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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光《训俭示康》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奢侈消费大火的今日，俭以养德的古训亦不该丢。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何以刮起奢侈消费之风呢？其实，消费是否奢侈，并不以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寡为前提。
因为，态度决定一切。
有学者估计，在目前中国较为庞大的奢侈消费者中，有30万是私人财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豪。但只要我们一想起那些就业难、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的人们，再看看一掷千金的少数人，忧虑便油然而生……
节约型社会 Vs 奢侈型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教授说，消费主义导致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竞相攀比、竞争和模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使中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环境和资源承受巨大的压力。
节约型消费不是被动节约，而是主动节约，是有着较高生活水平而又不是浪费的消费模式。“从住房、汽车、家电，到小日用品，都有很可观的节约型消费空间。必须着重优化消费结构，合理引导消费方式。”
古今中外，不乏家财万贯而生活俭朴的例子。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没有私人司机，公务旅行不坐头等舱，衣着也不讲究名牌、档次。刚刚辞世的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到港40余年来没进过歌舞厅、夜总会，现在一餐饭不过花费10元左右。这些富翁当然并非生性吝啬，而是他们看重人生的社会价值。曾宪梓自1978年以来累计向全国科教、福利事业捐款6.1亿元，比尔·盖茨多次明言有生之年要将几乎所有财富捐献给社会。
香港造革大王田家炳，捐资助学至今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位为做善事“出手阔绰”的亿万富翁，个人生活却以节俭著称，一双鞋穿了十几年，袜子总是补了又补。相比之下，那些用大把钞票来张扬富贵、奢侈，享受“潇洒”人生，而对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却麻木、冷漠的人们，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败因奢侈成因俭”是治国的警句，“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是持家的良训，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出门干事业，居家过日子，人们都应当崇尚节俭，摈弃奢侈之风。
炫耀性消费要不得
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时，社会的消费结构将发生全面升级，将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可以说，“富裕是奢侈的前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均收入逐步增加、富人阶层不断涌现，这是中国奢侈品消费日趋高涨的社会结构背景。
对于人均收入高、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发达国家来说，奢侈性消费一般不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是，社会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一方面，新富阶层们沉溺于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在构建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圈子，让奢侈品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发挥到极至；另一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极度贫困的群体，他们基本的需求尚得不到满足。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社会底层被抛在社会发展之外，而且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就如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所做的分析：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奢侈性消费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一起提出更多的诉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受到资源的限制时，我们就会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
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社会分化，是必然的，也有其合理性。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使得社会民众的大量财富轻易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例如，中国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短期内成为富豪，其中有不少人不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凭权力对城市弱势民众及农民的土地资源进行掠夺。中国的富豪中有许多是“问题富豪”，他们往往不会把财产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而是进行炫耀性消费。这种状况极易造成弱势群体及低收入阶层的不平衡心理和相对剥夺感，容易使他们产生“仇富”心理。
炫耀性消费不会增加总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零和博弈。一部分人的相对地位提高，必然对应着其他人相对地位的下降。而且，作为社会区分手段的炫耀性消费，会推动社会的分离，将社会分割成各种团体。
当社会的上层通过“精英结盟”等机制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和已经营造起来的“豪华生活”时，社会底层则在为糊口而挣扎，“精英”们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对其生存境况的漠不关心，会加剧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无望。社会凝聚力、民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由此而下降。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处理和引导，就会加剧社会不和谐，造成社会动荡和停滞不前。因此，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在没有相应经济实力的时候就去习惯使用奢侈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控制不了对奢侈品的欲望而手边的钱又不够，那就不只是个人问题，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在“炫耀奢侈”者的不断刺激下，在“羡慕奢侈”者的多方鼓动下，难免会有人通过贪污、盗窃、卖淫、贩毒等各种违法行为，搭起通往奢侈生活的罪恶之梯。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提倡奢侈，更不提倡炫耀奢侈。相反，我们崇尚勤俭生活，鼓励适度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体现在大项目上，也与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息息相关。从我做起、从每一笔日常消费做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风气，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政府倡导的“适度消费“
目前的中国仍然经历着浮躁的经济转型期，内部不断深化改革，同时像巨大的海绵一样吸收外部的种种，有好有坏。在这种特殊的过渡期间，政府的责任尤为重大。
欧美国家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大众中孕育了节约精神，政府倡导循环经济，个人也注重节俭和环保。中国则从国家到个人都讲排场、搞攀比，奢侈消费的风气很盛。好在中国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提倡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意识和风气，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在对消费的引导上，政府和社会要鼓励奢侈品消费者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把更多的财富回报社会和国家，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脱贫致富，鼓励他们通过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救助和捐助；要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结构，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大众传媒要发挥好导向作用，要对消费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履行媒体应尽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引导人们确立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和意识；对公民个人来说，要有“适度消费”的理念，讲求消费品的质量、实用和耐用性，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再来看看先于我国富裕的韩国，他们崇尚的是务实消费。韩国银行公布，韩国人均年收入水平大约在1万美元左右，是我国人均年收入的10倍。而很多韩国人的消费心态是：买高级的消费品会显得自己非常突出，而往往会因为“不低调，不谦虚”，在周围的圈子里会受到另眼相看。即使是最富裕的人群，如韩国的一些大企业和家族企业的老板，现在的饮食还和几十年前一样，泡菜、米条而已。韩国的现代和大宇豪华汽车，也多数销往国外。
韩国人在谢拒国际奢侈品消费的同时，对本国产品表现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喜爱。作为一个有着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韩国的消费呈现出内敛、务实的特点。中国和韩国想比，贫富差距还很大，却出现了奢侈品消费高潮，很值得国人深思。
有专家提出，政府应当鼓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鼓励他们通过公益性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的救助和捐助，同时，应提倡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提倡以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还有专家提醒说，在现实的消费结构中，由公款付费导致的高消费行为更应坚决杜绝。
而对每个公民来说，提倡一种“适度消费”的生存理念也显得尤为必要，比如讲求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实用和耐用性，尽量缩小一次性消费的范围，在全社会推广节能型、节水型的低度消耗资源的适度消费生活体系，减少高能耗、高原材料、高用水的消费。
面对这样一个“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奢侈品消费时代，罗伯特·F·肯尼迪的话也耐人寻味：“很少有人能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何以刮起奢侈消费之风呢？其实，消费是否奢侈，并不以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寡为前提。
因为，态度决定一切。
有学者估计，在目前中国较为庞大的奢侈消费者中，有30万是私人财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豪。但只要我们一想起那些就业难、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的人们，再看看一掷千金的少数人，忧虑便油然而生……
节约型社会 Vs 奢侈型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教授说，消费主义导致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竞相攀比、竞争和模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使中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环境和资源承受巨大的压力。
节约型消费不是被动节约，而是主动节约，是有着较高生活水平而又不是浪费的消费模式。“从住房、汽车、家电，到小日用品，都有很可观的节约型消费空间。必须着重优化消费结构，合理引导消费方式。”
古今中外，不乏家财万贯而生活俭朴的例子。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没有私人司机，公务旅行不坐头等舱，衣着也不讲究名牌、档次。刚刚辞世的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到港40余年来没进过歌舞厅、夜总会，现在一餐饭不过花费10元左右。这些富翁当然并非生性吝啬，而是他们看重人生的社会价值。曾宪梓自1978年以来累计向全国科教、福利事业捐款6.1亿元，比尔·盖茨多次明言有生之年要将几乎所有财富捐献给社会。
香港造革大王田家炳，捐资助学至今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位为做善事“出手阔绰”的亿万富翁，个人生活却以节俭著称，一双鞋穿了十几年，袜子总是补了又补。相比之下，那些用大把钞票来张扬富贵、奢侈，享受“潇洒”人生，而对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却麻木、冷漠的人们，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败因奢侈成因俭”是治国的警句，“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是持家的良训，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出门干事业，居家过日子，人们都应当崇尚节俭，摈弃奢侈之风。
炫耀性消费要不得
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时，社会的消费结构将发生全面升级，将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可以说，“富裕是奢侈的前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均收入逐步增加、富人阶层不断涌现，这是中国奢侈品消费日趋高涨的社会结构背景。
对于人均收入高、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发达国家来说，奢侈性消费一般不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是，社会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一方面，新富阶层们沉溺于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在构建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圈子，让奢侈品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发挥到极至；另一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极度贫困的群体，他们基本的需求尚得不到满足。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社会底层被抛在社会发展之外，而且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就如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所做的分析：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奢侈性消费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一起提出更多的诉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受到资源的限制时，我们就会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
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社会分化，是必然的，也有其合理性。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使得社会民众的大量财富轻易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例如，中国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短期内成为富豪，其中有不少人不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凭权力对城市弱势民众及农民的土地资源进行掠夺。中国的富豪中有许多是“问题富豪”，他们往往不会把财产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而是进行炫耀性消费。这种状况极易造成弱势群体及低收入阶层的不平衡心理和相对剥夺感，容易使他们产生“仇富”心理。
炫耀性消费不会增加总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零和博弈。一部分人的相对地位提高，必然对应着其他人相对地位的下降。而且，作为社会区分手段的炫耀性消费，会推动社会的分离，将社会分割成各种团体。
当社会的上层通过“精英结盟”等机制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和已经营造起来的“豪华生活”时，社会底层则在为糊口而挣扎，“精英”们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对其生存境况的漠不关心，会加剧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无望。社会凝聚力、民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由此而下降。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处理和引导，就会加剧社会不和谐，造成社会动荡和停滞不前。因此，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在没有相应经济实力的时候就去习惯使用奢侈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控制不了对奢侈品的欲望而手边的钱又不够，那就不只是个人问题，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在“炫耀奢侈”者的不断刺激下，在“羡慕奢侈”者的多方鼓动下，难免会有人通过贪污、盗窃、卖淫、贩毒等各种违法行为，搭起通往奢侈生活的罪恶之梯。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提倡奢侈，更不提倡炫耀奢侈。相反，我们崇尚勤俭生活，鼓励适度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体现在大项目上，也与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息息相关。从我做起、从每一笔日常消费做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风气，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政府倡导的“适度消费“
目前的中国仍然经历着浮躁的经济转型期，内部不断深化改革，同时像巨大的海绵一样吸收外部的种种，有好有坏。在这种特殊的过渡期间，政府的责任尤为重大。
欧美国家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大众中孕育了节约精神，政府倡导循环经济，个人也注重节俭和环保。中国则从国家到个人都讲排场、搞攀比，奢侈消费的风气很盛。好在中国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提倡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意识和风气，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在对消费的引导上，政府和社会要鼓励奢侈品消费者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把更多的财富回报社会和国家，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脱贫致富，鼓励他们通过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救助和捐助；要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结构，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大众传媒要发挥好导向作用，要对消费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履行媒体应尽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引导人们确立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和意识；对公民个人来说，要有“适度消费”的理念，讲求消费品的质量、实用和耐用性，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再来看看先于我国富裕的韩国，他们崇尚的是务实消费。韩国银行公布，韩国人均年收入水平大约在1万美元左右，是我国人均年收入的10倍。而很多韩国人的消费心态是：买高级的消费品会显得自己非常突出，而往往会因为“不低调，不谦虚”，在周围的圈子里会受到另眼相看。即使是最富裕的人群，如韩国的一些大企业和家族企业的老板，现在的饮食还和几十年前一样，泡菜、米条而已。韩国的现代和大宇豪华汽车，也多数销往国外。
韩国人在谢拒国际奢侈品消费的同时，对本国产品表现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喜爱。作为一个有着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韩国的消费呈现出内敛、务实的特点。中国和韩国想比，贫富差距还很大，却出现了奢侈品消费高潮，很值得国人深思。
有专家提出，政府应当鼓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鼓励他们通过公益性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的救助和捐助，同时，应提倡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提倡以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还有专家提醒说，在现实的消费结构中，由公款付费导致的高消费行为更应坚决杜绝。
而对每个公民来说，提倡一种“适度消费”的生存理念也显得尤为必要，比如讲求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实用和耐用性，尽量缩小一次性消费的范围，在全社会推广节能型、节水型的低度消耗资源的适度消费生活体系，减少高能耗、高原材料、高用水的消费。
面对这样一个“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奢侈品消费时代，罗伯特·F·肯尼迪的话也耐人寻味：“很少有人能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