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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
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17元钱，此后十年，涨到1000多元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70%，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女导演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不过更危险的是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在离村口小学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老头儿给我们说了个笑话，说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三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他已经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50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20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2020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20世纪90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8万。1300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四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摘自《报刊文摘》2013.3.8）B②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
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17元钱，此后十年，涨到1000多元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70%，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女导演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不过更危险的是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在离村口小学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老头儿给我们说了个笑话，说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三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他已经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50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20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2020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20世纪90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8万。1300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四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摘自《报刊文摘》2013.3.8）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