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通过梳理量刑建议的实践发展,可以发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语境下,量刑建议已由无约束力的求刑意见,逐步转变为起诉前检察机关作出的正式承诺.这种转变,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为目的,以加强量刑建议的“精准性”为手段.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可以划分为形式与实质两个侧面,前者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动的量刑建议政策为依据,包括量刑建议的确定刑化和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全面化两个要素;后者则由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立场和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效用所决定,包括实体适当性和程序及时性两个要素.各级检察机关在执行
【机 构】
: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陕西西安71000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梳理量刑建议的实践发展,可以发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语境下,量刑建议已由无约束力的求刑意见,逐步转变为起诉前检察机关作出的正式承诺.这种转变,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为目的,以加强量刑建议的“精准性”为手段.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可以划分为形式与实质两个侧面,前者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动的量刑建议政策为依据,包括量刑建议的确定刑化和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全面化两个要素;后者则由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立场和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效用所决定,包括实体适当性和程序及时性两个要素.各级检察机关在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刑量刑建议及其全面化政策的同时,应当平衡适当性与及时性.在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构建采纳规则时,不必固守以往幅度刑量刑建议的“采纳”概念,可以将在确定刑量刑建议以下一定幅度内判处刑罚作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采纳标准,从而重构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采纳规则.
其他文献
围绕同一不法原因给付的法律事实,刑法与民法之间的评价冲突难以消解,此时需要从刑民交叉回归到刑民分立,划定刑民各自规制的案件事实.案件事实的相对性是违法判断相对性的基础内容,属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论的共通部分,所以对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处理不应因违法判断的立场不同而有所差异.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要求给付物归受领人所有,在符合民事不法原因给付的场合,阻却侵占罪的成立,民法适用区间之外属于刑法的评价范围,对此需要对区分说予以修正.如果给付行为的不法程度较轻、给付尚未终局或者受领人的不法程度更高,受领人将给付
数字的神秘性作为传统法律的一个鲜明特征,主要来自“神秘数字”这一人类学的概念,根源于原始社会对时空的直观认知以及有限的计数能力,并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导引机制,沉淀到法律文化的深层,在特定语境下影响着法律的废、改、立.而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下,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法律制度变迁,法律中的数字出现了“去神秘化”的趋向,一定意义上促使现代法律成为具有量化功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标准.这一趋向既是因为数字本身的祛魅,也与“自创生”法律系统的生成密切相关.正是以价值无涉的数字为基础元素,现代社会被逐渐纳入到了理性化计算的范畴,
向网络信息业者调取用户个人信息是当前刑事侦查取证的重要措施之一.其所具备的技术便宜性和规范便宜性使得调取措施呈现出扩张的趋势.但是,在“信息主体—网络信息业者—侦查机关”这一信息传递链条中存在两个层面的非自愿性,信息主体将个人信息提供给网络信息业者并不意味着放弃其所享有的相关权益.基于此,有必要对当前刑事侦查措施体系下对调取的任意性措施予以矫正,基于信息类型和来源对调取措施进行分层,并在保障信息主体知情权的基础上协调网络信息业者与侦查机关之间的信息调取机制.
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刑事实体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目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自愿供述作为事实发现的前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会放弃举证、质证等重要诉讼权利;但应防止“唯供述”的事实认定倾向.认罪认罚事实认定是主客观认识相一致的结果,没有改变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因此也没有放弃对事实“求真”的追求.自愿供述具有不确定性,出于对事实认定者主观恣意规制和统一证明标准下效率、可操作性的考量,认罪认罚的事实认定既需要获得足够的证据支持和程序保障,也需要从自愿供述获得正当且可接受的裁判事实,遵循
债务加入介于保证和独立保证之间,系人保之一种.债务加入人负担的债务与原债务构成连带债务,二者于加入之时具有同一性,其后即各自独立发展,仅于连带债务涉他效力的范围内互生影响.在不与其担保功能相抵牾的限度内,连带债务规定自可直接适用于债务加入.债务加入与免责的债务承担不存在任何共性,并无可得适用的共通规则.基于利益状况的高度类似性,在不与债务加入的本质特征相抵触的限度内,保证规定原则上应当类推适用于债务加入.体现人保一般性规则的保证规定尤其是保证人资格禁止规定和保证要式规定应予类推适用,以从属性和补充性为前提
全媒体时代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纠纷大量增加并日益复杂,甚至出现了“版权蟑螂”现象,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利益失衡.究其原因,在于司法上对摄影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偏低,立法上摄影作品的著作权条款存在制度缺陷.我国应将“艺术审美”作为摄影作品的要件,提高摄影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在《著作权法》中增设“照片”邻接权,解决摄影作品保护中的诸多问题,促进全媒体下作品和信息的更好传播,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民法典》第582条是关于不完全履行的一般规定,可能被误解为我国债务不履行体系实行原因进路的表现形式.严格意义上的原因进路是指在不同的不履行形态之间,解除、实际履行、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等救济的构成要件存在实质差异,故必须为其分别设计规则群,并尽可能精准地予以区分.《民法典》合同编中只存在救济进路,不履行形态的划分仅是为了使救济内容更具体或者使抽象的构成要件具体化.不完全履行规定中的救济方式与迟延履行规定中的救济方式目的相同时,发生规范竞合;目的不同的,相关救济方式可以聚合.债务人试图通过有效的补正实现完全
以往有关视频广告屏蔽类案件的裁判,大体沿袭了“解释一般条款-提取规范命题-引入裁判方法”的结构脉络.从司法实践看,作为解释前提的规则提取通常仅完成了内部证成环节而忽略了外部证成说理,从而使得认定标准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以事实后果和逻辑后果为导向的“后果取向型”裁判思维,可以通过“社会效果评析法律效果”的方式,实现对裁判结论正当性的有效推演.基于后果取向型的裁判思维,“爱奇艺诉极科极客”等视频广告屏蔽类案件对“经营者商业模式有限损害”“消费者不当利益消极保护”以及“市场中竞争秩序有效示范”等后果方面产生影响,
数据经济离不开数据的有序流通与利用,数据可携权作为数据主体参与数据红利分享的重要机制已逐步为国外立法所认可.国内学界基于该权利构造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一般认为不宜引入数据可携权.但通过回溯数据可携权的历史源流,可以发现数据可移转的理念具有长期的产业实践基础,其权利的法律构造也呈现逐步完善的趋势.数据主体权利维度下,数据可携权旨在增强主体对于数据移转的控制;竞争法维度下,数据可携权是促进数据产业竞争与创新的重要机制;消费者利益维度下,数据可携权是消费者参与数据红利分享的机制,数据合同是数据可携权的重要补充.
2021年5月31日,全国律师行业党委提出,律师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律师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渊源,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将其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和全过程,更好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推动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