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徽商财力之丰，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因之发出“富哉商手，朕不及也”的感叹
在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是与晋商齐名的另外一支，明朝时两者并举。而到了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个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此处的“邑人”便指的是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俗称“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州古时又称新安郡，下辖婺源、绩溪、歙县、黟县、休宁一府六县，包含今天的皖南大部和赣北的部分地区。
辉煌300年解体一瞬间
徽州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朱嘉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敦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到了元末明初，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徽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朝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终在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此后辉煌300余年。
明清时期，扬州成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占60名。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据考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8000万两。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有些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他们财力之丰，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因之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中以盐商为甚。徽商有语：“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徽商垄断着当时的繁华之都——扬州的盐务和漕运，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地位，自明万历年简便已巩固，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的财源。
而明嘉靖(1521－1566年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到了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废除了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力，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谢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没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徽商是儒商还是官商?
作为徽州文化的始作俑者，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儒”字。绩溪能以“邑小士多，东南邹鲁”闻名便可见一斑。“贾而优则仕”，在当年徽商的骨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衣锦还乡的徽商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大兴土木，或建豪宅或修宗祠，开路架桥，造福乡里，继而埋头于理学、经学、绘画、教育。
徽州地窄士薄，但过去那里却是许多人眼中的“世外桃源”。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公元4世纪以后，每当中原战乱，世家大族便举家南迁，躲进山里。这些北方士族带来治学业儒家风。久而久之，徽州渐成“十家之村，不废颂读”的邹鲁之邦。然而，圣贤书终究填不饱肚子，徽州山多田少的格局，迫使许多人离家踏上经商路，直至明清达到高潮。
那些出身寒门的徽商发达之后，出仕的念头便愈加强烈。木商洪庭梅夜深人静时常自叹：如今虽已到为所欲为的地步，惟可惜的是还在做商贾。盐商汪才生更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劝其千万不可效仿。这种“以商为羞”的心态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种种无奈的背后，是这些徽州人自小埋下的人生愿望。下一步，他们要“归儒”了。
从乾隆到嘉庆千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晋商一向坦然，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一门心思逐利而已。而徽商争利只是手段，争名却是归宿。
徽商商而兼仕，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列，就督促自家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徽居中有名的私塾和宗族学校比比皆是。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仅黟县西递村胡氏一族，明清以来实授官职者就有115人，廪生、贡生、监生多至近300人。徽商靠读书的优势，由儒入商，由商捐官，官商互济。
明人凌蒙初在其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如此说：“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可谓刻薄。
但也有徽商真正重视文化，其中著名的事件就是捧红“扬州八怪”。“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出身贫寒，30岁到扬州时，几乎无法立足。幸运的是，汪士慎到扬州不久，就得到了徽州盐商马日珀、马曰璐兄弟的热情接待与支持。
汪士慎正是在马氏兄弟的支持下，才得以声名远扬。马氏兄弟在扶持艺术上，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还带动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扬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终走向市场。
儒商和官商
马曰琯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飘逸风雅，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造诣之深。马日珀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馆传，足证其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而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绩溪人胡光墉，即因高阳小说而一时纸贵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善于揣度大势。
据说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因此失业。成功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
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写下一代传奇。
在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是与晋商齐名的另外一支，明朝时两者并举。而到了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个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此处的“邑人”便指的是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俗称“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州古时又称新安郡，下辖婺源、绩溪、歙县、黟县、休宁一府六县，包含今天的皖南大部和赣北的部分地区。
辉煌300年解体一瞬间
徽州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朱嘉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敦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到了元末明初，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徽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朝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终在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此后辉煌300余年。
明清时期，扬州成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占60名。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据考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8000万两。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有些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他们财力之丰，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因之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中以盐商为甚。徽商有语：“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徽商垄断着当时的繁华之都——扬州的盐务和漕运，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地位，自明万历年简便已巩固，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的财源。
而明嘉靖(1521－1566年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到了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废除了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力，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谢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没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徽商是儒商还是官商?
作为徽州文化的始作俑者，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儒”字。绩溪能以“邑小士多，东南邹鲁”闻名便可见一斑。“贾而优则仕”，在当年徽商的骨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衣锦还乡的徽商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大兴土木，或建豪宅或修宗祠，开路架桥，造福乡里，继而埋头于理学、经学、绘画、教育。
徽州地窄士薄，但过去那里却是许多人眼中的“世外桃源”。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公元4世纪以后，每当中原战乱，世家大族便举家南迁，躲进山里。这些北方士族带来治学业儒家风。久而久之，徽州渐成“十家之村，不废颂读”的邹鲁之邦。然而，圣贤书终究填不饱肚子，徽州山多田少的格局，迫使许多人离家踏上经商路，直至明清达到高潮。
那些出身寒门的徽商发达之后，出仕的念头便愈加强烈。木商洪庭梅夜深人静时常自叹：如今虽已到为所欲为的地步，惟可惜的是还在做商贾。盐商汪才生更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劝其千万不可效仿。这种“以商为羞”的心态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种种无奈的背后，是这些徽州人自小埋下的人生愿望。下一步，他们要“归儒”了。
从乾隆到嘉庆千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晋商一向坦然，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一门心思逐利而已。而徽商争利只是手段，争名却是归宿。
徽商商而兼仕，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列，就督促自家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徽居中有名的私塾和宗族学校比比皆是。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仅黟县西递村胡氏一族，明清以来实授官职者就有115人，廪生、贡生、监生多至近300人。徽商靠读书的优势，由儒入商，由商捐官，官商互济。
明人凌蒙初在其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如此说：“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可谓刻薄。
但也有徽商真正重视文化，其中著名的事件就是捧红“扬州八怪”。“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出身贫寒，30岁到扬州时，几乎无法立足。幸运的是，汪士慎到扬州不久，就得到了徽州盐商马日珀、马曰璐兄弟的热情接待与支持。
汪士慎正是在马氏兄弟的支持下，才得以声名远扬。马氏兄弟在扶持艺术上，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还带动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扬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终走向市场。
儒商和官商
马曰琯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飘逸风雅，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造诣之深。马日珀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馆传，足证其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而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绩溪人胡光墉，即因高阳小说而一时纸贵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善于揣度大势。
据说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因此失业。成功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
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写下一代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