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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将军为本刊写的专稿,深情地记述了太行之行,客观地叙述了他出生太行,又被背到延安的真实情况,澄清了一段被编造的往事,值得一读。
1995年4月,我从河北省涉县沿清漳河北上,公路依傍着清漳河,不时穿越谷地,沿着开阔的河滩延伸,来往的车辆熙熙攘攘。往北走的汽车多是空车,而往南走的车多装满煤炭,且装载的容量令人咋舌。汽车在不平坦的公路上行驶,左晃右摆,实在使人感到惊心。
我们首先来到左权县的麻田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呆过的地方,而且呆了很长时间。镇上现有人口大约逾万,算是左权县的大镇。镇就建在清漳河畔,由于河床很宽,四周都是山,显得像块盆地,河两岸种着小麦,麦田里散落着柿子树,在春雨中朦朦胧胧,远山被雾缭绕着,真有江南的味道。据这里的老乡说,收麦之后接着栽水稻,稻米的质量上乘,水稻的种植技术还是当年八路军带来的。
没想到左权县的县委书记在这里迎接我们,一见面就说:"欢迎你!刘将军,你给我们带来了春雨,这里的春雨贵如油啊!"我真不知怎样好,忙接住说:"不敢当。你就叫我太行吧!不是我带来了春雨,而是春雨把我带回了家乡。"这地方常年干旱,真是十年九旱,我能沐浴春雨回到家乡,心境是无法形容的。书记说:"我看咱们还是先上十字岭吧,路很不好走,委屈您坐上我的北京吉普,走山路它行!"客随主便,我便上了北京吉普。从麻田镇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十字岭进发,太行山的春天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太行山在我过去的印象中是光秃秃的,除了石头,就是黄土。然而今天见到的是绿绿丛丛,夹着的一层黄色,书记告诉我那是迎春花;一层白色,那是杏花;一层粉红,那是桃花。美啊!真美极了!农民乘着春雨,在梯田上忙碌着,整田上肥。我们从北京来,这样的情景似乎从未见到。书记和我讲:这几年他们搞封山育林,改造农田,做了大量的工作,生存状态已有大的改善,只是农民的开放精神不够,远不及其他地方,农民讲究的是温饱,小家庭,不愿出去打工。全部精力是在家务农,希望风调雨顺,保个丰衣足食。
我们沿着坎坷的山路,艰难地爬行,经过一个多钟头,终于登上了十字岭。我们拜谒了人民为抗日民族英雄左权将军修的纪念亭,并在春雨中采撷了野花献在他的碑前。群众还在十字岭上种植了大量的马尾松,把亭子包围得严严实实,希望这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的精神和松柏一样欣欣向荣,常青永存。
书记还给我们讲了那段往事。1942年5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党校、北方局2000多名干部被日军团团包围,左权将军指挥着这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部队进行突围,就在这个亭子不远的地方,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光荣牺牲了。
一直到晚上,我们才赶到左权县招待所,匆匆吃完饭,书记要招待我们看一场小花戏。小花戏是左权县的一种地方戏,充满了地方风土人情。演员们演得十分卖力。早春天气,尤其夜晚,寒气逼人,然而演员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嘘嘘,认真而兴奋的神情充满面庞。书记邀我们上台和他们一起照像,照像完毕,书记突然说:"我们现在欢迎革命老前辈、老革命刘将军给我们讲话。"我真不知所措,这个关口怎么能不讲几句呢!真是盛情难却。于是我说:"我不是老革命,也不是老前辈,我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出生在这个地方的。父亲刘伯承,母亲汪荣华是八路军的军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他们能坚持抗战靠的是这里人民的支持,而在我诞生的时候,他们正与敌人斗争,主要是你们养育了我,我怎么能叫革命前辈呢!确切地说,只是一个包袱。当然我成人之后,参加了解放军。几十年了,虽然我对我们的国家没有作过大的贡献,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几十年我还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了,藉以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情。我这么讲并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自己的内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随八路军抗日部队东进,参加了抗战以来国共合作最好的一次对日作战--忻口战役,后来又参加了娘子关战役,直至太原失守,于1937年年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来到了辽县。妈妈于1938年5月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也来到了辽县。
我于1939年3月出生在离辽县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的一个农家院庭。当时的情况并不像现在村里老乡所传说的那样:一队警卫人员骑着大马,把我妈妈护送到这里。据妈妈说,是一个女同志陪伴她来到这个农家。在我出生前,不仅日军不停地"扫荡",而且国民党也开始与八路军搞摩擦,战事不断。我出生时爸爸并不在妈妈的身旁,只是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妈妈生下来的孩子叫太行。1940年8月开始了百团大战,父亲更是在前线奔波,这时正赶上徐向前叔叔从山东来,带着准备到延安开七大预备会的代表一行人,路过太行山根据地。这里的部队大多数是徐向前叔叔过去带过的部队,又和父亲很熟悉。这里的环境很危险,于是决定把我带往延安,交给总司令照顾。当时延安的环境也很困难,我是于1940年11月离开黎城与徐叔叔到延安去的。我的一个妹妹则在1942年5月"大扫荡"时,交给涉县一位山村老乡喂养。
全国解放之后,我数次到徐叔叔家去看望他老人家,包括黄杰阿姨,他们从来没有提过把我带到延安的事,倒是我的父母总和我说,如果没有徐叔叔、朱爷爷和许多老同志的照顾,你不会活到今天的。
1996年4月,我随杨尚昆叔叔回延安,纪念四八烈士牺牲50周年。在杨家岭礼堂旁,杨叔叔突然和我说:"太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我从太行山把你背到延安的。"我说:"杨叔叔,我听我父母说是徐叔叔把我带到延安的。"杨叔叔接着说:"对啦,你父亲把你交给徐向前同志,可徐向前同志把你交给了我,然后由我把你交给总司令的,不信,真正背你的那位同志还在。"这就是我从太行山到延安的故事。至于其他人的说法,恐怕是编造的。
我的大妹妹华北,不是和我一起去的延安。她是1942年4月,由刘亚雄阿姨带往延安的,到延安后和我一起进了洛杉矶幼儿园。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妹妹的样子,她不大喜欢说话,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叫着太行哥哥。她是不幸的,进了幼儿园不久,就由于阿姨照顾不周,冬天烧火,把一副漂亮的脸蛋烧毁了。后来又是在幼儿园被坏人杀害了。那是1945年7月,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日本特务杀的,至今不得而知。那时父亲正要上前线,临走时,还给当时中央调查部的部长康生写了信,请组织进行调查。至此以后,一直到父亲病危时,杳无音信,记得父亲躺在病床上,还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大女儿,没有把她养大成人啊!"
时过境迁,已经60年过去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无数的烈士在我们前面牺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着革命事业。当年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已经老矣,我今天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一则为了感谢哺育我的广大人民群众及革命的老前辈(真正的老前辈),二则说明我的事业来日方长,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还需我们继续奋斗。
(责编张爱国)
(题图为巍巍的太行山,周边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