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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传佛教在内蒙古草原之所以能够传播开来，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政府基于对藏传佛教统治蒙古地区的利用，对其大力扶植。其次，藏传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改变教义、教规以适应蒙古社会，得以在蒙古地区存在并盛行起来。再次，蒙古社会上层对藏传佛教的需要与蒙藏两少数民族共同的生活环境与风俗习惯，都是藏传佛教在内蒙古草原传播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藏传佛教；政策扶植；内蒙古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17-04
生活在内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信仰以自然和万物皆有灵为主的萨满教。萨满教主张“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万物之主，主宰着整个宇宙和人事万物。藏传佛教属于佛教之最后发展阶段之密乘，系中国佛教三大系统之一。其名有两重含义：一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蒙古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佛教；二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例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前锡金、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等地，虽各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关于佛教的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文和藏语，因此又称为“藏语系佛教”。①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与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在冲突中相互融合，逐渐促使蒙古人原始的天神观念发生改变。蒙古民族宗教观念的变化，首先发生在蒙古族的领导者阶层，然后在藏族高僧和蒙古汗王的推動下，蒙古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最终被藏传佛教代替，藏传佛教为蒙古民众接受并成为他们主要的信仰。因此，宗教使蒙古族和藏族两个少数民族有了更多联系，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宗教、民族政策不尽相同，但宗教始终是蒙藏两个民族关系的纽带，蒙古族和藏族两个民族的关系，自始至终与宗教和政治交织在一起。
明清之际，蒙古各部落的政治和军事势力逐渐强大，疆域日益辽阔，各种宗教势力都想在蒙古境内传播自己的宗教思想，因此，在蒙古草原上掀起了宗教宣传热。然而，在众多宗教中，藏传佛教凭借什么教义、教规，以独特魅力凸显出来，传入蒙古地区，并成为蒙古地区的主导宗教？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强大蒙古军事帝国接受藏传佛教，并成为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
第一，政治的导向作用。元朝初年，统治者总结前朝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如果让分散的吐蕃各部能够统一起来，其势力将锐不可挡。因此，元朝统治者借鉴了西夏对佛教的宗教管理政策，开创了走“扶持藏传佛教和优待宗教领袖”之路的先河，即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来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政教合一的民族宗教政策，为藏传佛教提供了走出青藏高原、融入其它民族的契机。藏传佛教的高僧凭借渊博的宗教、历法、算术及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征服了蒙古民族首领、王公贵族以及普通百姓，最终使他们完全忠信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经历了自上至下最后遍及整个蒙古地区的过程。
明朝统治者观察到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和蒙古社会中产生的重要影响，便采取积极扶持、为已所用的政策。例如，明政府从政治、经济上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赠给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各种封号和奖赏；在藏传佛教发展方面，给予各种优待和便利条件，蒙古封建主每次迎送藏传佛教上层藏传佛时，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在北京印刷、制作大量经卷、佛像、法器、宗教用品，送往蒙古地区，为兴建藏传佛教寺庙提供各种工艺建筑材料。明政府的统治政策为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自元明以来蒙古族各部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和潜在势力。因此，清政府把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各部作为本朝的一种重要政策。辽宁省辽阳市莲花寺“大金藏传佛法师宝塔碑”的碑文中记载：1616年，西藏藏传佛禄打儿罕囊素不怕艰难、长途跋涉到蒙古各部宣扬圣教。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笼络蒙古各部，对禄打儿罕囊素藏传佛敬重有加，尊为法师。1621年，禄打儿罕囊素藏传佛去世，太祖为他修建宝塔。②
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各部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前来投靠的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如卫征囊素、贡格林沁等藏传佛均采取特别优待政策，聘为民族问题顾问，有的成为清朝同明朝和蒙古各部联系的谈判代表或联络人。③1634年，林丹汗兵败西逃青海后，察哈尔部的葛根尔根藏传佛将该部珍藏的护法神金佛“麻哈噶喇”佛像④献给皇太极。1638年，皇太极在盛京西门外建立实胜寺（蒙古人称之为麻哈噶喇庙），集中了大量蒙藏藏传佛，专门供奉金佛。清朝统治阶级在与蒙古各部的接触中，深刻体会到要利用藏传佛教对蒙古各部实行统治重要性，积极笼络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为了通过藏传佛教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使蒙古地区顺利归服清朝，五世达赖藏传佛的大弟子第一世章嘉呼图克图阿噶旺罗布桑却丹⑤被请到北京，委任职务。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喀尔喀三部共同信奉的大活佛，因此，对第五世达赖藏传佛的特殊优待，不仅笼络了西藏宗教领袖人物，而且对内蒙古、喀尔喀、额鲁特蒙古各部的领袖人物也起到很大的作用。1686年，康熙敦请五世达赖藏传佛的代表阿勒坦席图呼图克图，调节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定立了盟约，永绝纷争。1691年，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带领喀尔喀三部参加了多伦诺尔会盟，调节了喀尔喀内部的纷争，划分了喀尔喀各部地界、旗置，废除了旧有的济农诺颜等称号，除保留三个汗号外，一律改称清朝爵位，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使喀尔喀各部完全归顺清朝。
各政府在蒙古地区大力鼓励和提倡兴建藏传佛教寺庙，使藏传佛教的兴盛有了物质基础。明清之际，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兴建寺庙的热潮，盟有盟庙，旗有旗庙、苏木有苏木庙，王公贵族和富户有家庙，这都充分体现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呼和浩特修建了无量寺（大召）、延寿寺（锡勒图召）、崇福寺（小召）、崇寿寺、隆寿寺、宏庆寺、尊胜寺等七大召，延禧寺，灵照寺、宁琪寺、庆缘寺、广化寺、广福寿、慈寿寺等八小召。另外，还有慈灯寺、隆福寺、广寿寺、增福寺、慈阴寺、法禧寺、崇禧寺、永守寺、普会寺、普安寺、善缘寺等众多召庙，由此呼和浩特有召城之名。 蒙古地方的藏传佛教寺庙绝大多数是清代建造的，而且清朝强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兴建最多。1731年，在多伦诺尔修建善因寺，进一步强化各地的寺庙信仰中心。1736年乾隆皇帝继位，对藏传佛教继续采取保护政策。乾隆皇帝指出：“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⑥他在阐明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时说：“盖以蒙古奉佛最信藏传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⑦这一时期，主要以承德、北京、多伦诺尔、五台山、呼和浩特、锡勒图库伦等地为中心，向蒙古各地扩散，掀起了兴建寺庙的热潮。1791年，在多伦诺尔集合喀尔喀和内蒙古地区汗、王、公、贵族会盟后，康熙帝主持修建汇宗寺，并亲自题寺额和碑文，以此表示征服喀尔喀地区的功绩。后继续大力提倡兴建寺庙，承德修建溥仁寺、溥善寺，并亲笔题写碑文。清帝在承德大规模修建藏传佛教寺庙群，努力将其打造成蒙古族宗教信仰的主要中心之一。从18世纪初开始，清政府先后在承德地区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开仁寺、安远寺、普乐寺、普宁寺、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同时，仿照拉萨布达拉宫和日喀则扎什布寺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这些寺庙的修建是乾隆皇帝通过藏传佛教笼络蒙古族实行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至清朝末年内蒙古各旗寺庙三四十座，多者达五六十座。据统计，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有寺庙1800余座，清朝末期有寺庙1600余座。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蒙古社会出现了兴建寺庙、争先恐后出家做喇嘛的高潮。政府鼓励蒙古民众出家当藏传佛，规定由内蒙古各旗按定员人数选送，其生活费全部由国库按定额供给。蒙古地区每一座寺庙，藏传佛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据不完全统计，清中期，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信徒人数约有15万人，清末约有10万人，约占男子人口的30%至40%，个别特殊地区达到50%至60%。由于藏传佛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生产力降低，社会负担增多，阻碍了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除了政府的政策扶持之外，藏传佛教的各分支教派为了各自的延续与发展，不顾长途跋涉与道路艰险前往蒙古地区寻求军事保护和经济供养，故与蒙古各部建立了供施关系。因此，供施的利益关系是藏传佛教得以在蒙古地区传播并兴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利益是各种关系维系的基石。在政教关系中，与强大的中央政治势力相比，宗教往往势单力薄，无法与其抗衡。为了生存发展，宗教只能选择强大的政权做靠山。明朝初年，明王朝充分借鉴元朝利用宗教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承袭了元朝部分宗教和民族统治政策。而藏传佛教各分支教派的领袖们，在元亡明建时，都积极到明政府进贡请封，求得明政府的承认和认可，紛纷和平地归顺明王朝。清统一时，西藏佛教内部各派斗争异常尖锐。15世纪，由藏传佛教演化出来的格鲁派，受到西藏封建主的敌视与排挤，靠自身力量无法在西藏地区生存和发展，因此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支持。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格鲁派便与中央政府取得了联系，积极请求清政府的保护。与此同时，格鲁派还大胆地走出西藏向外布教，获取新的宗教区域。政教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走向政教合一之路，宗教利用政权来维护了神权，而政权则利用神权来强化统治。
从藏传佛教格鲁派本身来说，它基本的教义“轮回转世”说和“因果报应”说正好符合蒙古族统治者安抚下层民众、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从宗教理论上对其利益和统治地位加以巩固，同时把广大民众被剥削、被奴役的遭遇完全归结于“因果报应”。藏传佛教轮回转世说，使受剥削压迫的广大民众安于天命、忍受苦难，把希望寄托于美好幸福的来世，而对于蒙古封建统治者，“福贵是天赐”。因此，藏传佛教得到了上层领导阶层的推崇。
与藏传佛教相比，蒙古族曾经崇信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没有严格意义的教义、教规和系统的哲学理论，其宗教活动随意性强，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而且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需要。最重要的一点，萨满教中巫师是沟通天人的唯一途径，因此，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王权与神权分离且矛盾不断加剧。而藏传佛教是一神教，神权认定蒙古民族的统治者为“转轮王”是佛的旨意，因此，将王权与神权统一，满足了统治者们对权利的把握。另外，萨满教中的杀生祭祀、用人畜殉葬的做法，逐渐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相反藏传佛教的好生戒杀、禁止人畜殉葬的做法，深得民心。与原有宗教的较量，是藏传佛教得以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适应蒙古地区的宗教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战胜原有宗教——萨满教的反抗，藏传佛教在蒙古地方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印度佛教刚传入西藏地区时的一些作法，把萨满教的一些内容和仪规吸收进来为己所用，比如祭敖包。祭敖包是蒙古民族的传统节日，源于萨满教的重要祭祀活动。敖包被认为是各种神灵汇集的地方，因而倍受蒙古各阶层的的重视。祭祀仪式最初由萨满教的萨满主持，而藏传佛教传入后喇嘛为了适应传播的需要，加入祭敖包的活动中。随着藏传佛教逐渐取代萨满教，祭祀活动也改由喇嘛主持，喇嘛在敖包诵经祈祷，诵经之后举行赛马礼。藏传佛教都对萨满教进行了改造，把地方神灵严格地划分为地神和龙神八大等级。祈祷词中也明显地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内容，比如，用神香向肯特山脉的山神的祭祀中有了这样的祈祷：“使暴雨、雷电和冰雹停止，使喇嘛及其初治地者运用驮兽和坐骑的障碍消失。”⑧祭火、祭山水也因喇嘛的加入，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改变。藏传佛教为了适应蒙古地区的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战胜萨满教，对教义、教规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可见，明清两朝无论是出于阶级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藏传佛教自身考虑，都调整了教义、教规，主动融入到蒙古民众的生活中，使藏传佛教得以在蒙古地区生根、蔓延。
蒙古民族各部对符合时代潮流的宗教的政治诉求和渴望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长期的内战和对外战争，导致了大量农牧们死于战争，蒙古各部经济资源枯竭，人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因此，导致了蒙古农牧民对上层封建贵族阶级的不满和反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⑨在镇压反抗与叛逃的过程中，蒙古封建主和贵族阶级也逐渐认识到，必须用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代替原有的精神统治来安抚人民群众，巩固统治区域。在蒙古社会上下都需要新的精神寄托时，藏传佛教适时出现，被蒙古上层社会视为救命稻草，有些蒙古封建贵族阶级还企图利用藏传佛教帮助他们改变割据状态，恢复蒙古的统一。 蒙古封建贵族阶级为了利用藏传佛教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大力扶持和发展藏传佛教——兴建寺庙、经济供养、赐予藏传佛教及其上层人物以各种特权、增加喇嘛人数等。如《阿拉坦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白桦法典）、《察哈尔吉如木》等法律文件中都详细规定了藏传佛教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各种特权。这就在法律层面确定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地位，使其成为蒙古社会中除了蒙古贵族以外另一种重要势力，在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
藏传佛教和蒙古政权结合，蒙古汗王成为宗教现实生活中的保护者、支持者、运用者，藏传佛教用佛法以“佛”的指示，将蒙古族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用神权将政权加上宗教的光环。如，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授予俺答汗“佛授转轮王权”，认定俺答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转世，其转世再度成王都是佛的旨意。蒙古汗王成为藏传佛教最大的施主，不仅能够带动众多统治阶层、王公贵族效仿他们皈依藏传佛教，还可以带动蒙古地区的普通农牧民效仿上层统治阶层信仰藏传佛教，因此，自上而下是藏传佛教扩大影响力的最有效途径。封建贵族阶级为了表示自己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牧场、牲畜和金银财物送给寺庙和上层大喇嘛，想法设法将自己的儿孙说成转世的呼图克图等上层喇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规定对寺庙和藏传佛免除兵役、劳役和各种赋税。所以，寺庙实际上成了一个封建贵族的领地。
第四，生活环境和民族性格的相似性，使蒙藏两个少数民族对宗教信仰没有太多的排斥。蒙古族和藏族人民都生活在高原上，所以在生活习惯上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如“逐水草而居”、“喜爱肉食”、尚武、开朗的民族性格等。而且藏傳佛教是通过与藏族本土宗教本教相结合，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信仰教义和理论，与印度佛教有一定的区别，更易于蒙古民族接受。蒙古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族的本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萨满教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很快被藏传佛教吸收并纳入其信仰体系。因此，从蒙藏两民族的情感方面来讲，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比较容易被蒙古民众接受。藏传佛教的传入，适应了当时蒙古族社会发展达到一定层次以后的要求，以更高的文化来代替相对原始落后的纯游牧文化的需求。正是上述原因，使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成风靡全蒙古，影响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能够左右蒙古社会的重要精神统治力量。
综上，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恰好符合藏传佛教本身和蒙古地区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以及各自的政治、宗教目的。蒙古王室为了更好地统治和奴役蒙古族百姓，出于对佛教中因果轮回等教义的特殊需求，主动引入并支持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对藏传佛教各派来说，由于当时佛教各个派别在藏族地区对于信众和土地的争夺比较激烈，向外发展成为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
注 释：
①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②辽阳碑志选[M].
③清史稿（卷二）[M].
④元世祖忽必烈时，由帝师八思巴藏传佛用千金所铸，供奉于五台山，是元朝的护法战神。元亡后，移置于蒙古地区进行侍奉。由于察哈尔部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麻哈噶喇”佛像一直供奉于此.
⑤在西部蒙古地区影响很大，后成为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最高领袖人物，委任为驻京八大禅师呼图克图的首席，总管内蒙古各地藏传佛教，赐给普善广慈四字尊号，封为大国师，准许直接向清帝专摺奏事，赏九龙伞和金顶黄桥，准用内廷銮驾，不时召见赐宴，并在北京建立嵩祝寿，为其驻所之寺.
⑥乾隆皇帝普乐寺碑文.
⑦乾隆皇帝藏传佛说碑文.
⑧[德]海希西.蒙古宗教[A].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32-33辑）[G].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⑨《蒙古族简史》修订本编写.蒙古族简史[M].呼和浩特：民族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藏传佛教；政策扶植；内蒙古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17-04
生活在内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信仰以自然和万物皆有灵为主的萨满教。萨满教主张“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万物之主，主宰着整个宇宙和人事万物。藏传佛教属于佛教之最后发展阶段之密乘，系中国佛教三大系统之一。其名有两重含义：一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蒙古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佛教；二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例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前锡金、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等地，虽各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关于佛教的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文和藏语，因此又称为“藏语系佛教”。①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与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在冲突中相互融合，逐渐促使蒙古人原始的天神观念发生改变。蒙古民族宗教观念的变化，首先发生在蒙古族的领导者阶层，然后在藏族高僧和蒙古汗王的推動下，蒙古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最终被藏传佛教代替，藏传佛教为蒙古民众接受并成为他们主要的信仰。因此，宗教使蒙古族和藏族两个少数民族有了更多联系，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宗教、民族政策不尽相同，但宗教始终是蒙藏两个民族关系的纽带，蒙古族和藏族两个民族的关系，自始至终与宗教和政治交织在一起。
明清之际，蒙古各部落的政治和军事势力逐渐强大，疆域日益辽阔，各种宗教势力都想在蒙古境内传播自己的宗教思想，因此，在蒙古草原上掀起了宗教宣传热。然而，在众多宗教中，藏传佛教凭借什么教义、教规，以独特魅力凸显出来，传入蒙古地区，并成为蒙古地区的主导宗教？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强大蒙古军事帝国接受藏传佛教，并成为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
第一，政治的导向作用。元朝初年，统治者总结前朝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如果让分散的吐蕃各部能够统一起来，其势力将锐不可挡。因此，元朝统治者借鉴了西夏对佛教的宗教管理政策，开创了走“扶持藏传佛教和优待宗教领袖”之路的先河，即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来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政教合一的民族宗教政策，为藏传佛教提供了走出青藏高原、融入其它民族的契机。藏传佛教的高僧凭借渊博的宗教、历法、算术及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征服了蒙古民族首领、王公贵族以及普通百姓，最终使他们完全忠信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经历了自上至下最后遍及整个蒙古地区的过程。
明朝统治者观察到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和蒙古社会中产生的重要影响，便采取积极扶持、为已所用的政策。例如，明政府从政治、经济上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赠给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各种封号和奖赏；在藏传佛教发展方面，给予各种优待和便利条件，蒙古封建主每次迎送藏传佛教上层藏传佛时，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在北京印刷、制作大量经卷、佛像、法器、宗教用品，送往蒙古地区，为兴建藏传佛教寺庙提供各种工艺建筑材料。明政府的统治政策为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自元明以来蒙古族各部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和潜在势力。因此，清政府把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各部作为本朝的一种重要政策。辽宁省辽阳市莲花寺“大金藏传佛法师宝塔碑”的碑文中记载：1616年，西藏藏传佛禄打儿罕囊素不怕艰难、长途跋涉到蒙古各部宣扬圣教。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笼络蒙古各部，对禄打儿罕囊素藏传佛敬重有加，尊为法师。1621年，禄打儿罕囊素藏传佛去世，太祖为他修建宝塔。②
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各部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前来投靠的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如卫征囊素、贡格林沁等藏传佛均采取特别优待政策，聘为民族问题顾问，有的成为清朝同明朝和蒙古各部联系的谈判代表或联络人。③1634年，林丹汗兵败西逃青海后，察哈尔部的葛根尔根藏传佛将该部珍藏的护法神金佛“麻哈噶喇”佛像④献给皇太极。1638年，皇太极在盛京西门外建立实胜寺（蒙古人称之为麻哈噶喇庙），集中了大量蒙藏藏传佛，专门供奉金佛。清朝统治阶级在与蒙古各部的接触中，深刻体会到要利用藏传佛教对蒙古各部实行统治重要性，积极笼络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为了通过藏传佛教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使蒙古地区顺利归服清朝，五世达赖藏传佛的大弟子第一世章嘉呼图克图阿噶旺罗布桑却丹⑤被请到北京，委任职务。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喀尔喀三部共同信奉的大活佛，因此，对第五世达赖藏传佛的特殊优待，不仅笼络了西藏宗教领袖人物，而且对内蒙古、喀尔喀、额鲁特蒙古各部的领袖人物也起到很大的作用。1686年，康熙敦请五世达赖藏传佛的代表阿勒坦席图呼图克图，调节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定立了盟约，永绝纷争。1691年，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带领喀尔喀三部参加了多伦诺尔会盟，调节了喀尔喀内部的纷争，划分了喀尔喀各部地界、旗置，废除了旧有的济农诺颜等称号，除保留三个汗号外，一律改称清朝爵位，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使喀尔喀各部完全归顺清朝。
各政府在蒙古地区大力鼓励和提倡兴建藏传佛教寺庙，使藏传佛教的兴盛有了物质基础。明清之际，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兴建寺庙的热潮，盟有盟庙，旗有旗庙、苏木有苏木庙，王公贵族和富户有家庙，这都充分体现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呼和浩特修建了无量寺（大召）、延寿寺（锡勒图召）、崇福寺（小召）、崇寿寺、隆寿寺、宏庆寺、尊胜寺等七大召，延禧寺，灵照寺、宁琪寺、庆缘寺、广化寺、广福寿、慈寿寺等八小召。另外，还有慈灯寺、隆福寺、广寿寺、增福寺、慈阴寺、法禧寺、崇禧寺、永守寺、普会寺、普安寺、善缘寺等众多召庙，由此呼和浩特有召城之名。 蒙古地方的藏传佛教寺庙绝大多数是清代建造的，而且清朝强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兴建最多。1731年，在多伦诺尔修建善因寺，进一步强化各地的寺庙信仰中心。1736年乾隆皇帝继位，对藏传佛教继续采取保护政策。乾隆皇帝指出：“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⑥他在阐明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时说：“盖以蒙古奉佛最信藏传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⑦这一时期，主要以承德、北京、多伦诺尔、五台山、呼和浩特、锡勒图库伦等地为中心，向蒙古各地扩散，掀起了兴建寺庙的热潮。1791年，在多伦诺尔集合喀尔喀和内蒙古地区汗、王、公、贵族会盟后，康熙帝主持修建汇宗寺，并亲自题寺额和碑文，以此表示征服喀尔喀地区的功绩。后继续大力提倡兴建寺庙，承德修建溥仁寺、溥善寺，并亲笔题写碑文。清帝在承德大规模修建藏传佛教寺庙群，努力将其打造成蒙古族宗教信仰的主要中心之一。从18世纪初开始，清政府先后在承德地区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开仁寺、安远寺、普乐寺、普宁寺、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同时，仿照拉萨布达拉宫和日喀则扎什布寺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这些寺庙的修建是乾隆皇帝通过藏传佛教笼络蒙古族实行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至清朝末年内蒙古各旗寺庙三四十座，多者达五六十座。据统计，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有寺庙1800余座，清朝末期有寺庙1600余座。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蒙古社会出现了兴建寺庙、争先恐后出家做喇嘛的高潮。政府鼓励蒙古民众出家当藏传佛，规定由内蒙古各旗按定员人数选送，其生活费全部由国库按定额供给。蒙古地区每一座寺庙，藏传佛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据不完全统计，清中期，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信徒人数约有15万人，清末约有10万人，约占男子人口的30%至40%，个别特殊地区达到50%至60%。由于藏传佛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生产力降低，社会负担增多，阻碍了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除了政府的政策扶持之外，藏传佛教的各分支教派为了各自的延续与发展，不顾长途跋涉与道路艰险前往蒙古地区寻求军事保护和经济供养，故与蒙古各部建立了供施关系。因此，供施的利益关系是藏传佛教得以在蒙古地区传播并兴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利益是各种关系维系的基石。在政教关系中，与强大的中央政治势力相比，宗教往往势单力薄，无法与其抗衡。为了生存发展，宗教只能选择强大的政权做靠山。明朝初年，明王朝充分借鉴元朝利用宗教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承袭了元朝部分宗教和民族统治政策。而藏传佛教各分支教派的领袖们，在元亡明建时，都积极到明政府进贡请封，求得明政府的承认和认可，紛纷和平地归顺明王朝。清统一时，西藏佛教内部各派斗争异常尖锐。15世纪，由藏传佛教演化出来的格鲁派，受到西藏封建主的敌视与排挤，靠自身力量无法在西藏地区生存和发展，因此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支持。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格鲁派便与中央政府取得了联系，积极请求清政府的保护。与此同时，格鲁派还大胆地走出西藏向外布教，获取新的宗教区域。政教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走向政教合一之路，宗教利用政权来维护了神权，而政权则利用神权来强化统治。
从藏传佛教格鲁派本身来说，它基本的教义“轮回转世”说和“因果报应”说正好符合蒙古族统治者安抚下层民众、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从宗教理论上对其利益和统治地位加以巩固，同时把广大民众被剥削、被奴役的遭遇完全归结于“因果报应”。藏传佛教轮回转世说，使受剥削压迫的广大民众安于天命、忍受苦难，把希望寄托于美好幸福的来世，而对于蒙古封建统治者，“福贵是天赐”。因此，藏传佛教得到了上层领导阶层的推崇。
与藏传佛教相比，蒙古族曾经崇信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没有严格意义的教义、教规和系统的哲学理论，其宗教活动随意性强，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而且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需要。最重要的一点，萨满教中巫师是沟通天人的唯一途径，因此，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王权与神权分离且矛盾不断加剧。而藏传佛教是一神教，神权认定蒙古民族的统治者为“转轮王”是佛的旨意，因此，将王权与神权统一，满足了统治者们对权利的把握。另外，萨满教中的杀生祭祀、用人畜殉葬的做法，逐渐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相反藏传佛教的好生戒杀、禁止人畜殉葬的做法，深得民心。与原有宗教的较量，是藏传佛教得以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适应蒙古地区的宗教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战胜原有宗教——萨满教的反抗，藏传佛教在蒙古地方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印度佛教刚传入西藏地区时的一些作法，把萨满教的一些内容和仪规吸收进来为己所用，比如祭敖包。祭敖包是蒙古民族的传统节日，源于萨满教的重要祭祀活动。敖包被认为是各种神灵汇集的地方，因而倍受蒙古各阶层的的重视。祭祀仪式最初由萨满教的萨满主持，而藏传佛教传入后喇嘛为了适应传播的需要，加入祭敖包的活动中。随着藏传佛教逐渐取代萨满教，祭祀活动也改由喇嘛主持，喇嘛在敖包诵经祈祷，诵经之后举行赛马礼。藏传佛教都对萨满教进行了改造，把地方神灵严格地划分为地神和龙神八大等级。祈祷词中也明显地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内容，比如，用神香向肯特山脉的山神的祭祀中有了这样的祈祷：“使暴雨、雷电和冰雹停止，使喇嘛及其初治地者运用驮兽和坐骑的障碍消失。”⑧祭火、祭山水也因喇嘛的加入，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改变。藏传佛教为了适应蒙古地区的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战胜萨满教，对教义、教规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可见，明清两朝无论是出于阶级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藏传佛教自身考虑，都调整了教义、教规，主动融入到蒙古民众的生活中，使藏传佛教得以在蒙古地区生根、蔓延。
蒙古民族各部对符合时代潮流的宗教的政治诉求和渴望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长期的内战和对外战争，导致了大量农牧们死于战争，蒙古各部经济资源枯竭，人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因此，导致了蒙古农牧民对上层封建贵族阶级的不满和反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⑨在镇压反抗与叛逃的过程中，蒙古封建主和贵族阶级也逐渐认识到，必须用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代替原有的精神统治来安抚人民群众，巩固统治区域。在蒙古社会上下都需要新的精神寄托时，藏传佛教适时出现，被蒙古上层社会视为救命稻草，有些蒙古封建贵族阶级还企图利用藏传佛教帮助他们改变割据状态，恢复蒙古的统一。 蒙古封建贵族阶级为了利用藏传佛教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大力扶持和发展藏传佛教——兴建寺庙、经济供养、赐予藏传佛教及其上层人物以各种特权、增加喇嘛人数等。如《阿拉坦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白桦法典）、《察哈尔吉如木》等法律文件中都详细规定了藏传佛教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各种特权。这就在法律层面确定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地位，使其成为蒙古社会中除了蒙古贵族以外另一种重要势力，在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
藏传佛教和蒙古政权结合，蒙古汗王成为宗教现实生活中的保护者、支持者、运用者，藏传佛教用佛法以“佛”的指示，将蒙古族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用神权将政权加上宗教的光环。如，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授予俺答汗“佛授转轮王权”，认定俺答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转世，其转世再度成王都是佛的旨意。蒙古汗王成为藏传佛教最大的施主，不仅能够带动众多统治阶层、王公贵族效仿他们皈依藏传佛教，还可以带动蒙古地区的普通农牧民效仿上层统治阶层信仰藏传佛教，因此，自上而下是藏传佛教扩大影响力的最有效途径。封建贵族阶级为了表示自己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牧场、牲畜和金银财物送给寺庙和上层大喇嘛，想法设法将自己的儿孙说成转世的呼图克图等上层喇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规定对寺庙和藏传佛免除兵役、劳役和各种赋税。所以，寺庙实际上成了一个封建贵族的领地。
第四，生活环境和民族性格的相似性，使蒙藏两个少数民族对宗教信仰没有太多的排斥。蒙古族和藏族人民都生活在高原上，所以在生活习惯上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如“逐水草而居”、“喜爱肉食”、尚武、开朗的民族性格等。而且藏傳佛教是通过与藏族本土宗教本教相结合，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信仰教义和理论，与印度佛教有一定的区别，更易于蒙古民族接受。蒙古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族的本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萨满教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很快被藏传佛教吸收并纳入其信仰体系。因此，从蒙藏两民族的情感方面来讲，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比较容易被蒙古民众接受。藏传佛教的传入，适应了当时蒙古族社会发展达到一定层次以后的要求，以更高的文化来代替相对原始落后的纯游牧文化的需求。正是上述原因，使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成风靡全蒙古，影响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能够左右蒙古社会的重要精神统治力量。
综上，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恰好符合藏传佛教本身和蒙古地区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以及各自的政治、宗教目的。蒙古王室为了更好地统治和奴役蒙古族百姓，出于对佛教中因果轮回等教义的特殊需求，主动引入并支持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对藏传佛教各派来说，由于当时佛教各个派别在藏族地区对于信众和土地的争夺比较激烈，向外发展成为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
注 释：
①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②辽阳碑志选[M].
③清史稿（卷二）[M].
④元世祖忽必烈时，由帝师八思巴藏传佛用千金所铸，供奉于五台山，是元朝的护法战神。元亡后，移置于蒙古地区进行侍奉。由于察哈尔部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麻哈噶喇”佛像一直供奉于此.
⑤在西部蒙古地区影响很大，后成为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最高领袖人物，委任为驻京八大禅师呼图克图的首席，总管内蒙古各地藏传佛教，赐给普善广慈四字尊号，封为大国师，准许直接向清帝专摺奏事，赏九龙伞和金顶黄桥，准用内廷銮驾，不时召见赐宴，并在北京建立嵩祝寿，为其驻所之寺.
⑥乾隆皇帝普乐寺碑文.
⑦乾隆皇帝藏传佛说碑文.
⑧[德]海希西.蒙古宗教[A].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32-33辑）[G].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⑨《蒙古族简史》修订本编写.蒙古族简史[M].呼和浩特：民族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