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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全国党代会的报告中，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这给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由3000亿元左右提高到2011年的47万亿元，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同时，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对于“政绩”的追求和对“土地换投资”的依赖，使得一些城市的建设并未走向可持续的理性增长，反而陷入了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中，城市发展也深陷同质化的尴尬。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都市主体的“离心化”，也已经成为很多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由此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隐性影响，也不容忽视。
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与变革的方向。
2012年11月22日，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宝齐莱集团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城市与资本市长论坛”在北京举行，数百名与会嘉宾围绕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交通政策与城市形态、住房保障与地产调控，以及中国城市“再设计”与“再建设”的可行性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长、副市长、行业协会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论坛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城市颁发了奖项，旨在鼓励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开拓创新，肯定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为城市发展贡献的思路和力量，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成功实现升级转型。
构建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人们讨论未来中国发展和中国梦想的关键词。
如果继续现有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土地财政制度，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无法避免高能耗、高消耗问题。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种情况下，节约资源，实现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问题，已经摆在案头。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发出警示，中国正在走西方国家曾经的不可持续的资源高消费道路。
他提倡在郊区建设工业园区。工业从分散到集中，既实现土地节约利用，也可以腾出城市里的优质土地，增加收入。同时，郊区不适合搞生态和农业的土地也可以得到利用。周长益认为，建设的工业园区，应该是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且与城市社区和谐共生的园区。
为了实现资源节约，中国前两年走进了行政手段管治的误区，2010年的拉闸限电反倒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探索出一条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
目前试点省市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湖北和广东，主要方式为先确定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再把降低配额公平地分配给企业，超出配额，就必须纳入强制碳排放体系。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梅德文说，试点时非常有压力，由于在这些地方注册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都要纳入到碳排放交易市场中来，就面对着有些企业可能会搬走的问题。梅德文表示，目前环境交易所在研究各种解决办法，比如非试点企业产品进入试点企业要贴碳标签等。
另外梅德文认为，参考国际经验，碳市场也可以带来新的资本红利。“发达国家除了债权、股权之外还有第三种融资手段，就是环境权融资，这些大城市争相做碳交易中心，通过交易市场的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在十八大报告中，这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说，建设美丽中国，除了节能环保，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水的问题。
在俞孔坚看来，中国水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面对的是洪水、干旱、水污染、水环境栖息地丧失等问题的同时发生。为此，他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即砸掉防洪堤等灰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全国的绿色“海绵系统”。
“我们必须砸掉城市所有的河道水利设施，还城市基础生态设施，还绿地吸收洪水、雨水的功能。我国的国土是处于饥渴状态的国土，需要让每一寸土地留下每一滴水，才能解决水的问题。”俞孔坚说。
规划畅通城市
城市交通不仅是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
十八大报告绘就了“美丽中国”的绚烂前景，引发了社会的共鸣。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看来，“美丽中国”，一定是畅通的中国。
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城际间经济联系愈发密切，城市的交通需求飞速增长，城市交通问题也日益突出：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交通污染日趋严重、停车设施供需失衡……
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城市交通环境、一个良好的城市交通体系？多位业内专家一致认为，要做到“绿色出行、规划先行”。
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认为，其一，应做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统筹安排好城市内部交通和内外交通，城市交通和乡村交通，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机动交通和非机动交通，地下交通和地面交通的关系，统筹安排建设和运行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其二，应做好城市交通有关专业规划。比如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轨道交通的规划、公共交通的规划、停车设施的规划等等，并且使它们之间能够融合。
陈为邦还认为，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政策，是治理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有真实需求和有条件的特大城市，应有序、逐步地发展轨道交通，适度发展城市郊区的铁路；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应适度发展大运量的快速汽车交通系统。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需要建立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电车为主体的交通体系。
李迅同样认为，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一是政策先行、规划先行，二是智能交通要跟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则表示，城市交通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城市采取了公交优先等措施，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治标不治本。根本上还是要坚持住房、产业和交通建设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布局。
长治市副市长潘贤掌说，十八大提出生态城市的建设，地方城市应该在“绿色出行、绿色交通”的政策、规划、宣传、建设投入等方面做更大的努力。做城市规划的时候，把产业规划和绿色先行规划提前做到城市规划当中。
他认为，应该用经济的办法把出行的成本显化出来，这样有助于大力推行TOD模式（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拥有汽车必须有费用，过繁华路段必须有交通费。”潘贤掌说，“人可以拥有汽车，但他在享受舒适、安全、快捷的情况下，必须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
释放保障房红利
在民生主题下，住房问题俨然成为新一届政府最重要的抓手。在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记者见面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居住环境。而这两个目标，都与地产行业息息相关。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是题中之义。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十八大期间提及，2013年保障房建设不会低于500万套。相对于过去两年的1000万套和7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计划量在调低，趋稳态势愈加明显。
这一数字的变化，并非决策层在保障房政策上的松动，而是更多考量保障房计划对于民生及经济全局的影响。
最近经济学界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无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保持增长，还是稳定就业，抑或货币稳定、金融安全，都和保障房建设息息相关。“大家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全都可以通过保障房解决，至少是一个缓解。”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说。
赵认为，住房保障不能当作短期策略，最理想的比例是80%的保障，20%的市场，否则“因为只要比率不够高，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满足的一天”。
住房双轨制确立以来，保障房建设的最大困扰是资金短缺，这背后是融资模式的僵化。
“按照现在的投资模式，完全靠财政补贴，保障房建设的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没有一个国家真正靠财政实现保障房的覆盖，必须采用新的模式。”赵说。
刚刚卸任的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市场不愿意给保障房融资，原因是市场价值不能实现。而实际上“银行趴着十几万亿钱花不出去，一点也不缺钱”。
以福建省为例，越富的城市，分配的保障房比例越高，穷的城市根本负担不起。“但即使建设能顺利完成，厦门5万套保障性住房，都不知道给谁分了。我的想法是，一定要通过市场化彻底地解决融资问题。根本不用政府出钱，一分钱不用出。”赵燕菁说。
保障房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和争鸣，前所未有，但显然是有益的争论。
民生问题中的另一个目标——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则有赖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
“不一定只是保障是民生，更多的群体，全体的公民享受更好的舒适条件也是民生。”聂梅生说。聂测算，未来十年，中国将有120亿平方米住宅需求，相当于2011年销售面积十倍以上。“业内人士觉得很惊讶，压力很大。如果我们十年住房销售面积涨12倍，但是GDP和人均收入只是翻一倍，结果会怎样？这个事情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城镇化到底怎么做？”
聂梅生认为，从地产行业来考虑要城镇化，有两个问题一定要改革的。“户籍制度改革是释放内需，否则谈不上城镇化；第二是土地改革，这是一个瓶颈，要实现农村土地自主流转，形成双轨制土地政策。”
上述建议由来已久，但当前地产调控仍以“限购”、“限贷”等短期政策为主，市场始终是政策市。
聂梅生认为，政府应意识到这一问题，房地产改革和长效机制应该在这个节点启动。“现在房价是稳定的，市场是理性的，应该启动一些长效机制。首先是土地，逐步实行政府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双轨制；再一个是银根，差别化的信贷和差别化的需求；再就是税收，房地产税试点和总结扩容现在正在研讨。”
中国最大的民生需求是住房。越来越多人认为，每个市民的房改机会，也是整个社会转折的机会。“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这是未来十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由3000亿元左右提高到2011年的47万亿元，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同时，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对于“政绩”的追求和对“土地换投资”的依赖，使得一些城市的建设并未走向可持续的理性增长，反而陷入了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中，城市发展也深陷同质化的尴尬。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都市主体的“离心化”，也已经成为很多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由此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隐性影响，也不容忽视。
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与变革的方向。
2012年11月22日，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宝齐莱集团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城市与资本市长论坛”在北京举行，数百名与会嘉宾围绕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交通政策与城市形态、住房保障与地产调控，以及中国城市“再设计”与“再建设”的可行性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长、副市长、行业协会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论坛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城市颁发了奖项，旨在鼓励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开拓创新，肯定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为城市发展贡献的思路和力量，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成功实现升级转型。
构建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人们讨论未来中国发展和中国梦想的关键词。
如果继续现有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土地财政制度，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无法避免高能耗、高消耗问题。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种情况下，节约资源，实现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问题，已经摆在案头。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发出警示，中国正在走西方国家曾经的不可持续的资源高消费道路。
他提倡在郊区建设工业园区。工业从分散到集中，既实现土地节约利用，也可以腾出城市里的优质土地，增加收入。同时，郊区不适合搞生态和农业的土地也可以得到利用。周长益认为，建设的工业园区，应该是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且与城市社区和谐共生的园区。
为了实现资源节约，中国前两年走进了行政手段管治的误区，2010年的拉闸限电反倒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探索出一条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
目前试点省市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湖北和广东，主要方式为先确定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再把降低配额公平地分配给企业，超出配额，就必须纳入强制碳排放体系。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梅德文说，试点时非常有压力，由于在这些地方注册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都要纳入到碳排放交易市场中来，就面对着有些企业可能会搬走的问题。梅德文表示，目前环境交易所在研究各种解决办法，比如非试点企业产品进入试点企业要贴碳标签等。
另外梅德文认为，参考国际经验，碳市场也可以带来新的资本红利。“发达国家除了债权、股权之外还有第三种融资手段，就是环境权融资，这些大城市争相做碳交易中心，通过交易市场的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在十八大报告中，这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说，建设美丽中国，除了节能环保，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水的问题。
在俞孔坚看来，中国水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面对的是洪水、干旱、水污染、水环境栖息地丧失等问题的同时发生。为此，他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即砸掉防洪堤等灰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全国的绿色“海绵系统”。
“我们必须砸掉城市所有的河道水利设施，还城市基础生态设施，还绿地吸收洪水、雨水的功能。我国的国土是处于饥渴状态的国土，需要让每一寸土地留下每一滴水，才能解决水的问题。”俞孔坚说。
规划畅通城市
城市交通不仅是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
十八大报告绘就了“美丽中国”的绚烂前景，引发了社会的共鸣。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看来，“美丽中国”，一定是畅通的中国。
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城际间经济联系愈发密切，城市的交通需求飞速增长，城市交通问题也日益突出：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交通污染日趋严重、停车设施供需失衡……
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城市交通环境、一个良好的城市交通体系？多位业内专家一致认为，要做到“绿色出行、规划先行”。
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认为，其一，应做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统筹安排好城市内部交通和内外交通，城市交通和乡村交通，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机动交通和非机动交通，地下交通和地面交通的关系，统筹安排建设和运行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其二，应做好城市交通有关专业规划。比如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轨道交通的规划、公共交通的规划、停车设施的规划等等，并且使它们之间能够融合。
陈为邦还认为，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政策，是治理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有真实需求和有条件的特大城市，应有序、逐步地发展轨道交通，适度发展城市郊区的铁路；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应适度发展大运量的快速汽车交通系统。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需要建立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电车为主体的交通体系。
李迅同样认为，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一是政策先行、规划先行，二是智能交通要跟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则表示，城市交通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城市采取了公交优先等措施，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治标不治本。根本上还是要坚持住房、产业和交通建设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布局。
长治市副市长潘贤掌说，十八大提出生态城市的建设，地方城市应该在“绿色出行、绿色交通”的政策、规划、宣传、建设投入等方面做更大的努力。做城市规划的时候，把产业规划和绿色先行规划提前做到城市规划当中。
他认为，应该用经济的办法把出行的成本显化出来，这样有助于大力推行TOD模式（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拥有汽车必须有费用，过繁华路段必须有交通费。”潘贤掌说，“人可以拥有汽车，但他在享受舒适、安全、快捷的情况下，必须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
释放保障房红利
在民生主题下，住房问题俨然成为新一届政府最重要的抓手。在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记者见面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居住环境。而这两个目标，都与地产行业息息相关。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是题中之义。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十八大期间提及，2013年保障房建设不会低于500万套。相对于过去两年的1000万套和7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计划量在调低，趋稳态势愈加明显。
这一数字的变化，并非决策层在保障房政策上的松动，而是更多考量保障房计划对于民生及经济全局的影响。
最近经济学界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无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保持增长，还是稳定就业，抑或货币稳定、金融安全，都和保障房建设息息相关。“大家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全都可以通过保障房解决，至少是一个缓解。”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说。
赵认为，住房保障不能当作短期策略，最理想的比例是80%的保障，20%的市场，否则“因为只要比率不够高，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满足的一天”。
住房双轨制确立以来，保障房建设的最大困扰是资金短缺，这背后是融资模式的僵化。
“按照现在的投资模式，完全靠财政补贴，保障房建设的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没有一个国家真正靠财政实现保障房的覆盖，必须采用新的模式。”赵说。
刚刚卸任的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市场不愿意给保障房融资，原因是市场价值不能实现。而实际上“银行趴着十几万亿钱花不出去，一点也不缺钱”。
以福建省为例，越富的城市，分配的保障房比例越高，穷的城市根本负担不起。“但即使建设能顺利完成，厦门5万套保障性住房，都不知道给谁分了。我的想法是，一定要通过市场化彻底地解决融资问题。根本不用政府出钱，一分钱不用出。”赵燕菁说。
保障房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和争鸣，前所未有，但显然是有益的争论。
民生问题中的另一个目标——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则有赖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
“不一定只是保障是民生，更多的群体，全体的公民享受更好的舒适条件也是民生。”聂梅生说。聂测算，未来十年，中国将有120亿平方米住宅需求，相当于2011年销售面积十倍以上。“业内人士觉得很惊讶，压力很大。如果我们十年住房销售面积涨12倍，但是GDP和人均收入只是翻一倍，结果会怎样？这个事情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城镇化到底怎么做？”
聂梅生认为，从地产行业来考虑要城镇化，有两个问题一定要改革的。“户籍制度改革是释放内需，否则谈不上城镇化；第二是土地改革，这是一个瓶颈，要实现农村土地自主流转，形成双轨制土地政策。”
上述建议由来已久，但当前地产调控仍以“限购”、“限贷”等短期政策为主，市场始终是政策市。
聂梅生认为，政府应意识到这一问题，房地产改革和长效机制应该在这个节点启动。“现在房价是稳定的，市场是理性的，应该启动一些长效机制。首先是土地，逐步实行政府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双轨制；再一个是银根，差别化的信贷和差别化的需求；再就是税收，房地产税试点和总结扩容现在正在研讨。”
中国最大的民生需求是住房。越来越多人认为，每个市民的房改机会，也是整个社会转折的机会。“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这是未来十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