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讲话，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结合当前文艺批评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种种弊端，从重塑批评精神、重树批评标准、重建中国话语等维度，对文艺批评的性质、目的、原则、方法、标准、指导思想等进行了全方位阐述，为当前文艺批评的改进以及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设计了基本路径，指明了努力方向，必将极大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文艺座谈会 批评精神 批评标准 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16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淡会，与文艺界人士“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结合具体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包含了重塑批评精神、重树批评标准、重建中国话语等理论建构维度，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必将对中国当前的批评实践与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重塑批评精神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因此，习总书记特别重视文艺批评。关于文艺批评，他首先强调了批评精神，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对此，他从正反两面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说明：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
以上讲话，着重强调了文艺评论的批评精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存在矛盾的两方面，批评精神有着客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功用的角度来看，真理越辩越明，批评是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通过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可以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从本质上讲，批评精神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习总书记指出：“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敢于”一词的反复强调，表明批评精神体现的是一种秉持公心、穷理尽事、无私无畏的勇气。用黑格尔的话说“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①中国古人称之为“文德”，强调才、学、识之外尚须有“德”。《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僻者之辞。”即哲人著书立说之德操也，“以公心辩”，也就是以不偏不倚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学术，这正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习总书记看来，当前的文艺批评就缺少这样的文德，不能持公心、说真话、讲道理。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商品大潮的影响与冲击下，文艺及文艺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与边缘化。有些文艺工作者意志不够坚定，经受不住诱惑与考验，拜倒在商品法则之下，心中不再有崇高的艺术理想和追求，成为拜金主义和金钱的奴隶，沦落为高级文化市侩。反映在文艺批评上，就是批评不再是为艺术的提高、真理的阐明、社会的进步而发，而是为小集团利益、私人情感、个人私欲、经济利益服务，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关系批评等怪相层出不穷，文艺批评变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成为一种纯粹的友串与吹捧，境界和格调变得越来越庸俗、低下，丧失了基本的批评功能和价值导向作用。总书记提倡文艺批评要有批评精神，正是针对当前文艺批评界普遍存在的时代病症有感而发，其旨归就是要倡导一种勇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为文治学的品德与风气，使文艺批评回归本质，为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习总书记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鲁迅先生，引用了他关于文艺批评作用的名言，实际上鲁迅先生就是一位最具有批评精神的文艺批评家，不但勇于向黑暗的恶势力开战，同时对于革命同志的错误倾向也毫不留情。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曾与左翼作家进行过激烈笔战，指出左翼作家文艺作品中存在的种种缺失，极大促进了左翼革命文艺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进步，以致毛主席称他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说他的骨头最硬。习总书记虽没有直接提倡学习鲁迅先生的批评精神，但是其话语的内涵以及他对鲁迅先生“剜烂苹果”一语的精准评断和引用，表明他希望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做“剜烂苹果”的工作，通过辩论和批评，阐明真理，提升艺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与发展。
重树批评标准
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最为人所知的是恩格斯于1847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说。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尤其深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此问题的两个最经典论述。
习总书记在21世纪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现状，对文艺批评又提出了新的标准，那就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一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阐述的继承、综合与发展，它综合了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艺术标准的论述，并将人民性的提法从其政治的标准中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
重新提出历史的观点，既是出于对毛泽东文艺两标准说过于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倾向纠偏的需要，又与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去历史化”问题和颠覆历史的现象。会后，在与作家麦家的谈话中，他又指出：“现在一些谍战剧不尊重歷史，给观众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有着普遍的当代世界思想背景。二十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消解中心、打破秩序、解构权威的后结构主义运动兴起，历史研究领域一批学者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颠覆与解构，质疑客观的历史，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一种诗意结构，不过是历史书写者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念的一种叙述；或者将历史的发展偶然化、神秘化、个体化、碎片化，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对历史发展的能动性。在此种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层出不穷，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历史被任意涂抹，或篡改，或颠覆，或戏说，或割裂，张冠李戴，胡编乱造，以讹传讹，随意丑化、抹黑历史人物，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历史的”观点的提出，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正确对待历史的时代要求与现实需要。 关于人民的论述，习总书记引用并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性的论述，但他却是第一个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创作要求和以“人民”的观点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明确提出者，在新的时代发展了前辈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是政治上践行群众路线、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性在文艺上的表现，是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艺术的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对毛泽东艺术的标准的继承，但两者面临的情境与地位并不一致。前者是将艺术与政治作为对立范畴提出，而后者却是将其与商业或经济作为对立范畴提出，而且在两组关系中，艺术的地位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在前者中艺术是附属的、第二位的，而在后者中，艺术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当今时代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时代，一切精神产品都被纳入文化市场，成为文化产品和精神消费品，因而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形成了艺术与商业两个考察维度，但在经济指标的驱动下，后者更为强势有力，以商业票房、发行量、粉丝的数量来衡量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成为主流价值趋向，这导致艺术家纷纷放弃崇高的艺术追求与职责，不断追名逐利，于是文艺从政治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却又被市场与商业的名缰利锁紧紧捆住，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对此，习总书记指出：“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当然，身处市场经济时代，他并不完全排斥文艺的商业属性，而是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里虽强调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对立统一，但重心却是在前者，艺术价值作为社会效益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得到了极大强化，体现出对艺术审美的重视，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习总书记提出的美学的观点，也不完全是恩格斯意指中的美学的观点，他更着重于价值论，即审美判断，也就是美的标准问题。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的解构思潮所宣扬的消解神圣、戏谑崇高、颠覆权威、解构中心等思想理念在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泛滥一时，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那一套，“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习总书记认为这“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并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战胜丑恶”，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等等。结合这些内容来对照理解“美学的”批评标准，可以发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美学的”实际内涵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这一观点时有所变化，更多强调的是价值论，而非艺术论，而且也更为具体、丰富，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意义，体现出鲜明的文化关怀与民族特色，
总而言之，“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观点或标准构成一个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系统，显示了文艺的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統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情境的发挥与运用，是关于文艺评价的全面的科学的标准，它们的提出与践行必然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走向新的繁荣。
重建中国话语
任何一种批评都是在一定的理论、观念指导下的话语行为。理论话语决定了批评的原则、立场、方向、方法等，以不同的理论观照和阐释文本，即显示出不同的倾向与意义。谁拥有了自己的理论，谁就拥有一套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和工具，谁就在当今的话语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存在。因此批评理论的建构对于文艺批评来说举足轻重。关于这一点，习总书记显然有着清醒认识，他特别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这一论述在宏观上为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确定了基本原则与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经历了一个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它是西方中心话语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西方话语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支撑下，显示出理所当然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轻而易举占据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心话语。而另一方面，在前者的冲击下，中国传统话语往往被贴上保守、落后的标签，备受冷落或弃置，迅速向边缘滑落，不再在批评实践中发挥阐释效应。这一相反相成的过程，构成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当代著名学者王瑶先生就曾这样说：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②
这种现代性伴随着外国理论的强势侵入而不断被强化，学术界的每一项创新、每一个理论话题总是在西方时新理论话语的介绍中被推动或引发，中国批评理论界不断呈现出西方话语狂欢。它们主要反映在这样两个方面：一、在阐释实践上完全以西方话语来解读中国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二、以西方的理论来强制或过度阐释中国的固有传统理论，不是“以西释中”“以西估中”“以西律中”“以西裁中”“以西解中”，就是“以中补西”“以中援西”“以中衬西”“以中证西”。中国学者、批评家所运用的概念、思维方式、关键词都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文论体系完全被放弃了，以致离开了西方话语，中国理论界就不会说话了，在理论运用和交流中，我们失去了固有的特点，作为中国话语，我们“失语”了，也就是失去了民族的文化自我，丧失了文化身份。这种境况显然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极不匹配。 习总书记提出“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以重建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主张，就前者而论，它既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生硬的以西释中，而是以当前的创作实际和变化了的时代要求对传统理论资源进行整理与观照：或补充，或改造，或重构，使之与新的现实结合，化成为一种适应当代批评实践的崭新理论。就后者来看，他的态度首先是批判。不可否认，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以其强烈的变革精神和創新意识，极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维，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但其中的虚无、极端、偏激倾向也大量涌现，泛滥一时。而且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与西方独特的历史情境、审美心理、文化传统深刻联系在一起，并不一定完全适合非西方语境的文学实践，然而在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言必称西方”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与方法。习总书记的主张无疑与以上现实情形是密不可分的，它表现出对几十年来西方话语在中国自由泛滥、混乱失序局面的不满、反思及意欲调整的心态。
传统理论话语是中国文艺批评的血脉，中华几千年的典籍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创见，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并世代影响和滋养着中国人的文艺及审美意识和能力。因此，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和创作实践，要时刻抵制和批判“言必称西方”的不良倾向，从中国理论出发，形成自己的审美尺度，建立起强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立场，而是同时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开放胸怀，只是这种借鉴，不是良莠不分、照单全收，而是有所选择、取舍，也就是“拿来主义”的态度。
可以说，在习总书记的理论设计中，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所采取的方式，虽中西两种理论资源兼收并取，相辅相成，但两者的地位与分量并不一样，而是以前者为本位，为主导，以后者为补充，为参考。这一理论主张，显示出立足传统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坚强决心与文化自信，这是中国首次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所展现的对于中国文论建设的宏伟姿态：我们要以中国自己的声音来说话，以改变100多年来在西方中心话语巨大裹挟或冲击下文化失势、失语所导致的身份危机和阐释焦虑的尴尬局面，从而实现中华文论、文化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
总而言之，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讲话，结合当前文艺批评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种种弊端，从重塑批评精神、重树批评标准、重建中国话语等维度，对文艺批评的性质、目的、原则、方法、标准、指导思想等进行了全方位阐述，为当前文艺批评的改进以及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确立了努力方向和行动指针，体现出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高度关切与重视，必将极大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4页。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责 编∕樊保玲
【关键词】文艺座谈会 批评精神 批评标准 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16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淡会，与文艺界人士“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结合具体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包含了重塑批评精神、重树批评标准、重建中国话语等理论建构维度，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必将对中国当前的批评实践与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重塑批评精神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因此，习总书记特别重视文艺批评。关于文艺批评，他首先强调了批评精神，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对此，他从正反两面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说明：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
以上讲话，着重强调了文艺评论的批评精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存在矛盾的两方面，批评精神有着客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功用的角度来看，真理越辩越明，批评是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通过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可以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从本质上讲，批评精神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习总书记指出：“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敢于”一词的反复强调，表明批评精神体现的是一种秉持公心、穷理尽事、无私无畏的勇气。用黑格尔的话说“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①中国古人称之为“文德”，强调才、学、识之外尚须有“德”。《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僻者之辞。”即哲人著书立说之德操也，“以公心辩”，也就是以不偏不倚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学术，这正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习总书记看来，当前的文艺批评就缺少这样的文德，不能持公心、说真话、讲道理。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商品大潮的影响与冲击下，文艺及文艺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与边缘化。有些文艺工作者意志不够坚定，经受不住诱惑与考验，拜倒在商品法则之下，心中不再有崇高的艺术理想和追求，成为拜金主义和金钱的奴隶，沦落为高级文化市侩。反映在文艺批评上，就是批评不再是为艺术的提高、真理的阐明、社会的进步而发，而是为小集团利益、私人情感、个人私欲、经济利益服务，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关系批评等怪相层出不穷，文艺批评变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成为一种纯粹的友串与吹捧，境界和格调变得越来越庸俗、低下，丧失了基本的批评功能和价值导向作用。总书记提倡文艺批评要有批评精神，正是针对当前文艺批评界普遍存在的时代病症有感而发，其旨归就是要倡导一种勇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为文治学的品德与风气，使文艺批评回归本质，为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习总书记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鲁迅先生，引用了他关于文艺批评作用的名言，实际上鲁迅先生就是一位最具有批评精神的文艺批评家，不但勇于向黑暗的恶势力开战，同时对于革命同志的错误倾向也毫不留情。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曾与左翼作家进行过激烈笔战，指出左翼作家文艺作品中存在的种种缺失，极大促进了左翼革命文艺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进步，以致毛主席称他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说他的骨头最硬。习总书记虽没有直接提倡学习鲁迅先生的批评精神，但是其话语的内涵以及他对鲁迅先生“剜烂苹果”一语的精准评断和引用，表明他希望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做“剜烂苹果”的工作，通过辩论和批评，阐明真理，提升艺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与发展。
重树批评标准
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最为人所知的是恩格斯于1847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说。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尤其深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此问题的两个最经典论述。
习总书记在21世纪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现状，对文艺批评又提出了新的标准，那就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一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阐述的继承、综合与发展，它综合了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艺术标准的论述，并将人民性的提法从其政治的标准中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
重新提出历史的观点，既是出于对毛泽东文艺两标准说过于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倾向纠偏的需要，又与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去历史化”问题和颠覆历史的现象。会后，在与作家麦家的谈话中，他又指出：“现在一些谍战剧不尊重歷史，给观众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有着普遍的当代世界思想背景。二十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消解中心、打破秩序、解构权威的后结构主义运动兴起，历史研究领域一批学者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颠覆与解构，质疑客观的历史，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一种诗意结构，不过是历史书写者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念的一种叙述；或者将历史的发展偶然化、神秘化、个体化、碎片化，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对历史发展的能动性。在此种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层出不穷，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历史被任意涂抹，或篡改，或颠覆，或戏说，或割裂，张冠李戴，胡编乱造，以讹传讹，随意丑化、抹黑历史人物，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历史的”观点的提出，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正确对待历史的时代要求与现实需要。 关于人民的论述，习总书记引用并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性的论述，但他却是第一个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创作要求和以“人民”的观点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明确提出者，在新的时代发展了前辈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是政治上践行群众路线、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性在文艺上的表现，是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艺术的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对毛泽东艺术的标准的继承，但两者面临的情境与地位并不一致。前者是将艺术与政治作为对立范畴提出，而后者却是将其与商业或经济作为对立范畴提出，而且在两组关系中，艺术的地位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在前者中艺术是附属的、第二位的，而在后者中，艺术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当今时代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时代，一切精神产品都被纳入文化市场，成为文化产品和精神消费品，因而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形成了艺术与商业两个考察维度，但在经济指标的驱动下，后者更为强势有力，以商业票房、发行量、粉丝的数量来衡量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成为主流价值趋向，这导致艺术家纷纷放弃崇高的艺术追求与职责，不断追名逐利，于是文艺从政治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却又被市场与商业的名缰利锁紧紧捆住，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对此，习总书记指出：“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当然，身处市场经济时代，他并不完全排斥文艺的商业属性，而是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里虽强调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对立统一，但重心却是在前者，艺术价值作为社会效益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得到了极大强化，体现出对艺术审美的重视，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习总书记提出的美学的观点，也不完全是恩格斯意指中的美学的观点，他更着重于价值论，即审美判断，也就是美的标准问题。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的解构思潮所宣扬的消解神圣、戏谑崇高、颠覆权威、解构中心等思想理念在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泛滥一时，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那一套，“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习总书记认为这“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并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战胜丑恶”，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等等。结合这些内容来对照理解“美学的”批评标准，可以发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美学的”实际内涵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这一观点时有所变化，更多强调的是价值论，而非艺术论，而且也更为具体、丰富，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意义，体现出鲜明的文化关怀与民族特色，
总而言之，“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观点或标准构成一个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系统，显示了文艺的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統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情境的发挥与运用，是关于文艺评价的全面的科学的标准，它们的提出与践行必然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走向新的繁荣。
重建中国话语
任何一种批评都是在一定的理论、观念指导下的话语行为。理论话语决定了批评的原则、立场、方向、方法等，以不同的理论观照和阐释文本，即显示出不同的倾向与意义。谁拥有了自己的理论，谁就拥有一套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和工具，谁就在当今的话语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存在。因此批评理论的建构对于文艺批评来说举足轻重。关于这一点，习总书记显然有着清醒认识，他特别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这一论述在宏观上为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确定了基本原则与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经历了一个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它是西方中心话语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西方话语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支撑下，显示出理所当然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轻而易举占据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心话语。而另一方面，在前者的冲击下，中国传统话语往往被贴上保守、落后的标签，备受冷落或弃置，迅速向边缘滑落，不再在批评实践中发挥阐释效应。这一相反相成的过程，构成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当代著名学者王瑶先生就曾这样说：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②
这种现代性伴随着外国理论的强势侵入而不断被强化，学术界的每一项创新、每一个理论话题总是在西方时新理论话语的介绍中被推动或引发，中国批评理论界不断呈现出西方话语狂欢。它们主要反映在这样两个方面：一、在阐释实践上完全以西方话语来解读中国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二、以西方的理论来强制或过度阐释中国的固有传统理论，不是“以西释中”“以西估中”“以西律中”“以西裁中”“以西解中”，就是“以中补西”“以中援西”“以中衬西”“以中证西”。中国学者、批评家所运用的概念、思维方式、关键词都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文论体系完全被放弃了，以致离开了西方话语，中国理论界就不会说话了，在理论运用和交流中，我们失去了固有的特点，作为中国话语，我们“失语”了，也就是失去了民族的文化自我，丧失了文化身份。这种境况显然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极不匹配。 习总书记提出“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以重建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主张，就前者而论，它既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生硬的以西释中，而是以当前的创作实际和变化了的时代要求对传统理论资源进行整理与观照：或补充，或改造，或重构，使之与新的现实结合，化成为一种适应当代批评实践的崭新理论。就后者来看，他的态度首先是批判。不可否认，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以其强烈的变革精神和創新意识，极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维，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但其中的虚无、极端、偏激倾向也大量涌现，泛滥一时。而且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与西方独特的历史情境、审美心理、文化传统深刻联系在一起，并不一定完全适合非西方语境的文学实践，然而在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言必称西方”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与方法。习总书记的主张无疑与以上现实情形是密不可分的，它表现出对几十年来西方话语在中国自由泛滥、混乱失序局面的不满、反思及意欲调整的心态。
传统理论话语是中国文艺批评的血脉，中华几千年的典籍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创见，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并世代影响和滋养着中国人的文艺及审美意识和能力。因此，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和创作实践，要时刻抵制和批判“言必称西方”的不良倾向，从中国理论出发，形成自己的审美尺度，建立起强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立场，而是同时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开放胸怀，只是这种借鉴，不是良莠不分、照单全收，而是有所选择、取舍，也就是“拿来主义”的态度。
可以说，在习总书记的理论设计中，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所采取的方式，虽中西两种理论资源兼收并取，相辅相成，但两者的地位与分量并不一样，而是以前者为本位，为主导，以后者为补充，为参考。这一理论主张，显示出立足传统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坚强决心与文化自信，这是中国首次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所展现的对于中国文论建设的宏伟姿态：我们要以中国自己的声音来说话，以改变100多年来在西方中心话语巨大裹挟或冲击下文化失势、失语所导致的身份危机和阐释焦虑的尴尬局面，从而实现中华文论、文化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
总而言之，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讲话，结合当前文艺批评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种种弊端，从重塑批评精神、重树批评标准、重建中国话语等维度，对文艺批评的性质、目的、原则、方法、标准、指导思想等进行了全方位阐述，为当前文艺批评的改进以及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确立了努力方向和行动指针，体现出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高度关切与重视，必将极大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4页。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