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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卡蒂埃-布勒松的中国照片，与之前西方摄影师的照片区别何在？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为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写的长篇序言《中国故事》中，有深刻分析。萨特说以前的西方人到中国来，是一种“找出异常点的游戏”：“我剪发，他梳发辫；我用叉子，他用小棍；我用鹅毛笔书写，他用毛笔画方块字；我的想法是直的，他的却是弯的。你是否注意到他讨厌直线运动，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才高兴”。（《中国故事》，让·保罗·萨特文，范立新译，中国摄影报2006年6月16日；下同）中国的古老贫穷、人口众多乃至小脚长辫，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的中国影像佐证着东方学中关于中国的种种叙述。直到卡蒂埃-布勒松报道了1948-1949年的新旧中国交替，西方摄影家看中国的眼光才开始转变：卡蒂埃-布勒松表现出了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赞同。萨特称其是第一位将中国人视同其法国同胞来看待的欧洲摄影家，在他的照片中，“四亿中国人像意大利的农工一样挨饿，像法国农民一样在劳动中耗尽自己，像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一样受到蒋介石家族的剥削”，这不仅提供了共产党革命的正义性，同时也说出了一种真实：中国人和法国人、欧洲人一样，“我们都是相同的，都处在人类的状态之中”。
萨特作序、卡蒂埃-布勒松摄影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于1954年11月初版于法国，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萨特的序言立即被《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cais）、《地平线》（Horizons）等杂志转载，英国泰晤士河与哈德逊河出版公司于1956年出了这本书的英国版，同年，这本摄影集的美国版出版，美国人没用萨特的序言，而是特邀女作家韩素音写序，因内战期间，韩素音正在中国。
亨利 ·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8.22－2004.8.4，下文简称“亨利”）与中国的相逢，无论对中国摄影史还是亨利本人的摄影生涯，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缺少了对方，便有损完美。
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亨利对中国的采访是他1947年至1950年亚洲之行的亮点之一。亨利的作品和他提出的“决定性瞬间”理论被认为“定义了20世纪的摄影”，这种“定义”建筑在两个基点之上：一个是他1930年代在欧洲等地拍摄的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的作品，另一个则是将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与报道摄影的叙事完美结合的报道摄影作品，而后者中两组虽然不是最早却堪称是最重要的作品都产生于这次亚洲之行：一是印度圣雄甘地（1869－1948.1.30）被刺事件，一是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倒台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 这两组作品使亨利真正成为享誉国际的报道摄影家，奠定了他在报道摄影领域的历史地位—此前，亨利只是在玩摄影的小圈子里略有薄名而已。
北平：温情脉脉的最后一瞥
亨利的中国之行，与1947年5月7日玛格南图片社的成立有关：罗伯特·卡帕分给亨利的采访地区是亚洲和远东地区，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而直接促成亨利前来中国的则是美国《生活》杂志。1948年11月底，亨利正在缅甸，接到了《生活》杂志的电报，问他有没有时间去北平—此前《生活》已有一名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1919－，美国人）在中国，但伯恩斯忙于上海的事务，无法脱身。此时中国的战局日益明朗，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以文化古都闻名世界的北平成为一座围城，其在战火中的命运让人牵挂。于是，亨利迅速赶到缅甸首都仰光，先飞到上海《生活》杂志办事处，把妻子留在上海，然后转飞北平。这也是他何以在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China：From One to the Other）的“后记”中说：“1948年12月初，我从仰光乘飞机抵达中国，这样我才能赶到北平，此时距毛泽东的军队占领北平仅有12天。”
亨利在12月4日抵达北平，在北平工作了10天。1949年1月3日，《生活》杂志以《北平的最后一瞥》（A Last Look At Peiping）为题，用9页篇幅发表了亨利的照片。编辑说他在北平的10天中，“无论是沙尘蔽天的日子，还是晶莹的冰霜使天空更加明亮的晴朗日子，都无懈怠地工作着。”①而就在这10天，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四面包围—194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就是：“我军紧紧包围北平”。
而北平城内，傅作义一方面继续招训新兵，一方面暗中派出代表就和平解放与解放军保持接触。因此，北平局势十分微妙：城外解放军围而不打，城内傅作义闭门不战，城内百姓缺煤少粮断电咬牙硬撑，日子是天天怕过天天过，而且表面上一如从前。
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平的最后一瞥》中，读者看到的北平，虽然兵临城下，却依然气定神闲：人们像平常一样地走亲访友，婚丧嫁娶；老朋友街头见面，拉着手闲闲地说上半天话；盲人摇着铜玲，走街串巷给人算命；读书人照旧淘书，北京人提笼遛鸟，然后走进茶馆—亨利这样描述北平的茶馆：
“沉淀了几个世纪的浓烈气味，飘浮在冬日阳光里。一个汉子用绳拴着他的鸟儿，好像在放风筝，也好似在摆弄玩具。另一个人提着盖了防寒布幔子的鸟笼踱过来。有人正用马尾鬃在逗弄蛐蛐儿，虫儿鸣唱起来。满屋子是人们尖着嘴唇品嘬热茶的声音，小鸟啁啾的鸣唱声，蛐蛐儿的唧唧声，茶客的说笑声。”②
沉淀了几个世纪的气味，伴随着传承了几个世纪的生活方式，与时间一起在茶馆里定格。好比中国人到了巴黎总要寻找左岸的那杯咖啡，在亨利看来，的确没有什么比提着鸟笼、揣着蛐蛐儿外加一壶香茶这些传统八旗子弟式的爱好，更能体现北平的沉静了。
有一幅照片很能说明围城对北平人生活的影响：早上，三人在太庙打太极拳，一个是博物馆保管员，一个是银行职员，另一个是傅作义部下军官。三人背倚古老的太庙，面朝不同方向，专注于呼吸吐纳，动作疾徐有致，由于拍摄角度与透视的关系，三人宛如飘在空中。图片说明写道：“这名军官每天早上要在这儿打两小时的太极拳。”兵临城下，军官不和士兵一道枕戈待旦，每天早上却悠闲地打上两小时太极……在另一幅照片中，另一名国民党军官则抽空出来和妻子在一家小店里津津有味地吃涮羊肉，脸前葱末甜蒜小磨香油各式小料一应俱全。对于他们，战争好像不是在眼前，而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生活》的编辑准确解读了亨利的照片所传达的信息。为亨利的摄影报道撰写文字的作者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有北平的生活经历，否则很难写得这么有滋有味：
“戏院里还在上演京戏，一种喧闹的戏剧，它拒绝西方戏剧的和谐的基本教义，但是它在这儿却门庭若市。街头演杂耍的在传递着额头上的坛子。拉洋片的在招揽生意，吸引你去看一系列连续生动的小画图。古董商不声不响地把古玩送到买主家。市民们仍在寻找北平城里那些黑黝黝的善做美食的老字号餐馆。当婚礼的锣鼓敲响时，新娘坐进了红红的大花轿。盛大的葬礼，喧闹而光鲜，却不甚肃穆——‘那是对死亡华丽的祭奠，’正像卡蒂埃-布勒松所描述的。这些出殡队伍充斥着街道，儿孙们看着他们先辈的棺椁照例下到墓穴之中。照片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习俗的强大生命力，而死亡在这里并不突显。死亡，正如征服一样，在一个得以继续生存的文明之中，只是偶然的事件罢了。”③
当时《生活》杂志的一个背景是，根据老板亨利·卢斯的规定，摄影师只向杂志提供照片和图片说明，配图文章另有杂志专门聘请的撰稿人（writer）来写，这些撰稿人常常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虽然亨利给《生活》杂志做过多次报道，他被邀请写配图文章的只有一次，那就是1962年他从古巴回来，在古巴期间他正好赶上美苏导弹危机。《生活》杂志在发表亨利的照片时，破例要求他写一篇配图文章，并另外给他配了一个“撰稿人”，帮他整理文字。这位“撰稿人”向亨利详细询问了古巴的所见所闻，然后只把他文章中的几个句子调整一下顺序就交差了。后来亨利终于意识到，这个“撰稿人”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他问了那么多问题，只为了解古巴那边的情况而已。
在北平，亨利的拍摄并不容易。在欧洲，他习惯了像无事人一样闲逛，看到有趣的场景就拍下来。但在北平，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在给玛格南的信中说：“随时随地，至少有四五十个孩子跟着我，而作为一名摄影师，我必须像拳击裁判一样，要有足够灵活的空间。” ④ 另外，他也意识到，中国人认为随便对人拍照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他在太庙前看到人们心无旁骛地打太极拳时，虽然很着迷，但却不敢上前拍照：“我甚至都不敢对他们拍照，担心如去拍照会破坏了这种气氛。” ⑤
在北平的10天中，亨利几乎跑遍了古城聚人气儿的所有地点：北起德胜门，那儿能看见塞外来的驼队；什刹海的冰面上，人们溜冰、钓鱼、骑自行车，几百米外鼓楼和钟楼的身影清晰可见。南到琉璃厂和天桥，前者是淘古玩买旧书的老地儿，围城之中前来“淘宝”的不仅有北平人，还有“老外”；后者则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古城中心的故宫俨然变成了一座新兵训练营—这在亨利看来一定具有超现实意味，那些没有来得及通知母亲或妻子就被拉了壮丁的汉子们，在这里有可能看到亲人的身影。就在故宫东边的北长街附近，亨利还几次遇到了大清朝遗留下来的活文物—最后的太监。北长街北口路西有一座万寿兴隆寺，不大，当亨利到来时，该寺里住有大约40多名太监，而亨利本人住得离这座寺不远，就在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北京饭店。
有一天，当亨利跟随拍摄一个迎亲队伍时，在城外迎面遇到一队刚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士兵，他目击了当时傅作义军队的精神状态：“撤退的国民党士兵失去了秩序，看上去大概是在广阔无际的华北平原上经历了巨大危险之后撤了回来，就像一股从丛林里爬出的蚁队，疲惫而失魂落魄。当我们的队伍与士兵的队伍相遇之时，两支队伍竟无人互相观望，好比两个世界里的人根本没有相遇一样。这时迎亲的队伍已到了新郎的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中挤进去，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走向命运的未知目的地。” ⑥
1948年12月14日，亨利从北平南苑机场乘最后一班民航航班飞往上海；两天之后，该机场即为解放军占领。
《生活》杂志的编辑对亨利的北平照片有这样的评价：“在战争之中，他带出了一段对一座城市及其人民的温暖人心的记录。这里人民的那种沉潜镇定，犹如黑暗之中熹微的晨光，使人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联想起中国这个国家，虽然历经一代代的占领者，它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亨利所看到的北平，见证了成吉思汗野蛮的兵马，见证了明代辉煌的建筑成就，见证了满清在那个叫慈禧太后的傲慢女人长期统治下奢华的腐朽。” ⑦
而这一次，亨利是和北平一起见证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并把转折的瞬间凝固在胶片上。
上海、杭州、南京：“这些照片比任何文字更能说明中国发生革命的理由”
1948年12月14日，亨利从北平飞抵上海，在杰克·伯恩斯的公寓里借住了一段时间。数十年后，伯恩斯的妻子还清楚地记得，亨利外出时经常套上伯恩斯的条绒夹克。
在上海，亨利首先看到的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粮食短缺，人心惶惶。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国民政府对上海市民实行粮食配给，每人每月13市斤左右，不够的粮食要到市场上买。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军粮用量极大，再加上外购粮没有及时运到导致配给停止，上海市场无粮可供，投机商借机抬高粮价，使上海陷入一是无粮可供，再是粮价一日数涨的恐慌之中。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救护站，亨利拍摄了排队领取食物的儿童，其中的一位满眼惊惧，紧攥饭碗，不难想到饥饿留在孩子心中的可怕阴影。在一家被抢的米店门前，抢米少年露出了动物般渴求食物的表情；在码头，亨利拍摄到冻饿之中的饥民不顾一切地撕破棉包，争抢棉花……
其实粮食危机只是当时国民政府穷途末路的一个表征。作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央银行和24家全国大型银行总部均设在上海，金融才是这座大都市的命根子，上海的金融危机与战场上的军事惨败一样，喻示着国民政府民心丧尽、即将垮台。1948年12月下旬，亨利在一家银行门口拍到了他此次中国之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几千市民连夜排队等待用金圆券兑换黄金，人多拥挤，导致10人挤死。这幅充满悲剧性的照片有一种超现实色彩，人们表情惊恐、相拥相抱，宛如被连心串在一起悬空贴在墙上。兑换几两黄金何以引得市民们性命相搏？上海人何以如此恐慌？政府对局势是否还有控制力？这样的乱局将以何种方式收场？未来的希望又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都从照片背后跳了出来。当时上海挤兑黄金的直接背景是金圆券迅速贬值。国民政府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代替此前由于急速贬值而丧失信誉的法币，金圆券的发行额原定为20亿元，但为了掠夺民财，国民政府当年11月取消了发行限制，12月份发行额达到81亿元，1949年1月208亿元，3月1200亿元， 到5月上海解放时，金圆券发行额达到565292亿元，超过原定发行额的2.8万倍！金圆券的迅速贬值使百姓产生严重的恐慌心理，无不想方设法把金圆券兑换成黄金、布匹、粮食、食油、银元等实物。所以，看着照片，就让人想起韩素音的解读：“这些照片比任何文字更能说明中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理由。” ⑧ ……
1949年6月，亨利从南京返回上海，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时的上海已经在5月27日解放。他3月份离开时那座在混乱、饥饿和危机中挣扎的城市，正处于新生的阵痛之中。
亨利的照片准确地揭示了这座城市在新生中的阵痛。
走上街头，几个月前挤兑黄金抢米抢棉的人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庆祝解放的游行、演讲、集会，人们情绪热烈，但掩不住内心的迷惘。亨利拍摄了游行、那些代表新政权的红旗、标语、领袖像以及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庆祝解放集会的“8·7”讲话。他看得出，这些庆祝和激动是真诚的。此前他目睹了上海的混乱和恐慌，他懂得上海人在这种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日子中被折磨得太久，对新政权和新生活的呼唤乃是发自内心的深处。但亨利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止于这些表象。他知道几个月前看到的巨大危机，不可能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在一夜之间消除；战争虽然结束，但较量仍在进行。1949年8月1日，亨利拍到了上海街头工商界人士手持大幅人民币宣传印张、号召市民和工商界使用人民币的游行镜头。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上海解放之初那场著名的 “银元之战”，新政府通过严惩银元投机分子，有效制止了物价上涨，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为新政权打下了财政基础，这幅号召使用人民币的照片正是“人民币保卫战”尘埃落定之后的写照。
9月25日，亨利乘坐美国邮船“戈登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结束了在中国大陆11个月的采访。在香港街头，他拍到一位商人在阅读《华商报》，头条消息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解放军解放华南—此时，已经可以遥遥听见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了。
文化的诗意沉迷与对现实悲剧性的贴近：亨利拍摄北平与上海的视角差异
在中国采访的11个月中，亨利在国民党统治区目睹了国民政府垮台前的5个月，也在解放区见证了共产党新政权的最初5个月。虽然他也到了杭州、南京甚至山东半岛，但北平和上海无疑是他拍摄和报道的重点，这通过亨利在此期间所发表的报道数量可以看出。1947年，亨利发表报道18篇；1948年，发表报道32篇；1949年，发表报道多达68篇，⑨ 第一篇报道就是发表于《生活》杂志1949年1月3日的《北平的最后一瞥》；68篇报道中，关于中国的48篇，其中关于北平的8篇，关于上海的18篇，关于南京的3篇。关于北平的报道，基本是《北平的最后一瞥》的翻版；关于上海的报道，在标题中则多次使用了“恐慌”（panic）、“混乱”（confusion， chaos）、“共产主义分子”（communist）、“红色”（red）这一类词汇—对于欧美读者，当时这些词汇已经颇为敏感。
仔细阅读亨利拍摄的北平和上海，就像他在关于北平和上海的报道中所使用的题目一样（北平是温情脉脉的“最后一瞥”，上海则是“红色”、“恐慌”、“混乱”；当然，有的题目有编辑因素），我们能感觉到他对于这两座城市的不同感受、拍摄视角的差异以及面对中国革命，他内心的矛盾。简单说来，在北平，他更着迷于一种历史文化的悠久与诗意；而对上海，他更震惊于那种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并对解放后上海的新政权表现出某种保留。
作为一名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同时又是一名有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的摄影家，亨利的照片经常是超现实主义的视觉趣味重于对现实表象下沉重性的思考，相当程度上稀释了现实中的悲剧性。拿他在北平的照片来讲，更多地像一位波德莱尔或马拉美似的诗人眼中的北平，画面上堆满了故宫、牌楼、城墙、太监、杂耍、毛笔、溜冰、太极拳、鸟笼子、长袍马褂……代表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东方生活方式的意象；但对于围城时期北平最大多数的百姓苦熬日子，亨利关注甚少。这一点，对照同时生活在北平的外国人的记录即可知道。围城时期，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正在北平访学，博迪写于1948－1949年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记录了此时的日常生活：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那段黑暗的日子。那时候，几乎整个北京城被包围了， 与外界的联系也全被切断了， 还断水、断电， 连食品也几乎没有了。一到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围聚在一盏老式的油灯下， 耳边响着炮弹爆炸声， 及机枪扫射时我家玻璃窗的抖动声， 我还得集中精力把玄奥的八条戒律的术语译成通俗易懂的英语， 这八条戒律是在中国佛教公元七世纪的版本中论述的。”⑩
对同时期北平百姓的生活，《北京地方志—粮油商业志》有这样的记载：1948年的北平，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卖儿鬻女的声音，一个小孩最多能卖两亿元法币（少者只卖六千万元），即当时的金圆券20元（1948年8月，金圆券开始实行，当时北平一袋面粉8元—编辑）。在德国医院和中央医院门前，每天都挤着卖血的人群，深夜还不散去。1948年12月，北平已处重围，仅有的粮食也被国民党军队征用，人们饥饿不安，无以为生……
因此，围城时期的北平，在提笼遛鸟打太极之外，与上海的抢米抢棉挤兑黄金一样，有其沉重的悲剧性所在。这一点，似乎被亨利忽略了（虽然他也注意到了街头携子乞讨的妇女）。亨利拍摄了北长街的太监，也只是几幅肖像就交待完事，与这个极有东方历史价值的特殊群体仅有点头之交。1949年2月21日，《生活》杂志刊登了文字记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的特别报道：《北平的太监——满清帝国最后的文物，他们希望共产党政权能够让他们平静地寿终正寝》（Eunuchs of Peiping - Last relics of the Manchu Empire， they hope Communist regime will let them die in peace），对亨利拍摄过的这个太监群体做了深入采访—使用的插图，正是亨利拍摄的太监肖像；文字相当深入而照片过于表面，这不能不让人对亨利的拍摄觉得遗憾。
这里并没有对亨利的责备求全。摄影自有其规律，那种摄影师本人自愿地将自己的生活与拍摄对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不仅愿意分享其忧乐、甚至愿意为了对方的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更深入的纪实摄影，将在数年之后由尤金·史密斯开创。
与北平的照片相比，亨利的上海照片更为复杂。
这不仅在于他拍摄了上海解放前后两个阶段，更在于这些照片传递出摄影家对中国革命和红色政权复杂的个人情感。亨利与罗伯特·卡帕一样，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左倾，亨利本人就曾申请加入法国共产党，并多次说自己是没拿到党证的法共党员。他1930年代采访西班牙内战，1940年代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48年至1949年报道中国革命，1954年、1958年和1962年先后访问苏联、中国和古巴三个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拍摄巴黎的“红五月”，这一系列的报道都充溢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人文主义的温情。在中国，面对国民党统治造成的民不聊生与社会灾难，他抱有明显的批判态度，但他所认同的“革命”，与他在南京和上海看到的实际发生的“革命”，是有差别的—换言之，中国革命还不是他心中那场理想的革命。这种内心矛盾，在亨利的照片中很微妙地表露出来，学者祝东力将亨利的照片与中国革命队伍中红色摄影师的照片曾做过一个对比分析：
“与我们熟悉的红色摄影师，即那些党的新闻工作者或文艺战士不同，布列松拍摄的（上海的）新时代，尤其是那些政治场合的照片，通过距离、角度和时机的选择，以及光影和明暗效果的处理，多少表现出某种迟疑、含混和沉郁的色调。比如那张政治集会的照片，主席台上，众人攘臂高呼，背景的朱毛画像被遮住半边，整个场面显得紧张和异样。其他还有：陈毅做报告，仰拍，朱德画像被阴影遮蔽；游行队伍高举红五星，五星一角遮住了毛泽东画像；一名巡逻士兵扛枪走过花哨的商业广告牌下，一边不自觉地向那里张望。新生政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国家与人民、专政与民主、政府与社会等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有待于漫长曲折的摸索过程，其间也包含了异化和转折的可能。从照片看，对新政权，布列松似乎只表现有限度地支持，照片中的的观望、疏离和不确定感，透露了他的复杂心态。”
这种“复杂心态”，好像对应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种种磨折，今天回望，有一种欲语还休的感觉。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为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写的长篇序言《中国故事》中，有深刻分析。萨特说以前的西方人到中国来，是一种“找出异常点的游戏”：“我剪发，他梳发辫；我用叉子，他用小棍；我用鹅毛笔书写，他用毛笔画方块字；我的想法是直的，他的却是弯的。你是否注意到他讨厌直线运动，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才高兴”。（《中国故事》，让·保罗·萨特文，范立新译，中国摄影报2006年6月16日；下同）中国的古老贫穷、人口众多乃至小脚长辫，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的中国影像佐证着东方学中关于中国的种种叙述。直到卡蒂埃-布勒松报道了1948-1949年的新旧中国交替，西方摄影家看中国的眼光才开始转变：卡蒂埃-布勒松表现出了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赞同。萨特称其是第一位将中国人视同其法国同胞来看待的欧洲摄影家，在他的照片中，“四亿中国人像意大利的农工一样挨饿，像法国农民一样在劳动中耗尽自己，像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一样受到蒋介石家族的剥削”，这不仅提供了共产党革命的正义性，同时也说出了一种真实：中国人和法国人、欧洲人一样，“我们都是相同的，都处在人类的状态之中”。
萨特作序、卡蒂埃-布勒松摄影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于1954年11月初版于法国，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萨特的序言立即被《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cais）、《地平线》（Horizons）等杂志转载，英国泰晤士河与哈德逊河出版公司于1956年出了这本书的英国版，同年，这本摄影集的美国版出版，美国人没用萨特的序言，而是特邀女作家韩素音写序，因内战期间，韩素音正在中国。
亨利 ·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8.22－2004.8.4，下文简称“亨利”）与中国的相逢，无论对中国摄影史还是亨利本人的摄影生涯，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缺少了对方，便有损完美。
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亨利对中国的采访是他1947年至1950年亚洲之行的亮点之一。亨利的作品和他提出的“决定性瞬间”理论被认为“定义了20世纪的摄影”，这种“定义”建筑在两个基点之上：一个是他1930年代在欧洲等地拍摄的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的作品，另一个则是将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与报道摄影的叙事完美结合的报道摄影作品，而后者中两组虽然不是最早却堪称是最重要的作品都产生于这次亚洲之行：一是印度圣雄甘地（1869－1948.1.30）被刺事件，一是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倒台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 这两组作品使亨利真正成为享誉国际的报道摄影家，奠定了他在报道摄影领域的历史地位—此前，亨利只是在玩摄影的小圈子里略有薄名而已。
北平：温情脉脉的最后一瞥
亨利的中国之行，与1947年5月7日玛格南图片社的成立有关：罗伯特·卡帕分给亨利的采访地区是亚洲和远东地区，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而直接促成亨利前来中国的则是美国《生活》杂志。1948年11月底，亨利正在缅甸，接到了《生活》杂志的电报，问他有没有时间去北平—此前《生活》已有一名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1919－，美国人）在中国，但伯恩斯忙于上海的事务，无法脱身。此时中国的战局日益明朗，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以文化古都闻名世界的北平成为一座围城，其在战火中的命运让人牵挂。于是，亨利迅速赶到缅甸首都仰光，先飞到上海《生活》杂志办事处，把妻子留在上海，然后转飞北平。这也是他何以在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China：From One to the Other）的“后记”中说：“1948年12月初，我从仰光乘飞机抵达中国，这样我才能赶到北平，此时距毛泽东的军队占领北平仅有12天。”
亨利在12月4日抵达北平，在北平工作了10天。1949年1月3日，《生活》杂志以《北平的最后一瞥》（A Last Look At Peiping）为题，用9页篇幅发表了亨利的照片。编辑说他在北平的10天中，“无论是沙尘蔽天的日子，还是晶莹的冰霜使天空更加明亮的晴朗日子，都无懈怠地工作着。”①而就在这10天，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四面包围—194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就是：“我军紧紧包围北平”。
而北平城内，傅作义一方面继续招训新兵，一方面暗中派出代表就和平解放与解放军保持接触。因此，北平局势十分微妙：城外解放军围而不打，城内傅作义闭门不战，城内百姓缺煤少粮断电咬牙硬撑，日子是天天怕过天天过，而且表面上一如从前。
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平的最后一瞥》中，读者看到的北平，虽然兵临城下，却依然气定神闲：人们像平常一样地走亲访友，婚丧嫁娶；老朋友街头见面，拉着手闲闲地说上半天话；盲人摇着铜玲，走街串巷给人算命；读书人照旧淘书，北京人提笼遛鸟，然后走进茶馆—亨利这样描述北平的茶馆：
“沉淀了几个世纪的浓烈气味，飘浮在冬日阳光里。一个汉子用绳拴着他的鸟儿，好像在放风筝，也好似在摆弄玩具。另一个人提着盖了防寒布幔子的鸟笼踱过来。有人正用马尾鬃在逗弄蛐蛐儿，虫儿鸣唱起来。满屋子是人们尖着嘴唇品嘬热茶的声音，小鸟啁啾的鸣唱声，蛐蛐儿的唧唧声，茶客的说笑声。”②
沉淀了几个世纪的气味，伴随着传承了几个世纪的生活方式，与时间一起在茶馆里定格。好比中国人到了巴黎总要寻找左岸的那杯咖啡，在亨利看来，的确没有什么比提着鸟笼、揣着蛐蛐儿外加一壶香茶这些传统八旗子弟式的爱好，更能体现北平的沉静了。
有一幅照片很能说明围城对北平人生活的影响：早上，三人在太庙打太极拳，一个是博物馆保管员，一个是银行职员，另一个是傅作义部下军官。三人背倚古老的太庙，面朝不同方向，专注于呼吸吐纳，动作疾徐有致，由于拍摄角度与透视的关系，三人宛如飘在空中。图片说明写道：“这名军官每天早上要在这儿打两小时的太极拳。”兵临城下，军官不和士兵一道枕戈待旦，每天早上却悠闲地打上两小时太极……在另一幅照片中，另一名国民党军官则抽空出来和妻子在一家小店里津津有味地吃涮羊肉，脸前葱末甜蒜小磨香油各式小料一应俱全。对于他们，战争好像不是在眼前，而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生活》的编辑准确解读了亨利的照片所传达的信息。为亨利的摄影报道撰写文字的作者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有北平的生活经历，否则很难写得这么有滋有味：
“戏院里还在上演京戏，一种喧闹的戏剧，它拒绝西方戏剧的和谐的基本教义，但是它在这儿却门庭若市。街头演杂耍的在传递着额头上的坛子。拉洋片的在招揽生意，吸引你去看一系列连续生动的小画图。古董商不声不响地把古玩送到买主家。市民们仍在寻找北平城里那些黑黝黝的善做美食的老字号餐馆。当婚礼的锣鼓敲响时，新娘坐进了红红的大花轿。盛大的葬礼，喧闹而光鲜，却不甚肃穆——‘那是对死亡华丽的祭奠，’正像卡蒂埃-布勒松所描述的。这些出殡队伍充斥着街道，儿孙们看着他们先辈的棺椁照例下到墓穴之中。照片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习俗的强大生命力，而死亡在这里并不突显。死亡，正如征服一样，在一个得以继续生存的文明之中，只是偶然的事件罢了。”③
当时《生活》杂志的一个背景是，根据老板亨利·卢斯的规定，摄影师只向杂志提供照片和图片说明，配图文章另有杂志专门聘请的撰稿人（writer）来写，这些撰稿人常常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虽然亨利给《生活》杂志做过多次报道，他被邀请写配图文章的只有一次，那就是1962年他从古巴回来，在古巴期间他正好赶上美苏导弹危机。《生活》杂志在发表亨利的照片时，破例要求他写一篇配图文章，并另外给他配了一个“撰稿人”，帮他整理文字。这位“撰稿人”向亨利详细询问了古巴的所见所闻，然后只把他文章中的几个句子调整一下顺序就交差了。后来亨利终于意识到，这个“撰稿人”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他问了那么多问题，只为了解古巴那边的情况而已。
在北平，亨利的拍摄并不容易。在欧洲，他习惯了像无事人一样闲逛，看到有趣的场景就拍下来。但在北平，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在给玛格南的信中说：“随时随地，至少有四五十个孩子跟着我，而作为一名摄影师，我必须像拳击裁判一样，要有足够灵活的空间。” ④ 另外，他也意识到，中国人认为随便对人拍照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他在太庙前看到人们心无旁骛地打太极拳时，虽然很着迷，但却不敢上前拍照：“我甚至都不敢对他们拍照，担心如去拍照会破坏了这种气氛。” ⑤
在北平的10天中，亨利几乎跑遍了古城聚人气儿的所有地点：北起德胜门，那儿能看见塞外来的驼队；什刹海的冰面上，人们溜冰、钓鱼、骑自行车，几百米外鼓楼和钟楼的身影清晰可见。南到琉璃厂和天桥，前者是淘古玩买旧书的老地儿，围城之中前来“淘宝”的不仅有北平人，还有“老外”；后者则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古城中心的故宫俨然变成了一座新兵训练营—这在亨利看来一定具有超现实意味，那些没有来得及通知母亲或妻子就被拉了壮丁的汉子们，在这里有可能看到亲人的身影。就在故宫东边的北长街附近，亨利还几次遇到了大清朝遗留下来的活文物—最后的太监。北长街北口路西有一座万寿兴隆寺，不大，当亨利到来时，该寺里住有大约40多名太监，而亨利本人住得离这座寺不远，就在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北京饭店。
有一天，当亨利跟随拍摄一个迎亲队伍时，在城外迎面遇到一队刚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士兵，他目击了当时傅作义军队的精神状态：“撤退的国民党士兵失去了秩序，看上去大概是在广阔无际的华北平原上经历了巨大危险之后撤了回来，就像一股从丛林里爬出的蚁队，疲惫而失魂落魄。当我们的队伍与士兵的队伍相遇之时，两支队伍竟无人互相观望，好比两个世界里的人根本没有相遇一样。这时迎亲的队伍已到了新郎的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中挤进去，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走向命运的未知目的地。” ⑥
1948年12月14日，亨利从北平南苑机场乘最后一班民航航班飞往上海；两天之后，该机场即为解放军占领。
《生活》杂志的编辑对亨利的北平照片有这样的评价：“在战争之中，他带出了一段对一座城市及其人民的温暖人心的记录。这里人民的那种沉潜镇定，犹如黑暗之中熹微的晨光，使人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联想起中国这个国家，虽然历经一代代的占领者，它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亨利所看到的北平，见证了成吉思汗野蛮的兵马，见证了明代辉煌的建筑成就，见证了满清在那个叫慈禧太后的傲慢女人长期统治下奢华的腐朽。” ⑦
而这一次，亨利是和北平一起见证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并把转折的瞬间凝固在胶片上。
上海、杭州、南京：“这些照片比任何文字更能说明中国发生革命的理由”
1948年12月14日，亨利从北平飞抵上海，在杰克·伯恩斯的公寓里借住了一段时间。数十年后，伯恩斯的妻子还清楚地记得，亨利外出时经常套上伯恩斯的条绒夹克。
在上海，亨利首先看到的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粮食短缺，人心惶惶。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国民政府对上海市民实行粮食配给，每人每月13市斤左右，不够的粮食要到市场上买。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军粮用量极大，再加上外购粮没有及时运到导致配给停止，上海市场无粮可供，投机商借机抬高粮价，使上海陷入一是无粮可供，再是粮价一日数涨的恐慌之中。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救护站，亨利拍摄了排队领取食物的儿童，其中的一位满眼惊惧，紧攥饭碗，不难想到饥饿留在孩子心中的可怕阴影。在一家被抢的米店门前，抢米少年露出了动物般渴求食物的表情；在码头，亨利拍摄到冻饿之中的饥民不顾一切地撕破棉包，争抢棉花……
其实粮食危机只是当时国民政府穷途末路的一个表征。作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央银行和24家全国大型银行总部均设在上海，金融才是这座大都市的命根子，上海的金融危机与战场上的军事惨败一样，喻示着国民政府民心丧尽、即将垮台。1948年12月下旬，亨利在一家银行门口拍到了他此次中国之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几千市民连夜排队等待用金圆券兑换黄金，人多拥挤，导致10人挤死。这幅充满悲剧性的照片有一种超现实色彩，人们表情惊恐、相拥相抱，宛如被连心串在一起悬空贴在墙上。兑换几两黄金何以引得市民们性命相搏？上海人何以如此恐慌？政府对局势是否还有控制力？这样的乱局将以何种方式收场？未来的希望又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都从照片背后跳了出来。当时上海挤兑黄金的直接背景是金圆券迅速贬值。国民政府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代替此前由于急速贬值而丧失信誉的法币，金圆券的发行额原定为20亿元，但为了掠夺民财，国民政府当年11月取消了发行限制，12月份发行额达到81亿元，1949年1月208亿元，3月1200亿元， 到5月上海解放时，金圆券发行额达到565292亿元，超过原定发行额的2.8万倍！金圆券的迅速贬值使百姓产生严重的恐慌心理，无不想方设法把金圆券兑换成黄金、布匹、粮食、食油、银元等实物。所以，看着照片，就让人想起韩素音的解读：“这些照片比任何文字更能说明中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理由。” ⑧ ……
1949年6月，亨利从南京返回上海，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时的上海已经在5月27日解放。他3月份离开时那座在混乱、饥饿和危机中挣扎的城市，正处于新生的阵痛之中。
亨利的照片准确地揭示了这座城市在新生中的阵痛。
走上街头，几个月前挤兑黄金抢米抢棉的人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庆祝解放的游行、演讲、集会，人们情绪热烈，但掩不住内心的迷惘。亨利拍摄了游行、那些代表新政权的红旗、标语、领袖像以及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庆祝解放集会的“8·7”讲话。他看得出，这些庆祝和激动是真诚的。此前他目睹了上海的混乱和恐慌，他懂得上海人在这种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日子中被折磨得太久，对新政权和新生活的呼唤乃是发自内心的深处。但亨利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止于这些表象。他知道几个月前看到的巨大危机，不可能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在一夜之间消除；战争虽然结束，但较量仍在进行。1949年8月1日，亨利拍到了上海街头工商界人士手持大幅人民币宣传印张、号召市民和工商界使用人民币的游行镜头。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上海解放之初那场著名的 “银元之战”，新政府通过严惩银元投机分子，有效制止了物价上涨，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为新政权打下了财政基础，这幅号召使用人民币的照片正是“人民币保卫战”尘埃落定之后的写照。
9月25日，亨利乘坐美国邮船“戈登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结束了在中国大陆11个月的采访。在香港街头，他拍到一位商人在阅读《华商报》，头条消息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解放军解放华南—此时，已经可以遥遥听见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了。
文化的诗意沉迷与对现实悲剧性的贴近：亨利拍摄北平与上海的视角差异
在中国采访的11个月中，亨利在国民党统治区目睹了国民政府垮台前的5个月，也在解放区见证了共产党新政权的最初5个月。虽然他也到了杭州、南京甚至山东半岛，但北平和上海无疑是他拍摄和报道的重点，这通过亨利在此期间所发表的报道数量可以看出。1947年，亨利发表报道18篇；1948年，发表报道32篇；1949年，发表报道多达68篇，⑨ 第一篇报道就是发表于《生活》杂志1949年1月3日的《北平的最后一瞥》；68篇报道中，关于中国的48篇，其中关于北平的8篇，关于上海的18篇，关于南京的3篇。关于北平的报道，基本是《北平的最后一瞥》的翻版；关于上海的报道，在标题中则多次使用了“恐慌”（panic）、“混乱”（confusion， chaos）、“共产主义分子”（communist）、“红色”（red）这一类词汇—对于欧美读者，当时这些词汇已经颇为敏感。
仔细阅读亨利拍摄的北平和上海，就像他在关于北平和上海的报道中所使用的题目一样（北平是温情脉脉的“最后一瞥”，上海则是“红色”、“恐慌”、“混乱”；当然，有的题目有编辑因素），我们能感觉到他对于这两座城市的不同感受、拍摄视角的差异以及面对中国革命，他内心的矛盾。简单说来，在北平，他更着迷于一种历史文化的悠久与诗意；而对上海，他更震惊于那种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并对解放后上海的新政权表现出某种保留。
作为一名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同时又是一名有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的摄影家，亨利的照片经常是超现实主义的视觉趣味重于对现实表象下沉重性的思考，相当程度上稀释了现实中的悲剧性。拿他在北平的照片来讲，更多地像一位波德莱尔或马拉美似的诗人眼中的北平，画面上堆满了故宫、牌楼、城墙、太监、杂耍、毛笔、溜冰、太极拳、鸟笼子、长袍马褂……代表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东方生活方式的意象；但对于围城时期北平最大多数的百姓苦熬日子，亨利关注甚少。这一点，对照同时生活在北平的外国人的记录即可知道。围城时期，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正在北平访学，博迪写于1948－1949年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记录了此时的日常生活：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那段黑暗的日子。那时候，几乎整个北京城被包围了， 与外界的联系也全被切断了， 还断水、断电， 连食品也几乎没有了。一到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围聚在一盏老式的油灯下， 耳边响着炮弹爆炸声， 及机枪扫射时我家玻璃窗的抖动声， 我还得集中精力把玄奥的八条戒律的术语译成通俗易懂的英语， 这八条戒律是在中国佛教公元七世纪的版本中论述的。”⑩
对同时期北平百姓的生活，《北京地方志—粮油商业志》有这样的记载：1948年的北平，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卖儿鬻女的声音，一个小孩最多能卖两亿元法币（少者只卖六千万元），即当时的金圆券20元（1948年8月，金圆券开始实行，当时北平一袋面粉8元—编辑）。在德国医院和中央医院门前，每天都挤着卖血的人群，深夜还不散去。1948年12月，北平已处重围，仅有的粮食也被国民党军队征用，人们饥饿不安，无以为生……
因此，围城时期的北平，在提笼遛鸟打太极之外，与上海的抢米抢棉挤兑黄金一样，有其沉重的悲剧性所在。这一点，似乎被亨利忽略了（虽然他也注意到了街头携子乞讨的妇女）。亨利拍摄了北长街的太监，也只是几幅肖像就交待完事，与这个极有东方历史价值的特殊群体仅有点头之交。1949年2月21日，《生活》杂志刊登了文字记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的特别报道：《北平的太监——满清帝国最后的文物，他们希望共产党政权能够让他们平静地寿终正寝》（Eunuchs of Peiping - Last relics of the Manchu Empire， they hope Communist regime will let them die in peace），对亨利拍摄过的这个太监群体做了深入采访—使用的插图，正是亨利拍摄的太监肖像；文字相当深入而照片过于表面，这不能不让人对亨利的拍摄觉得遗憾。
这里并没有对亨利的责备求全。摄影自有其规律，那种摄影师本人自愿地将自己的生活与拍摄对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不仅愿意分享其忧乐、甚至愿意为了对方的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更深入的纪实摄影，将在数年之后由尤金·史密斯开创。
与北平的照片相比，亨利的上海照片更为复杂。
这不仅在于他拍摄了上海解放前后两个阶段，更在于这些照片传递出摄影家对中国革命和红色政权复杂的个人情感。亨利与罗伯特·卡帕一样，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左倾，亨利本人就曾申请加入法国共产党，并多次说自己是没拿到党证的法共党员。他1930年代采访西班牙内战，1940年代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48年至1949年报道中国革命，1954年、1958年和1962年先后访问苏联、中国和古巴三个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拍摄巴黎的“红五月”，这一系列的报道都充溢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人文主义的温情。在中国，面对国民党统治造成的民不聊生与社会灾难，他抱有明显的批判态度，但他所认同的“革命”，与他在南京和上海看到的实际发生的“革命”，是有差别的—换言之，中国革命还不是他心中那场理想的革命。这种内心矛盾，在亨利的照片中很微妙地表露出来，学者祝东力将亨利的照片与中国革命队伍中红色摄影师的照片曾做过一个对比分析：
“与我们熟悉的红色摄影师，即那些党的新闻工作者或文艺战士不同，布列松拍摄的（上海的）新时代，尤其是那些政治场合的照片，通过距离、角度和时机的选择，以及光影和明暗效果的处理，多少表现出某种迟疑、含混和沉郁的色调。比如那张政治集会的照片，主席台上，众人攘臂高呼，背景的朱毛画像被遮住半边，整个场面显得紧张和异样。其他还有：陈毅做报告，仰拍，朱德画像被阴影遮蔽；游行队伍高举红五星，五星一角遮住了毛泽东画像；一名巡逻士兵扛枪走过花哨的商业广告牌下，一边不自觉地向那里张望。新生政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国家与人民、专政与民主、政府与社会等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有待于漫长曲折的摸索过程，其间也包含了异化和转折的可能。从照片看，对新政权，布列松似乎只表现有限度地支持，照片中的的观望、疏离和不确定感，透露了他的复杂心态。”
这种“复杂心态”，好像对应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种种磨折，今天回望，有一种欲语还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