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是单正平教授的博士论文。他从晚清民族主义探究中国文学转型，又从晚清文学转型为中国民族主义号脉，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视野。不经意间，他淌进了文学和史学两条河。
　　文学最能表达一个时代的民族情绪。在晚清文学里，“文学”紧跟政治，还停留在传统里，或“应帝王”或“载道统”，表现为一种“政论性”。为了检视形形色色的晚清民族主义，作者为自己张开了一个广义的文学之网，从中发现了“甲午前的官僚民族主义”以及在此概念下“民族自我意识”受到刺激的活动群体。
　　然而，在那时的“民族自我意识”里，国家主权观念尚未确立，还是天下观的泛民族主义情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中有位先行者，走出了天下观，他就是徐继畬。
　　徐著《瀛寰志略》一书，以“瀛环”称世界，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列国也；《瀛寰志略》，列国志也。“瀛环”一词，有点海权的意味。
　　他将“瀛环”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州，其中，欧罗巴州最强，亚细亚州最大，而中国仅居其一，为亚细亚第一大国。
　　“瀛寰”之中，最大者俄罗斯，最强者英吉利，它们对中国威胁最大，而最有希望者为“米利坚”，打败英吉利，自立于世，他希望中国向美国学习，打败英吉利。
　　就这样，联美抗英，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战略思想萌芽了。
　　此种思想，在汉语世界前所未有。“天下为公”的理想，在中国还停留在话语，而华盛顿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心动而已，可华盛顿却使它成了国体。
　　
　　因此，书一问世，招来非议一片，就连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春秋大义”，而他们大都倾向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倾向性，就是那时的官僚民族主义。
　　作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的产物，官僚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对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就没有什么贡献，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再就是“西学东源”说，成为洋务运动的文化心理上的支撑点。
　　因此，作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后至甲午战争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雅俗，均无特别值得称道的成就。”更遑论促进晚清文学转型了。
　　而晚清文学转型之始，应该是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年，在天下观里挣扎的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新表情。
　　作者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作为释读民族主义新表情的切入点，并把它作为晚清文学转型的标志性概念。同时，他还指出了梁启超的“新民”与现代性的矛盾。
　　梁启超“作新民”，寄希望于小说。他认为，小说“这种文体具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的魔力”，“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小说的工具价值，恰好适应了“作新民”的需要，所以，他提出小说界革命，推动晚清文学转型。
　　其实，这种过于工具化的理性，正是儒家的思想原则，本身不具有现代性，当然也有违小说的本质。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娇宠，民族主义优先。
　　既然民族主义的脚尖在历史的大厅里旋转，文学叙事也就当然离不开历史了，漫长的中国历史才是晚清民族主义得以站稳的根基，并成为转型期文学的丰厚资源。但这种文学叙事，形成于仓促之间，也只能继续吮吸历史的奶汁，传承沉重的民族之道。所以，作者得出了“文学的工具性、他律性、文学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和使命”的结论。虽然夏曾佑曾说“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但是，英雄是为民族而生存，儿女情长是为民族传种接代。这就是晚清文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