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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令人翘首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及其排名榜和评价部分公布了。报告以大规模数据收集、变量剥离、回归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手法反映了中国金融生态脉络，对29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进行了排名，并对其中50个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排名。这种类型的报告在中国尚属首次。由社科院这一决策性咨询机构推出的这份重要报告，决不仅只具有学术价值，而是事关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战略，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有着特别的意义。
金融风险成为关注焦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金融风险作为各类风险的集中表现，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国有银行商业化和企业化改革，首先通过揭示出大量不良资产的累积和银行资本金的严重缺失而将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显于世。随后，1998年通过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通过设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万多亿不良资产，2003年末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继而又运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对两行进行注资，从2003年开始，又花费大量资财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2005年又用总值达3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和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工商银行，如此等等，逐渐揭露出我国金融风险的严重程度。在此期间，一些外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也见诸报端，它们提供的数据和不无夸张的估计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而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强化了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心。面对如此严重的金融风险，人们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根据此次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在分析金融风险成因的过程中，当风险的各种表现及其形成原因渐次被揭示出来，当各类原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已经被初步认识之后，人们就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能刻划其本质的科学范畴来对之加以分类和描述。金融生态正是这样的科学范畴。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
在中国内地，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伸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他希望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通过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来提高金融效率和管理金融风险，可能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而这正是本课题组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
报告还涉及到诸多地区大量的金融资产内部数据，比如根据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指标，包括银行部门的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以及表外业务的质量，得出他们金融资产质量综合状况的分值，并对全国291个地级市的信贷质量、结构以及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等数据，对50个城市的区域经济、金融、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若干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这份报告把动态平衡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两大构成要素；金融主体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为依据提出了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九大解释性指标：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的金融生态环境之因，构成了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决定因素。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上述九类非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具有相当的解释力。2003年，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可归因于金融生态环境者为72.7%，2004年为77.2%。换言之，由于法制不完备、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给银行造成的“冤枉债”占比接近8成。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财政缺口越高的省市，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越高，二者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
民间金融显山露水
报告显示，在城市金融生态质量排名中，上海、宁波、温州、台州和杭州等排名居前，其中宁波首季的不良贷款率仅为3%，北京约位居第七、八位，而东三省的城市则排名靠后。如按经济圈来分，长三角排名靠前，而珠三角排名居后。
排名靠前的几个城市几乎全在浙江省，这显然和浙江发达的民间金融紧密联系。民间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多如牛毛的企业数量互为约束互为条件，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既降低了民间金融的信息成本，也节约了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这就是具有“浙江特色”的低成本市场演进路线。
报告表明，就金融部门的独立性而言，江浙一带也是排名靠前的。另一方面，或许与之并行不悖的是，这一地区也是金融监管最为到位、政府角色发挥最优的地区。
近年来，温州民间金融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占整个金融市场的比例却在降低。民间金融最终将从“地摊”形态登堂入室，走向正规化。央行提出，要改造和提升温州传统的民间金融市场，逐步消除金融结构的二元化。央行报告指出，民间金融的逐步边缘化，原因之一就是国家金融管制政策的加强，而金融监管，正是社科院报告中提到的金融生态的组成要素。
社科院的报告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对策中，特别强调了政府转变、法制建设和诚信这三方面的问题。或许，向为中国经济“火车头”和改革“试验田”的长三角地区，亦将悄然引领国内金融改革的发展。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综合评价
作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根据城市金融资产质量高低的排名”、“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排名”以及“对若干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简评”。其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等城市在城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表上位居前列。
报告根据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的高低，给出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年和2004年的金融资产质量的评分、各年份的排名以及该排名在两年之间的变化：两年中，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江苏等省(市)始终排名前6位，而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江西等省则始终排名后5位；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经济相对较落后的省、区的金融资产状况始终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的位次却并不靠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19个的位次在两年间发生了变化，变化面达到61%。报告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金融资产质量有比较重要影响；各地金融资产质量状况并不稳定，明显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最令人关注的是，报告以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等9个方面为投入，以城市金融生态现实表征为产出，总结得出了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的综合以及分项排名。从综合排名来看，上海、宁波、温州、杭州、深圳、台州、苏州、绍兴、嘉兴以及北京位居前10位，其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和深圳的金融生态环境等级被评为最高的一级。
报告针对若干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点评。报告认为，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各个指标上大都名列前茅：法制健全、产权保护得力、中介服务发达，社会诚信基础好，上海市政府经济、金融行为相对规范，政府审批和管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紧密，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但与浙江等地区相比，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的主导性较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部门的独立性和企业自主创造性；首都北京在金融生态环境的诸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中介服务发展充分、社会保障健全、以及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人文环境，构成了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的基础，但与上海相比，经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略低，政府对经济、金融活动的主导力较强，企业的竞争力的软因素(企业治理、文化、诚信)不强；天津近年来金融外部环境明显改善，但在转变政府职能、法治环境改善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新直辖市重庆更多表现出中西部城市共有的特征，即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地方金融部门独立性不强、地区法治环境有待改善、社会诚信文化有待加强等。
报告还指出，排名相对靠后的中西部城市金融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华南经济区城市在金融生态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位势，导致广东金融格局“大”而不“强”；在长江三角洲中，浙江的金融生态整体上要优于江苏，浙江与苏南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由于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在信用环境建设、金融债权维护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建省金融生态呈现良好态势，增强了其对资金的吸引力。
金融风险成为关注焦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金融风险作为各类风险的集中表现，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国有银行商业化和企业化改革，首先通过揭示出大量不良资产的累积和银行资本金的严重缺失而将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显于世。随后，1998年通过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通过设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万多亿不良资产，2003年末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继而又运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对两行进行注资，从2003年开始，又花费大量资财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2005年又用总值达3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和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工商银行，如此等等，逐渐揭露出我国金融风险的严重程度。在此期间，一些外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也见诸报端，它们提供的数据和不无夸张的估计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而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强化了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心。面对如此严重的金融风险，人们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根据此次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在分析金融风险成因的过程中，当风险的各种表现及其形成原因渐次被揭示出来，当各类原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已经被初步认识之后，人们就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能刻划其本质的科学范畴来对之加以分类和描述。金融生态正是这样的科学范畴。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
在中国内地，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伸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他希望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通过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来提高金融效率和管理金融风险，可能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而这正是本课题组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
报告还涉及到诸多地区大量的金融资产内部数据，比如根据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指标，包括银行部门的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以及表外业务的质量，得出他们金融资产质量综合状况的分值，并对全国291个地级市的信贷质量、结构以及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等数据，对50个城市的区域经济、金融、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若干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这份报告把动态平衡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两大构成要素；金融主体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为依据提出了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九大解释性指标：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的金融生态环境之因，构成了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决定因素。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上述九类非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具有相当的解释力。2003年，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可归因于金融生态环境者为72.7%，2004年为77.2%。换言之，由于法制不完备、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给银行造成的“冤枉债”占比接近8成。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财政缺口越高的省市，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越高，二者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
民间金融显山露水
报告显示，在城市金融生态质量排名中，上海、宁波、温州、台州和杭州等排名居前，其中宁波首季的不良贷款率仅为3%，北京约位居第七、八位，而东三省的城市则排名靠后。如按经济圈来分，长三角排名靠前，而珠三角排名居后。
排名靠前的几个城市几乎全在浙江省，这显然和浙江发达的民间金融紧密联系。民间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多如牛毛的企业数量互为约束互为条件，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既降低了民间金融的信息成本，也节约了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这就是具有“浙江特色”的低成本市场演进路线。
报告表明，就金融部门的独立性而言，江浙一带也是排名靠前的。另一方面，或许与之并行不悖的是，这一地区也是金融监管最为到位、政府角色发挥最优的地区。
近年来，温州民间金融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占整个金融市场的比例却在降低。民间金融最终将从“地摊”形态登堂入室，走向正规化。央行提出，要改造和提升温州传统的民间金融市场，逐步消除金融结构的二元化。央行报告指出，民间金融的逐步边缘化，原因之一就是国家金融管制政策的加强，而金融监管，正是社科院报告中提到的金融生态的组成要素。
社科院的报告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对策中，特别强调了政府转变、法制建设和诚信这三方面的问题。或许，向为中国经济“火车头”和改革“试验田”的长三角地区，亦将悄然引领国内金融改革的发展。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综合评价
作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根据城市金融资产质量高低的排名”、“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排名”以及“对若干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简评”。其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等城市在城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表上位居前列。
报告根据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的高低，给出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年和2004年的金融资产质量的评分、各年份的排名以及该排名在两年之间的变化：两年中，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江苏等省(市)始终排名前6位，而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江西等省则始终排名后5位；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经济相对较落后的省、区的金融资产状况始终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的位次却并不靠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19个的位次在两年间发生了变化，变化面达到61%。报告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金融资产质量有比较重要影响；各地金融资产质量状况并不稳定，明显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最令人关注的是，报告以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等9个方面为投入，以城市金融生态现实表征为产出，总结得出了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的综合以及分项排名。从综合排名来看，上海、宁波、温州、杭州、深圳、台州、苏州、绍兴、嘉兴以及北京位居前10位，其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和深圳的金融生态环境等级被评为最高的一级。
报告针对若干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点评。报告认为，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各个指标上大都名列前茅：法制健全、产权保护得力、中介服务发达，社会诚信基础好，上海市政府经济、金融行为相对规范，政府审批和管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紧密，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但与浙江等地区相比，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的主导性较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部门的独立性和企业自主创造性；首都北京在金融生态环境的诸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中介服务发展充分、社会保障健全、以及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人文环境，构成了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的基础，但与上海相比，经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略低，政府对经济、金融活动的主导力较强，企业的竞争力的软因素(企业治理、文化、诚信)不强；天津近年来金融外部环境明显改善，但在转变政府职能、法治环境改善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新直辖市重庆更多表现出中西部城市共有的特征，即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地方金融部门独立性不强、地区法治环境有待改善、社会诚信文化有待加强等。
报告还指出，排名相对靠后的中西部城市金融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华南经济区城市在金融生态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位势，导致广东金融格局“大”而不“强”；在长江三角洲中，浙江的金融生态整体上要优于江苏，浙江与苏南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由于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在信用环境建设、金融债权维护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建省金融生态呈现良好态势，增强了其对资金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