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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象学；“悬置”理论；存在主义；保罗·奥斯特；《在地图结束的地方》
摘要：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美国当代著名先锋派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展现了当代人的存在危机，现象学批评之父胡塞尔的“悬置”理论则为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贴切的视角。在小说中，地理疆域、宗教道义、时间空间等客观存在被纷纷悬置，存在的异质性同时得以还原，从而凸显出了作者的本体意识和文本语义的无限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001－04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家保罗·奥斯特以其探讨人生无常与无限意义的小说而被誉为“一个存在主义者”、“穿胶鞋的卡夫卡”。其作品中无不弥散着凝重的后现代主义存在危机意识，这种存在危机意识在奥斯特作品中显化为种种“现象”，既包括物理时空的，也包括心理时空的。而现象学批评之父、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悬置”理论则为解读奥斯特的存在主义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胡塞尔用“悬置”(suspension)和“括号”(Einklammerung)来形象地表达“现象学的还原”的内涵，意思是把所有超越于意识之外的存在都“悬置”起来，把它们置于“括号”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对存在加“括号”，即把世界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放在一边，存而不论。胡塞尔强调，他无意于否定世界的客观存在性，只是认为文学研究不应当以世界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并由此得出认识就是这种存在的反映的偏见。如果一个命题包含了对外部世界存在与否的判断，那么该命题就超出了自身的自明性范围，这种超越的东西就应该被置于考虑之外。胡塞尔并不否定意识之外的一切外在世界的存在性，他从认识论层次上将外在世界存而不议，即把意识以外的一切都排除在现象学研究范围之外搁置起来。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是奥斯特存在主义系列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其中文译名生动而准确地传达了作者的存在主义危机意识。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流，存在主义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彰显。小说成功地对林林总总的存在，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宗教的等等进行了“悬置”，即放弃一切关于存在的判断，把过去对世界的种种概念、解释、猜想、结论等都放在一边，割断与传统的先入之见的联系，不再将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从而专注于绝对自明的开端。
一、地理疆域的悬置
作为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地理疆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广阔场景，影响和决定着作品中人物的言行和事物的风貌。同为现象学批评家的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认为，文学作品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场所，“只要能成为各类人物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地理疆域的意味”。《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主要讲述了小说主人公杜夫海纳的超时空之旅，他穿梭往返即来来回回的朝圣，而朝圣的路则在绵延不绝中变成了悬置的地域。此路并非是一条有形可触的笔直大道，而是意识流般一系列不连贯的时空变换。这样，历时性的事件被共时性地呈现出来，纷列杂陈。杜夫海纳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各色人种都遁出常位，一股脑汇聚在朝圣之路这一平台上，形成悬置的人群，热闹非凡。杜夫海纳相貌可笑，举止滑稽，但极具亲和力，这又使他成为毫无危险、人人都可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并能与之亲呢地接触和戏耍的人物。平日里鲜闻的污言秽语和异端邪说在杜夫海纳的催化下大行其道，深埋在人心暗角的思想得以暴喷，那个等级森严、铁板一块的世界在这些悬置性话语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杜夫海纳就是悬置地域上的小丑和傻瓜，吸引了一群人，感染了他们，营造出一片悬置的海洋。人们一个个有恃无恐，直抒胸臆，毫无愧色地展示自己的真面目。他们背景不同、身份各异，却我行我素，在悬置的背景下交错混杂，组成了一个毫无束缚的奇特的混合体；他们承载着各种世界观，直抒己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悬置在一片嘈杂中被推向高潮；他们都龊居悬置，不关注主流，不倾听权威，只有在悬置中才走向中心，挑战甚至颠覆官方的虚假一统。
罗曼·英伽登决不只囿于对文学作品内部悬置因素的考察，而是在批判地吸纳现象学教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内外兼顾的悬置诗学。罗曼·英伽登主张：“小说中应该呈现时代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声音，即时代的一切重要语言；小说应该成为杂语的微观世界”。《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一书的创作似乎秉承了这一原则，展现了一个杂语的微观世界。被悬置的文本中拼贴着各种文体，例如打油诗、历史纪实、圣经、杂志、祈祷文、福音书、士兵家书、四重唱歌曲、二战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讲话片段等等。这正体现了地域语言的杂多性。文本体裁界限的消弭打通了官方与民间的阻隔，进而杂糅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和风格，雅俗相映，庄谐成趣，增强了悬置气氛。不仅如此，它又打通了文本与文本、文本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建立起一种超级链接，使文本极具开放性，将悬置引入文本间播撒，导向文本外辐射，拓宽了悬置地域的范围。正是地理疆域无穷的悬置才导向了文本无穷的意义。
二、宗教道义的悬置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一书中，地理疆域规约着宗教道义，而“所有这些教义形式，同样移植到了文学中，使相应的情节和情节中的场景，获得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或是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使之具有悬置的超然意义，并迅速地实现新旧交替”。《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杜夫海纳无疑是悬置化地域的主角，而他作为悬置化教义的化身也同样引人注目。在作品诡异的笑声中，奥斯特嘲讽了战争、美国社会乃至全人类，从而揭示了世界存在的荒诞。
全书开篇，赫然在目的是圣诞颂歌里的四句诗：“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基督小宝宝，不哭也不闹。”这个题词描述了基督降生在马槽的情景，置于小说伊始暗喻救世主的诞生，而他就是主人公杜夫海纳。在书中，杜夫海纳与先知耶稣基督相契合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杜夫海纳几次被迫穿上可笑的服装，那外套“有毛领和红绸衬里，显然是给乐队指挥穿的，这人可能和拉手摇风琴的猴子的个儿一样大”，外套上“弹痕累累”，他穿上“那件小小的外套”窘态毕现，“德国人发现他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最令人发笑的人之一，他们笑呀笑呀直笑个不停”。作品描写杜夫海纳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而在西方耶稣也被认为身高六英尺，耶稣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也被兵丁戏弄，“他们给他(耶酥)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可见作品里杜夫海纳不停地换装就间接地被圣化为了一位光荣受难的圣人。
不仅如此，杜夫海纳同耶稣一样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时间旅行”使他对自己的生命轨迹了如指掌。杜夫海纳还多次预言自己的死亡和复活，他赴 难那天，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也颇似基督之语，流露出先知的从容、慈善和神圣：“是你们回家看你们妻子儿女的时候了，也是让我死亡片刻然后再活转来的时候了。”杜夫海纳圣化的高潮是他继承了特拉德麦多尔人的衣钵，俨然一位派往难世的使徒，满腔弥赛亚式的救世热情，他是要用一种全新的生命观来普度苦海中的苍生，他的存在仿佛昭示着上帝的存在，人的精神有了可以止泊之所。但《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不是《圣经》，杜夫海纳不过是悬置化教义中乔装打扮后被戏谑的小丑，他被圣化的同时也暗蕴着被亵渎。作品中人物角色上下间迅速地易位、瞬间的提升和降格，达到了一种被悬置的效果。
如果说耶稣还有自己的信徒的话，那么杜夫海纳则一无所有，只能孤军奋战，连他的家人对他的行为都大惑不解并引以为耻，对其布道也百般阻挠。杜夫海纳头上的圣环岌岌可危，悬置的人群对其争相践踏亵渎，以使其原形毕露。其实杜夫海纳只是作品中被悬置化教义中的一个小丑，根本不能与基督相提并论。他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和魄力，他只是一个被荒诞的生活折磨得无精打采的小卒，孤立无助且自身难保，遑论拯救人类?他自命不凡的福音不过是无济于事的精神鸦片，浸淫于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中，暂时忘了人生的不快与苦难而已。既然命已注定，人毫无自由意志可言，如同琥珀里的虫子，何不在对要思考的对象作选择时多给自己点快乐呢。这就是特拉德麦多尔人赐予杜夫海纳的箴言——“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只专注于美好的时光”——也是他个人哲学的核心。在这个“上帝已死”的世界里，寻求存在的意义只是徒然，悬置的背后是人身陷存在的囹圄这一尴尬。作为悬置化教义的化身，杜夫海纳不是要带来医治虚无的良药，恰恰相反，他的提升与降格在将悬置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将存在推入了一片虚无之中。
三、时间空间的悬置
悬置打破常规，超越界定，是不同于主流存在的次存在。这种特点转化到文学中，具体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悬置。罗曼-英伽登发现伊瑟尔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用严格地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点上。”《在地图结束的地方》蕴含着即此悬置的时空。作为超时空旅行者，杜夫海纳完全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在自我时空中跳来跳去，但这不是惬意的游乐，几乎每次停留面对的都是罪恶丛集的渊薮抑或危机四伏的窘境——战俘遭遇、德累斯顿轰炸、空难、没有爱情的婚姻、土著绑架、遇刺——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将要出现在何时何地——他“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份”。与此同时，作品中传统的叙事结构土崩瓦解，又在支离破碎中被看似随意地粘合，一以贯之的主旋律被多声部同奏所取代，情节的步步推进与断裂为迥异片断的相互置换，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悬置化气氛。
罗曼·英伽登说：“整个萨特世界，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急速向下，集中到地球和人体的下部去了。”《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有一处聚焦下部的细节很特别。杜夫海纳被德国人俘获，“他躺在黑色的冰上，眼睛盯着班长旧得发光的靴子，却在黑暗的深处看到了亚当和夏娃”。在此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头脑，作为生命活动精华的上部却在书中被悬置。惨不忍睹的战争质疑着人类引以为荣的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竟是人性的丧失，只有在原始回归的路上才能找到生命朴素的支撑，坚守那份人之为人的天真烂漫。而下部(欲望)正是原始的、单纯的、稳固的、踏实的，挣脱了人类意识编织的种种虚幻，与大地毗邻，是新生孕育之地、人性回归之处。但这也只是鞋面上的惊鸿一瞥，转瞬即逝。这里奥斯特无意重拾希望，他的描写少了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除旧布新的兴奋，而采取的是一种束手无策的诉求，一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喟然长叹。小说中时空的悬置与对存在意义的探求纠缠交错，深化了后现代主义存在危机的主题。
本文试图从地理疆域的悬置、宗教道义的悬置、时间空间的悬置三个方面来考察《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然而，后现代的悬置不仅仅包括上述三个方面，它还具有别的内涵，它不再具有乐观积极、孕育新生的特点，而是玩世不恭的戏耍。欢笑声中，清规戒律被打破了，超验真理被粉碎了，人赤裸裸地直面这个世界时，又感到孤独、空虚和绝望。困惑无依所以沉迷表层，走投无路于是乐在当下，所以“骨子里的现象学教义是极其痛苦的，只是这痛苦失却了本真性，而以调侃的话语加以嘲弄式的炫耀”。
奥斯特生活中遭遇的一系列欲哭无泪的荒诞悲剧在小说中若隐若现。他的母亲1953年在母亲节那天自杀身亡；他见证了惨绝人寰的德累斯顿大轰炸；1957年他的父亲死于癌症；他的妹妹同样死于癌症而其妹妹的丈夫几小时前刚在列车事故中遇难。这些事件似乎影响了奥斯特，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宿命论以及虚无主义的印痕。徘徊于现象学教义之中的他收起了种种切肤之痛，冠之以悬置的形式示人。《在地图结束的地方》面对的不仅仅是虚无和毁灭，更是人类生存的窘境。奥斯特对战争、对美国社会、对世界乃至人类的思考以及这种现象学的思考本身正是作品魅力永存的原因所在。
摘要：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美国当代著名先锋派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展现了当代人的存在危机，现象学批评之父胡塞尔的“悬置”理论则为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贴切的视角。在小说中，地理疆域、宗教道义、时间空间等客观存在被纷纷悬置，存在的异质性同时得以还原，从而凸显出了作者的本体意识和文本语义的无限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001－04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家保罗·奥斯特以其探讨人生无常与无限意义的小说而被誉为“一个存在主义者”、“穿胶鞋的卡夫卡”。其作品中无不弥散着凝重的后现代主义存在危机意识，这种存在危机意识在奥斯特作品中显化为种种“现象”，既包括物理时空的，也包括心理时空的。而现象学批评之父、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悬置”理论则为解读奥斯特的存在主义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胡塞尔用“悬置”(suspension)和“括号”(Einklammerung)来形象地表达“现象学的还原”的内涵，意思是把所有超越于意识之外的存在都“悬置”起来，把它们置于“括号”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对存在加“括号”，即把世界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放在一边，存而不论。胡塞尔强调，他无意于否定世界的客观存在性，只是认为文学研究不应当以世界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并由此得出认识就是这种存在的反映的偏见。如果一个命题包含了对外部世界存在与否的判断，那么该命题就超出了自身的自明性范围，这种超越的东西就应该被置于考虑之外。胡塞尔并不否定意识之外的一切外在世界的存在性，他从认识论层次上将外在世界存而不议，即把意识以外的一切都排除在现象学研究范围之外搁置起来。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是奥斯特存在主义系列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其中文译名生动而准确地传达了作者的存在主义危机意识。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流，存在主义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彰显。小说成功地对林林总总的存在，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宗教的等等进行了“悬置”，即放弃一切关于存在的判断，把过去对世界的种种概念、解释、猜想、结论等都放在一边，割断与传统的先入之见的联系，不再将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从而专注于绝对自明的开端。
一、地理疆域的悬置
作为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地理疆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广阔场景，影响和决定着作品中人物的言行和事物的风貌。同为现象学批评家的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认为，文学作品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场所，“只要能成为各类人物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地理疆域的意味”。《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主要讲述了小说主人公杜夫海纳的超时空之旅，他穿梭往返即来来回回的朝圣，而朝圣的路则在绵延不绝中变成了悬置的地域。此路并非是一条有形可触的笔直大道，而是意识流般一系列不连贯的时空变换。这样，历时性的事件被共时性地呈现出来，纷列杂陈。杜夫海纳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各色人种都遁出常位，一股脑汇聚在朝圣之路这一平台上，形成悬置的人群，热闹非凡。杜夫海纳相貌可笑，举止滑稽，但极具亲和力，这又使他成为毫无危险、人人都可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并能与之亲呢地接触和戏耍的人物。平日里鲜闻的污言秽语和异端邪说在杜夫海纳的催化下大行其道，深埋在人心暗角的思想得以暴喷，那个等级森严、铁板一块的世界在这些悬置性话语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杜夫海纳就是悬置地域上的小丑和傻瓜，吸引了一群人，感染了他们，营造出一片悬置的海洋。人们一个个有恃无恐，直抒胸臆，毫无愧色地展示自己的真面目。他们背景不同、身份各异，却我行我素，在悬置的背景下交错混杂，组成了一个毫无束缚的奇特的混合体；他们承载着各种世界观，直抒己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悬置在一片嘈杂中被推向高潮；他们都龊居悬置，不关注主流，不倾听权威，只有在悬置中才走向中心，挑战甚至颠覆官方的虚假一统。
罗曼·英伽登决不只囿于对文学作品内部悬置因素的考察，而是在批判地吸纳现象学教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内外兼顾的悬置诗学。罗曼·英伽登主张：“小说中应该呈现时代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声音，即时代的一切重要语言；小说应该成为杂语的微观世界”。《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一书的创作似乎秉承了这一原则，展现了一个杂语的微观世界。被悬置的文本中拼贴着各种文体，例如打油诗、历史纪实、圣经、杂志、祈祷文、福音书、士兵家书、四重唱歌曲、二战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讲话片段等等。这正体现了地域语言的杂多性。文本体裁界限的消弭打通了官方与民间的阻隔，进而杂糅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和风格，雅俗相映，庄谐成趣，增强了悬置气氛。不仅如此，它又打通了文本与文本、文本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建立起一种超级链接，使文本极具开放性，将悬置引入文本间播撒，导向文本外辐射，拓宽了悬置地域的范围。正是地理疆域无穷的悬置才导向了文本无穷的意义。
二、宗教道义的悬置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一书中，地理疆域规约着宗教道义，而“所有这些教义形式，同样移植到了文学中，使相应的情节和情节中的场景，获得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或是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使之具有悬置的超然意义，并迅速地实现新旧交替”。《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杜夫海纳无疑是悬置化地域的主角，而他作为悬置化教义的化身也同样引人注目。在作品诡异的笑声中，奥斯特嘲讽了战争、美国社会乃至全人类，从而揭示了世界存在的荒诞。
全书开篇，赫然在目的是圣诞颂歌里的四句诗：“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基督小宝宝，不哭也不闹。”这个题词描述了基督降生在马槽的情景，置于小说伊始暗喻救世主的诞生，而他就是主人公杜夫海纳。在书中，杜夫海纳与先知耶稣基督相契合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杜夫海纳几次被迫穿上可笑的服装，那外套“有毛领和红绸衬里，显然是给乐队指挥穿的，这人可能和拉手摇风琴的猴子的个儿一样大”，外套上“弹痕累累”，他穿上“那件小小的外套”窘态毕现，“德国人发现他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最令人发笑的人之一，他们笑呀笑呀直笑个不停”。作品描写杜夫海纳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而在西方耶稣也被认为身高六英尺，耶稣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也被兵丁戏弄，“他们给他(耶酥)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可见作品里杜夫海纳不停地换装就间接地被圣化为了一位光荣受难的圣人。
不仅如此，杜夫海纳同耶稣一样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时间旅行”使他对自己的生命轨迹了如指掌。杜夫海纳还多次预言自己的死亡和复活，他赴 难那天，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也颇似基督之语，流露出先知的从容、慈善和神圣：“是你们回家看你们妻子儿女的时候了，也是让我死亡片刻然后再活转来的时候了。”杜夫海纳圣化的高潮是他继承了特拉德麦多尔人的衣钵，俨然一位派往难世的使徒，满腔弥赛亚式的救世热情，他是要用一种全新的生命观来普度苦海中的苍生，他的存在仿佛昭示着上帝的存在，人的精神有了可以止泊之所。但《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不是《圣经》，杜夫海纳不过是悬置化教义中乔装打扮后被戏谑的小丑，他被圣化的同时也暗蕴着被亵渎。作品中人物角色上下间迅速地易位、瞬间的提升和降格，达到了一种被悬置的效果。
如果说耶稣还有自己的信徒的话，那么杜夫海纳则一无所有，只能孤军奋战，连他的家人对他的行为都大惑不解并引以为耻，对其布道也百般阻挠。杜夫海纳头上的圣环岌岌可危，悬置的人群对其争相践踏亵渎，以使其原形毕露。其实杜夫海纳只是作品中被悬置化教义中的一个小丑，根本不能与基督相提并论。他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和魄力，他只是一个被荒诞的生活折磨得无精打采的小卒，孤立无助且自身难保，遑论拯救人类?他自命不凡的福音不过是无济于事的精神鸦片，浸淫于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中，暂时忘了人生的不快与苦难而已。既然命已注定，人毫无自由意志可言，如同琥珀里的虫子，何不在对要思考的对象作选择时多给自己点快乐呢。这就是特拉德麦多尔人赐予杜夫海纳的箴言——“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只专注于美好的时光”——也是他个人哲学的核心。在这个“上帝已死”的世界里，寻求存在的意义只是徒然，悬置的背后是人身陷存在的囹圄这一尴尬。作为悬置化教义的化身，杜夫海纳不是要带来医治虚无的良药，恰恰相反，他的提升与降格在将悬置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将存在推入了一片虚无之中。
三、时间空间的悬置
悬置打破常规，超越界定，是不同于主流存在的次存在。这种特点转化到文学中，具体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悬置。罗曼-英伽登发现伊瑟尔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用严格地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点上。”《在地图结束的地方》蕴含着即此悬置的时空。作为超时空旅行者，杜夫海纳完全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在自我时空中跳来跳去，但这不是惬意的游乐，几乎每次停留面对的都是罪恶丛集的渊薮抑或危机四伏的窘境——战俘遭遇、德累斯顿轰炸、空难、没有爱情的婚姻、土著绑架、遇刺——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将要出现在何时何地——他“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份”。与此同时，作品中传统的叙事结构土崩瓦解，又在支离破碎中被看似随意地粘合，一以贯之的主旋律被多声部同奏所取代，情节的步步推进与断裂为迥异片断的相互置换，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悬置化气氛。
罗曼·英伽登说：“整个萨特世界，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急速向下，集中到地球和人体的下部去了。”《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有一处聚焦下部的细节很特别。杜夫海纳被德国人俘获，“他躺在黑色的冰上，眼睛盯着班长旧得发光的靴子，却在黑暗的深处看到了亚当和夏娃”。在此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头脑，作为生命活动精华的上部却在书中被悬置。惨不忍睹的战争质疑着人类引以为荣的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竟是人性的丧失，只有在原始回归的路上才能找到生命朴素的支撑，坚守那份人之为人的天真烂漫。而下部(欲望)正是原始的、单纯的、稳固的、踏实的，挣脱了人类意识编织的种种虚幻，与大地毗邻，是新生孕育之地、人性回归之处。但这也只是鞋面上的惊鸿一瞥，转瞬即逝。这里奥斯特无意重拾希望，他的描写少了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除旧布新的兴奋，而采取的是一种束手无策的诉求，一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喟然长叹。小说中时空的悬置与对存在意义的探求纠缠交错，深化了后现代主义存在危机的主题。
本文试图从地理疆域的悬置、宗教道义的悬置、时间空间的悬置三个方面来考察《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然而，后现代的悬置不仅仅包括上述三个方面，它还具有别的内涵，它不再具有乐观积极、孕育新生的特点，而是玩世不恭的戏耍。欢笑声中，清规戒律被打破了，超验真理被粉碎了，人赤裸裸地直面这个世界时，又感到孤独、空虚和绝望。困惑无依所以沉迷表层，走投无路于是乐在当下，所以“骨子里的现象学教义是极其痛苦的，只是这痛苦失却了本真性，而以调侃的话语加以嘲弄式的炫耀”。
奥斯特生活中遭遇的一系列欲哭无泪的荒诞悲剧在小说中若隐若现。他的母亲1953年在母亲节那天自杀身亡；他见证了惨绝人寰的德累斯顿大轰炸；1957年他的父亲死于癌症；他的妹妹同样死于癌症而其妹妹的丈夫几小时前刚在列车事故中遇难。这些事件似乎影响了奥斯特，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宿命论以及虚无主义的印痕。徘徊于现象学教义之中的他收起了种种切肤之痛，冠之以悬置的形式示人。《在地图结束的地方》面对的不仅仅是虚无和毁灭，更是人类生存的窘境。奥斯特对战争、对美国社会、对世界乃至人类的思考以及这种现象学的思考本身正是作品魅力永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