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以事业为重，对妻子关心得不够，两个儿子也是她一手带大。她埋怨归埋怨，还是尽力支持我。现在她病了，生活不能自理，该由我来陪伴照顾她。
　　 克莱夫·韦尔林并不知道，1985年3月26日那天，是他最后有记忆的日子。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记忆的功能就从他的大脑中消失了。早上起来一睁眼，他脑海中就一片空白，记不住自己的名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无法回答“自己在哪里”这样的简单问题。
　　 一直以来，克莱夫极少生病，但不幸就这样突然降临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当家人陪着克莱夫来到英国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后，医生为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抛开繁复的专业词语，孢疹病毒感染了克莱夫的大脑，他只剩下7秒钟的记忆。
　　这种病在医学领域被称为“顺行性遗忘症”，这意味着克莱夫再也无法储存新的记忆。他不能阅读喜欢的书籍，无法理解好看的电影，不能结交新朋友，失去了和别人交谈的能力，以及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任何事情都会如流水般逝去。
　　曾经多次为他做过身体检查的心理学家芭芭拉·威尔逊感慨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失忆症。”这样的病症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残酷的，对才华横溢的克莱夫而言更甚。在病魔来临之前，他是文艺复兴晚期音乐研究的权威，年轻时在教堂唱诗班唱过男高音，还曾担任过伦敦小交响乐团的合唱指挥。
　　周围的一切对克萊夫而言突然变成了一个谜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平静了下来。有一次，妻子黛博拉发现他盯着手里的一块巧克力，每当他合上手、再次打开的时候，克莱夫都会露出一个从未见过这块巧克力的欣喜表情，“这是如何做到的！”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问。
　　 克莱夫的每一天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但在看到妻子黛博拉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还在病房的时候，每次看到黛博拉，克莱夫都会激动地起身跑过来，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医生解释说，克莱夫之所以能记得黛博拉，是因为他的大脑中存储情感的部分受伤害的程度比较轻。
　　 我忘了全世界，只记得你。尽管这是个听上去感人至深的故事，但现实远没有这么美好。克莱夫每次睁眼后问黛博拉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睡了多久了？”对于这个听了不下千百次的问题，黛拉只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回答。黛博拉始终不离不弃，守在病床前，每天照顾丈夫的起居。
　　 医生说，如果一开始黛博拉就放弃了克莱夫，那么克莱夫将永远不认识黛博拉。她的外表、声音、气味，他们彼此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情感和互动的强度——这一切，都证明着他们的身份和关系。
　　 2005年的时候，黛博拉将她和克莱夫的“健忘生活”写成了一本书《永远是今天》。“他记得我，他知道自己爱我。任何地方对于克莱夫而言都是陌生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每天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我仍然在乎他、爱他，在那里陪着他，这就足够了。”黛博拉在书中写道。
　　 除了妻子，能够让克莱夫感受到生命是在跳动的，还有音乐。每当来到钢琴前，只要把乐谱放上，克莱夫就可以弹奏出美妙的音乐。黛博拉说，在听音乐时，有时克莱夫的右臂会在空中挥舞，偶尔还会唱出一小段音节。
　　音乐似乎在克莱夫的大脑中活着。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医院的卡斯顿·芬克博士指出，这是由于音乐属于“内显记忆”，因此像吃饭穿衣一样被克莱夫记住了。
　　 在黛博拉的精心照顾下，2008年，年过古稀的克莱夫出现了好转，他的外显记忆表现出恢复的迹象，开始能够零星地回忆起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
　　 也许是希望人生最后的时光不再被人打扰，只留下属于他们的记忆。从那之后，这对夫妇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没有媒体再报道过他们的消息。但可以相信的是，在“遗忘了”数十年后，他们最后的时光一定是美丽且充满回忆的。
　　 刘玲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