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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重叠叠、山峦起伏的贺兰山麓之南，在日夜奔流，波涛汹涌的黄河之畔，在干燥而辽阔的宁夏平原之上，孤独而寂寞地耸立着几座高高的黄土墩。听任风吹雨打，电闪雷鸣，陪伴它的只是残墙断壁、碎砖片瓦和稀疏的小草。草荣草衰、岁月更替，在近千年的岁月中，谁也不会多留意一点、多看一眼。而当历史打开到上世纪70年代时，这几座高耸的黄土堆渐渐被撩起尘封已久的帷幕，撩起在历史尘埃下的神秘面纱，石破天惊——这里却是历史上神秘失踪的西夏国的旧址，高耸的黄土堆竟然是西夏王陵。
这个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孤独地耸立在今天的银川市西郊，距市区大约35公里的贺兰山下。陵区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4公里，陵区立着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占地近50平方公里。
历史是厚重的，而翻到西夏王国之页，不仅仅是沉重，更有的是悲壮。这是一个在11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曾历经了10代皇帝，拥有189年的帝国。
讲到西夏王朝不能不提及其开国皇帝同时也是强势皇帝李元昊。这是一位能文能武、足智多谋、精明强干的人物。为了称帝他不再接受唐、宋所赐的李、赵之姓，改王室拓跋姓为嵬名氏，于公元1038年称帝并建都银川，国号大夏。时值正是宋、辽两国征战不休之时，宋朝一方面无暇顾及西夏王，另方面也希望西夏王来牵制和连手打击辽国。于是西夏王就在宋、辽的夹缝之中左右逢源，拓疆扩土，自立门户，与宋朝分庭抗礼。其鼎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包括今天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并与宋、辽鼎足而立。
李元昊应该说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善用计谋，出奇制胜。从“三川口”之战，把上万宋军消灭殆尽的战绩足以显示其过人的军事才能。但李元昊更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他深知要想建成万代基业的王国，不仅要有强有力的武装，更要富有内涵的文化，不仅要有本民族的语言，更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不仅要有本民族的传统，更要有区别于他民族的风俗。事实也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能延绵不断，生生不息的国家和民族，无不都是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
李元昊深知文字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于是在假用汉字的基本笔划和偏旁部首的基础上，又赋予其不同的表意，独创一套看似汉字又非同于汉字，看似方块字又不同于方块字的文字I西夏文。更为精明的是李元昊在创立西夏文字的同时，更吸收和融入汉族文化，以西夏文字大量地翻译了《论语》、《孟子》、《孙子兵法》、《佛经》以及大量的农书等等，并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国家的主导思想。由此可见李元昊绝非等闲之辈，而是很有思想和政治头脑之人物。为显示出其民族特色，保持旧俗，李元昊还率先白秃其发，剃光头，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同时限期三日，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
党项族一直是游牧为生，拥有着“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宁夏平原。李元吴建国后，引黄河之水用于灌溉，并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或“李王渠”，使银川周围成为西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
党项族是幸运的，在强势的国王李元吴的统领下，长期占据着大西北，并强势地发展着经济。军事、文化，长期与辽、宋共生息。但党项族又是最不幸的，不幸的是在他们的身边一个更为强悍的民族——蒙古族正在急遽扩张和扩大。成吉思汗的铁骑踏碎了他们的千年帝业之梦，更踏碎了他们的民族之魂。
13世纪，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带领下征服草原以外的世界，这种征服的开端是以西夏帝国为靶心的。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从此，蒙古军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党项人的强大攻势，其间22年的蒙夏关系基本上是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先后进行了6次战争，其中4次是成吉思汗率军亲征。即是如此，也未能征服西夏，最终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慨叹说：“我能征服世界，却征服不了西夏；我能让几十个民族的王国臣服，却无法让党项人拜倒在蒙古人的战袍下。我遇上了世界上最顽强的敌人，他们——羌族，是世界上最勇敢的部族。”
这段话既是对党项族骁勇善战、不屈强悍的民族个性的赞美，同时也是党项族的一幅悲壮的挽联。
“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成吉思汗欲成就帝王大业，必定要扫除身边的障碍。于是在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挂帅，统兵10万与西夏国交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围战中，蒙古军未能攻入银川城，成吉思汗在这场攻围战中反被西夏军所伤，恼羞成怒的成吉思汗发誓要踏平西夏，然而箭伤发作使得成吉思汗没能等到殄灭西夏的这一天就含恨而去，但临死之前誓日“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并嘱咐儿孙“密不发丧”。而西夏也没能逃过这一劫难，在围困得粮尽弹绝之时，只得开城投降。然而他们料想不到的是成吉思汗已在数月之前死去，更不知道成吉思汗临终前殄灭西夏的誓言。
处于战争癫狂状态的蒙古大军，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西夏实施灭绝性的摧毁。他们不但血洗都城，将积聚近200年的宫殿、史册，连同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付之一炬。而且开城之时就是西夏遭遇血腥的屠城之日，而党项族“秃发”的特征使得蒙古兵更容易区分，因而也就更彻底地加速了党项族的灭亡。在这场浩劫之中，西夏人绝大部分被杀光。
巍巍贺兰山依然高耸挺拔，滚滚黄河水依旧日夜奔流，然而西夏国连同他们的国人、文化、建筑、文字、语言似乎在一夜之间神秘地消失了，更可悲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没能占有一席之地，以至《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遗憾的空缺。今天人们只能通过废弃的建筑、残缺的经卷以及残陵乱冢，寻找着这个失落王朝的踪迹。是啊，整个王国都被淹灭了，哪有传承下来的文字、语言和文化呢。就连西夏王陵也未能幸免，一把大火把这里原本是八面飞檐画栋的塔陵也化成灰烬，只剩下这几座不能再烧也不能再少的赤裸的黄土墩了。
今天的西夏陵园，保存最为完好、也是最大的陵墓是3号墓，据说是西夏王李元吴的。其高大醒目的建筑是一座残高23米的夯土堆，状如窝头。仔细观察，其为八角，上有层层残瓦堆砌，约为5层。大漠千年的风，把陵塔从上到下钻出一排排整齐的小洞。
往事越千年，河山依旧，残陵荒塔，引人遐思。如果说对成吉思汗我是以敬畏的目光来看的话，那么对于李元昊，我更多的却是以敬佩的目光来看。虽然李元吴是死于与子争媳这极不光彩的事上。成吉思汗，从强弓辟疆的角度来讲，李元昊不能与之相比，但从战略战术的运用、从文化修养深度、从吏治管理理念、从发展经济推进生产的角度来看，李元昊要胜出成吉思汗一筹。我曾这样想过：假如李元昊活在成吉思汗的年代，或是说成吉思汗活在李元昊的岁月，这两位强人相争，两个同是强悍的游牧民族相争，结果会是如何呢?会不会还有席卷欧亚大陆的铁旋风呢，而记载历史的文字是不是还有如方块字一般的西夏文呢，整个历史是不是会改写呢?
岁月悠悠，大漠茫茫，秋风萧瑟，塔陵无语。当你面对西夏王陵，置身贺兰屏障、黄河怀抱之中，置身辽阔的而寂静的原野，仿佛一曲从远古的而来的乐章，越过时空。穿过屏障，带着悲怆的古韵、带着沉重的感叹扑面而来……
陵园内沙砾遍地，路荒草衰。除了陵塔较为完整之外，阙台、月城、碑亭、外墙等建筑物早已坍塌无存。天色灰暗，阴云重重，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云层的罅缝中几柱光柱从高空直射而下，如同几柱追光灯照射在千年残存的陵地之上，而那高耸而立的那窝头一般的塔陵，明暗分明，仿佛有了生命，如同一尊不屈的头颅立在天地之间。
风雨西夏，党项悲歌。千年的阳光、千年的风沙，早已彻底打掉了它曾经的辉煌，吹落了它往日的显赫，剥掉了它最后的华辉，迷失了它沉重的痕迹，一切归于平静、平淡、平和……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凝重或是说历史的无情。其实在历史的浩瀚之中，谁能知晓有多少史实被无情淹没，又有多少人物被永久尘封?
这个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孤独地耸立在今天的银川市西郊，距市区大约35公里的贺兰山下。陵区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4公里，陵区立着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占地近50平方公里。
历史是厚重的，而翻到西夏王国之页，不仅仅是沉重，更有的是悲壮。这是一个在11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曾历经了10代皇帝，拥有189年的帝国。
讲到西夏王朝不能不提及其开国皇帝同时也是强势皇帝李元昊。这是一位能文能武、足智多谋、精明强干的人物。为了称帝他不再接受唐、宋所赐的李、赵之姓，改王室拓跋姓为嵬名氏，于公元1038年称帝并建都银川，国号大夏。时值正是宋、辽两国征战不休之时，宋朝一方面无暇顾及西夏王，另方面也希望西夏王来牵制和连手打击辽国。于是西夏王就在宋、辽的夹缝之中左右逢源，拓疆扩土，自立门户，与宋朝分庭抗礼。其鼎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包括今天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并与宋、辽鼎足而立。
李元昊应该说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善用计谋，出奇制胜。从“三川口”之战，把上万宋军消灭殆尽的战绩足以显示其过人的军事才能。但李元昊更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他深知要想建成万代基业的王国，不仅要有强有力的武装，更要富有内涵的文化，不仅要有本民族的语言，更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不仅要有本民族的传统，更要有区别于他民族的风俗。事实也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能延绵不断，生生不息的国家和民族，无不都是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
李元昊深知文字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于是在假用汉字的基本笔划和偏旁部首的基础上，又赋予其不同的表意，独创一套看似汉字又非同于汉字，看似方块字又不同于方块字的文字I西夏文。更为精明的是李元昊在创立西夏文字的同时，更吸收和融入汉族文化，以西夏文字大量地翻译了《论语》、《孟子》、《孙子兵法》、《佛经》以及大量的农书等等，并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国家的主导思想。由此可见李元昊绝非等闲之辈，而是很有思想和政治头脑之人物。为显示出其民族特色，保持旧俗，李元昊还率先白秃其发，剃光头，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同时限期三日，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
党项族一直是游牧为生，拥有着“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宁夏平原。李元吴建国后，引黄河之水用于灌溉，并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或“李王渠”，使银川周围成为西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
党项族是幸运的，在强势的国王李元吴的统领下，长期占据着大西北，并强势地发展着经济。军事、文化，长期与辽、宋共生息。但党项族又是最不幸的，不幸的是在他们的身边一个更为强悍的民族——蒙古族正在急遽扩张和扩大。成吉思汗的铁骑踏碎了他们的千年帝业之梦，更踏碎了他们的民族之魂。
13世纪，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带领下征服草原以外的世界，这种征服的开端是以西夏帝国为靶心的。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从此，蒙古军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党项人的强大攻势，其间22年的蒙夏关系基本上是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先后进行了6次战争，其中4次是成吉思汗率军亲征。即是如此，也未能征服西夏，最终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慨叹说：“我能征服世界，却征服不了西夏；我能让几十个民族的王国臣服，却无法让党项人拜倒在蒙古人的战袍下。我遇上了世界上最顽强的敌人，他们——羌族，是世界上最勇敢的部族。”
这段话既是对党项族骁勇善战、不屈强悍的民族个性的赞美，同时也是党项族的一幅悲壮的挽联。
“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成吉思汗欲成就帝王大业，必定要扫除身边的障碍。于是在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挂帅，统兵10万与西夏国交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围战中，蒙古军未能攻入银川城，成吉思汗在这场攻围战中反被西夏军所伤，恼羞成怒的成吉思汗发誓要踏平西夏，然而箭伤发作使得成吉思汗没能等到殄灭西夏的这一天就含恨而去，但临死之前誓日“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并嘱咐儿孙“密不发丧”。而西夏也没能逃过这一劫难，在围困得粮尽弹绝之时，只得开城投降。然而他们料想不到的是成吉思汗已在数月之前死去，更不知道成吉思汗临终前殄灭西夏的誓言。
处于战争癫狂状态的蒙古大军，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西夏实施灭绝性的摧毁。他们不但血洗都城，将积聚近200年的宫殿、史册，连同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付之一炬。而且开城之时就是西夏遭遇血腥的屠城之日，而党项族“秃发”的特征使得蒙古兵更容易区分，因而也就更彻底地加速了党项族的灭亡。在这场浩劫之中，西夏人绝大部分被杀光。
巍巍贺兰山依然高耸挺拔，滚滚黄河水依旧日夜奔流，然而西夏国连同他们的国人、文化、建筑、文字、语言似乎在一夜之间神秘地消失了，更可悲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没能占有一席之地，以至《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遗憾的空缺。今天人们只能通过废弃的建筑、残缺的经卷以及残陵乱冢，寻找着这个失落王朝的踪迹。是啊，整个王国都被淹灭了，哪有传承下来的文字、语言和文化呢。就连西夏王陵也未能幸免，一把大火把这里原本是八面飞檐画栋的塔陵也化成灰烬，只剩下这几座不能再烧也不能再少的赤裸的黄土墩了。
今天的西夏陵园，保存最为完好、也是最大的陵墓是3号墓，据说是西夏王李元吴的。其高大醒目的建筑是一座残高23米的夯土堆，状如窝头。仔细观察，其为八角，上有层层残瓦堆砌，约为5层。大漠千年的风，把陵塔从上到下钻出一排排整齐的小洞。
往事越千年，河山依旧，残陵荒塔，引人遐思。如果说对成吉思汗我是以敬畏的目光来看的话，那么对于李元昊，我更多的却是以敬佩的目光来看。虽然李元吴是死于与子争媳这极不光彩的事上。成吉思汗，从强弓辟疆的角度来讲，李元昊不能与之相比，但从战略战术的运用、从文化修养深度、从吏治管理理念、从发展经济推进生产的角度来看，李元昊要胜出成吉思汗一筹。我曾这样想过：假如李元昊活在成吉思汗的年代，或是说成吉思汗活在李元昊的岁月，这两位强人相争，两个同是强悍的游牧民族相争，结果会是如何呢?会不会还有席卷欧亚大陆的铁旋风呢，而记载历史的文字是不是还有如方块字一般的西夏文呢，整个历史是不是会改写呢?
岁月悠悠，大漠茫茫，秋风萧瑟，塔陵无语。当你面对西夏王陵，置身贺兰屏障、黄河怀抱之中，置身辽阔的而寂静的原野，仿佛一曲从远古的而来的乐章，越过时空。穿过屏障，带着悲怆的古韵、带着沉重的感叹扑面而来……
陵园内沙砾遍地，路荒草衰。除了陵塔较为完整之外，阙台、月城、碑亭、外墙等建筑物早已坍塌无存。天色灰暗，阴云重重，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云层的罅缝中几柱光柱从高空直射而下，如同几柱追光灯照射在千年残存的陵地之上，而那高耸而立的那窝头一般的塔陵，明暗分明，仿佛有了生命，如同一尊不屈的头颅立在天地之间。
风雨西夏，党项悲歌。千年的阳光、千年的风沙，早已彻底打掉了它曾经的辉煌，吹落了它往日的显赫，剥掉了它最后的华辉，迷失了它沉重的痕迹，一切归于平静、平淡、平和……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凝重或是说历史的无情。其实在历史的浩瀚之中，谁能知晓有多少史实被无情淹没，又有多少人物被永久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