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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连接点在于抗日战争、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衍生了具有抗日战争特色的政治协商概念与初步实践，而政治协商演绎至今，又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构成。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氛围、思想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构成的分化组合，导致了政治协商思想、实践与概念的产生。中国协商民主的思想与实践不是开始于“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只是抗日战争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阶段性、局部性成果。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5-0077-05
抗日战争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协商民主是在21世纪趋热的研究课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快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协商向复合式协商民主结构的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个别学者的研究就开始触及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问题。但是，所有触及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探寻“政治协商”一词的由来，以及政治协商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局势演变的关系。把协商民主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的研究几乎没有。基于此，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连接点
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连接点在于抗日战争、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抗日战争衍生了具有抗日战争特色的政治协商概念与初步实践，而政治协商演绎至今，又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构成。学界和政界对于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逐步明确。学界逐步衍生出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架构的思考。其观点主要有3种：政治协商—社会协商两部分构成说①；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三部分构成说②，政治协商—公民协商（基层协商）—社会协商构成说①，政治协商—行政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构成说②。这些思考实际上涉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基本制度层面的建构内容。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种协商形式：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了7种协商形式：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这实际上涉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渠道构成问题。
二、问题的延伸——政治协商与抗日战争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氛围、思想及社会构成的分化组合，导致了政治协商思想、实践与概念的产生。
（一）政治协商概念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
以党派合作为前提逐步衍生的政治协商概念，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正式形成的。这其中蕴含着抗日战争与政治协商的密切关系。政治协商从思想萌生、实践落实到概念衍生，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
“政治协商”这一概念是在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中首次正式提出的。在该协定中，国共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可见，“政治协商”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正式出现，距离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两个月。重庆谈判形成的这一两党政治共识，揭示了当时政治协商的重要内涵：一是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实行宪政而召开；二是因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而召开；三是为召开国民大会进而和平建国而召开。这3点内涵表明，政治协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衍生、抗日战争胜利伊始即形成的概念。
有关方面人士关于政治协商概念提出的追溯印证了这个判断。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政治大学校长，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的桂崇基曾经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由政府代表王世杰于三十四年（1945年）二月三日向中共提出的”[2]。此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时任宪政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陈孝威亦曾指出：王世杰二月三日提案，“次年召开之所谓政治协商会议，系由此产生”[3]。两人均是政治协商会议衍生的政治关联人。这是政治协商概念由来诸说中，最为明确的两条史料。曾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且有政治家和教育家之称的王云五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实为国民参政会所发动，并有迭次国共会谈所促成。”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的莫德惠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系由国民参政会所拟议之特别委员会，而经其后迭次国共会谈所促成。”③这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协商概念衍生的大致进程：国民参政会—提案—国共谈判。薄一波也曾经指出：“1945年他（指毛泽东）去重庆，主张召开政治会议，陈果夫和陈立夫说，政治会议权太大，应该加‘协商’二字。”[4]这既间接揭示了政治协商会议概念衍生的历史进程，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各党派对政治会议加上“协商”二字的某种程度的理解与认同。
（二）政治协商是抗日战争时期党派协商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
以党派合作共商国是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情巨变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呼吁团结抗日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战后的偶得。
1.日本侵华刺激了中国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社会氛围的形成。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使得团结一致共御外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这种社会氛围促成了中国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力量合作抗日的政治共识。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党派合作为前提的政治协商思想与实践衍生的社会土壤。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迅即爆发且持续不断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助推了中国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社会氛围的形成。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先后以南京和北平为中心，延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影响了全国势态。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团结御辱的共同社会心理，助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社会氛围的逐步形成，又助推了党派合作一致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这是研究抗日战争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衍生关系时不可不察的一段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会，诸如“首都学生抗日爱国会”“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①。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9月25日，北大工学院抗日救国会致电张学良；11月14日，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致电马占山，呼吁军队抗日。9月28日，上海和南京学生代表3000余人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11月16至17日，沪、杭、苏、锡及北平的学生代表在南京连续发动了万人请愿。12月10日，云集南京的各地学生在“中央”大学召开了各地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向国民政府请愿的活动。活动由请愿向示威的转变，导致了弹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华北事变后，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及时声援了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助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 二是“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团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助推了中国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社会氛围的形成。“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通过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组织呼吁共赴国难一致抗日。1931年9月21日，武汉商界集会，议决组织抗日救亡会。9月22日，武汉各抗日爱国社会团体在汉口市国民党党部集会，呼吁“同胞们一致行动起来共赴国难”。商界还宣布自10月4日起抵制日货，断绝一切与日本有关的经济来往。9月23日，南京的工、农、商、学、妇等社会团体及市民20多万人在公园路体育场举行各界反日救国大会，要求“中央对日宣战”。尤其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抗日爱国团体开展了广泛的募捐和声援活动。1933年，中国共产党明确向社会各界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的号召。各种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的抗日救国组织纷纷响应。1934年4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合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实际上提出了武装全国民众、全国军队总动员、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政治主张。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以“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5]为主要任务，助推了党派合作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这种以社会各界团体为形式组织的抗日爱国运动，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社会氛围的形成，以及各党派合作共同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起到了助推作用。
2.“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党派逐步倡导停止内战、党派合作一致抗日。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日本强盗占领东三省”[6]。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重申了这一精神。1932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3个月左右，就“在刊物上表示愿同国民党合作”抗日[7]。1933年1月，中共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首次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把视野从全国民众的联合抗日扩大到全国军队的联合抗日。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把全国军队的联合抗日扩大到了全国各党、各军、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的合作抗日[8]。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明确提出了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进行协商合作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进行办法。”[9]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明确要求国民党及其中央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共同救国”[8]86。这实际上就是其后国民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核心内涵表述。
抗日战争绝非单纯的军事战争。党派合作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抗日始终贯穿其中，最终衍生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如果党派合作共同抗日，只是某一党派的想法，而非中华民族的共识，是难以实现的。国民党人对其也是积极倡导的。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孙科等14名国民党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综上不难看出，无论当时中国社会共识还是政治共识的形成，都与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剧，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各种形式的抵抗活动有关。这两个共识助推了以党派合作协商国是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氛围与思想的逐步形成。
三、问题的拓展——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思想与政治协商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协商民主的思想与实践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三三制”政权开始的。其实，进一步探寻不难发现：抗日战争与争取民主是伴随始终的，“三三制”政权只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阶段性、局部性成果。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发展状态是政治协商衍生的社会土壤
在孙中山民主政治发展三阶段论构想的影响下，国民党于1928年开始实施训政。按照《训政时期之规定案》，训政为期6年，应在1934年左右结束并开始实施宪政。“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逐步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一致抗日需要通过民主改革凝聚民心。争取由训政转变到宪政的民主进程为政治协商的衍生提供了社会土壤、酝酿了社会基础。1931年10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在《救亡两大政策》一文中呼吁：为抗日计，国民党应开放党禁，实施民主政治，“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同月，中国青年党在《我们的主张》中提出：“为应付国难起见，中国今日应该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由“各党各派联合组成”[10]。李烈钧等118人联署提案，要求“开放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11月，国民党四大接受了蔡元培提出的组织“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的提案。12月，黄炎培、沈钧儒、章太炎、褚辅成、左舜生等来自全国16省的500多名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建议：宪政未行之前，先成立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11]。1932年4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为期6天由400余名非国民党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国难会议。1932年9月，天津《大公报》借知名民主人士之文指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民主人士以有利抗日战争之名，要求提前结束训政而“发起宪政运动”的政治现象[12]。可见，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结束训政、开放党禁、各党派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的呼声高涨，早已超脱于党派。这助推了以党派协商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思想与概念的逐步衍生。
（二）党派合作共同抗日助推政治协商内涵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社会各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社会共识的影响下，在中国各党派民主人士结束训政、开放党禁和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抗日的民主政治呼声的推动下，一些具有政治协商内涵的民主政治要求在国共两党之间提出并付诸实践。如前文所述，中共方面在这段时期拥有丰富的抗日民主要求与实践。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权中开展的具有协商民主要素标志的“三三制”政权实践，是“九一八”事变后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要求民主抗日大背景下的一个局部实践。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抗日要求做出了回应。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发展与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实际要求相互交织作用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抗日的社会要求有了明确的回应。首先，设置国防参议会。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设置了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在其下设置了国防参议会，以便“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是”①。其次，设置国民参政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建立了国民参政会。对此，《新华日报》指出：“过去，虽然国民党、共产党及第三党事实上都早已共赴国难，虽然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合作，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但从没有一个机会能把各党各派代表与无党无派的各地各界集于一堂”。国民参政会的召开表明：“各党各派合法存在和携手合作的事实，再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否认或歪曲了！”[13]国民参政会为日后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构成提供了经验。其作用是通过协商、参政议政，“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在国共两党谈判中衍生了以党派协商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概念了。它是抗日战争期间以国共两党为核心、各党派参与，开展的一定程度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产物。
四、结语
通过对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3点结论。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协商概念的产生与部分实践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此衍生了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第二，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共识到党派合作抗日政治共识的演变，使各党各派、无党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集于一堂，促发了以协商国是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思想、实践与概念。第三，抗日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段历史时期衍生的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影响至今。甚至，社会协商乃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衍生于此。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贯通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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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国民参政会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58-259.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5-0077-05
抗日战争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协商民主是在21世纪趋热的研究课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快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协商向复合式协商民主结构的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个别学者的研究就开始触及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问题。但是，所有触及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探寻“政治协商”一词的由来，以及政治协商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局势演变的关系。把协商民主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的研究几乎没有。基于此，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连接点
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连接点在于抗日战争、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抗日战争衍生了具有抗日战争特色的政治协商概念与初步实践，而政治协商演绎至今，又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构成。学界和政界对于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逐步明确。学界逐步衍生出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架构的思考。其观点主要有3种：政治协商—社会协商两部分构成说①；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三部分构成说②，政治协商—公民协商（基层协商）—社会协商构成说①，政治协商—行政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构成说②。这些思考实际上涉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基本制度层面的建构内容。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种协商形式：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了7种协商形式：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这实际上涉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渠道构成问题。
二、问题的延伸——政治协商与抗日战争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氛围、思想及社会构成的分化组合，导致了政治协商思想、实践与概念的产生。
（一）政治协商概念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
以党派合作为前提逐步衍生的政治协商概念，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正式形成的。这其中蕴含着抗日战争与政治协商的密切关系。政治协商从思想萌生、实践落实到概念衍生，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
“政治协商”这一概念是在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中首次正式提出的。在该协定中，国共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可见，“政治协商”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正式出现，距离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两个月。重庆谈判形成的这一两党政治共识，揭示了当时政治协商的重要内涵：一是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实行宪政而召开；二是因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而召开；三是为召开国民大会进而和平建国而召开。这3点内涵表明，政治协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衍生、抗日战争胜利伊始即形成的概念。
有关方面人士关于政治协商概念提出的追溯印证了这个判断。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政治大学校长，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的桂崇基曾经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由政府代表王世杰于三十四年（1945年）二月三日向中共提出的”[2]。此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时任宪政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陈孝威亦曾指出：王世杰二月三日提案，“次年召开之所谓政治协商会议，系由此产生”[3]。两人均是政治协商会议衍生的政治关联人。这是政治协商概念由来诸说中，最为明确的两条史料。曾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且有政治家和教育家之称的王云五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实为国民参政会所发动，并有迭次国共会谈所促成。”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的莫德惠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系由国民参政会所拟议之特别委员会，而经其后迭次国共会谈所促成。”③这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协商概念衍生的大致进程：国民参政会—提案—国共谈判。薄一波也曾经指出：“1945年他（指毛泽东）去重庆，主张召开政治会议，陈果夫和陈立夫说，政治会议权太大，应该加‘协商’二字。”[4]这既间接揭示了政治协商会议概念衍生的历史进程，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各党派对政治会议加上“协商”二字的某种程度的理解与认同。
（二）政治协商是抗日战争时期党派协商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
以党派合作共商国是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情巨变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呼吁团结抗日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战后的偶得。
1.日本侵华刺激了中国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社会氛围的形成。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使得团结一致共御外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这种社会氛围促成了中国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力量合作抗日的政治共识。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党派合作为前提的政治协商思想与实践衍生的社会土壤。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迅即爆发且持续不断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助推了中国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社会氛围的形成。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先后以南京和北平为中心，延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影响了全国势态。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团结御辱的共同社会心理，助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社会氛围的逐步形成，又助推了党派合作一致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这是研究抗日战争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衍生关系时不可不察的一段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会，诸如“首都学生抗日爱国会”“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①。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9月25日，北大工学院抗日救国会致电张学良；11月14日，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致电马占山，呼吁军队抗日。9月28日，上海和南京学生代表3000余人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11月16至17日，沪、杭、苏、锡及北平的学生代表在南京连续发动了万人请愿。12月10日，云集南京的各地学生在“中央”大学召开了各地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向国民政府请愿的活动。活动由请愿向示威的转变，导致了弹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华北事变后，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及时声援了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助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 二是“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团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助推了中国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社会氛围的形成。“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通过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组织呼吁共赴国难一致抗日。1931年9月21日，武汉商界集会，议决组织抗日救亡会。9月22日，武汉各抗日爱国社会团体在汉口市国民党党部集会，呼吁“同胞们一致行动起来共赴国难”。商界还宣布自10月4日起抵制日货，断绝一切与日本有关的经济来往。9月23日，南京的工、农、商、学、妇等社会团体及市民20多万人在公园路体育场举行各界反日救国大会，要求“中央对日宣战”。尤其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抗日爱国团体开展了广泛的募捐和声援活动。1933年，中国共产党明确向社会各界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的号召。各种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的抗日救国组织纷纷响应。1934年4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合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实际上提出了武装全国民众、全国军队总动员、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政治主张。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以“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5]为主要任务，助推了党派合作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这种以社会各界团体为形式组织的抗日爱国运动，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社会氛围的形成，以及各党派合作共同抗日政治共识的形成起到了助推作用。
2.“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党派逐步倡导停止内战、党派合作一致抗日。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日本强盗占领东三省”[6]。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重申了这一精神。1932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3个月左右，就“在刊物上表示愿同国民党合作”抗日[7]。1933年1月，中共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首次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把视野从全国民众的联合抗日扩大到全国军队的联合抗日。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把全国军队的联合抗日扩大到了全国各党、各军、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的合作抗日[8]。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明确提出了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进行协商合作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进行办法。”[9]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明确要求国民党及其中央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共同救国”[8]86。这实际上就是其后国民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核心内涵表述。
抗日战争绝非单纯的军事战争。党派合作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抗日始终贯穿其中，最终衍生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如果党派合作共同抗日，只是某一党派的想法，而非中华民族的共识，是难以实现的。国民党人对其也是积极倡导的。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孙科等14名国民党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综上不难看出，无论当时中国社会共识还是政治共识的形成，都与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剧，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各种形式的抵抗活动有关。这两个共识助推了以党派合作协商国是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氛围与思想的逐步形成。
三、问题的拓展——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思想与政治协商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协商民主的思想与实践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三三制”政权开始的。其实，进一步探寻不难发现：抗日战争与争取民主是伴随始终的，“三三制”政权只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阶段性、局部性成果。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发展状态是政治协商衍生的社会土壤
在孙中山民主政治发展三阶段论构想的影响下，国民党于1928年开始实施训政。按照《训政时期之规定案》，训政为期6年，应在1934年左右结束并开始实施宪政。“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逐步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一致抗日需要通过民主改革凝聚民心。争取由训政转变到宪政的民主进程为政治协商的衍生提供了社会土壤、酝酿了社会基础。1931年10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在《救亡两大政策》一文中呼吁：为抗日计，国民党应开放党禁，实施民主政治，“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同月，中国青年党在《我们的主张》中提出：“为应付国难起见，中国今日应该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由“各党各派联合组成”[10]。李烈钧等118人联署提案，要求“开放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11月，国民党四大接受了蔡元培提出的组织“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的提案。12月，黄炎培、沈钧儒、章太炎、褚辅成、左舜生等来自全国16省的500多名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建议：宪政未行之前，先成立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11]。1932年4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为期6天由400余名非国民党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国难会议。1932年9月，天津《大公报》借知名民主人士之文指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民主人士以有利抗日战争之名，要求提前结束训政而“发起宪政运动”的政治现象[12]。可见，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结束训政、开放党禁、各党派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的呼声高涨，早已超脱于党派。这助推了以党派协商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思想与概念的逐步衍生。
（二）党派合作共同抗日助推政治协商内涵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社会各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社会共识的影响下，在中国各党派民主人士结束训政、开放党禁和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抗日的民主政治呼声的推动下，一些具有政治协商内涵的民主政治要求在国共两党之间提出并付诸实践。如前文所述，中共方面在这段时期拥有丰富的抗日民主要求与实践。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权中开展的具有协商民主要素标志的“三三制”政权实践，是“九一八”事变后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要求民主抗日大背景下的一个局部实践。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抗日要求做出了回应。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发展与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实际要求相互交织作用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抗日的社会要求有了明确的回应。首先，设置国防参议会。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设置了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在其下设置了国防参议会，以便“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是”①。其次，设置国民参政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建立了国民参政会。对此，《新华日报》指出：“过去，虽然国民党、共产党及第三党事实上都早已共赴国难，虽然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合作，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但从没有一个机会能把各党各派代表与无党无派的各地各界集于一堂”。国民参政会的召开表明：“各党各派合法存在和携手合作的事实，再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否认或歪曲了！”[13]国民参政会为日后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构成提供了经验。其作用是通过协商、参政议政，“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在国共两党谈判中衍生了以党派协商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概念了。它是抗日战争期间以国共两党为核心、各党派参与，开展的一定程度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产物。
四、结语
通过对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3点结论。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协商概念的产生与部分实践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此衍生了抗日战争与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第二，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共识到党派合作抗日政治共识的演变，使各党各派、无党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集于一堂，促发了以协商国是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协商思想、实践与概念。第三，抗日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段历史时期衍生的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影响至今。甚至，社会协商乃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衍生于此。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贯通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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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