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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凡遇到投诉、举报、提意见等可能会涉及第三方情面或利益的时候，选择“匿名”早已习以为常。在大家看来，只有这样，自己才不至于“浮出水面”，从而避免了诸多是非与麻烦。倘若一旦要求“实名制”，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打起“退堂鼓”。
然而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匿名制”行不通，“实名制”则大行其道。近日，中国留学生刘丽娜向笔者讲述了她近年来在加拿大遭遇的“实名制”经历——
匿名投诉在这儿行不通
2003年8月，作为西蒙弗雷塞大学自费留学生，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一一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这儿的留学生通常都住在校外，我也不例外。刚到温哥华不久，我便通过中介公司住进了离学校不远的一间单身公寓。房间不大，但洁净明亮，与另外一套小公寓紧挨在一起。
房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之前这间公寓也住过几位留学生。临走时，她将钥匙交给我，并一再嘱咐有事尽管找社区服务站。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声音吵醒。仔细一听，原来是隔壁公寓传来的广播声。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闹钟，6点过2分!天，谁怎么早就起来收听广播了!
下午，我购物回来，看见一对老夫妇走进我住处的隔壁屋子。我本想上前问问早上广播的事，但考虑到我刚来就给别人找麻烦，不利于团结邻居，何况他们是一对老人。转念再一想，或许今天早上的事纯属偶然。
没想到我这个推测并不成立，接下来连续几天，每天早上6点一到，隔壁的广播声准时传来，简直成了准点的“闹钟”。我有些受不了，毕竟白天我还要上课。我好几次准备敲隔壁的门，提醒他们能不能晚一点收听广播，或者将声音关小一点，但最终都打消了这个念头。无奈之下，我想到了房东老太的嘱咐：有事尽管找社区服务站。对呀，何不匿名给社区服务站写投诉信呢，让他们出面处理这件事顺理成章多了。
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我将投诉信塞进社区服务站的意见箱后，压根儿没起作用，每天早上6点“闹钟”依旧准时响起。接着，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投诉信，但情况依旧。
正待我准备找人打听—下时，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找到我，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你是不是投诉过隔壁的老夫妇?”对方拿出三张折叠起来的纸，“是这样的，4天前我们收到一封投诉隔壁老夫妇的信，说他们早上6点大声收听广播，但投诉人没有留下姓名，因此我们不便处理。随后我们又连续收到两封投诉他们的匿名投诉信。我们猜想，写这些投诉信的人很可能是老夫妇的邻居，你离他们最近，如果这些投诉信是你写的，麻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以便我们及时将情况反映给老夫妇。”
我很不解，问题不明摆着吗?如需证实其真伪，只需早上6点准时来取证就可以了，甚至只需当面问—下就行，何必非要投诉人的签字呢?“没有签名的投诉信为什么就不能处理呢?匿名投诉不同样把问题反映清楚了吗?”对方比我更惊讶，大概看到我是外国人，还是做出了解释：“匿名的话，就意味着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谁都可以随便投诉。那样的话，不就有可能造成诽谤吗?再说，投诉人留下姓名，我们也好联系到他本人，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处理问题很有帮助。”为了保障睡眠，我只好不情愿地承认这些投诉信都是我写的，并在其中一封上补上了自己的签名。
果然，第二天早上，6点准时响起的“闹钟”消失了。办事效率之高，让人赞叹。但这样一来，我又担心起来，如果隔壁的老夫妇知道是我投诉他们的，以后会不会对我“敬而远之”呢?
很快，我的疑虑就被隔壁老太太的到访打消了。老太太告诉我，她老伴有些耳背，但喜欢听广播，尤其是每天早上6点的一档新闻节目。为了不影响邻居，以前他一直使用助听器，但多少有些不便。大概1个多月前，他们见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的前任租户退租了，便没有使用助听器，而是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讲述中，老太太一再道歉。她还真诚地告诉我：“以后若有什么打扰你的地方，请告诉一声，不然我们一直蒙在鼓里呢!”
“被告方”有权知晓“控告者”是谁
在我的意识里，老外们十分注重隐私，不会随意打探别人姓名等私人信息，但在加拿大接下来的亲身经历却向我证明：“匿名”在这儿根本行不通，尤其是在涉及别人权益的时候。
开学时，出于对英国文学的热爱，我选修了“英国文学史”。结果几乎全班学生对这门课的任课老师约翰·杰弗逊都感到不满意，我也觉得他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成问题。经过商量，我和同学们决定一起去教务科找系主任反应意见。有意思的是，当我走出教室门口，还有五六个同学跟着，可当走到办公室门口时，我发现自己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就在我准备“撤退”时，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系主任注意到了我，并主动问我有什么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系主任是一位风度优雅的中年白人女性，她很认真地听了我的陈述，并做了笔记。当我把对约翰老师所有的“不满”统统从心窝里掏了出来后，补充强调道：“系主任，其实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我反映的是同学们共同的看法，刚开学时大家对他就有意见了。”系主任立刻纠正道“现在是‘你’在跟我讲话，而不是别人。你只需要说‘你’的意见，而不要表达别人的。再说，你没有代表其他同学反映意见的权利，正如别的同学没有权利代表你反映意见一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同学们的共同意见，那么，就应由同学们‘联名上书’，不过一定得有每一个人的亲笔签名。”
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系主任起立微笑着对我说：“很高兴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分享你的意见。我想，可以约个时间让你和约翰老师当面谈谈。”听了这话，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赶紧解释说：“可我并不想老师知道是我来‘控告’他的。”不料我的话遭到了系主任再次反驳，她明确地指出：“首先，你刚才向我反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说过的话不能再收回：其次，我不可以跟‘被控告’者这样说：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向我‘控告’你怎么怎么样。我必须说出‘控告’者的具体名字，‘被控告’者有权知道是谁的意见。”天哪!这不是让人当面对质吗?早知道如此，我刚才就不应该将不满说得那么赤裸裸。约翰老师如实得知那些难听的话后，会怎么想呢?又会如何看待我呢?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傍晚时分，约翰老师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方便的话去他办公室一趟。约翰老师开明见山地说道：“系主任将你的意见都给我过目了，感谢你的直言不讳。现在我约你来，主要是想让你帮我找到解决方案，以改进我的教学方法……”望着约翰老师诚挚的眼神，我第一次觉得他原来如此可亲，甚至为自己之前在背后讲他“坏话”的行为感到有些内疚。通过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坦诚交流，我注意到，约翰老师不仅没有记仇的意思，而且对我的提议还时不时地点头称赞。交流结束后，我还被他约到附近一家中餐厅共进晚餐。
从那之后，约翰老师上课一改以前呆板的教法，把课 堂弄得热热闹闹，探讨与争议经常贯穿着整节课，同学们的牢骚不胫而走，大家越来越喜欢上了他的课。值得一提的是，至今我仍与约翰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早已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我用“实名制”捍卫合法权益
在加拿大生活久了，我逐渐习惯了“实名制”，甚至喜欢上了这一办事法则，因为它让人们在处事与沟通中，敞开了心扉，杜绝了猜疑。不仅如此，“实名制”还让我体验到作为“维权工具”的好处呢——
2006年6月，我顺利完成学业，通过网上求职，我看中了三个工作职位，并全部获得对方的认可。经过一番思考，最后我选择在高贵林港一家电子公司上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这家公司的中、基层员工很多都是华人。
上班不久，一位工友便对我透露了一个信息：“听说这家公司常常发布广告招人，但总是用不长久。”听了这话，我心想这是一家要求相当严格的公司，凭着自己的才能，只要好好干，就一定能站稳脚跟。
然而结果事与愿违，尽管我十分努力，半年后，当快结束试用期，自己干到了至少可以享受法律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为8加元的日子时，高层主管布托突然“一纸令下”，宣布我被辞退了。
我十分不解，来到布托的办公室，要求讨个说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打了分的表格说：“你看，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大家在诸多项目上给你的评分。按照公司条例，大家给你的评分说明你不适合我们公司的工作。”他所指的“大家”是公司里的正式员工。既然如此，我只好认了。
中午我回到宿舍，准备打包走人时才得知：原来被辞退的不仅我一人，跟我同批被招进来的其他7位新员工也都收到了辞退通知。这让我回想起了之前那位工友对我说过的话，心中不禁犯起了嘀咕：公司里的正式员工不多，为何还频频解聘新员工呢?随后，经过向公司的一位老员工了解我才得知，新来的员工到了该加工资、享受福利的时候就要被炒已成了公司的惯例，更何况眼下是淡季，考核表格不过是拿出来走走过场。其实在加拿大，只要没有正式签订就业合同，不在法律上留下把柄，老板想炒人是很简单的事情。当我问道：“考核表格真的是你们这些正式员工的意见吗?”这位同胞的回答是：“这怎么清楚呢，在填表格的时候要求我们匿名填写，他们回收过后是否动过手脚就无从得知了。”
原来如此!我立即拨打了当地的工会监督电话，并如实反映了自己的遭遇。不一会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赶了过来。当着布托等公司高层领导的面，我要求将考核表格重新发放到每位正式员工的手里，并采取实名制进行评分，“如果匿名的话，我有理由质疑评分的真实性：现在采取实名制评分，若我仍不合格，我立即走人。”被辞退的其他几位新员工也都纷纷发言，拥护我的观点。“实名制”是加拿大的惯用“潜规则”，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觉得我的要求合情合理，当即责令公司再次组织评分，要求每位评分人一定要在自己的考核表格上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经过新一轮的评分，结果出来了，我们7人当中，4人为“优”，3人为“良”，全部都拥有与公司正式签订就业合同的机会。经过进一步查证，原来这家公司的高层果真打着招聘的幌子，不断利用新员工在试用期间的低廉成本为公司创造价值(试用期间，公司给每个新员工的薪水只是每小时5.5加元，而且没有任何福利待遇)。为了给被辞退者一个“合理”的借口，他们想出了让公司员工匿名评分这么一个办法，然后再将考核表格进行“偷梁换柱”，这已成为他们的惯用伎俩。而这之前，想必华人都习惯了“匿名制”，于是在被裁员的时候默认了他们的做法，并未起疑。
经最终查处，这家公司被罚款50万加元，公司的几名高管人员以涉嫌欺诈等罪名被拘留。虽然我利用“实名制”捍卫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拥有留在这家公司正式上岗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没多久，我便获得了在一家知名大公司上班的机会，不仅工作氛围其乐融融，而且待遇也比之前高出近3倍。经过一年多的打拼，我被晋升为部门经理，年薪逾30万加元。如今，在我的带领下，部门上下一派和谐，员工们个个干劲十足。每当遇到新招聘进来的员工向我投诉某某某要求匿名或使用化名时，我总是以不容商议的口吻说：“不行，请亮出你的真名!”
然而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匿名制”行不通，“实名制”则大行其道。近日，中国留学生刘丽娜向笔者讲述了她近年来在加拿大遭遇的“实名制”经历——
匿名投诉在这儿行不通
2003年8月，作为西蒙弗雷塞大学自费留学生，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一一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这儿的留学生通常都住在校外，我也不例外。刚到温哥华不久，我便通过中介公司住进了离学校不远的一间单身公寓。房间不大，但洁净明亮，与另外一套小公寓紧挨在一起。
房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之前这间公寓也住过几位留学生。临走时，她将钥匙交给我，并一再嘱咐有事尽管找社区服务站。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声音吵醒。仔细一听，原来是隔壁公寓传来的广播声。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闹钟，6点过2分!天，谁怎么早就起来收听广播了!
下午，我购物回来，看见一对老夫妇走进我住处的隔壁屋子。我本想上前问问早上广播的事，但考虑到我刚来就给别人找麻烦，不利于团结邻居，何况他们是一对老人。转念再一想，或许今天早上的事纯属偶然。
没想到我这个推测并不成立，接下来连续几天，每天早上6点一到，隔壁的广播声准时传来，简直成了准点的“闹钟”。我有些受不了，毕竟白天我还要上课。我好几次准备敲隔壁的门，提醒他们能不能晚一点收听广播，或者将声音关小一点，但最终都打消了这个念头。无奈之下，我想到了房东老太的嘱咐：有事尽管找社区服务站。对呀，何不匿名给社区服务站写投诉信呢，让他们出面处理这件事顺理成章多了。
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我将投诉信塞进社区服务站的意见箱后，压根儿没起作用，每天早上6点“闹钟”依旧准时响起。接着，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投诉信，但情况依旧。
正待我准备找人打听—下时，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找到我，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你是不是投诉过隔壁的老夫妇?”对方拿出三张折叠起来的纸，“是这样的，4天前我们收到一封投诉隔壁老夫妇的信，说他们早上6点大声收听广播，但投诉人没有留下姓名，因此我们不便处理。随后我们又连续收到两封投诉他们的匿名投诉信。我们猜想，写这些投诉信的人很可能是老夫妇的邻居，你离他们最近，如果这些投诉信是你写的，麻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以便我们及时将情况反映给老夫妇。”
我很不解，问题不明摆着吗?如需证实其真伪，只需早上6点准时来取证就可以了，甚至只需当面问—下就行，何必非要投诉人的签字呢?“没有签名的投诉信为什么就不能处理呢?匿名投诉不同样把问题反映清楚了吗?”对方比我更惊讶，大概看到我是外国人，还是做出了解释：“匿名的话，就意味着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谁都可以随便投诉。那样的话，不就有可能造成诽谤吗?再说，投诉人留下姓名，我们也好联系到他本人，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处理问题很有帮助。”为了保障睡眠，我只好不情愿地承认这些投诉信都是我写的，并在其中一封上补上了自己的签名。
果然，第二天早上，6点准时响起的“闹钟”消失了。办事效率之高，让人赞叹。但这样一来，我又担心起来，如果隔壁的老夫妇知道是我投诉他们的，以后会不会对我“敬而远之”呢?
很快，我的疑虑就被隔壁老太太的到访打消了。老太太告诉我，她老伴有些耳背，但喜欢听广播，尤其是每天早上6点的一档新闻节目。为了不影响邻居，以前他一直使用助听器，但多少有些不便。大概1个多月前，他们见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的前任租户退租了，便没有使用助听器，而是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讲述中，老太太一再道歉。她还真诚地告诉我：“以后若有什么打扰你的地方，请告诉一声，不然我们一直蒙在鼓里呢!”
“被告方”有权知晓“控告者”是谁
在我的意识里，老外们十分注重隐私，不会随意打探别人姓名等私人信息，但在加拿大接下来的亲身经历却向我证明：“匿名”在这儿根本行不通，尤其是在涉及别人权益的时候。
开学时，出于对英国文学的热爱，我选修了“英国文学史”。结果几乎全班学生对这门课的任课老师约翰·杰弗逊都感到不满意，我也觉得他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成问题。经过商量，我和同学们决定一起去教务科找系主任反应意见。有意思的是，当我走出教室门口，还有五六个同学跟着，可当走到办公室门口时，我发现自己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就在我准备“撤退”时，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系主任注意到了我，并主动问我有什么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系主任是一位风度优雅的中年白人女性，她很认真地听了我的陈述，并做了笔记。当我把对约翰老师所有的“不满”统统从心窝里掏了出来后，补充强调道：“系主任，其实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我反映的是同学们共同的看法，刚开学时大家对他就有意见了。”系主任立刻纠正道“现在是‘你’在跟我讲话，而不是别人。你只需要说‘你’的意见，而不要表达别人的。再说，你没有代表其他同学反映意见的权利，正如别的同学没有权利代表你反映意见一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同学们的共同意见，那么，就应由同学们‘联名上书’，不过一定得有每一个人的亲笔签名。”
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系主任起立微笑着对我说：“很高兴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分享你的意见。我想，可以约个时间让你和约翰老师当面谈谈。”听了这话，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赶紧解释说：“可我并不想老师知道是我来‘控告’他的。”不料我的话遭到了系主任再次反驳，她明确地指出：“首先，你刚才向我反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说过的话不能再收回：其次，我不可以跟‘被控告’者这样说：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向我‘控告’你怎么怎么样。我必须说出‘控告’者的具体名字，‘被控告’者有权知道是谁的意见。”天哪!这不是让人当面对质吗?早知道如此，我刚才就不应该将不满说得那么赤裸裸。约翰老师如实得知那些难听的话后，会怎么想呢?又会如何看待我呢?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傍晚时分，约翰老师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方便的话去他办公室一趟。约翰老师开明见山地说道：“系主任将你的意见都给我过目了，感谢你的直言不讳。现在我约你来，主要是想让你帮我找到解决方案，以改进我的教学方法……”望着约翰老师诚挚的眼神，我第一次觉得他原来如此可亲，甚至为自己之前在背后讲他“坏话”的行为感到有些内疚。通过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坦诚交流，我注意到，约翰老师不仅没有记仇的意思，而且对我的提议还时不时地点头称赞。交流结束后，我还被他约到附近一家中餐厅共进晚餐。
从那之后，约翰老师上课一改以前呆板的教法，把课 堂弄得热热闹闹，探讨与争议经常贯穿着整节课，同学们的牢骚不胫而走，大家越来越喜欢上了他的课。值得一提的是，至今我仍与约翰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早已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我用“实名制”捍卫合法权益
在加拿大生活久了，我逐渐习惯了“实名制”，甚至喜欢上了这一办事法则，因为它让人们在处事与沟通中，敞开了心扉，杜绝了猜疑。不仅如此，“实名制”还让我体验到作为“维权工具”的好处呢——
2006年6月，我顺利完成学业，通过网上求职，我看中了三个工作职位，并全部获得对方的认可。经过一番思考，最后我选择在高贵林港一家电子公司上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这家公司的中、基层员工很多都是华人。
上班不久，一位工友便对我透露了一个信息：“听说这家公司常常发布广告招人，但总是用不长久。”听了这话，我心想这是一家要求相当严格的公司，凭着自己的才能，只要好好干，就一定能站稳脚跟。
然而结果事与愿违，尽管我十分努力，半年后，当快结束试用期，自己干到了至少可以享受法律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为8加元的日子时，高层主管布托突然“一纸令下”，宣布我被辞退了。
我十分不解，来到布托的办公室，要求讨个说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打了分的表格说：“你看，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大家在诸多项目上给你的评分。按照公司条例，大家给你的评分说明你不适合我们公司的工作。”他所指的“大家”是公司里的正式员工。既然如此，我只好认了。
中午我回到宿舍，准备打包走人时才得知：原来被辞退的不仅我一人，跟我同批被招进来的其他7位新员工也都收到了辞退通知。这让我回想起了之前那位工友对我说过的话，心中不禁犯起了嘀咕：公司里的正式员工不多，为何还频频解聘新员工呢?随后，经过向公司的一位老员工了解我才得知，新来的员工到了该加工资、享受福利的时候就要被炒已成了公司的惯例，更何况眼下是淡季，考核表格不过是拿出来走走过场。其实在加拿大，只要没有正式签订就业合同，不在法律上留下把柄，老板想炒人是很简单的事情。当我问道：“考核表格真的是你们这些正式员工的意见吗?”这位同胞的回答是：“这怎么清楚呢，在填表格的时候要求我们匿名填写，他们回收过后是否动过手脚就无从得知了。”
原来如此!我立即拨打了当地的工会监督电话，并如实反映了自己的遭遇。不一会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赶了过来。当着布托等公司高层领导的面，我要求将考核表格重新发放到每位正式员工的手里，并采取实名制进行评分，“如果匿名的话，我有理由质疑评分的真实性：现在采取实名制评分，若我仍不合格，我立即走人。”被辞退的其他几位新员工也都纷纷发言，拥护我的观点。“实名制”是加拿大的惯用“潜规则”，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觉得我的要求合情合理，当即责令公司再次组织评分，要求每位评分人一定要在自己的考核表格上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经过新一轮的评分，结果出来了，我们7人当中，4人为“优”，3人为“良”，全部都拥有与公司正式签订就业合同的机会。经过进一步查证，原来这家公司的高层果真打着招聘的幌子，不断利用新员工在试用期间的低廉成本为公司创造价值(试用期间，公司给每个新员工的薪水只是每小时5.5加元，而且没有任何福利待遇)。为了给被辞退者一个“合理”的借口，他们想出了让公司员工匿名评分这么一个办法，然后再将考核表格进行“偷梁换柱”，这已成为他们的惯用伎俩。而这之前，想必华人都习惯了“匿名制”，于是在被裁员的时候默认了他们的做法，并未起疑。
经最终查处，这家公司被罚款50万加元，公司的几名高管人员以涉嫌欺诈等罪名被拘留。虽然我利用“实名制”捍卫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拥有留在这家公司正式上岗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没多久，我便获得了在一家知名大公司上班的机会，不仅工作氛围其乐融融，而且待遇也比之前高出近3倍。经过一年多的打拼，我被晋升为部门经理，年薪逾30万加元。如今，在我的带领下，部门上下一派和谐，员工们个个干劲十足。每当遇到新招聘进来的员工向我投诉某某某要求匿名或使用化名时，我总是以不容商议的口吻说：“不行，请亮出你的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