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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在这个忙碌成瘾与竞争过度的社会，“幸福”成为人们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的生活目标。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幸福指数”逐渐上升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九大目标传递出的信息在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就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关国民“幸福”生活的字眼，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亮点。在告别GDP崇拜的政绩观后，“幸福指数”成为公众考量政府成绩的非常重要一环。
经验告诉我们，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与否，与时代发展的种种特征契合，且能恰当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能成为检验社会建设成果的一把重要标尺；人们的幸福感受，也能成为一个社会冷暖的温度计。
中国，你幸福吗？
“如果你寻找幸福，就去丹麦吧。如果你想帮助最不幸福的人，那就去布隆迪吧！”这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心理学家怀特最近做出的建议。而此前不久，他划定出了“首份世界178个国家幸福地图”。
怀特的幸福含义是指：你是否对你的生活大致满意？他认为，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财富和受教育的程度。以此为标准的话，中国符合幸福的标准吗？
在怀特的幸福地图中，前三名分别是丹麦、瑞士、奥地利。中国排名第82，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中间稍微靠前的位置，幸福指数并不高。相邻国家中，日本第90位，印度第125位，俄罗斯第167位。
《时尚健康》杂志对此发表评论说，对人口大国得分偏低的原因，中国人自己太理解了。随便就能说一大堆，诸如房价飞涨、空气污染严重、很多人没有信仰、传统丢失、民族自豪感不再，男女比例不协调、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等。同时，专家总结发现，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大国国民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集体认同感”非常低。
“‘集体认同感’非常低说明，中国在生活水准、思想状态的分层、分化现象比较严重。”该杂志一名编辑私下告诉记者说。
实际上，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去翻看这个国家的媒体在关心什么。在“幸福”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透过媒体热点管窥一二。
2006年6月，《新周刊》杂志推出专题《中国压力报告》，称压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焦虑症。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已经成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该杂志这样评论道。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这是《新周刊》抛下的一句重话，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中国发展速度的尴尬。
伴随着中国高速发展而来的，是生存压力、工作压力、心理压力，由此导致一系列体质问题、心理问题、健身问题、减压问题等等。年轻上班族工作忙、乱、累，中高层企业主管身体危机过早显现，过劳、透支、疾病，成为国人生活与健康的重大威胁。
在这个忙碌成瘾与竞争过度的社会，“幸福”成为人们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的生活目标。
“幸福指数”现身
幸福学说理论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从本质上说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方便，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从统计学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数”，它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属于一种综合考量指标。不久的将来，在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研究中，将有若干个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调查，从而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但是，看上去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到底怎样才能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呢？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认为，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因此，幸福指数统计，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
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中国政府与学者，在对官员政绩的考量上开始了多元化的探讨。而“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摆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并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等6大指标。
2005年 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办牵头，联合徐汇区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制上海“和谐社区指数”。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的“和谐社区指数”，并在徐汇区康健、湖南、田林、徐家汇等社区测试成功。
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一次题为“北京市国民幸福感”的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收入水平及其满意度；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对家庭的认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及其满意度；工作状况及职业满意度；期望和信心；归属感和幸福的综合评价。
2006年9月20日，中国城市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召开。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国内首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指标，即“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该报告颠覆了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展现了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和谐城市新格局，引起了城市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反响。
相关专家指出，“幸福指数”、“和谐指数”、“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等新的社会和谐程度考量方式的不断涌现，是地方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理念的一种积极回应。尽管这些统计方式可能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已渐能让人看到“幸福”考量的端倪与趋向。
社保“幸福基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告别吃“大锅饭”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营与打拼中，有人上升为富人群体，有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变身为城市居民，同时也有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反对阶层分化，它遵循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原则，收入多与少跟个体的知识与智慧匹配。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决策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只有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形式，才能真正激发一个国家的人们的创造力，也才能让人们积极上进、安居乐业。相关研究也表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光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强，人们需要的是公平，需要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正常调节。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全面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与目标后，中国社会各界评论颇高。新华社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解读是，中国将加大力度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贫困者的未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也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该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社会保障，是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阶层生活的最后底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公告称，接下来，中国将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强基金的征缴和管理，以及推进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深化改革部署。
本刊记者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多项公告后发现，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方面，将成为政府的关注焦点。在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将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据称，针对城镇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突出问题，在继续巩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将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扩大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范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此外，《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将成为相关部门接下来的重要研究对象。
社改的温度计
观诸中国转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曲线，社会改革层面尤其引人瞩目，而2003年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拐点。
3年前爆发的SARS危机，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契机。之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社会建设与发展举措的反思中，告别单纯的GDP政绩观的呼声，也在这个时候被迅速放大。
此间，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载文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改变。而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则悉数浮出水面。
鉴于此，社会体制改革也被学者和媒体作为社会和谐的观察要点。
知名记者和时势观察家章敬平曾评论说，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但同时也警示政府：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
改革走向深水区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严峻。凡此，都构成了人们幸福感的重要障碍。
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有人评论称，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进而与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也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新一届领导执政后，虽不曾以“幸福建设”为口号，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从一个政治高度给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幸福”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显露出社会改革的一面，表现于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普遍的共识是，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致力于人民幸福生活服务的现代政府，在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引下，轮廓渐渐清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九大目标传递出的信息在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就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关国民“幸福”生活的字眼，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亮点。在告别GDP崇拜的政绩观后，“幸福指数”成为公众考量政府成绩的非常重要一环。
经验告诉我们，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与否，与时代发展的种种特征契合，且能恰当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能成为检验社会建设成果的一把重要标尺；人们的幸福感受，也能成为一个社会冷暖的温度计。
中国，你幸福吗？
“如果你寻找幸福，就去丹麦吧。如果你想帮助最不幸福的人，那就去布隆迪吧！”这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心理学家怀特最近做出的建议。而此前不久，他划定出了“首份世界178个国家幸福地图”。
怀特的幸福含义是指：你是否对你的生活大致满意？他认为，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财富和受教育的程度。以此为标准的话，中国符合幸福的标准吗？
在怀特的幸福地图中，前三名分别是丹麦、瑞士、奥地利。中国排名第82，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中间稍微靠前的位置，幸福指数并不高。相邻国家中，日本第90位，印度第125位，俄罗斯第167位。
《时尚健康》杂志对此发表评论说，对人口大国得分偏低的原因，中国人自己太理解了。随便就能说一大堆，诸如房价飞涨、空气污染严重、很多人没有信仰、传统丢失、民族自豪感不再，男女比例不协调、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等。同时，专家总结发现，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大国国民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集体认同感”非常低。
“‘集体认同感’非常低说明，中国在生活水准、思想状态的分层、分化现象比较严重。”该杂志一名编辑私下告诉记者说。
实际上，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去翻看这个国家的媒体在关心什么。在“幸福”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透过媒体热点管窥一二。
2006年6月，《新周刊》杂志推出专题《中国压力报告》，称压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焦虑症。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已经成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该杂志这样评论道。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这是《新周刊》抛下的一句重话，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中国发展速度的尴尬。
伴随着中国高速发展而来的，是生存压力、工作压力、心理压力，由此导致一系列体质问题、心理问题、健身问题、减压问题等等。年轻上班族工作忙、乱、累，中高层企业主管身体危机过早显现，过劳、透支、疾病，成为国人生活与健康的重大威胁。
在这个忙碌成瘾与竞争过度的社会，“幸福”成为人们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的生活目标。
“幸福指数”现身
幸福学说理论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从本质上说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方便，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从统计学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数”，它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属于一种综合考量指标。不久的将来，在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研究中，将有若干个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调查，从而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但是，看上去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到底怎样才能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呢？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认为，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因此，幸福指数统计，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
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中国政府与学者，在对官员政绩的考量上开始了多元化的探讨。而“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摆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并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等6大指标。
2005年 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办牵头，联合徐汇区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制上海“和谐社区指数”。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的“和谐社区指数”，并在徐汇区康健、湖南、田林、徐家汇等社区测试成功。
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一次题为“北京市国民幸福感”的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收入水平及其满意度；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对家庭的认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及其满意度；工作状况及职业满意度；期望和信心；归属感和幸福的综合评价。
2006年9月20日，中国城市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召开。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国内首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指标，即“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该报告颠覆了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展现了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和谐城市新格局，引起了城市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反响。
相关专家指出，“幸福指数”、“和谐指数”、“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等新的社会和谐程度考量方式的不断涌现，是地方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理念的一种积极回应。尽管这些统计方式可能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已渐能让人看到“幸福”考量的端倪与趋向。
社保“幸福基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告别吃“大锅饭”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营与打拼中，有人上升为富人群体，有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变身为城市居民，同时也有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反对阶层分化，它遵循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原则，收入多与少跟个体的知识与智慧匹配。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决策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只有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形式，才能真正激发一个国家的人们的创造力，也才能让人们积极上进、安居乐业。相关研究也表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光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强，人们需要的是公平，需要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正常调节。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全面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与目标后，中国社会各界评论颇高。新华社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解读是，中国将加大力度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贫困者的未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也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该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社会保障，是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阶层生活的最后底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公告称，接下来，中国将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强基金的征缴和管理，以及推进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深化改革部署。
本刊记者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多项公告后发现，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方面，将成为政府的关注焦点。在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将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据称，针对城镇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突出问题，在继续巩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将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扩大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范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此外，《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将成为相关部门接下来的重要研究对象。
社改的温度计
观诸中国转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曲线，社会改革层面尤其引人瞩目，而2003年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拐点。
3年前爆发的SARS危机，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契机。之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社会建设与发展举措的反思中，告别单纯的GDP政绩观的呼声，也在这个时候被迅速放大。
此间，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载文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改变。而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则悉数浮出水面。
鉴于此，社会体制改革也被学者和媒体作为社会和谐的观察要点。
知名记者和时势观察家章敬平曾评论说，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但同时也警示政府：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
改革走向深水区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严峻。凡此，都构成了人们幸福感的重要障碍。
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有人评论称，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进而与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也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新一届领导执政后，虽不曾以“幸福建设”为口号，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从一个政治高度给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幸福”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显露出社会改革的一面，表现于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普遍的共识是，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致力于人民幸福生活服务的现代政府，在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引下，轮廓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