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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友梅是继老舍之后当代著名的京味小说作家，他的突出贡献是为当代文坛贡献了《那五》《烟壶》这样的京味小说精品，不仅塑造了那五、乌世保、寿明等落魄旗人的形象，更描绘出了一篇篇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风俗画小说[1]。文章从互文性写作下不同的人生轨迹、民族性格的陈列以及互文性写作下的精神围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以期能在某种程度上挖掘出文本的内涵。
关键词：京味小说;互文性写作;生存之难
一、引言
“京味”是在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尤其是人对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2]。这“味”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一种语言趣味、文字趣味。而京味小说则是构筑在“京味”意蕴之上的小说，它并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风格现象。作为一种风格现象，“京味”的实际界限比许多生硬归类的“流派”更易于分辨，更便于直觉把握[3]。邓友梅创作的京味小说以《那五》《烟壶》为代表，他开辟出八旗子弟、落魄旗人这一小说领域，并取得很大成就。
二、互文性写作的补充与书写
《那五》中的主人公那五与《烟壶》中的主人公乌世保表现的是落魄贵族的两种人生轨迹。两人身份背景一致，都是落魄的八旗贵族后裔，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父亲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在从小养尊處优的生活环境下，那五学会了斗鸡走狗、听戏看花、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坐茶座泡招待。但当父亲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那五把古董像猫儿叼食似的叼净。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们从剩下的号房里掏出来，那五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换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4]。乌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到乌世保这一代，那职叫他伯父门里袭了。他闲散在家，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几箱珍玩过日子。每日里无非逗逗蛐蛐，遛遛画眉，闻几撮鼻烟，饮几口老酒，家境虽不富有，也还够过[5]。可后来却被徐焕章所害落得家破人亡。
清初定鼎北京后的满族统治集团，对八旗子弟采取了特殊政策：所有八旗人丁只能吃皇粮享俸银，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带兵打仗，守土卫国。凡是旗人，不能远离驻地，不能从事他业。但后来八旗人丁越来越多，兵额、土地、钱粮有限，僧多粥少，从而衍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造就了大批的八旗闲人。久而久之，这些八旗闲人就具备了一些八旗习性：懒散、混日子、倒驴不倒架。那五先是拒绝了过大夫劝其学医的正道，反而想学给大宅门小姐打胎的偏方，后又婉拒了武存忠劝其打草绳的好意，认为他不把武大郎当神仙了，自己再落魄也不能去卖苦大力。他唯一算得上干过的工作就是担任《紫罗兰画报》的记者。这《紫罗兰画报》专登坤伶动态、后台新闻、武侠言情、奇谈怪论，他在一次催稿中认识了一个无赖作家，并贪图虚名买了一本武侠小说，却因小说涉嫌门户之争被舆论谴责，还差点遭到毒打，最终结束了短暂的记者生涯。后又与贾凤楼合谋骗取阔少爷的钱财而被劫匪盯梢，最终被打晕并扒去衣服，却还不知悔改，一心想着混日子，最终一事无成。那五的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他们自身便象征着腐朽的清王朝，而当清王朝被推翻后，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也瞬间化为泡影。可失去了物质生活，那种贵族精神却还没有丢掉。他们爱玩，会玩，有文化，知礼节，可偏偏一身的本领无用武之地。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使他们不愿依靠劳动获取财富，只想用最简单、最不费力的方式混吃混喝，哪怕突破了道德底线也在所不惜。
与那五相比，乌世保可以说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也有着那五式的懒散与不思进取，可一旦被生活推上一股道，他还就顺势往前滚，有一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性格。他在狱中临危受命，跟着手工艺人聂小轩学习古月轩的内画技术，但出狱后并不以此谋生，后聂小轩收他为徒也是再三推辞，称自己不能乘人之危。当他终于能以画内画谋生时，他虽也因可以自食其力而开心，却也为可惜了“它撒勒哈番”的名号懊恼不已。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虽在危难时刻也能激发出一些活力，但更多是消极、颓靡的。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虽知道它的不合理性，但当习以为常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这就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即文化的美与丑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总是丑中包着美，美里藏着丑，文化自身就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与内化力，使你不自觉地融入其中，并慢慢成为卫道者。而当这种传统文化赖以维持的政权分崩离析之后，这种文化心理却不会立刻消失，那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当这种文化心理与新的时代内容相结合，便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当乌世保得知九爷命令他在烟壶上画八国联军行乐图时，他也表现得大义凛然：“洋人来了我没有枪对枪刀对刀的勇气，可我也不能上赶着当亡国奴不是？这点耻辱之心我还有。”[6]聂小轩同样表现得极具民族气节，甘断臂以明志。后两人在聂小轩女儿柳娘的策划下逃出长安。乌世保与柳娘结为夫妇，从此乌世保改名乌长安，以画内画壶为生。两口子为了保存古月轩的这门工艺，每年还烧它三窑两窑。但既不署名，也不谋利，底印全打上“乾隆年造”，再也不烧过去没有过的新花样[7]。这样一来，不仅保护了民族工艺，使之不致失传，也省去了好多麻烦事，避免惹祸上身。
那五与乌世保虽身份相同、性格相似，命运却大相径庭。那五沦落于市井社会，无一技之长又不肯脚踏实地谋生，在几十年坎坷生涯中经历了各种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而乌世保虽然沦落为一个手艺人，却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终于看清了大清朝没有不亡的道理，认清了方向，看准了道路。可见，二人虽身份、地位、心态十分相似，却有着全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五在家族败落后一直靠混和骗过日子，闹出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毫无悔改之意。但乌世保在经历过家破人亡的变故后，虽也有过轻生的念头，可在好友寿明与师父聂小轩的帮助下，终于能够自力更生，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他们也代表了落魄贵族在清王朝灭亡后的两种人生选择，这两种选择相互补充，共同描绘出清末民国初年落魄八旗子弟的群像。 三、互文性写作下民族性格的陈列
邓友梅的两部京味小说表现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社会缩影，集中描绘出以八旗子弟为主的社会众生相。这些八旗子弟既是清王朝腐朽衰亡的象征，同时作为民族构成的一部分——满族，也表现出鲁迅笔下阿Q似的国民性，展现出一系列民族性格。
（一）外强中干
以那五为例，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特征。他在家业衰败后住到祖父的一个妾的院子里，却不肯放下架子。虽然嘴上称呼“云奶奶”，但口气态度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不仅饭食讲究，而且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丝毫没有寄人篱下之感，仿佛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在他和贾凤楼设计在茶社骗钱时，他明知是假的，却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得意之态喜形于色，为自己尝到了捉弄人的滋味而窃喜。但当自己因发表小说得罪了习武之人武存忠时，却是没吃过一顿整桩饭，没睡过一宿踏实觉。在见到武存忠时，全然没有了八旗贵族的气派，心一横就跪下了，而且自轻自贱，说自己是个混蛋，什么也不懂。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特征显露无疑。紫云不是主要人物，但她的形象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她虽是一个妾，但在丈夫死后另立门户，勤俭持家，悉心照料生病的租客，俨然成为一个女主人，并被人尊称为“云奶奶”。她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把落魄的那五接来同住，可当惯了奴才的她天生有一种奴性，认为那五肯来同住挺给自己争脸，拿他当凤凰蛋捧着，被当成老妈子也毫不在意。这种奴性也是中国人普遍有的，不管混得怎样好，骨子里还是脱不掉这种文化劣根性，这也是外强中干、欺软怕硬这种性格特质的根源所在。而乌世保在教训自己家奴徐焕章时威风凛凛，可当从牢里出来，得知自己已然家破人亡并找不到栖居之地时，竟动了轻生的念头，可见他在骨子里也是一个软弱的人。
（二）好面子
要面子是中国人内在的人格特征，也是中国人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好面子更是满清贵族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们富贵时要面子，穷了也要面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面子不能丢。那五最初不肯与云奶奶同住，虽说是因为不知该如何称呼云奶奶为难，实则是觉得住在祖父的姨太太家有屈尊之感。他喜欢追逐一些类似小说家的虚名，认为这是光耀门楣的表现，哪怕这样的虚名是花钱买来的。他不肯跟武存忠结草绳，除了好逸恶劳，更多的是好面子的表现。他认为自己金枝玉叶，卖苦力是有失体面的，觉得武存忠太不把武大郎当神仙了。后被人扒去衣物，幸得武存忠搭救，却嫌弃武存忠的衣服不够体面，让人回家去拿他平时穿的衣服。可见，他不管处在何种境遇，始终丢不掉面子。这一点在乌世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被八国联军抓去埋死尸时，他想招呼自己正得势的家奴放了他，可因为好面子，使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并且故意躲避别人的视线。在大牢里，他看着库兵抽烟，自己又厌恶又眼馋，但就是放不下面子向库兵要一撮烟。他在以内画谋生前后忍受着强烈的内心煎熬，他既为自己能够自力更生感到开心，又为自己污了“它撒勒哈番”的名号苦恼不已。不管是那五还是乌世保，他们都通过维护面子以维系自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好面子也是自尊的体现，但过犹不及，如果过分地好面子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负担，使自己思想和行为严重脱节，即所谓言不由衷。
四、结语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那五》《烟壶》反映了满清落魄八旗子弟的生活，在时代背景下揭示出他们的思想性格与行为习惯。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份性格都极其相似，但人物命运却截然不同，这就构成了互文性写作。文章通过对互文性写作的阐释，发掘出那五和乌世保所代表的民族性格。
参考文献：
[1]李永東.论林希小说的革命戏仿叙事与互文性写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13.
[2][3]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5][6][7]邓友梅.烟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133.
[4]邓友梅.那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53.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
关键词：京味小说;互文性写作;生存之难
一、引言
“京味”是在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尤其是人对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2]。这“味”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一种语言趣味、文字趣味。而京味小说则是构筑在“京味”意蕴之上的小说，它并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风格现象。作为一种风格现象，“京味”的实际界限比许多生硬归类的“流派”更易于分辨，更便于直觉把握[3]。邓友梅创作的京味小说以《那五》《烟壶》为代表，他开辟出八旗子弟、落魄旗人这一小说领域，并取得很大成就。
二、互文性写作的补充与书写
《那五》中的主人公那五与《烟壶》中的主人公乌世保表现的是落魄贵族的两种人生轨迹。两人身份背景一致，都是落魄的八旗贵族后裔，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父亲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在从小养尊處优的生活环境下，那五学会了斗鸡走狗、听戏看花、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坐茶座泡招待。但当父亲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那五把古董像猫儿叼食似的叼净。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们从剩下的号房里掏出来，那五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换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4]。乌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到乌世保这一代，那职叫他伯父门里袭了。他闲散在家，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几箱珍玩过日子。每日里无非逗逗蛐蛐，遛遛画眉，闻几撮鼻烟，饮几口老酒，家境虽不富有，也还够过[5]。可后来却被徐焕章所害落得家破人亡。
清初定鼎北京后的满族统治集团，对八旗子弟采取了特殊政策：所有八旗人丁只能吃皇粮享俸银，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带兵打仗，守土卫国。凡是旗人，不能远离驻地，不能从事他业。但后来八旗人丁越来越多，兵额、土地、钱粮有限，僧多粥少，从而衍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造就了大批的八旗闲人。久而久之，这些八旗闲人就具备了一些八旗习性：懒散、混日子、倒驴不倒架。那五先是拒绝了过大夫劝其学医的正道，反而想学给大宅门小姐打胎的偏方，后又婉拒了武存忠劝其打草绳的好意，认为他不把武大郎当神仙了，自己再落魄也不能去卖苦大力。他唯一算得上干过的工作就是担任《紫罗兰画报》的记者。这《紫罗兰画报》专登坤伶动态、后台新闻、武侠言情、奇谈怪论，他在一次催稿中认识了一个无赖作家，并贪图虚名买了一本武侠小说，却因小说涉嫌门户之争被舆论谴责，还差点遭到毒打，最终结束了短暂的记者生涯。后又与贾凤楼合谋骗取阔少爷的钱财而被劫匪盯梢，最终被打晕并扒去衣服，却还不知悔改，一心想着混日子，最终一事无成。那五的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他们自身便象征着腐朽的清王朝，而当清王朝被推翻后，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也瞬间化为泡影。可失去了物质生活，那种贵族精神却还没有丢掉。他们爱玩，会玩，有文化，知礼节，可偏偏一身的本领无用武之地。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使他们不愿依靠劳动获取财富，只想用最简单、最不费力的方式混吃混喝，哪怕突破了道德底线也在所不惜。
与那五相比，乌世保可以说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也有着那五式的懒散与不思进取，可一旦被生活推上一股道，他还就顺势往前滚，有一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性格。他在狱中临危受命，跟着手工艺人聂小轩学习古月轩的内画技术，但出狱后并不以此谋生，后聂小轩收他为徒也是再三推辞，称自己不能乘人之危。当他终于能以画内画谋生时，他虽也因可以自食其力而开心，却也为可惜了“它撒勒哈番”的名号懊恼不已。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虽在危难时刻也能激发出一些活力，但更多是消极、颓靡的。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虽知道它的不合理性，但当习以为常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这就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即文化的美与丑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总是丑中包着美，美里藏着丑，文化自身就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与内化力，使你不自觉地融入其中，并慢慢成为卫道者。而当这种传统文化赖以维持的政权分崩离析之后，这种文化心理却不会立刻消失，那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当这种文化心理与新的时代内容相结合，便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当乌世保得知九爷命令他在烟壶上画八国联军行乐图时，他也表现得大义凛然：“洋人来了我没有枪对枪刀对刀的勇气，可我也不能上赶着当亡国奴不是？这点耻辱之心我还有。”[6]聂小轩同样表现得极具民族气节，甘断臂以明志。后两人在聂小轩女儿柳娘的策划下逃出长安。乌世保与柳娘结为夫妇，从此乌世保改名乌长安，以画内画壶为生。两口子为了保存古月轩的这门工艺，每年还烧它三窑两窑。但既不署名，也不谋利，底印全打上“乾隆年造”，再也不烧过去没有过的新花样[7]。这样一来，不仅保护了民族工艺，使之不致失传，也省去了好多麻烦事，避免惹祸上身。
那五与乌世保虽身份相同、性格相似，命运却大相径庭。那五沦落于市井社会，无一技之长又不肯脚踏实地谋生，在几十年坎坷生涯中经历了各种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而乌世保虽然沦落为一个手艺人，却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终于看清了大清朝没有不亡的道理，认清了方向，看准了道路。可见，二人虽身份、地位、心态十分相似，却有着全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五在家族败落后一直靠混和骗过日子，闹出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毫无悔改之意。但乌世保在经历过家破人亡的变故后，虽也有过轻生的念头，可在好友寿明与师父聂小轩的帮助下，终于能够自力更生，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他们也代表了落魄贵族在清王朝灭亡后的两种人生选择，这两种选择相互补充，共同描绘出清末民国初年落魄八旗子弟的群像。 三、互文性写作下民族性格的陈列
邓友梅的两部京味小说表现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社会缩影，集中描绘出以八旗子弟为主的社会众生相。这些八旗子弟既是清王朝腐朽衰亡的象征，同时作为民族构成的一部分——满族，也表现出鲁迅笔下阿Q似的国民性，展现出一系列民族性格。
（一）外强中干
以那五为例，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特征。他在家业衰败后住到祖父的一个妾的院子里，却不肯放下架子。虽然嘴上称呼“云奶奶”，但口气态度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不仅饭食讲究，而且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丝毫没有寄人篱下之感，仿佛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在他和贾凤楼设计在茶社骗钱时，他明知是假的，却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得意之态喜形于色，为自己尝到了捉弄人的滋味而窃喜。但当自己因发表小说得罪了习武之人武存忠时，却是没吃过一顿整桩饭，没睡过一宿踏实觉。在见到武存忠时，全然没有了八旗贵族的气派，心一横就跪下了，而且自轻自贱，说自己是个混蛋，什么也不懂。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特征显露无疑。紫云不是主要人物，但她的形象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她虽是一个妾，但在丈夫死后另立门户，勤俭持家，悉心照料生病的租客，俨然成为一个女主人，并被人尊称为“云奶奶”。她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把落魄的那五接来同住，可当惯了奴才的她天生有一种奴性，认为那五肯来同住挺给自己争脸，拿他当凤凰蛋捧着，被当成老妈子也毫不在意。这种奴性也是中国人普遍有的，不管混得怎样好，骨子里还是脱不掉这种文化劣根性，这也是外强中干、欺软怕硬这种性格特质的根源所在。而乌世保在教训自己家奴徐焕章时威风凛凛，可当从牢里出来，得知自己已然家破人亡并找不到栖居之地时，竟动了轻生的念头，可见他在骨子里也是一个软弱的人。
（二）好面子
要面子是中国人内在的人格特征，也是中国人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好面子更是满清贵族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们富贵时要面子，穷了也要面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面子不能丢。那五最初不肯与云奶奶同住，虽说是因为不知该如何称呼云奶奶为难，实则是觉得住在祖父的姨太太家有屈尊之感。他喜欢追逐一些类似小说家的虚名，认为这是光耀门楣的表现，哪怕这样的虚名是花钱买来的。他不肯跟武存忠结草绳，除了好逸恶劳，更多的是好面子的表现。他认为自己金枝玉叶，卖苦力是有失体面的，觉得武存忠太不把武大郎当神仙了。后被人扒去衣物，幸得武存忠搭救，却嫌弃武存忠的衣服不够体面，让人回家去拿他平时穿的衣服。可见，他不管处在何种境遇，始终丢不掉面子。这一点在乌世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被八国联军抓去埋死尸时，他想招呼自己正得势的家奴放了他，可因为好面子，使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并且故意躲避别人的视线。在大牢里，他看着库兵抽烟，自己又厌恶又眼馋，但就是放不下面子向库兵要一撮烟。他在以内画谋生前后忍受着强烈的内心煎熬，他既为自己能够自力更生感到开心，又为自己污了“它撒勒哈番”的名号苦恼不已。不管是那五还是乌世保，他们都通过维护面子以维系自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好面子也是自尊的体现，但过犹不及，如果过分地好面子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负担，使自己思想和行为严重脱节，即所谓言不由衷。
四、结语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那五》《烟壶》反映了满清落魄八旗子弟的生活，在时代背景下揭示出他们的思想性格与行为习惯。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份性格都极其相似，但人物命运却截然不同，这就构成了互文性写作。文章通过对互文性写作的阐释，发掘出那五和乌世保所代表的民族性格。
参考文献：
[1]李永東.论林希小说的革命戏仿叙事与互文性写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13.
[2][3]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5][6][7]邓友梅.烟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133.
[4]邓友梅.那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53.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