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坚持解放思想、更新理念的过程,也是创新体制机制的过程。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已经实行10年,取得了更大成绩,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为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就必须进行健全和完善。自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以来的种种质疑和批评反映出,如何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市场经济有其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现代市场经济与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不同:后者在实践中显示出盲目性和放任自流性,难免对社会经济带来种种负面影响;前者在吸取初期阶段市场经济弊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引入了宏观调控的内容,以克服其消极性。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既有“优化配置资源”的方面,又有“非优化配置资源”的方面,宏观调控正是防止和克服其“非优化”的消极方面。
我国粮食供求应“防少”而不是“防多”
自2006年实行粮食托市收购以来,不少的人们存有担心和疑虑,国家花巨额资金以“托市价格”收购大量农民的余粮,会不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样“粮食积压”、“财政负担加重”的覆辙?无疑,这种担心是出于对国家和粮食企业利益的关心,然而却忽略了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条件。
从国内外社会经济和地缘经济战略分析,当前状况与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所谓地缘经济战略,是从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资源,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一是国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财政收入增加,财力增强;二是目前粮食供给有保障,但是供求关系处于紧平衡态势,依然需要持续稳定增产;三是吸取此次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发挥市场经济机制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宏观调控;四是粮食丰收后,市场粮价预期下降,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国家必须用“看得见的手”、以最直接的方式保证农民增收;五是世界粮食危机和粮食价格下跌导致国际粮价波动起伏,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国内粮食价格可能会产生传导影响作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形势,国家既具备客观条件、又有必要采取积极的粮食宏观调控举措。这是极为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长期发展趋势判断,我国粮食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防少”,而不是“防多”。在客观认识我国目前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同时,更要清醒判断,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隐伏着风险因素。一方面人口众多、并不断增加,粮食需求量还将不断增长,解决粮食供求问题只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稀缺、且呈下降趋势,加之水源、能源短缺,也使粮食进一步增产的难度加大。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与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中长期战略方针应是,稳定持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完善现代粮食流通体系,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适度增加粮食储备。换句话说,从中长期判断,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农业粮食基础还薄弱、多重约束日益加大的国家而言,粮食供求更应避免出现数量上的减少,并适当增加国家粮食储备量。这是我国制定粮市产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在最近传来世界粮食价格下降和我国粮食总产量“六连增”之后,人们对“粮食积压”问题的疑虑更加重了。就我国实际情况看,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首先,我国粮食供求整体上依然呈现紧平衡态势,不存在产生“粮食积压”的条件。其次,从我国国情、粮情出发,国家需要适量补充粮食储备,这样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第三,随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的推进,城乡居民的食物结构将会日益改善,对动物蛋白食品的需求量也将会扩大,与此相应饲料粮的消耗量将会增加。第四,粮食深加工业对粮食的需求量巨大,适度发展粮食深加工业可消耗大量玉米,并有利于粮食安全。那种一方面担心“粮食积压”,另一方面又限制粮食深加工业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还要说明的是,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出现粮食暂时多余的情况,国家还可以作为“临时库存”,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国家及时采取的这一重要举措,对于粮食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农民增收肯定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实施粮食托市收购物有所值
从社会经济全局着眼,国家为托市收购粮食提供必要的支出是“物有所值”。国家实施托市收购政策,由执行主体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向农行“统贷统还”,并按照规定支付利息。此外,中央财政对托市收购粮食提供保管费用补贴和利息补贴。仅从中储粮总公司2005到2006年的结算看,就托市粮食的“购与销”环节核算,共赢利2.7亿元。在这两个年份,中央财政提供的财政补贴总金额为158亿元,其中粮食保管费用占72亿元,贷款利息占86亿元。平均每吨的保管费用近67.4元,平均每吨支付利息80元。从启动粮食最低价收购以来,中央财政提高的补贴主要用于支付农发行利息和粮食安全保管上,所花的钱真正用到了刀刃上。
在市场价格低迷条件下,国家采取托市收购举措花费一定资金,增购一批余粮,收到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效应。其一,保障农民种粮不亏本,且能增加收入,扩大农村消费能力,进而促进宏观经济良性循环;其二,保障粮食供应充足,市场稳定,民生稳定,社会稳定;其三,保障粮食市场秩序正常,促进农民进入粮食流通领域,促进粮食经纪人队伍发育成长。其四,保障国家掌握足够粮源,增强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能力,有效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度。实际上,100多亿元的补贴在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我国国力完全能够承担这笔费用,算不上什么“财政负担”。
粮食“适度储备”为上策
粮食储备是国家为加强宏观调控、平衡市场、调节丰歉、保障粮食安全的一项基本建设,特别是对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必不可少。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一个有效举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建立粮食专储制度以来,对于粮食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从建立国家粮食储备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是对我国应该建立多大规模的储备粮有不同看法。客观而言,我国这项新创的制度还不健全,还未充分发挥其功能,存在一些需要继续完善的问题。例如,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品种及地区分布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那么,我国应该建立多大规模的国家粮食储备为适量?
各国的国情、粮情不同,所建立的粮食储备规模各不相等。无疑,充足的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和合理的粮食储备结构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的基础。然而,国家粮食储备并不是“多多益善”,而应该“适度储备”为上策。所谓“适度”,指“规模适中”、“结构适宜”、“品种适用”、“分布适当”。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储备量应该适应本身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脆弱,消费水平较低,自然灾害频繁等条件,我国的粮食储备量应高于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数量标准。按照FAO规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计算,我国的粮食储备数量应该是8500万吨到9000万吨。其中,粮食后备储备应该是2500万吨,周转储备应该是6000万吨到6500万吨。从我国各种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实际条件出发看,这一标准显然低了。我国粮食储备数量的安全警戒线应该高于FAO确定的17—18%的标准线,以提高到相当于全年粮食总消费量的25%—30%为宜。目前,我国粮食的年总消费量大体为5亿吨。按此标准计算,我国国家粮食储备量应该保持在1.25亿吨——1.5亿吨(2500亿斤—3000亿斤)为适当。其中,国家后备粮食储备保持相对稳定,数量为7500万吨,其余5000万吨—7500万吨为粮食周转储备。这一数量能够满足国家在各种条件下的粮食需求,充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是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的产业,受制于千变万化的市场供求关系。粮食总储备量依据具体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相应增长和下降是正常的。粮食总库存量不足当然不行,但也不是多多益善。当粮食总供给和总储备量严重超过市场需求量时,不仅会导致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严重浪费,而且会对粮食市场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严重抑制粮食市场价格,造成“谷贱伤农”。这种不正常局面不仅不利于粮食安全,而且有害于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储备应当保持合理结构。国家粮食储备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居民的口粮安全,因此必须调整和建立大体合理的粮食储备机构。这包括粮食品种和粮食地区这两种结构。国家储备粮要以小麦、稻米、玉米为主,粮食储备粮地区分布既要向主产区倾斜,又要在主销区保持足够数量的储备。
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不可半途而废
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可创造市场正常运行的环境条件,又可有效保护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正当权益。我国启动粮食最低价收购预案,正是依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原理采取的一项重大宏观调控举措。历史经验证明,当粮食丰收、市场粮价低迷的时候,多渠道都“偃旗息鼓”远离市场;当粮食歉收、市场粮价高涨的时候,多渠道又会“争先恐后”在市场上抢购,导致市场扭曲。2005年,我国粮食生产继上年再次取得丰产之后,市场粮价趋于疲软,农村出现“卖粮难”的端倪,不仅影响了农民的收入,也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这种市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举措,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市场主渠道作用,即以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以避免农民“卖粮难”,防止粮食生产大起大落,维护市场正常运行,不仅是积极的、必要的,也将受到亿万农民高度欢迎。所以,必须继续坚持实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
粮食托市收购政策要稳定化、连续化,首先要明确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条件,即在市场粮食价格变化到一定“状况”——粮食市场价格降低到当年粮食生产成本之下,农民种植粮食作物亏本时,即刻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将长期坚持下去,今后只会更加健全和完善,不会停止和取消;三,实施品种不应只限定在与口粮相关的大宗谷物品种上。除目前实行的早籼稻、小麦等,对于玉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品种,在市场价格低迷农民收入受到影响时,也有必要在相关主产区实行托市收购;四,实施范围限定在粮食主产区,特别是限定在粮食核心产区;五,限定粮食托市收购的数量,当市场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时,就应立即停止收购,其余商品粮让其在社会上流通。通过上述健全完善措施,能有效促使广大农民解除后顾之忧,长期放心和定心,发展粮食生产。(作者分别为国家粮食局科研院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部主任)
市场经济有其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现代市场经济与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不同:后者在实践中显示出盲目性和放任自流性,难免对社会经济带来种种负面影响;前者在吸取初期阶段市场经济弊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引入了宏观调控的内容,以克服其消极性。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既有“优化配置资源”的方面,又有“非优化配置资源”的方面,宏观调控正是防止和克服其“非优化”的消极方面。
我国粮食供求应“防少”而不是“防多”
自2006年实行粮食托市收购以来,不少的人们存有担心和疑虑,国家花巨额资金以“托市价格”收购大量农民的余粮,会不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样“粮食积压”、“财政负担加重”的覆辙?无疑,这种担心是出于对国家和粮食企业利益的关心,然而却忽略了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条件。
从国内外社会经济和地缘经济战略分析,当前状况与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所谓地缘经济战略,是从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资源,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一是国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财政收入增加,财力增强;二是目前粮食供给有保障,但是供求关系处于紧平衡态势,依然需要持续稳定增产;三是吸取此次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发挥市场经济机制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宏观调控;四是粮食丰收后,市场粮价预期下降,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国家必须用“看得见的手”、以最直接的方式保证农民增收;五是世界粮食危机和粮食价格下跌导致国际粮价波动起伏,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国内粮食价格可能会产生传导影响作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形势,国家既具备客观条件、又有必要采取积极的粮食宏观调控举措。这是极为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长期发展趋势判断,我国粮食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防少”,而不是“防多”。在客观认识我国目前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同时,更要清醒判断,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隐伏着风险因素。一方面人口众多、并不断增加,粮食需求量还将不断增长,解决粮食供求问题只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稀缺、且呈下降趋势,加之水源、能源短缺,也使粮食进一步增产的难度加大。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与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中长期战略方针应是,稳定持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完善现代粮食流通体系,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适度增加粮食储备。换句话说,从中长期判断,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农业粮食基础还薄弱、多重约束日益加大的国家而言,粮食供求更应避免出现数量上的减少,并适当增加国家粮食储备量。这是我国制定粮市产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在最近传来世界粮食价格下降和我国粮食总产量“六连增”之后,人们对“粮食积压”问题的疑虑更加重了。就我国实际情况看,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首先,我国粮食供求整体上依然呈现紧平衡态势,不存在产生“粮食积压”的条件。其次,从我国国情、粮情出发,国家需要适量补充粮食储备,这样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第三,随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的推进,城乡居民的食物结构将会日益改善,对动物蛋白食品的需求量也将会扩大,与此相应饲料粮的消耗量将会增加。第四,粮食深加工业对粮食的需求量巨大,适度发展粮食深加工业可消耗大量玉米,并有利于粮食安全。那种一方面担心“粮食积压”,另一方面又限制粮食深加工业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还要说明的是,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出现粮食暂时多余的情况,国家还可以作为“临时库存”,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国家及时采取的这一重要举措,对于粮食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农民增收肯定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实施粮食托市收购物有所值
从社会经济全局着眼,国家为托市收购粮食提供必要的支出是“物有所值”。国家实施托市收购政策,由执行主体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向农行“统贷统还”,并按照规定支付利息。此外,中央财政对托市收购粮食提供保管费用补贴和利息补贴。仅从中储粮总公司2005到2006年的结算看,就托市粮食的“购与销”环节核算,共赢利2.7亿元。在这两个年份,中央财政提供的财政补贴总金额为158亿元,其中粮食保管费用占72亿元,贷款利息占86亿元。平均每吨的保管费用近67.4元,平均每吨支付利息80元。从启动粮食最低价收购以来,中央财政提高的补贴主要用于支付农发行利息和粮食安全保管上,所花的钱真正用到了刀刃上。
在市场价格低迷条件下,国家采取托市收购举措花费一定资金,增购一批余粮,收到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效应。其一,保障农民种粮不亏本,且能增加收入,扩大农村消费能力,进而促进宏观经济良性循环;其二,保障粮食供应充足,市场稳定,民生稳定,社会稳定;其三,保障粮食市场秩序正常,促进农民进入粮食流通领域,促进粮食经纪人队伍发育成长。其四,保障国家掌握足够粮源,增强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能力,有效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度。实际上,100多亿元的补贴在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我国国力完全能够承担这笔费用,算不上什么“财政负担”。
粮食“适度储备”为上策
粮食储备是国家为加强宏观调控、平衡市场、调节丰歉、保障粮食安全的一项基本建设,特别是对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必不可少。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一个有效举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建立粮食专储制度以来,对于粮食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从建立国家粮食储备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是对我国应该建立多大规模的储备粮有不同看法。客观而言,我国这项新创的制度还不健全,还未充分发挥其功能,存在一些需要继续完善的问题。例如,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品种及地区分布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那么,我国应该建立多大规模的国家粮食储备为适量?
各国的国情、粮情不同,所建立的粮食储备规模各不相等。无疑,充足的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和合理的粮食储备结构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的基础。然而,国家粮食储备并不是“多多益善”,而应该“适度储备”为上策。所谓“适度”,指“规模适中”、“结构适宜”、“品种适用”、“分布适当”。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储备量应该适应本身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脆弱,消费水平较低,自然灾害频繁等条件,我国的粮食储备量应高于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数量标准。按照FAO规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计算,我国的粮食储备数量应该是8500万吨到9000万吨。其中,粮食后备储备应该是2500万吨,周转储备应该是6000万吨到6500万吨。从我国各种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实际条件出发看,这一标准显然低了。我国粮食储备数量的安全警戒线应该高于FAO确定的17—18%的标准线,以提高到相当于全年粮食总消费量的25%—30%为宜。目前,我国粮食的年总消费量大体为5亿吨。按此标准计算,我国国家粮食储备量应该保持在1.25亿吨——1.5亿吨(2500亿斤—3000亿斤)为适当。其中,国家后备粮食储备保持相对稳定,数量为7500万吨,其余5000万吨—7500万吨为粮食周转储备。这一数量能够满足国家在各种条件下的粮食需求,充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是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的产业,受制于千变万化的市场供求关系。粮食总储备量依据具体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相应增长和下降是正常的。粮食总库存量不足当然不行,但也不是多多益善。当粮食总供给和总储备量严重超过市场需求量时,不仅会导致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严重浪费,而且会对粮食市场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严重抑制粮食市场价格,造成“谷贱伤农”。这种不正常局面不仅不利于粮食安全,而且有害于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储备应当保持合理结构。国家粮食储备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居民的口粮安全,因此必须调整和建立大体合理的粮食储备机构。这包括粮食品种和粮食地区这两种结构。国家储备粮要以小麦、稻米、玉米为主,粮食储备粮地区分布既要向主产区倾斜,又要在主销区保持足够数量的储备。
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不可半途而废
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可创造市场正常运行的环境条件,又可有效保护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正当权益。我国启动粮食最低价收购预案,正是依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原理采取的一项重大宏观调控举措。历史经验证明,当粮食丰收、市场粮价低迷的时候,多渠道都“偃旗息鼓”远离市场;当粮食歉收、市场粮价高涨的时候,多渠道又会“争先恐后”在市场上抢购,导致市场扭曲。2005年,我国粮食生产继上年再次取得丰产之后,市场粮价趋于疲软,农村出现“卖粮难”的端倪,不仅影响了农民的收入,也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这种市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举措,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市场主渠道作用,即以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以避免农民“卖粮难”,防止粮食生产大起大落,维护市场正常运行,不仅是积极的、必要的,也将受到亿万农民高度欢迎。所以,必须继续坚持实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
粮食托市收购政策要稳定化、连续化,首先要明确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条件,即在市场粮食价格变化到一定“状况”——粮食市场价格降低到当年粮食生产成本之下,农民种植粮食作物亏本时,即刻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将长期坚持下去,今后只会更加健全和完善,不会停止和取消;三,实施品种不应只限定在与口粮相关的大宗谷物品种上。除目前实行的早籼稻、小麦等,对于玉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品种,在市场价格低迷农民收入受到影响时,也有必要在相关主产区实行托市收购;四,实施范围限定在粮食主产区,特别是限定在粮食核心产区;五,限定粮食托市收购的数量,当市场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时,就应立即停止收购,其余商品粮让其在社会上流通。通过上述健全完善措施,能有效促使广大农民解除后顾之忧,长期放心和定心,发展粮食生产。(作者分别为国家粮食局科研院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