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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第一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过，二大代表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12人”是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但具体是哪12人，则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其中，毛泽东是否与会，也成了一个谜。
回到“12人说”，它的主要依据，来自以下两份文件：
一份是1922年12月9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的补充报告。其中提到，参加二大的代表“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的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该文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原稿上少了一个地区。这份报告所说的七人，只是地区代表，而未将三名临时中央局成员，及工会、青年团代表各一名计算在内，如再加上这五位，正好是12位代表。
另一份是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回忆整理出的一份名单——《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
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
据此二件，《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览解说词等，对二大代表问题大致采用统一说法，即：“出席大会
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振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而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记载，毛泽东是12位代表之一。可问题是，毛泽東本人却说，自己没有参加二大。他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被派赴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冬（应该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出席，却忘了开会的地址，也没能找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此后，毛泽东几次提到他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但都讲得比较笼统。
在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他说：“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在1945年9月1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他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确实，鉴于一大的经验，为保密和安全起见，二大决定少开大会，多开小组会，每次大会都要
更换一处地址，以避免上海租界巡捕的注意。时间回到一大。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第六
次会议正在上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农业部部长）的住宅内召开。这时，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了进去，朝屋内环视。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然后就退了出去。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立即说这是一个“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于是，代表们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只剩下陈公博和李汉俊。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车停在了望志路，十来个巡捕包围了这栋小楼，法国警察带着中国密探进入楼内搜查。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没多久就离开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马林口中 “包打听”的身份才真相大白——他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长程子卿，与青帮头子黄金荣是结拜兄弟，而后者曾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次虚惊一场的经历，为二大的召开选址拉响了警铃。在二大举行的三次全体会议中，我们只知道第一次是在李达家的客厅里召开，至于其他两次是在哪里召开的，多方人士尽管大下苦功，到今天也依然未能考证出来。所以，当年在上海的毛泽东找不到二大开会的地方，也属正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中，也没有毛泽东参加党的二大的相关记载。在党的历史上，二大是制定党的纲领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正因为如此，党的二
大的召开才宣告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大可与一大的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按常理，对这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会议，当事人一来不会忘记，二来不会有意回避。因此，毛泽东应该不会记不清到底是否参加过二大，更不会有意回避。而六大的那份档案，又是代表们在会上回忆整理而成的，那时离二大召开不过6年时间，又有多人互相印证，出错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两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各有道理。
总之，关于二大，毛泽东本人说没参加，但有的档案记载他参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仍无法确定；二大代表是否只有12人，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查证。但不论二大的12位代表是谁，他们都会与一大代表一样，为参加这样重要的历史性大会而终身自豪和荣耀。（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不过，二大代表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12人”是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但具体是哪12人，则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其中，毛泽东是否与会，也成了一个谜。
回到“12人说”，它的主要依据，来自以下两份文件：
一份是1922年12月9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的补充报告。其中提到，参加二大的代表“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的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该文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原稿上少了一个地区。这份报告所说的七人，只是地区代表，而未将三名临时中央局成员，及工会、青年团代表各一名计算在内，如再加上这五位，正好是12位代表。
另一份是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回忆整理出的一份名单——《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
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
据此二件，《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览解说词等，对二大代表问题大致采用统一说法，即：“出席大会
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振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而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记载，毛泽东是12位代表之一。可问题是，毛泽東本人却说，自己没有参加二大。他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被派赴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冬（应该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出席，却忘了开会的地址，也没能找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此后，毛泽东几次提到他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但都讲得比较笼统。
在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他说：“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在1945年9月1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他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确实，鉴于一大的经验，为保密和安全起见，二大决定少开大会，多开小组会，每次大会都要
更换一处地址，以避免上海租界巡捕的注意。时间回到一大。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第六
次会议正在上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农业部部长）的住宅内召开。这时，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了进去，朝屋内环视。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然后就退了出去。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立即说这是一个“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于是，代表们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只剩下陈公博和李汉俊。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车停在了望志路，十来个巡捕包围了这栋小楼，法国警察带着中国密探进入楼内搜查。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没多久就离开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马林口中 “包打听”的身份才真相大白——他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长程子卿，与青帮头子黄金荣是结拜兄弟，而后者曾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次虚惊一场的经历，为二大的召开选址拉响了警铃。在二大举行的三次全体会议中，我们只知道第一次是在李达家的客厅里召开，至于其他两次是在哪里召开的，多方人士尽管大下苦功，到今天也依然未能考证出来。所以，当年在上海的毛泽东找不到二大开会的地方，也属正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中，也没有毛泽东参加党的二大的相关记载。在党的历史上，二大是制定党的纲领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正因为如此，党的二
大的召开才宣告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大可与一大的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按常理，对这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会议，当事人一来不会忘记，二来不会有意回避。因此，毛泽东应该不会记不清到底是否参加过二大，更不会有意回避。而六大的那份档案，又是代表们在会上回忆整理而成的，那时离二大召开不过6年时间，又有多人互相印证，出错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两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各有道理。
总之，关于二大，毛泽东本人说没参加，但有的档案记载他参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仍无法确定；二大代表是否只有12人，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查证。但不论二大的12位代表是谁，他们都会与一大代表一样，为参加这样重要的历史性大会而终身自豪和荣耀。（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