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还没有被定位为一种纯粹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身份资格
　　农地流转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改革话题。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物权法上的集体所有权，一直坚持“集体”之名，但到底集体是什么，众说纷纭，结果导致实践中的所有人缺位，集体土地出租或被征收，收入没有惠及农民，反而引发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集体所有权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是集体本身的模糊性。
　　我国的集体所有制，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式的集体制度。而苏联的集体制度则有着深刻欧洲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集体”观念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古老的村社、采邑或札德鲁加（家族公社）制度。斯大林时期实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农业生产的共有方式以新的形式出现。俄罗斯学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为了抵制土地私有制，建立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际上使村社制度以另外的形式得以恢复，并将这种生产方式扩大到工业企业。
　　近来，有学者依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对集体制度尝试进行阐释和改造，主张以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农村自治体为现在的集体所有制探寻一条出路。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简言之，即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而秦晖先生在考察了长沙走马楼吴简等文物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即使是在大族势力强盛，中央集权相对较弱的时代，在帝国官府之下，乡村社会依然不是宗族的社会，而是编户齐民的吏民社会。于是，我们的乡村社会真实传统看来该是：“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唯编户，户失则国危。”
　　在现代计划经济之下，我国的集体制度不是建立在村社自治的基础之上的，而恰恰是承续了传统中国吏民社会的传统。作为集体前身的人民公社这个现象与其说是“集体主义”，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产物，是由国家一手建立起来的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即一种新型的“齐户编民”。周其仁先生曾指出这种经济并不是什么“集体经济”，国家控制人民公社的程度并不比控制国营工厂差，区别在于国家控制了工厂，国家是承担了这种控制的后果的。而人民公社则不同，它是“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农村土地是否允许自由流转的问题，实质是把农民定位为一种个体职业还是一种集体身份？之所以限制农村土地流转，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在这种集体经济之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还没有被定位为一种纯粹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身份资格，这种身份背后是利益、义务、职责、福利的混合体。农民不是作为个体被视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而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一分子。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
　　总之，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固化在集体中，由集体土地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由村民自治制約集体，而农村土地则是维护集体和农民关系的纽带。这种封闭性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强化了农民职业的身份性，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和农民个性人格的自由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的普及和城乡二元固有结构的解体，市场经济的浪潮最终将不可避免的涌向农村，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席卷入统一的市场体系。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农民的身份定位，真正把土地和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改革的实质就是瓦解“集体”，“消灭”农民，使“农民”成为“市民”，成为居住在农村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