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GDP是硬指标，这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熟悉和刻意追求的两个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本书从新发展观出发，选择了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时刻正在经历或即将面临的若干重要的问题，试图从专业研究角度，为中国改革献策，为普通百姓解惑。
　　
　　GDP无法描绘经济全局
　　
　　上海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德培在社科院举办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会上发言指出，只看GDP数字高低，而不看内在结构性布局，已经越来越难把握中国经济的真实动向。
　　在王德培看来，不能仅以GDP论经济形势，多个方面显示，GDP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
　　首先，GDP增长不能与国民财富增长同步。中国长期忽视的另一指标GNP也十分重要。GNP即本国人拥有的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的总和，即GNP减GDP加国外净要素收入。我国引入SNA核算体系初期，两个指标差别不大，但是伴随着开放的深化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二者差额变大。1995年以后，我国每年GNP平均比GDP低1．65％，这意味着国外净要素收入为负。事实上，国外净要素收入这一指标含义深刻，它反映了劳务收入和投资利益的净流向，即一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流向，当其数额为正时，可形象地称为“老板型经济”，当其为负时，则为“打工型经济”。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起陷入低迷，但是GNP远大于GDP，人民生活仍然富裕，2001年，日本海外资产达2.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5％，大量海外财富汇入国内支持人民生活。而中国则相反，以付出大量廉价资源为代价换来GDP数字看好，每年却有相当部分利润通过跨国公司流向海外，国民财富积累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远不能与GDP增长成正比。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正变成发达国家的打工仔，中国经济正成为“打工型经济”。
　　其次，王德培认为，以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思路也无法解释目前的就业状况。中国GDP增势不减，即使在SARS的影响下，2003年上半年GDP仍高达8.2％。但与此同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中国进入特有的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双高”阶段，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改革的一个特殊时点，经典经济学GDP高增长必然带来高就业的理论已经变得苍白无力。
　　
　　GDP不衡量社会成本
　　
　　使GDP增长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正面因素，即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GDP增长。二是为消除负面影响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也可以促进GDP的增加。例如不清洁生产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水土流失，而治理环境污染的生产活动又形成新的GDP。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GDP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也在增加。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
　　据统计，在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GDP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谋求发展，但它所谋求的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也不是追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其实质是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进攻，是克服和扬弃社会发展中的代价，以寻求发展的再生之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年）”遭到失败，结果付出了许多代价。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经济曾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但社会问题却突出地暴露出来，且付出不小的代价。这种现象常常被发展学家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片面追求GDP，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长期以来，为了GDP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国内重点钢铁企业生产每吨钢所消耗能源之比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2003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哪个国家都受不了。
　　
　　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当年“大跃进”，中国一年要炼1070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
　　为了GDP的增长，悲剧依然在重演。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指标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在1978～2002年2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6％，低于GDP在同期9.4％的增长；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63％。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道路两旁被毁树木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GDP不衡量社会公正和幸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了一般居民的家庭。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牢骚和怨恨多了，民众的相对掠夺感进一步强化。发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收入分配的差别引起的贫富分化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3亿，目前缩小到3000万，但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又冒出了2000多万贫困人口。因此，改革的新情况不断出现，我们要看到变化了的现实，及时应对这些新问题。
　　河南有一个100多户的村子，人均年收入达到了7000多元，但是有许多村民生活却还是很贫困。原来这个村子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是十多户经营建材的个体私营企业家高收入所致，而1／3的农户人均收入实际不到2000元，其中有的还处在贫困线以下，但整个村子却因为有十多个大户的高收入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村。我国目前GDP已达900美元（目前已超过1000美元——本刊注），但占总人口70％的广大农村人口人均GDP仅有300美元，900美元的概念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错觉。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用平均数来说明整个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统计，对于一些人来说简直是真实的谎言。那么，用什么统计方法才能真正体现出发展的真实状况呢？那就是在报道人均GDP的时候，同时加上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这样的报道才能让人更能了解真象和事实。
　　什么是基尼系数呢？基尼系数是一种统计社会财富的方法，它把社会上最富有的一批人抽出来，看他们占有了全社会的多少财富。如果占社会总人口 10％的人占有全社会40％的财富，那么基尼系数就是0．4，这就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如果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据了全社会50％的财富，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隐藏贫民暴动危险的社会了。
　　而我们国家目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据最新的报道，已经达到了0.45。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
　　
　　GDP不衡量分配
　　
　　GDP是一个生产总量的指标，不衡量分配。
　　GDP不衡量就业，即使“失业已成中国的定时炸弹”，上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GDP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视了劳动密集型的项目，GDP增长之后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
　　GDP不衡量社会的保障，虽然光有GDP的增长而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旦我们退休、生病、失业，就会陷入困境。特别是农民，他们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大量的GDP，但他们退休、生病时，由谁保障呢？
　　GDP不衡量谁从GDP这里最终获益。GDP是以一国为依据，而不是以一国的人口多少为依据。中国的外资多了，GDP就会增大，但是GNP（本国人拥有的生产总值）不会同时增大。
　　片面追求GDP的发展已经过时，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造成的GDP崇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时代呼唤新的发展观早日问世。
　　
　　《超越GDP——关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 张建华编著 新华出版社 2004.1 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