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将2015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7%左右”，为10多年来最低。这表明，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中国将告别不惜代价地追求高增长的时代，唯有通过经济改革、结构调整，才可能转向更高质量的稳定增长。官方谓此为“新常态”。
　　“新常态”之“新”，当是新困难、新挑战增多的时期。看各种论述，讲得多的是挑战。挑战最核心的就在于增速下行，困难或问题往往因增速下行而生。这毋庸讳言。因为经济增速高涨时，经济蛋糕在不断做大，有增量利益可以释放，用于纾解乃至化解矛盾。而当经济增速回落，增量利益不够多或者消失时，蛋糕就要变小，要蛋糕的人并没有少，胃口反而可能还被吊高了。这就要触及存量利益调整，改革也就将进入攻坚阶段。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之后的经济波动，将可能引爆许多历史积聚的矛盾，乃至触发相当多的社会经济问题。
　　尽管许多媒体解读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来说，7%的速度依然很快。许多经济学家们也宣称，政府应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在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就业机会和发现新的增长动力都至关重要。结论仍然指向投资，无非是从房产开发转向铁路基建等领域;股市还是要涨的，因为中小创是“中国创造”的支撑。
　　这都是自说自话，无关宏旨。无论7%是不是“保增长”的政策底线，也无论“自由落体式下滑”是不是刻意渲染“硬着陆”风险，事实是，即使实现了7%，即使年内避免了增速回落过快，我们也还是要面对一个个具体问题。比如，经历长期高增长之后，我们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期间，保持就业的增加，推进结构调整，保持政府和居民收入的稳定，维护和保持生态环境等。
　　有一些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首先是分配。经济降速会让分配两极分化更加触目，政府此时会面临重大选择。工资福利到底依赖市场机制，还是依靠行政力量去塑造 “合理”的分配结构？
　　其次是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風险。经历两次降息后，市场利率没有明显松动，社会融资总量持续萎缩，这不利于投资对经济发挥推动作用，也无益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表外萎缩的同时，非正规融资渠道飞速发展，P2P等渠道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失明显，不扶正固本，就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隐患。
　　第三是结构调整，“中国制造”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是否要主动放弃海外市场的占有率等既有优势？最理想的产业结构，当然是美国那种第三产业唱主角，唱歌跳舞拍电影向全世界输出价值观，然后自己印钞票换别人家东西的模式，且不说这种模式不可模仿，就是美国到后来也存在战略项目空心化问题，乃至造桥、高铁、火箭等项目都要外包。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第四是生态环境。环境议题已经引爆，人们对环境代价的耐受度正在下降，虽然目前主要反映在城市中产阶层的舆论中，但长久来看，政府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钢铁、水泥、有色等重资本、高耗能行业有不少具有强周期性，影响就业人口众多，削减之后复产的难度很大。如果“新常态”阶段对这些产业清理过快，后续的措施跟进不给力，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崩塌。传统产业走高端化、精细化的道路是方向，但有个过程，能否成功，谁也不敢打包票。产业工人和企业家术业有专攻，要他们今天上午炼钢翻砂，晚上搞移动互联，那是妄念。再说，产业链如生态圈，有吃肉的，有食草的，也有单细胞生物。唯多样化才有演化，才有进步。而新常态既然有诸多困难，那就更要讲和谐共生、共同进步。
　　正如李克强所说，“今年的困难比去年还大”。事实上，困难将变成常态。政府因此需要更谨慎地衡量政策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审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