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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在这个忙碌成瘾与竞争过度的社会,“幸福”成为人们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的生活目标。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幸福指数”逐渐上升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九大目标传递出的信息在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就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关国民“幸福”生活的字眼,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亮点。在告别GDP崇拜的政绩观后,“幸福指数”成为公众考量政府成绩的非常重要一环。
经验告诉我们,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与否,与时代发展的种种特征契合,且能恰当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能成为检验社会建设成果的一把重要标尺;人们的幸福感受,也能成为一个社会冷暖的温度计。
中国,你幸福吗?
“如果你寻找幸福,就去丹麦吧。如果你想帮助最不幸福的人,那就去布隆迪吧!”这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心理学家怀特最近做出的建议。而此前不久,他划定出了“首份世界178个国家幸福地图”。
怀特的幸福含义是指:你是否对你的生活大致满意?他认为,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财富和受教育的程度。以此为标准的话,中国符合幸福的标准吗?
在怀特的幸福地图中,前三名分别是丹麦、瑞士、奥地利。中国排名第82,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中间稍微靠前的位置,幸福指数并不高。相邻国家中,日本第90位,印度第125位,俄罗斯第167位。
《时尚健康》杂志对此发表评论说,对人口大国得分偏低的原因,中国人自己太理解了。随便就能说一大堆,诸如房价飞涨、空气污染严重、很多人没有信仰、传统丢失、民族自豪感不再,男女比例不协调、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等。同时,专家总结发现,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大国国民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集体认同感”非常低。
“‘集体认同感’非常低说明,中国在生活水准、思想状态的分层、分化现象比较严重。”该杂志一名编辑私下告诉记者说。
实际上,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去翻看这个国家的媒体在关心什么。在“幸福”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透过媒体热点管窥一二。
2006年6月,《新周刊》杂志推出专题《中国压力报告》,称压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焦虑症。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已经成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该杂志这样评论道。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这是《新周刊》抛下的一句重话,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中国发展速度的尴尬。
伴随着中国高速发展而来的,是生存压力、工作压力、心理压力,由此导致一系列体质问题、心理问题、健身问题、减压问题等等。年轻上班族工作忙、乱、累,中高层企业主管身体危机过早显现,过劳、透支、疾病,成为国人生活与健康的重大威胁。
在这个忙碌成瘾与竞争过度的社会,“幸福”成为人们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的生活目标。
“幸福指数”现身
幸福学说理论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从本质上说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方便,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从统计学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数”,它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属于一种综合考量指标。不久的将来,在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研究中,将有若干个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调查,从而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但是,看上去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到底怎样才能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呢?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认为,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因此,幸福指数统计,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
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中国政府与学者,在对官员政绩的考量上开始了多元化的探讨。而“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摆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并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等6大指标。
2005年 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办牵头,联合徐汇区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制上海“和谐社区指数”。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的“和谐社区指数”,并在徐汇区康健、湖南、田林、徐家汇等社区测试成功。
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一次题为“北京市国民幸福感”的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收入水平及其满意度;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对家庭的认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及其满意度;工作状况及职业满意度;期望和信心;归属感和幸福的综合评价。
2006年9月20日,中国城市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召开。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国内首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指标,即“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该报告颠覆了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展现了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和谐城市新格局,引起了城市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反响。
相关专家指出,“幸福指数”、“和谐指数”、“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等新的社会和谐程度考量方式的不断涌现,是地方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理念的一种积极回应。尽管这些统计方式可能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已渐能让人看到“幸福”考量的端倪与趋向。
社保“幸福基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告别吃“大锅饭”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营与打拼中,有人上升为富人群体,有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变身为城市居民,同时也有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反对阶层分化,它遵循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原则,收入多与少跟个体的知识与智慧匹配。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决策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只有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形式,才能真正激发一个国家的人们的创造力,也才能让人们积极上进、安居乐业。相关研究也表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光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强,人们需要的是公平,需要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正常调节。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全面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与目标后,中国社会各界评论颇高。新华社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解读是,中国将加大力度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贫困者的未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也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该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社会保障,是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阶层生活的最后底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公告称,接下来,中国将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强基金的征缴和管理,以及推进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深化改革部署。
本刊记者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多项公告后发现,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方面,将成为政府的关注焦点。在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将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据称,针对城镇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突出问题,在继续巩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将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扩大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范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此外,《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将成为相关部门接下来的重要研究对象。
社改的温度计
观诸中国转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曲线,社会改革层面尤其引人瞩目,而2003年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拐点。
3年前爆发的SARS危机,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契机。之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社会建设与发展举措的反思中,告别单纯的GDP政绩观的呼声,也在这个时候被迅速放大。
此间,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载文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改变。而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则悉数浮出水面。
鉴于此,社会体制改革也被学者和媒体作为社会和谐的观察要点。
知名记者和时势观察家章敬平曾评论说,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但同时也警示政府: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
改革走向深水区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严峻。凡此,都构成了人们幸福感的重要障碍。
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有人评论称,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进而与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也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新一届领导执政后,虽不曾以“幸福建设”为口号,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从一个政治高度给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幸福”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显露出社会改革的一面,表现于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普遍的共识是,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致力于人民幸福生活服务的现代政府,在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引下,轮廓渐渐清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九大目标传递出的信息在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就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关国民“幸福”生活的字眼,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亮点。在告别GDP崇拜的政绩观后,“幸福指数”成为公众考量政府成绩的非常重要一环。
经验告诉我们,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与否,与时代发展的种种特征契合,且能恰当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能成为检验社会建设成果的一把重要标尺;人们的幸福感受,也能成为一个社会冷暖的温度计。
中国,你幸福吗?
“如果你寻找幸福,就去丹麦吧。如果你想帮助最不幸福的人,那就去布隆迪吧!”这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心理学家怀特最近做出的建议。而此前不久,他划定出了“首份世界178个国家幸福地图”。
怀特的幸福含义是指:你是否对你的生活大致满意?他认为,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财富和受教育的程度。以此为标准的话,中国符合幸福的标准吗?
在怀特的幸福地图中,前三名分别是丹麦、瑞士、奥地利。中国排名第82,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中间稍微靠前的位置,幸福指数并不高。相邻国家中,日本第90位,印度第125位,俄罗斯第167位。
《时尚健康》杂志对此发表评论说,对人口大国得分偏低的原因,中国人自己太理解了。随便就能说一大堆,诸如房价飞涨、空气污染严重、很多人没有信仰、传统丢失、民族自豪感不再,男女比例不协调、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等。同时,专家总结发现,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大国国民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集体认同感”非常低。
“‘集体认同感’非常低说明,中国在生活水准、思想状态的分层、分化现象比较严重。”该杂志一名编辑私下告诉记者说。
实际上,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去翻看这个国家的媒体在关心什么。在“幸福”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透过媒体热点管窥一二。
2006年6月,《新周刊》杂志推出专题《中国压力报告》,称压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焦虑症。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已经成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该杂志这样评论道。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这是《新周刊》抛下的一句重话,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中国发展速度的尴尬。
伴随着中国高速发展而来的,是生存压力、工作压力、心理压力,由此导致一系列体质问题、心理问题、健身问题、减压问题等等。年轻上班族工作忙、乱、累,中高层企业主管身体危机过早显现,过劳、透支、疾病,成为国人生活与健康的重大威胁。
在这个忙碌成瘾与竞争过度的社会,“幸福”成为人们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的生活目标。
“幸福指数”现身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zgbd/zgbd200611/zgbd20061103-1-l.jpg)
幸福学说理论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从本质上说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方便,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从统计学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数”,它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属于一种综合考量指标。不久的将来,在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研究中,将有若干个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调查,从而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但是,看上去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到底怎样才能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呢?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认为,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因此,幸福指数统计,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
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中国政府与学者,在对官员政绩的考量上开始了多元化的探讨。而“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摆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并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等6大指标。
2005年 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办牵头,联合徐汇区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制上海“和谐社区指数”。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的“和谐社区指数”,并在徐汇区康健、湖南、田林、徐家汇等社区测试成功。
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一次题为“北京市国民幸福感”的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收入水平及其满意度;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对家庭的认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及其满意度;工作状况及职业满意度;期望和信心;归属感和幸福的综合评价。
2006年9月20日,中国城市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召开。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国内首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指标,即“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该报告颠覆了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展现了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和谐城市新格局,引起了城市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反响。
相关专家指出,“幸福指数”、“和谐指数”、“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等新的社会和谐程度考量方式的不断涌现,是地方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理念的一种积极回应。尽管这些统计方式可能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已渐能让人看到“幸福”考量的端倪与趋向。
社保“幸福基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告别吃“大锅饭”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营与打拼中,有人上升为富人群体,有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变身为城市居民,同时也有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反对阶层分化,它遵循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原则,收入多与少跟个体的知识与智慧匹配。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决策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只有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形式,才能真正激发一个国家的人们的创造力,也才能让人们积极上进、安居乐业。相关研究也表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光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强,人们需要的是公平,需要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正常调节。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全面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与目标后,中国社会各界评论颇高。新华社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解读是,中国将加大力度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贫困者的未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也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该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社会保障,是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阶层生活的最后底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公告称,接下来,中国将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强基金的征缴和管理,以及推进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深化改革部署。
本刊记者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多项公告后发现,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方面,将成为政府的关注焦点。在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将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据称,针对城镇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突出问题,在继续巩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将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扩大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范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此外,《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将成为相关部门接下来的重要研究对象。
社改的温度计
观诸中国转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曲线,社会改革层面尤其引人瞩目,而2003年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拐点。
3年前爆发的SARS危机,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契机。之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社会建设与发展举措的反思中,告别单纯的GDP政绩观的呼声,也在这个时候被迅速放大。
此间,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载文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改变。而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则悉数浮出水面。
鉴于此,社会体制改革也被学者和媒体作为社会和谐的观察要点。
知名记者和时势观察家章敬平曾评论说,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但同时也警示政府: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
改革走向深水区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严峻。凡此,都构成了人们幸福感的重要障碍。
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有人评论称,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进而与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也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新一届领导执政后,虽不曾以“幸福建设”为口号,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从一个政治高度给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幸福”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显露出社会改革的一面,表现于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普遍的共识是,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致力于人民幸福生活服务的现代政府,在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引下,轮廓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