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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章借助亨氏签证指数（Henley& Partners Visa Restrictions Index）衡量签证便利度，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全球57个国家2007-2014年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结果表明，免签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数量对出境旅游率（人均出境过夜旅游人次数）具有正向影响，每增加一个免签目的地数量，出境旅游率的增长幅度在0.10%～0.26%之间。
[关键词]出境旅游;签证便利化;面板数据;亨氏签证指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2-0046-07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2.012
引言
过去60多年来国际旅游持续快速发展。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旅游总收入增速一直领先于GDP增速。国际旅游的持续繁荣与居民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的增多等因素直接有关，也与以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趋势密不可分。在全球化趋势下，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要素跨国/地区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其中，促进国家/地区间人员流动的签证便利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旅游的发展。
从国际旅游的定义来看，签证制度对国际旅游有着天然的影响。根据世界旅游组织1991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会议上对“旅游”的界定，旅游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公务或者其他目的离开常住地到其他地方旅行且連续停留不超过一年的活动。可见，旅游活动存在空间上的“移动性”。对于需要跨越国（境）界的出境旅游而言，游客必须获得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入境许可，即获得目的地国家/地区的签证（签注）。
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居民而言，由于给予其免签或者其他简化签证手续的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数量不一，其面临的出境签证便利度往往不同。一般而言，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居民拥有更高的签证便利度，更容易获得某一目的地的签证，办理签证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也更小。签证便利度除了影响一国/地区居民出境旅游的流量外，还会影响一国/地区居民出境旅游的流向，即出境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居民倾向于选择赴签证条件相对便利的国家/地区旅游。
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有多大？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仍显不足。境内外已有研究虽然分析了签证便利度对国际旅游的影响，但对签证便利度的测量方法较为粗略，且缺乏客源地视角下分析签证便利度影响出境旅游的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首次采用亨氏签证指数（ Henley&PartnersVisa Restrictions Index）对签证便利度进行量化，进而基于动态面板模型从客源地视角来分析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以补充和完善已有研究，并为我国旅游业发展政策及制度安排提供借鉴。其中，亨氏签证指数指持一国/地区护照的居民可以享受免签待遇的国家/地区的数量，指数越高则该国居民的签证便利度越高。
1 文献综述
目前，境内的相关研究大都与区域旅游合作有关，围绕中国一东盟、丝绸之路、大湄公河、阿尔泰等区域、次区域合作展开，将签证制度作为合作框架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探讨，很少有文献涉及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研究。相关研究中，只有个别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分析了签证制度对游客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一年多次往返香港签注的深圳居民在港的消费内容、场所、行程安排等具有日常生活化特点。
境外关于签证制度对国际旅游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大部分研究分析了签证限制对国际旅游的影响。已有研究基于1995-2005年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国家的双边数据，发现签证限制使双边客流量降低52%～63%。签证限制对中国入境旅游人次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签证限制对国际旅游流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签证限制程度增加一个单位标准误，入境旅游人数将减少30%，对于双边旅游而言，限制某一个客源国的入境签证，将降低该客源国70%的入境客流。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签证便利度对国际旅游的积极影响。其中，基于韩国居民赴日旅游免签政策对韩国赴日旅游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免签政策实施的第一年，韩国赴日旅游人数增加12%，第二年增加25%，免签政策显著拉动了韩国赴日旅游需求。土耳其同中东和东欧国家的双边免签政策同样对土耳其入境旅游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内地赴港澳自由行（Individual Visit Scheme，IVS）的签证政策对香港入境旅游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SARS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关于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影响的研究，境内相关研究匮乏，境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从研究视角来看，境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签证限制对入境旅游或者客源地一目的地双向旅游流的消极影响，客源地视角下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促进作用的研究较少;（2）在指标测量上，对签证便利度的研究均使用0～1虚拟变量来刻画签证便利度，有待进一步尝试其他量化方法，如本文使用的亨氏签证指数，并验证其适用性;（3）模型估计方面，已研究中的面板数据模型忽略了内生性问题。一般而言，签证便利度正向影响客源地赴目的地的国际旅游人数，反过来，国际旅游人数的持续增多，也会促使目的地提升签证便利度。由此，签证便利度与国际旅游人数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使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
2 研究设计
2.1理论模型
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将收入和相对旅游价格作为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的基本要素。本文借鉴已有成熟的国际旅游需求函数基本形式，得到如下国际旅游需求模型：
logq’=a0+a1logy+a2log（p’/p）+ε （1）
式（1）中，q'为国际（出境）旅游需求，通常采用旅游人次数（出游率）或旅游收入来表示。y为居民收入，对收入y的衡量通常使用GDP、人均GDP、人均GNI等指标，本文采用人均GDP来衡量。p’/p为相对旅游价格，是以客源地货币单位表示的目的地旅游价格和客源地旅游价格之比。由于难以获得两地的旅游价格，已有的研究通常使用目的地和客源地一般意義上的价格水平来表示，记为（ Pf/P）。其中，P为客源地的价格水平，Pf目的地的价格水平。已有研究通常使用目的地和客源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之比来衡量。考虑到客源地和目的地使用货币的不同，已有研究将汇率因素加入，使用经汇率调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之比来衡量相对旅游价格。于是，方程式（1）变为：
logq'=b0+b1logy+b2log[（Pf/P）×e]+η （2）
式（2）中，e为目的地国货币兑客源地国货币的名义汇率。
鉴于本研究从客源地的视角来分析签证制度对一国/地区出境旅游的影响，因而无法获得具体的目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目的地货币兑客源地货币的名义汇率数据。为了找到较为贴近的代理变量，我们假设各个客源地面临综合叠加的旅游目的地。鉴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假定目的地使用的货币为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PPP）的定义，在一国/地区（客源地）购买与在美国一美元购买同样的货物和服务所需要的本地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近似用购买力评价转换因子的倒数来表示目的地和客源地的价格之比（Pf/P），记为1/PPP。目的地兑客源地货币的汇率e可以用美元兑客源地货币的官方汇率表示。因此，基于客源地视角的相对旅游价格可以通过购买力评价转换因子和美元兑客源地货币的名义汇率来表示，记为（1/PPP）×e。引入PLI价格水平指数（Price LevelIndices），相对旅游价格可最终使用（1/PLI）来表征。其具体转化公式如下：
（Pf/P）× e=（1/PPP）× e=1/（PPP/e）=1/PLI
据此，方程式（2）进一步表示为：
logq’=b0+b1logy+b2log[（1/PLI）]+θ
（3）
2.2样本选择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57个国家/土电区为研究样本（表1）。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2013年），该样本包括了全球前十大出境旅游客源地（中国、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西），其出境人数占全球总出境人数的75.8%。此外，从空间分布上看，样本主要位于欧洲、亚太和美洲，空间结构同全球国际旅游市场整体结构一致。无论从数量还是结构上，均表明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区间为8年（2007-2014年），截面包括57个目的地国家/地区，为非平稳数据。计量软件采用Stata 12.0。
2.3回归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方程式（3）作为基础回归模型，加入表示签证便利度的变量，并兼顾各国/地区人口的影响，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In（pdePit）=In（pgdpit）+ In（PLIit）+ visait+
criSt+μi+εit （4）
为解决由于签证便利度与因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兼顾各国/地区居民出境旅游习惯及社会风尚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方程式（4）的基础上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In（pdepit）=L.In（pdePit）+ln（pgdpit）+
ln（PLIit）+ visait+ criSt+μi+εit
（5）
式（4）和式（5）中，pdepit为i国t时期出境旅游率（出境旅游率=出境过夜旅游人次数/人口数），pgdpit为i国家/地区t时期的人均GDP，PLIit为i国家/地区t时期的价格水平指数，visait为i国家/地区t时期的亨氏签证指数，criSt为虚拟变量，表示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影响，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2。
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3 实证分析结果3.1估计方法的选择
针对静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通常有3种：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首先，LM检验结果可以判断是否存在个体效应，表明应该选择随机效应还是混合回归。其次，通常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如在异方差情况下，Hausman检验失效。解决办法是在稳健的随机效应模型后采用过度识别检验来判断。对于方程式（4），LM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故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动态面板模型方程式（5），若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将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差分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同时有效地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3.2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
差分GMM估计的前提条件是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等同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估计结果表4中AR（1）和AR（2）表明方程式（5）符合这一前提，可以进行差分GMM估计。异方差稳健的Hansen检验表明，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表明模型估计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
由于动态面板模型包含更多的信息量，且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有较好的解决，本文最终采用方程式（5）的回归结果：
（1）签证便利度显著正向影响出境旅游。一国地区/居民享受免签目的地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出境旅游率平均提高0.18%。根据这一回归结果95%的置信区间，对于全球主要客源地而言，这种提升幅度在0.10%～0.26%之间。亨氏签证指数在反映一国/地区居民签证便利度的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该国/地区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等其他因素，这意味着签证便利度对一国/地区出境旅游的影响作用可能小于本文给出的估计，但在具体针对某一客源地进行研究时，这种影响作用或将更加显著。以中国内地（大陆）赴港澳台地区的出境旅游为例，2003年7月开始实施的港澳自由行政策对中国内地赴港澳旅游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政策实施当年，中国内地赴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过夜旅游人数分别增长19.66%和34.35%，2004年其增长速度分别提升至36.92%和55.68%。类似地，2011年6月开始实行的台湾自由行政策同样促进了中国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政策实施当年，中国赴台旅游增长高达47.41%。虽然以上出境旅游的增长不能完全归功于签证便利化，但仍能表明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2）收入对出境旅游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方程式（4）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增加约1.1%。但在将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后，这种影响大大减小。根据方程式（5）的回归结果，人均GDP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增加约0.5%。一定程度上表明由滞后项表示的出游习惯及社会风尚等因素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大的影响。
（3）客源地目的地的相对价格水平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弱的负向影响。在客源地研究视角下，方程式（5）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水平指数正向影响出境旅游，相对价格为价格水平指数的倒数，间接验证了相对价格对出境旅游的负向影响。根据回归结果，价格水平指数每上升1%，出境旅游率增加0.08%，但统计上没有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从客源地视角出发，无法根据不同目的地分别进行相对价格测算，造成价格信息遗漏。
（4）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地区出境旅游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出境旅游率的影响较大，使全球出境旅游率降低5.37%。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全球57个主要客源国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模型，验证了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影响。相对已有研究，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补充：（1）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客源地视角出发，分析了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签证制度对国际旅游需求的影响研究。（2）采用亨氏签证指数来量化签证便利度，提供了签证便利度的另一种量化方法。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其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影响，间接证明了这一量化方法的适用性。（3）采用价格水平指数（PLI）表征相对旅游价格，以构建客源地视角下的出境旅游需求模型，解决了在客源地视角下，因目的地价格信息欠缺而无法获得相对旅游价格这一问题。（4）运用广义矩（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解决了模型由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相关旅游制度的制定及目的地营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签证便利度可以促进一国/地区居民的出境旅游。鉴于此，对旅游目的地而言，在一国/地区安全政策框架下，若要增加某个客源国/地区入境游客的到访量，可以适度简化该客源地的入境签证手续。长久以来，入境旅游签证政策是持续制约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CGE模型）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重大节事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其原因可能在于不便利的入境旅游签证。目前，我国多个城市实施了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如何进一步发挥其对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是中国目的地营销及入境旅游市场政策制定工作的重要内容。而对于客源地而言，在一定时期内适度收紧或放宽其国民的出境签证政策，也能够对出境旅游的流量与流向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的ADS制度，本质上是对中国出境签证制度的突破，制度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团队出境旅游的发展。2003年与2008年，中国内地赴港澳地区、中国大陆赴台湾地区的“个人游”政策，以及2015年深圳居民赴香港地区“一签多行”政策调整为“一周一行”，都是在利用签证政策对出境旅游的流量与流向进行调控。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除了亨氏签证指数外，未來需进一步搜寻量化签证便利度的其他方法。其次，本文分析了签证便利度对各国/地区出境旅游的综合影响，未来需要在具体情境下，结合具体的客源地和目的地进一步分析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可能影响。再次，便利的签证政策虽然对旅游具有促进作用，但其首先与一国/地区所在的国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因此，在什么情况下推出便利化签证政策、以何种形式推出、怎样衡量便利化签证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利弊等问题都是一国/地区在制定及落实便利化签证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最后，在模型方面，各国/地区的出境旅游在空间上可能与相邻国家/地区存在相关性，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出境旅游;签证便利化;面板数据;亨氏签证指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2-0046-07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2.012
引言
过去60多年来国际旅游持续快速发展。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旅游总收入增速一直领先于GDP增速。国际旅游的持续繁荣与居民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的增多等因素直接有关，也与以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趋势密不可分。在全球化趋势下，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要素跨国/地区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其中，促进国家/地区间人员流动的签证便利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旅游的发展。
从国际旅游的定义来看，签证制度对国际旅游有着天然的影响。根据世界旅游组织1991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会议上对“旅游”的界定，旅游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公务或者其他目的离开常住地到其他地方旅行且連续停留不超过一年的活动。可见，旅游活动存在空间上的“移动性”。对于需要跨越国（境）界的出境旅游而言，游客必须获得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入境许可，即获得目的地国家/地区的签证（签注）。
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居民而言，由于给予其免签或者其他简化签证手续的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数量不一，其面临的出境签证便利度往往不同。一般而言，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居民拥有更高的签证便利度，更容易获得某一目的地的签证，办理签证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也更小。签证便利度除了影响一国/地区居民出境旅游的流量外，还会影响一国/地区居民出境旅游的流向，即出境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居民倾向于选择赴签证条件相对便利的国家/地区旅游。
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有多大？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仍显不足。境内外已有研究虽然分析了签证便利度对国际旅游的影响，但对签证便利度的测量方法较为粗略，且缺乏客源地视角下分析签证便利度影响出境旅游的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首次采用亨氏签证指数（ Henley&PartnersVisa Restrictions Index）对签证便利度进行量化，进而基于动态面板模型从客源地视角来分析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以补充和完善已有研究，并为我国旅游业发展政策及制度安排提供借鉴。其中，亨氏签证指数指持一国/地区护照的居民可以享受免签待遇的国家/地区的数量，指数越高则该国居民的签证便利度越高。
1 文献综述
目前，境内的相关研究大都与区域旅游合作有关，围绕中国一东盟、丝绸之路、大湄公河、阿尔泰等区域、次区域合作展开，将签证制度作为合作框架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探讨，很少有文献涉及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研究。相关研究中，只有个别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分析了签证制度对游客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一年多次往返香港签注的深圳居民在港的消费内容、场所、行程安排等具有日常生活化特点。
境外关于签证制度对国际旅游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大部分研究分析了签证限制对国际旅游的影响。已有研究基于1995-2005年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国家的双边数据，发现签证限制使双边客流量降低52%～63%。签证限制对中国入境旅游人次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签证限制对国际旅游流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签证限制程度增加一个单位标准误，入境旅游人数将减少30%，对于双边旅游而言，限制某一个客源国的入境签证，将降低该客源国70%的入境客流。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签证便利度对国际旅游的积极影响。其中，基于韩国居民赴日旅游免签政策对韩国赴日旅游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免签政策实施的第一年，韩国赴日旅游人数增加12%，第二年增加25%，免签政策显著拉动了韩国赴日旅游需求。土耳其同中东和东欧国家的双边免签政策同样对土耳其入境旅游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内地赴港澳自由行（Individual Visit Scheme，IVS）的签证政策对香港入境旅游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SARS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关于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影响的研究，境内相关研究匮乏，境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从研究视角来看，境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签证限制对入境旅游或者客源地一目的地双向旅游流的消极影响，客源地视角下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促进作用的研究较少;（2）在指标测量上，对签证便利度的研究均使用0～1虚拟变量来刻画签证便利度，有待进一步尝试其他量化方法，如本文使用的亨氏签证指数，并验证其适用性;（3）模型估计方面，已研究中的面板数据模型忽略了内生性问题。一般而言，签证便利度正向影响客源地赴目的地的国际旅游人数，反过来，国际旅游人数的持续增多，也会促使目的地提升签证便利度。由此，签证便利度与国际旅游人数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使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
2 研究设计
2.1理论模型
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将收入和相对旅游价格作为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的基本要素。本文借鉴已有成熟的国际旅游需求函数基本形式，得到如下国际旅游需求模型：
logq’=a0+a1logy+a2log（p’/p）+ε （1）
式（1）中，q'为国际（出境）旅游需求，通常采用旅游人次数（出游率）或旅游收入来表示。y为居民收入，对收入y的衡量通常使用GDP、人均GDP、人均GNI等指标，本文采用人均GDP来衡量。p’/p为相对旅游价格，是以客源地货币单位表示的目的地旅游价格和客源地旅游价格之比。由于难以获得两地的旅游价格，已有的研究通常使用目的地和客源地一般意義上的价格水平来表示，记为（ Pf/P）。其中，P为客源地的价格水平，Pf目的地的价格水平。已有研究通常使用目的地和客源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之比来衡量。考虑到客源地和目的地使用货币的不同，已有研究将汇率因素加入，使用经汇率调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之比来衡量相对旅游价格。于是，方程式（1）变为：
logq'=b0+b1logy+b2log[（Pf/P）×e]+η （2）
式（2）中，e为目的地国货币兑客源地国货币的名义汇率。
鉴于本研究从客源地的视角来分析签证制度对一国/地区出境旅游的影响，因而无法获得具体的目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目的地货币兑客源地货币的名义汇率数据。为了找到较为贴近的代理变量，我们假设各个客源地面临综合叠加的旅游目的地。鉴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假定目的地使用的货币为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PPP）的定义，在一国/地区（客源地）购买与在美国一美元购买同样的货物和服务所需要的本地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近似用购买力评价转换因子的倒数来表示目的地和客源地的价格之比（Pf/P），记为1/PPP。目的地兑客源地货币的汇率e可以用美元兑客源地货币的官方汇率表示。因此，基于客源地视角的相对旅游价格可以通过购买力评价转换因子和美元兑客源地货币的名义汇率来表示，记为（1/PPP）×e。引入PLI价格水平指数（Price LevelIndices），相对旅游价格可最终使用（1/PLI）来表征。其具体转化公式如下：
（Pf/P）× e=（1/PPP）× e=1/（PPP/e）=1/PLI
据此，方程式（2）进一步表示为：
logq’=b0+b1logy+b2log[（1/PLI）]+θ
（3）
2.2样本选择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57个国家/土电区为研究样本（表1）。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2013年），该样本包括了全球前十大出境旅游客源地（中国、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西），其出境人数占全球总出境人数的75.8%。此外，从空间分布上看，样本主要位于欧洲、亚太和美洲，空间结构同全球国际旅游市场整体结构一致。无论从数量还是结构上，均表明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区间为8年（2007-2014年），截面包括57个目的地国家/地区，为非平稳数据。计量软件采用Stata 12.0。
2.3回归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方程式（3）作为基础回归模型，加入表示签证便利度的变量，并兼顾各国/地区人口的影响，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In（pdePit）=In（pgdpit）+ In（PLIit）+ visait+
criSt+μi+εit （4）
为解决由于签证便利度与因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兼顾各国/地区居民出境旅游习惯及社会风尚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方程式（4）的基础上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In（pdepit）=L.In（pdePit）+ln（pgdpit）+
ln（PLIit）+ visait+ criSt+μi+εit
（5）
式（4）和式（5）中，pdepit为i国t时期出境旅游率（出境旅游率=出境过夜旅游人次数/人口数），pgdpit为i国家/地区t时期的人均GDP，PLIit为i国家/地区t时期的价格水平指数，visait为i国家/地区t时期的亨氏签证指数，criSt为虚拟变量，表示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影响，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2。
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3 实证分析结果3.1估计方法的选择
针对静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通常有3种：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首先，LM检验结果可以判断是否存在个体效应，表明应该选择随机效应还是混合回归。其次，通常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如在异方差情况下，Hausman检验失效。解决办法是在稳健的随机效应模型后采用过度识别检验来判断。对于方程式（4），LM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故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动态面板模型方程式（5），若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将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差分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同时有效地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3.2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
差分GMM估计的前提条件是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等同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估计结果表4中AR（1）和AR（2）表明方程式（5）符合这一前提，可以进行差分GMM估计。异方差稳健的Hansen检验表明，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表明模型估计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
由于动态面板模型包含更多的信息量，且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有较好的解决，本文最终采用方程式（5）的回归结果：
（1）签证便利度显著正向影响出境旅游。一国地区/居民享受免签目的地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出境旅游率平均提高0.18%。根据这一回归结果95%的置信区间，对于全球主要客源地而言，这种提升幅度在0.10%～0.26%之间。亨氏签证指数在反映一国/地区居民签证便利度的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该国/地区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等其他因素，这意味着签证便利度对一国/地区出境旅游的影响作用可能小于本文给出的估计，但在具体针对某一客源地进行研究时，这种影响作用或将更加显著。以中国内地（大陆）赴港澳台地区的出境旅游为例，2003年7月开始实施的港澳自由行政策对中国内地赴港澳旅游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政策实施当年，中国内地赴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过夜旅游人数分别增长19.66%和34.35%，2004年其增长速度分别提升至36.92%和55.68%。类似地，2011年6月开始实行的台湾自由行政策同样促进了中国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政策实施当年，中国赴台旅游增长高达47.41%。虽然以上出境旅游的增长不能完全归功于签证便利化，但仍能表明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2）收入对出境旅游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方程式（4）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增加约1.1%。但在将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后，这种影响大大减小。根据方程式（5）的回归结果，人均GDP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增加约0.5%。一定程度上表明由滞后项表示的出游习惯及社会风尚等因素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大的影响。
（3）客源地目的地的相对价格水平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弱的负向影响。在客源地研究视角下，方程式（5）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水平指数正向影响出境旅游，相对价格为价格水平指数的倒数，间接验证了相对价格对出境旅游的负向影响。根据回归结果，价格水平指数每上升1%，出境旅游率增加0.08%，但统计上没有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从客源地视角出发，无法根据不同目的地分别进行相对价格测算，造成价格信息遗漏。
（4）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地区出境旅游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出境旅游率的影响较大，使全球出境旅游率降低5.37%。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全球57个主要客源国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模型，验证了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影响。相对已有研究，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补充：（1）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客源地视角出发，分析了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签证制度对国际旅游需求的影响研究。（2）采用亨氏签证指数来量化签证便利度，提供了签证便利度的另一种量化方法。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其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影响，间接证明了这一量化方法的适用性。（3）采用价格水平指数（PLI）表征相对旅游价格，以构建客源地视角下的出境旅游需求模型，解决了在客源地视角下，因目的地价格信息欠缺而无法获得相对旅游价格这一问题。（4）运用广义矩（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解决了模型由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相关旅游制度的制定及目的地营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签证便利度可以促进一国/地区居民的出境旅游。鉴于此，对旅游目的地而言，在一国/地区安全政策框架下，若要增加某个客源国/地区入境游客的到访量，可以适度简化该客源地的入境签证手续。长久以来，入境旅游签证政策是持续制约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CGE模型）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重大节事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其原因可能在于不便利的入境旅游签证。目前，我国多个城市实施了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如何进一步发挥其对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是中国目的地营销及入境旅游市场政策制定工作的重要内容。而对于客源地而言，在一定时期内适度收紧或放宽其国民的出境签证政策，也能够对出境旅游的流量与流向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的ADS制度，本质上是对中国出境签证制度的突破，制度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团队出境旅游的发展。2003年与2008年，中国内地赴港澳地区、中国大陆赴台湾地区的“个人游”政策，以及2015年深圳居民赴香港地区“一签多行”政策调整为“一周一行”，都是在利用签证政策对出境旅游的流量与流向进行调控。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除了亨氏签证指数外，未來需进一步搜寻量化签证便利度的其他方法。其次，本文分析了签证便利度对各国/地区出境旅游的综合影响，未来需要在具体情境下，结合具体的客源地和目的地进一步分析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可能影响。再次，便利的签证政策虽然对旅游具有促进作用，但其首先与一国/地区所在的国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因此，在什么情况下推出便利化签证政策、以何种形式推出、怎样衡量便利化签证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利弊等问题都是一国/地区在制定及落实便利化签证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最后，在模型方面，各国/地区的出境旅游在空间上可能与相邻国家/地区存在相关性，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