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抓紧时间，
让你的生命不同寻常。
老师在粉笔盒里挑选一下，选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1”，然后，她教我们唱：“do——”，我焦躁不安地坐在课桌后面，跟着大家一起唱“do”。在快下课的时候又跟着唱“re”，但我的身体始终在凳子上挪来挪去，对这一切，我都感到厌烦透了，有一刹那，在这种厌烦达到顶端的时候，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格外清晰：桌子上的木纹，地上静止不动的一片纸屑，他们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带着空荡荡的回响。
我始终被这种焦躁包围着，我的焦躁是因为，这些音分明一下就唱会了，却要用一节课来学习，然后，还要慢慢地学习它们最简单的组合，等到完整地学习唱一首比较长的歌曲，至少也是三年级以后的事了。一年级的音乐课本刚一发下来，我就迅速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只找到一首歌，还非常短：“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是成群的牛羊。”可我会的要稍微多一点，在伯父家过寒假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表哥和表姐学会了一些正在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例如《小茉莉》、《小橄榄》、《捉泥鳅》、《兰花草》，还有《蜗牛和黄鹂鸟》。他们不敢把那些浓情蜜意的歌教给我，因为算是黄色歌曲，但还是被我学会了一首：“那天我俩相见一面没有结果，谁知你又来找我，你又来找我，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我俩开花又结果。”我并不知道“开花又结果”是什么意思，但格外喜欢这一句，因为实在顺口，一有时间我就唱“开花又结果”。
同样使我焦躁不安的，还有语文课、数学课，那么简单的字，看两眼就学会写了，却一节课也学不了几个，那么简单的数学题，也要一遍一遍地重复讲述其中道理。我预想的进程要比这个快得多：我要马上写日记、写作文、写小说，看各种《演义》，几个数字在我面前念一遍，我就把结果说出来。愿望不能马上实现，都是因为“他们”——我分得很清楚，“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是“他们”耽误了我的时间、延误了我自由表达自己的进程，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满，并对这不满感到骄傲，时刻不忘记表现出来。在音乐课、语文课上，我的不满表现为有气无力地唱和念，对数学课的不满，我表达得貌似精致一点，我的算术作业，凡是需要写数字的地方，一律被我画上各种替代的物品，三个胡萝卜，或者五个桃子，或者六个灯笼，而且一律用彩色铅笔填上彩色。期末的评语上，小学生手册里，我被写上： “容易骄傲。”
我已经忘了终于可以唱完整的歌的那天，我有没有表现得过度喜悦。许多歌一下来了，《海鸥》、《我们的田野》、《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我尤其喜欢《我们的田野》，那是一首多么美丽的歌啊，我一边唱，一边想象着歌中的情景，碧绿的田野，明净的湖水，没有边的芦苇荡，一边兴奋地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和我感受一样。
我始终焦躁不安，在此后任何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都被轻微的，像刀子轻割一样的感觉骚扰着，始终不能释怀。多年后，我在一部电影里找到了相同的焦躁，《春风化雨》（《死亡诗社》）里的老师，对学生们说：“抓紧时间，让你的生命不同寻常。”年轻的伊桑·霍克，鬓角墨黑，整齐得像刀裁，脸红红的，鼻尖沁着汗珠，一次又一次地写着：“seize the time。”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同学聚在一起，即便什么都不做，只是激昂地空谈着，也能填满些什么了吧。时不我待，必须烟尘滚滚地飞奔，没命地向前，才能让内心的紧张，稍稍得以缓解。
然而，焦躁分明是没有用的。终于有我想要的音乐课可以上，终于可以缓解内心紧张的幸福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很快离开了新疆，来到内地的小镇，那个地方叫夏管营，经过艰苦的努力，那里的小学同意接受我。但那里没有音乐课。
因为彻底没有希望，所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连等等看的念头都没有了，然而还是等下去了，一直等到小学毕业，进了深山里的二中，终于等来了音乐课，却多少有点木然了，还是万分欢喜，幸亏有那种木然掩护着，不至于给人看出在乎。但校长这样介绍他引来的音乐老师：“她是我们聘用的待业青年。”底下的同学纷纷八卦着她的身世，指出，她爸爸是镇上的裁缝，“她就是李裁缝的女子嘛！”她穿着当年十分流行的，白到透明的紧身裤子，教我们唱一些曲调生涩的流行歌，还动不动就被气哭了，有时候她没心上课，就唤一个会唱歌的同学上台，给大家教一两首歌，她自己先是走到教室门口去，看着外面的白杨树，或者和来往的老师打招呼，然后渐渐走出去，到别的老师那里去喝茶烤火了。多年以后当我扎进台湾民歌的海洋，才知道她亲口教给我们的那些歌，大多是陈淑桦在海山唱片时期的作品。大概是，她家只有这样一些录音带吧。
接下来念的一中，也有音乐课，但老师永远有事，匆匆地露下面，就离开了课堂，我们非常失落，就自己唱歌，终于越唱越大声，让隔壁班上的英语课上不下去了，老师转来干涉，他一走，我们唱得更加歇斯底里，终于唱累了，全都无趣地停下来。
音乐课从此和我阴阳两隔，我的音乐老师，从此是我妈妈，她教我唱谱子，弹吉他，教我写歌，是所有听两遍就能记住的那些歌，教我体会人生况味。我甚至录了几首自己的歌，小范围流传，但“音乐课”再也没了可能，已经在我生活里被彻底斩草除根。
一直到多年以后，2007年的“五·一”假期，我回到老家，在母校一中的操场上，看我的师弟师妹们的文化周演出，开场第一个节目竟然是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居然是许巍的《时光》。演出持续了有一周那么久，每天晚上，准时在操场上那个新建的舞台上开演，我每天去看，看那些独唱、音乐剧、街舞，看他们走下舞台后，脸色绯红，沁着汗珠，表情又严肃又矜持，小声地互相埋怨着，想象着他们如何紧张地商议、如何在放学后的教室排练、如何去找演出服、如何找同学为自己拍摄演出照片，再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张皇失措鬼鬼祟祟，也不必像我们当年那样，连失望后的失落感都不敢有，因为那实在太过奢侈。我站在晚风中，内心激荡，听他们的歌听到摇摇晃晃，我知道世界会越变越好，这世界会变出我想上而没上到的音乐课，变出我们想也想不到的自由，越变越好的世界，我们伸长了手，也够不到。
（生如夏花摘自《青春美文》）
让你的生命不同寻常。
老师在粉笔盒里挑选一下，选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1”，然后，她教我们唱：“do——”，我焦躁不安地坐在课桌后面，跟着大家一起唱“do”。在快下课的时候又跟着唱“re”，但我的身体始终在凳子上挪来挪去，对这一切，我都感到厌烦透了，有一刹那，在这种厌烦达到顶端的时候，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格外清晰：桌子上的木纹，地上静止不动的一片纸屑，他们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带着空荡荡的回响。
我始终被这种焦躁包围着，我的焦躁是因为，这些音分明一下就唱会了，却要用一节课来学习，然后，还要慢慢地学习它们最简单的组合，等到完整地学习唱一首比较长的歌曲，至少也是三年级以后的事了。一年级的音乐课本刚一发下来，我就迅速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只找到一首歌，还非常短：“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是成群的牛羊。”可我会的要稍微多一点，在伯父家过寒假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表哥和表姐学会了一些正在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例如《小茉莉》、《小橄榄》、《捉泥鳅》、《兰花草》，还有《蜗牛和黄鹂鸟》。他们不敢把那些浓情蜜意的歌教给我，因为算是黄色歌曲，但还是被我学会了一首：“那天我俩相见一面没有结果，谁知你又来找我，你又来找我，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我俩开花又结果。”我并不知道“开花又结果”是什么意思，但格外喜欢这一句，因为实在顺口，一有时间我就唱“开花又结果”。
同样使我焦躁不安的，还有语文课、数学课，那么简单的字，看两眼就学会写了，却一节课也学不了几个，那么简单的数学题，也要一遍一遍地重复讲述其中道理。我预想的进程要比这个快得多：我要马上写日记、写作文、写小说，看各种《演义》，几个数字在我面前念一遍，我就把结果说出来。愿望不能马上实现，都是因为“他们”——我分得很清楚，“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是“他们”耽误了我的时间、延误了我自由表达自己的进程，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满，并对这不满感到骄傲，时刻不忘记表现出来。在音乐课、语文课上，我的不满表现为有气无力地唱和念，对数学课的不满，我表达得貌似精致一点，我的算术作业，凡是需要写数字的地方，一律被我画上各种替代的物品，三个胡萝卜，或者五个桃子，或者六个灯笼，而且一律用彩色铅笔填上彩色。期末的评语上，小学生手册里，我被写上： “容易骄傲。”
我已经忘了终于可以唱完整的歌的那天，我有没有表现得过度喜悦。许多歌一下来了，《海鸥》、《我们的田野》、《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我尤其喜欢《我们的田野》，那是一首多么美丽的歌啊，我一边唱，一边想象着歌中的情景，碧绿的田野，明净的湖水，没有边的芦苇荡，一边兴奋地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和我感受一样。
我始终焦躁不安，在此后任何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都被轻微的，像刀子轻割一样的感觉骚扰着，始终不能释怀。多年后，我在一部电影里找到了相同的焦躁，《春风化雨》（《死亡诗社》）里的老师，对学生们说：“抓紧时间，让你的生命不同寻常。”年轻的伊桑·霍克，鬓角墨黑，整齐得像刀裁，脸红红的，鼻尖沁着汗珠，一次又一次地写着：“seize the time。”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同学聚在一起，即便什么都不做，只是激昂地空谈着，也能填满些什么了吧。时不我待，必须烟尘滚滚地飞奔，没命地向前，才能让内心的紧张，稍稍得以缓解。
然而，焦躁分明是没有用的。终于有我想要的音乐课可以上，终于可以缓解内心紧张的幸福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很快离开了新疆，来到内地的小镇，那个地方叫夏管营，经过艰苦的努力，那里的小学同意接受我。但那里没有音乐课。
因为彻底没有希望，所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连等等看的念头都没有了，然而还是等下去了，一直等到小学毕业，进了深山里的二中，终于等来了音乐课，却多少有点木然了，还是万分欢喜，幸亏有那种木然掩护着，不至于给人看出在乎。但校长这样介绍他引来的音乐老师：“她是我们聘用的待业青年。”底下的同学纷纷八卦着她的身世，指出，她爸爸是镇上的裁缝，“她就是李裁缝的女子嘛！”她穿着当年十分流行的，白到透明的紧身裤子，教我们唱一些曲调生涩的流行歌，还动不动就被气哭了，有时候她没心上课，就唤一个会唱歌的同学上台，给大家教一两首歌，她自己先是走到教室门口去，看着外面的白杨树，或者和来往的老师打招呼，然后渐渐走出去，到别的老师那里去喝茶烤火了。多年以后当我扎进台湾民歌的海洋，才知道她亲口教给我们的那些歌，大多是陈淑桦在海山唱片时期的作品。大概是，她家只有这样一些录音带吧。
接下来念的一中，也有音乐课，但老师永远有事，匆匆地露下面，就离开了课堂，我们非常失落，就自己唱歌，终于越唱越大声，让隔壁班上的英语课上不下去了，老师转来干涉，他一走，我们唱得更加歇斯底里，终于唱累了，全都无趣地停下来。
音乐课从此和我阴阳两隔，我的音乐老师，从此是我妈妈，她教我唱谱子，弹吉他，教我写歌，是所有听两遍就能记住的那些歌，教我体会人生况味。我甚至录了几首自己的歌，小范围流传，但“音乐课”再也没了可能，已经在我生活里被彻底斩草除根。
一直到多年以后，2007年的“五·一”假期，我回到老家，在母校一中的操场上，看我的师弟师妹们的文化周演出，开场第一个节目竟然是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居然是许巍的《时光》。演出持续了有一周那么久，每天晚上，准时在操场上那个新建的舞台上开演，我每天去看，看那些独唱、音乐剧、街舞，看他们走下舞台后，脸色绯红，沁着汗珠，表情又严肃又矜持，小声地互相埋怨着，想象着他们如何紧张地商议、如何在放学后的教室排练、如何去找演出服、如何找同学为自己拍摄演出照片，再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张皇失措鬼鬼祟祟，也不必像我们当年那样，连失望后的失落感都不敢有，因为那实在太过奢侈。我站在晚风中，内心激荡，听他们的歌听到摇摇晃晃，我知道世界会越变越好，这世界会变出我想上而没上到的音乐课，变出我们想也想不到的自由，越变越好的世界，我们伸长了手，也够不到。
（生如夏花摘自《青春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