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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此之前，有学者将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壁画中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描述为宝鼠。笔者实地考察后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该持物是宝袋与宝鼠的特殊组合形式。對该壁画内容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相关图像作一比较，拟解释此种情况。
关键词：毗沙门天王；持物
关于瓜州东千佛洞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其西夏时期的密宗佛教壁画毫无疑问地弥补了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某些不足。2006年，酒泉市安西县更名为瓜州县，故本文所述瓜州东千佛洞即原先的安西东千佛洞。其第五窟位于西崖二层北端，洞窟前室已失，窟后部有绕道，本文所讨论的毗沙门天王像（图1）位于窟后右甬道南向面的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内。
根据该窟内的西夏文供养人题记可以推断其为西夏时期开凿。窟内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大致为方形画面，画面主体为双层莲花样式：内层为十六瓣莲花，正中画毗沙门天王；外层为八瓣莲花，八大夜叉分别画于莲瓣内。该图像中毗沙门天王头戴三面宝冠，身着铠甲，脚穿乌靴，右手持三层宝幢，左手于腰间持一物，双目瞪视骑于青狮上。其左手持物即本文主要分析对象。八大夜叉均赤裸上身，下身着裙，头戴华冠，身佩各种装饰物，骑坐于马上。双层莲花与曼荼罗外框之间画有圆形复瓣莲花，其间绘有尊像画。
在本文之前，有学者将该图像中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判断为宝鼠，并描述为“嘴尖腹圆，无尾，从形象上看似鼠科动物[1]”。笔者在实地考察后得出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该持物是一种组合形式或者说是一种过渡形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该持物的主体应该是一个宝袋，毗沙门天王手握袋口，而在此图像中袋口被画成了鼠头的样式。这种特异的毗沙门天王持物在中国佛教壁画中极为少见，或者说就是仅有的一个孤例。对于其出现的原因，笔者试做论述。
毗沙门天王即北方多闻天王，原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神祇，其出现早于佛教，佛教出现后，将其吸收并作为护法天王。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毗沙门天王修行千年，梵天封其为守护北方之神，同时将象征财富的天车赐给他。”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印度，毗沙门天王有着守护神和宝藏神的双重神格。在汉译佛经中关于毗沙门天王的记载较早见于《长阿含经》等经典，其中《长阿含经》卷第十二的《大会经》有云：“……西方毗楼博叉天王领诸鸠槃荼鬼……北方天王名毗沙门，领诸悦叉[2]鬼[3]”，这其中反映了毗沙门天王所统领的是药叉部众。
我国早期毗沙门天王一直以护持教法的形象出现，卢宏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载曰：“毗沙门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4]”，故而此时期毗沙门天王一般手持兵器或宝塔。而本文中毗沙门天王持物分别是宝幢和袋口为鼠头状的宝袋，这种形式应该是当时东千佛洞地区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具体表现。
东千佛洞地区古属瓜州，其第五窟开凿时间确定在西夏。西夏时期的佛教美术遗迹多集中在瓜州，这与西夏置瓜州监军司于瓜州以统管河西是分不开的（建窟多系其成员）。李元昊创建西夏割据政权后，因其“晓浮屠学”，故而大力弘扬佛法，西夏佛教异军突起。又因为西夏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宋、吐蕃、辽、回鹘均来往密切，从而使得此时期的佛教石窟艺术更是受到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双重影响。
就某些佛教神祇来说，藏传佛教中更大程度地保留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毗沙门天王即是一例。在印度，早期毗沙门天王多以俱毗罗的形式出现，或者说俱毗罗即毗沙门天王的原型，其药叉之王的身份亦与上述《大会经》中记载吻合。俱毗罗宝藏神的身份使得其持物和财富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众多持物中象征财富的有宝匣、宝袋和宝鼠等。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俱毗罗石雕（图2）呈现了9世纪左右印度的俱毗罗形象，可以清晰的看出，其右手持一宝匣，左手持一茄形口袋。
宝袋之于财富的象征意义自不必多言，世界多地的历史遗存中均有以口袋、包袱等象征财富的实例。佛经中对于鼠和财富的相关描述有“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5]”。我们认为早期藏传佛教美术并未对俱毗罗的形象进行大量改造，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的毗沙门天王像[6]即为此观点的图像例证，该壁画中毗沙门天王腹大体肥，双目圆睁，头戴高冠，冠饰模糊不清，发披双肩，不着甲胄，赤裸上身，身披璎珞，佩戴臂玔及腕钏，左手握口吐宝珠的宝鼠，右手持彩棒，游戏姿坐于须弥宝座上，整个形象与印度俱毗罗的形象十分相似。此铺壁画的绘制时间经敦煌研究院断代为中唐，此时正值吐蕃统治敦煌地区。
对印度一系列俱毗罗形象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俱毗罗早期形象手中所持的宝匣、宝袋到后期被宝鼠取代，这种变化必定也会影响藏传佛教美术中毗沙门天王的形象。而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正是宝袋与宝鼠的结合形式，可作为宝袋与宝鼠之间存在过渡形式的有力证明。
综上，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并非单纯的宝鼠，而应该是袋口为鼠头形状的宝袋。
【注释】
[1]刘永增.安西东千佛洞第5窟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解说[J].敦煌研究，2006（03）p：3
[2]另译作“药叉”、“夜叉”等
[3]《大正藏》第1册《长阿含经》卷第十二
[4]《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九一
[5]《大正藏》第50册《宋高僧传》卷第二
[6]图片详见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图版4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张聪，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
关键词：毗沙门天王；持物
关于瓜州东千佛洞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其西夏时期的密宗佛教壁画毫无疑问地弥补了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某些不足。2006年，酒泉市安西县更名为瓜州县，故本文所述瓜州东千佛洞即原先的安西东千佛洞。其第五窟位于西崖二层北端，洞窟前室已失，窟后部有绕道，本文所讨论的毗沙门天王像（图1）位于窟后右甬道南向面的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内。
根据该窟内的西夏文供养人题记可以推断其为西夏时期开凿。窟内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大致为方形画面，画面主体为双层莲花样式：内层为十六瓣莲花，正中画毗沙门天王；外层为八瓣莲花，八大夜叉分别画于莲瓣内。该图像中毗沙门天王头戴三面宝冠，身着铠甲，脚穿乌靴，右手持三层宝幢，左手于腰间持一物，双目瞪视骑于青狮上。其左手持物即本文主要分析对象。八大夜叉均赤裸上身，下身着裙，头戴华冠，身佩各种装饰物，骑坐于马上。双层莲花与曼荼罗外框之间画有圆形复瓣莲花，其间绘有尊像画。
在本文之前，有学者将该图像中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判断为宝鼠，并描述为“嘴尖腹圆，无尾，从形象上看似鼠科动物[1]”。笔者在实地考察后得出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该持物是一种组合形式或者说是一种过渡形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该持物的主体应该是一个宝袋，毗沙门天王手握袋口，而在此图像中袋口被画成了鼠头的样式。这种特异的毗沙门天王持物在中国佛教壁画中极为少见，或者说就是仅有的一个孤例。对于其出现的原因，笔者试做论述。
毗沙门天王即北方多闻天王，原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神祇，其出现早于佛教，佛教出现后，将其吸收并作为护法天王。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毗沙门天王修行千年，梵天封其为守护北方之神，同时将象征财富的天车赐给他。”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印度，毗沙门天王有着守护神和宝藏神的双重神格。在汉译佛经中关于毗沙门天王的记载较早见于《长阿含经》等经典，其中《长阿含经》卷第十二的《大会经》有云：“……西方毗楼博叉天王领诸鸠槃荼鬼……北方天王名毗沙门，领诸悦叉[2]鬼[3]”，这其中反映了毗沙门天王所统领的是药叉部众。
我国早期毗沙门天王一直以护持教法的形象出现，卢宏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载曰：“毗沙门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4]”，故而此时期毗沙门天王一般手持兵器或宝塔。而本文中毗沙门天王持物分别是宝幢和袋口为鼠头状的宝袋，这种形式应该是当时东千佛洞地区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具体表现。
东千佛洞地区古属瓜州，其第五窟开凿时间确定在西夏。西夏时期的佛教美术遗迹多集中在瓜州，这与西夏置瓜州监军司于瓜州以统管河西是分不开的（建窟多系其成员）。李元昊创建西夏割据政权后，因其“晓浮屠学”，故而大力弘扬佛法，西夏佛教异军突起。又因为西夏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宋、吐蕃、辽、回鹘均来往密切，从而使得此时期的佛教石窟艺术更是受到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双重影响。
就某些佛教神祇来说，藏传佛教中更大程度地保留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毗沙门天王即是一例。在印度，早期毗沙门天王多以俱毗罗的形式出现，或者说俱毗罗即毗沙门天王的原型，其药叉之王的身份亦与上述《大会经》中记载吻合。俱毗罗宝藏神的身份使得其持物和财富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众多持物中象征财富的有宝匣、宝袋和宝鼠等。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俱毗罗石雕（图2）呈现了9世纪左右印度的俱毗罗形象，可以清晰的看出，其右手持一宝匣，左手持一茄形口袋。
宝袋之于财富的象征意义自不必多言，世界多地的历史遗存中均有以口袋、包袱等象征财富的实例。佛经中对于鼠和财富的相关描述有“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5]”。我们认为早期藏传佛教美术并未对俱毗罗的形象进行大量改造，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的毗沙门天王像[6]即为此观点的图像例证，该壁画中毗沙门天王腹大体肥，双目圆睁，头戴高冠，冠饰模糊不清，发披双肩，不着甲胄，赤裸上身，身披璎珞，佩戴臂玔及腕钏，左手握口吐宝珠的宝鼠，右手持彩棒，游戏姿坐于须弥宝座上，整个形象与印度俱毗罗的形象十分相似。此铺壁画的绘制时间经敦煌研究院断代为中唐，此时正值吐蕃统治敦煌地区。
对印度一系列俱毗罗形象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俱毗罗早期形象手中所持的宝匣、宝袋到后期被宝鼠取代，这种变化必定也会影响藏传佛教美术中毗沙门天王的形象。而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正是宝袋与宝鼠的结合形式，可作为宝袋与宝鼠之间存在过渡形式的有力证明。
综上，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并非单纯的宝鼠，而应该是袋口为鼠头形状的宝袋。
【注释】
[1]刘永增.安西东千佛洞第5窟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曼荼罗解说[J].敦煌研究，2006（03）p：3
[2]另译作“药叉”、“夜叉”等
[3]《大正藏》第1册《长阿含经》卷第十二
[4]《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九一
[5]《大正藏》第50册《宋高僧传》卷第二
[6]图片详见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图版4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张聪，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