩小的恐慌，一边又是对贫瘠土地上种地的艰辛与入不敷出情况的慨叹。
其次，对农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展现。现代经济发展让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设施和国民权益，他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挣扎或者流入城市去打工，他们生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娶不起媳妇。尤其在高原的偏远农村，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还有一些至今仍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潮退潮涌》中的保安李树森、《片羽零光》里的耿鸡换都是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的农民，还有像“二爸”（《不是麦子就是豆子》）、老奎（《窥隙》）等一辈子都打光棍的人大有人在。这些现象在贫穷落后的脑山地区普遍存在自不必说，就连有一点收入的洗车工——《春尖尖》中的周蕊也是得了病不敢去看;住在川水地、儿子在外打工的老秦至今也是摘不掉贫穷的帽子——《纤草物语》，读来令人感叹和凄恻，我们能从中触摸到作者那颗痛苦、深情和悲悯的心。
再次，对农村道德文化与人性荒原的呈现。在高原农民的荒原体验中，首先是来自边缘的地域、严酷的自然所引发的生存焦虑。人处于自然的荒原中，与自然的冲突也常常演变为人与人的冲突，导致文化和人性的荒原。小说《纤草物语》里的农民老秦和嫂子之间为争夺迁坟补偿款而进行的一系列争斗，《金碗银筷》中的老海不惜做出偷盗的行为，《杏花天》中李万福为了一个翡翠佛头挂件而对妻子一次次打骂和逼迫，《窥隙》中老奎以及马方方等人对智障女“丫头”做出的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这样的文化和人性荒原是最为触动人心也更加让人深入思索的。
另外，雪归在这类小说中还对农民自身的愚昧、爱搬弄是非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麻木、冷漠、自私的性格和行为进行了揭示，反映出社会不良风气对农村人的浸染，表现作者对农民自身弱点和农村文化的深层思考。例如《窥隙》中老奎、马方方等人对智障女“丫头”侵害后，村里人对“丫头”和她奶奶的误解和落井下石：“当传言几乎沸腾起来时……谁都可以在背后戳戳点点，甚至当面也可以对着她们吐口水，将他们的轻蔑、不屑和敌意轻易传递，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丫头说一句话。”雪归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深刻剖析了现代社会中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等因素，对传统人伦美德的逐渐退却表示担忧。
二、留守乡村的农民形象塑造
雪归小说不仅真实再现了出外打工农民的生活情形与艰难处境，而且还关注留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描写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艰苦和贫困，而且从不同角度表现农民的各种思想情绪、理想信念以及美好人性，塑造出了一批当代农民的新形象。
《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描写一个农民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及理想破灭的故事，并塑造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智者形象。作者在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中，成功塑造出一位深刻认识到土地和粮食对农民的重要性并为此不懈奋斗的农民“二爸”的形象，表现出现代农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小说还触及了农村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警醒意义。《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在叙事和刻画人物以及语言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用“紫穗穗草”这个意象来比喻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形象贴切，耐人寻味。在塑造人物方面，不从正面描写着笔，而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前面一系列对“二爸”的形象、行为描写是为后面的描写做铺垫和蓄势。语言生动形象，贬中含褒，嘲讽中含悲戚;情感表达看似轻松实则沉重。
《片羽零光》同样塑造了一位在苦难中仍不丧失对理想追求的农民形象。小说叙述一个叫耿鸡换的农民突发奇想想骑车周游全国，于是开始找广告公司筹办自己的计划，最后听从广告公司的建议想改自己的名字，却遭到父亲的誓死反抗，只好放弃了这个伟大梦想。小说反映出新一代农民怀揣对生活的美好梦想，却往往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的现实状况。同时也體现出新老农民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 雪归的小说不仅表现农民质朴的性格、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以及美好人性的存在，同时还对农民身上存在的狭隘、愚昧、猥琐甚至丑陋的心理及其行为进行大胆揭示和无情批判。《窥隙》就塑造了老奎这个愚昧、自私却良心未泯的农民形象，侧面反映出当代农村老年人存在的性饥渴与性犯罪问题。雪归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农民的两种生存状态：进城谋生者的生存尴尬与自我迷失，乡村留守者由于贫困孤寂和没有色彩的日常存在而导致的心灵孤独和凄凉处境以及自身愚昧而带来的道德失范。
三、“残缺者”形象的隐喻
每一部小说，都有它自己的人物形象，而每一个人物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回溯雪归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众多不同的人物，或孤单、或幸福、或残缺、或悲哀。恰恰也是因为这些人物，小说才会丰满起来。不难发现，雪归笔下的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瑕，反而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她在一些小说中，塑造了傻子、矬子、哑巴一类“残缺者”形象。这类人是作为思维正常人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的行为总是违背理性的思维，痴傻和身体缺陷赋予他们一种“纯真”的品质，他们总能出其不意地发现世界的真，对世界的理解以一种自然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见证者。
《绽放》通过对一位不起眼的小人物李海山的描写，塑造了一位身体残疾心灵美好的青年农民形象。这篇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这种叙事手法与《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有一些相似，作者不动声色，不直接评判人物，而是将人物性格和形象放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之中，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来展现，将作者的主观思想情绪寓于客观写实之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矬子猥琐的长相与所做的“可笑”的事情以及在这个家里可有可无的地位和处处受欺凌的处境，都是为后面表现他有主见、有头脑、善良、克制、隐忍而勇于牺牲自我的美好人性做铺垫和反衬;小说语言风格独特，采用调侃奚落的语气，贬中含褒，将深刻的思想意蕴寓于嬉笑怒骂之中。在戏谑调侃与对比中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农民形象凸显了出来。
作者深知畸形人物的残缺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健全人更“健全”，更有才能，或者得到的更多，如“矬子”李海山歌唱得很好听，还有他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所以雪归在书写畸形人物谱系时，更加注重这座“健全”天平的平衡，不可怜他们，也不歧视他们，而是注重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进行赞美。
《我不说》通过哑巴的视角，看到社会的不公，“朋友”波波一类人污浊的人性。除了身体上的缺陷，雪归同样关注精神上残缺的人群，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正常的生活规律和社会伦理，但雪归把傻子这一形象符号化，让人们透过傻子的生活，去反思现实的人生和社会的同时，带给读者人间的温情和努力生活的力量。如《窥隙》中的“丫头”是一个智障女孩，她前后受到三个男人的性侵，最后却保护了真正关心她和她奶奶的老奎。雪归笔下的傻子视角具有直观性和细节性，他们往往洞察一切，口吐真言，具有超然物外的审视眼光和惊人之举。作家往往运用畸形人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隐喻，通过他们的“不健全”去引导我们反思自身的“健全”。
四、底层女性命运书写
写底层女性，其实是女性作家在写另一个自己，对于底层女性整个群体来说，女性作家是在写“她们”，写“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的声音。如《飞翔的日子》《八月雪》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有作者雪归的影子。雪归小说中的底层女性形象有生活在农村的乡村女性，有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女性，还有城市底层女性。
《琥珀泪》中的秋、《来一回尽情奔跑》中的陈梅瑛、《蛾》里面的赵玮等形象塑造，让我们看到雪归对女性所处世界的整体文化的反思，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触及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宿命。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从对外部语境的再现，逐渐指向女性的自我意识、性意识、生命意识、情爱意识本身，体现出雪归女性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而雪归塑造的守望乡村的“母亲”形象、善良隐忍的“妻子”形象、背负重望的“女儿”形象、拒绝平庸的“女人”形象，譬如《潮退潮涌》中的潘欣、《杏花天》中的尚秋菊、《绽放》中的鲍五梅、《金碗银筷》中王根发的妻子、《春尖尖》中母亲等一系列善良隐忍的女性形象，以其特有的温柔、细腻、体贴的情感为底层世界撑起了一方温暖的天空，使底层人在艰辛之余仍不失生活的信心。
雪归对于城市底层的书写，从底层的苦难、阶层的对立、偶然事件中的心灵瘤疾、复杂的生活本身等脱身而出，更多地探讨小城镇底层空间中人的本性，并对底层人物寄予了一定的人文深度和悲悯情怀。她笔下的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悲欢，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的生存通感。
雪归小说不刻意追求结局的完美，她的作品中主人公对理想的追求往往以失败告终，使作品弥漫着悲剧气氛。作者从终极关怀的高度来审察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无疑发现了更多的残缺性人生场景和悲苦情怀，体现出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蛾》表现城市现代女性不甘平庸的生活和无滋无味的爱情婚姻而大胆抗争，像飞蛾扑火般向自己认为的目标勇往直前，最后却像飞蛾扑进火里，被烧得满身伤痛，甚至彻底毁灭。《琥珀泪》所蕴涵的思想意义与《蛾》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用细腻的女性意识和情感经验塑造了一位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盲从与反抗、善良和扭曲转变过程中的女性形象。
雪归小说中反映底层女性既想拒绝平庸又无法冲出围城，总是处在两难选择之中的作品还有《来一回尽情奔跑》《裂口》等。小说还触及下岗、打工、房贷、医疗等实际生活問题。对这些底层女性来说，经济的困窘并不可怕，情感的缺失有时却会令她们中的一些人手足无措。这些人因物质的贫困而更需要情感的抚慰，她们对情感的需要、对家庭的渴望尤为强烈。无论是对下岗女工生命韧性的赞扬，还是对她们苦涩情感的呈现，都是女性作家对这一独特群体生存镜像的审查。
雪归笔下这些性格各异的底层女性，在自己或喜或悲的人生旅途中，上演了一幕幕隐忍与挣扎交织、逃离与沉沦相继、友爱与承担齐行的生存图景。这些性格鲜明的底层女性形象充实了青海女性文学的人物画廊。
总而言之，雪归的中短篇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强烈的底层情怀，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在叙事语言、情节结构和审美观照上富有质感的艺术特征，还有她日趋成熟的写作技巧和突出的创作实绩，为青海女性文学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王宝琴，女，汉族，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原教授，现受聘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当代地域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著有学术专著《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