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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中期，西国侵入，洋枪、洋炮、轮船等西方器物最先给世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而后，近代商埠开放，洋货涌入，不断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奇技淫巧”观念。这些向来被视为无用之物的西方器物成为士大夫争论的一个焦点，也影响着近代中国自强之道，并成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制洋器”“采西学”的学习内容。士大夫们站在经世济民的高度对西洋器物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一部分人将其应用于“强兵富国”的实践当中，正是对这一观念的不同认识才成为制约洋务发展深入的一个因素，也正是对这一观念的深入实现了由“自强”而“求富”和由“器物”而“西学”的某种转变。
关键词：“奇技淫巧”；西方器物；洋务运动；自强之道；经世济民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为主要特点，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安于土地，通过双手劳动获得生活所需被视为正途，而投机取巧，追求新奇精巧，无用之物及制作技术则被斥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①所反映的即是后者。但是到了近代，这一观念开始受到西方器物的冲击。西国的侵略，泱泱大国难以抵挡西方的洋枪、洋炮、轮船，西方器物不断涌入并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进而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提出了挑战。为此，士大夫②们对西方器物也经历了排斥到好奇，到反思自我器物观念，再到学习西方器物，并实现由“奇技淫巧”到“西方文明”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因此，也常常会站在是否对传统伦理和利民利国的高度对待西方器物做出判断。其中一些最早受到西方器物影响的开明士大夫在自我判断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实现强兵富国，抵抗侵略，以实现自强的措施。在对西方器物的认识过程中，士大夫群体有着不同的声音，即使是提倡洋务运动的先行者们，也存在着分歧。对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学习什么，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均是在对“奇技淫巧”观念认识中产生和发展的，并影响着近代早期的近代化发展，对西洋器物与“奇巧淫技”观念的探讨和反思是这一自强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拟对1860年至1895年这一时期士大夫们对“奇技淫巧”、西方器物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探讨，对士大夫们由“奇技淫巧”到“西方文明”观念的转变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对晚清前期自强之道有一定的认识。
一、 西方器物与“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前，西方器物已进入中国，数量有限，这些外来物也自然被视为无用之物的“奇技淫巧”，但是鸦片战争，西方的洋枪、洋炮、轮船等开始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那些最先受到西方器物影响的士大夫，特别是沿海开埠的几个城市，开始对这些西洋器物进行审视，因为这些器物是在外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下进入了，因此在此后的近20年里这些器物大都被视为无用之物，祸国殃民，同时也有一些人在面对战争和外来物中开始反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洋务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统治者提倡下就能进行的，面对西方器物的看法是促成一系列措施的深层原因之一。
1843年，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最早成为近代开埠的城市，英、法、美、俄等西方国战舰和商船不断出现在中国沿海，西人涌入，洋货充斥市场，不断瓦解着传统的经济模式。这些都对人们视觉和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落差，传统的大国观念开始动摇。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士大夫们面对这种冲击开始对这些西洋器物与传统的“奇技淫巧”相联系，并对此表达自己的看法。
对西洋器物的奇巧是士人最为直接的看法。如王韬在其初次抵达上海时所写作品中即记载，“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在这样一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青年人，西方轮船、房屋、玻璃等都令其触目惊心，并而发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的感叹。③对于西方器物，大多士人在其初次遇见时都倍感惊奇，如当时盛行的竹枝词就有其感受的描写，谓“连云楼阁压江头，飘渺仙居接上游。十里洋泾开眼界，恍疑身作泰西游。”④确实这些外来器物给人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在感叹惊奇之余，的确给对世界全然无知的士人们以“别开人境，耳闻目见，迥异寻常”⑤的感觉。再如当时西方带来的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⑥，且因“冶铁为车，转以四轮，极稳健”⑦。这里士人们认为西洋器物为奇艺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洋器物之利。
但是这些西洋器物是在列强侵略下进入的，在感叹之余，不免会对其是否影响国计民生进行思考。面对这些奇巧之物，一些人将之视为“淫巧”无用之物。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有人即言：“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糜然争言洋货”，并认为“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⑧而在鸦片战争后，这种视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无用之物且有害于民众和经济的看法更明显。当然，对这种看法也有其合理性，确实当时许多器物为奢侈品，而鸦片危害更大。但面对这些器物，一些士大夫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以经世著称的魏源在面对西方器物涌入之时一开始也不为担心，但已经不是停留在西洋奇器的外观引起的想象和推测上。⑨魏源是较早接触西方器物，并看到鸦片战争带来的变化的一批士大夫，特别是那些洋枪、洋炮、轮船有其独特的感受，“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⑩他指出这些西洋绝技只是相对与中国人来说的，而对于外国则非常寻常，中国人以其为“奇技淫巧”只是不曾见到而已。同时，他站在强兵富国的高度，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B11难能可贵的是，其对“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踞、水踞、火轮船、火轮舟、自来水”之类的西洋器物是“有益民用者”B12。为此，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也为后来洋务自强之道学习策略。如前所提王韬在看到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会“玩物丧志”，而洋货充斥使得“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B13，但他也看到了某些西洋器物的好处。虽然他对一些有益国计民生之用的西洋器物给予了肯定，但在他侵润儒家伦理观念的内心深处，对于西洋器物所包含的追求“机巧”的意向，仍然存有隐隐的鄙视。在他对西洋器物作出上述区分和评价的过程中，有一个贯穿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这就是对于“礼义”与“机巧”的价值判断。B14 总之，在开启洋务运动自强之道之前，这些关于西洋器物与“奇技淫巧”的态度和看法是大多士大夫们关注和讨论的一点。这时候，尽管有人对西洋器物作出了比较合理的判断，但是其“奇技淫巧”的观念并不曾改变，这对深受儒家文化强调重义轻利观念的士大夫们亦是如此。但是这些看法为以后自强运动的开启做了舆论的准备，正是对西洋器物的不同看法，使得一些先进的士大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二、 西方器物与“西方文明”
自鸦片战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近20年的时间里，士大夫们对西方器物的不同看法为此后走上自强运动提供上了思想上的参考，一些也是洋务实践者“制洋器”“采西学”的实践思想和影响洋务运动开展的观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士大夫们，包括对西方器物的认识仍存在着偏重于富国强兵的学习，但这一观念也发生着变化，西方器物，逐渐被一些人尊为西方文明，近代一些民生工商业也开始产生，对西方器物内层中的知识、文化等也不断深入，以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讲其视为奇技淫巧，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这种奇技淫巧冲击着中国，这背后的因素又是什么，并将其深入到洋务筹办之中。
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对西洋器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专列《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尽管其中的自强思想并未马上得到洋务运动领导者的采纳，但此后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而且洋务自强运动对西方器物的认识和深入左右着运动开展。冯桂芬在其《善驭夷记》中认为“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以实现自强。这是当时举办洋务士大夫们的出发点和落实点。为此，面对西方器物的优势和帝国面临的危险，士大夫们不再仅仅就西方器物是奇技淫巧而争论，而是将之作为自强之术。“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吾不用夷礼，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B15学习器物之类的枪炮是当时最为重要之事，当时洋务开办的一些近代企业也都是军工企业，这与当时以抵抗西国侵略相关。再如中央洋务首领奕即言“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这莫不以采西学，至洋器，为自强之道。”B16这里学习西洋器物已是许多洋务者的共识，洋务已不再是无用之物，而是实现自强的媒介，并且器物背后的技艺技术也被认同，而人才也为当时一些洋务创办者的重视。李鸿章称“尤以人才为极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B17，而曾国藩言“宜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B18但是这种将西洋器物作为自强之道也受到当时仍旧将其为奇技淫巧的士大夫们反对，特别是这器物背后的技艺和人才。传统的奇技淫巧观和义利观在许多士大夫中仍是此看法，这也成为其反对或阻碍洋务深入的因素。如“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而“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B19
但是在洋务士大夫眼里这些西洋器物是一种强兵富国的东西，绝非简简单单的无用之物，“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此目见其利，而且深受其害。”B20这些西洋器物被视为有利了，这与反对或阻碍洋务开办的士大夫眼中的“奇技淫巧”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已是“西方文明”，是中国需要学习之处。而两方之间的较量也贯穿着洋务运动展开的始末。而后，“求富”口号成为洋务运动的组成部分，近代民众工商业，或者说是非军事工业也开始建立，这将西方器物由单纯的强兵富国转为与民生相结合。这不可不说是对西洋器物观念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转变也是为其整个体系服务的，并不能高估这新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与洋务自强之前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将观念引入了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尽管洋务运动最终是失败了，但这一实践，特别是对西方器物及背后的技术和人才观念，为以后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正是洋务自强期间的器物讨论和实践，与西方器物和外来势力改变着中国故有之面貌。
综上所述，晚清前期自强运动的展开是在一系列观念变革中进行的，其本身的开展也是对原有观念的冲击。面对西人侵入，士大夫们开始了对这些西洋器物的讨论，或视为奇技淫巧之物，无用之物，甚至有害与民，或将之作为自强之器。不管何种，其都是在原有观念之中，楔入了新的外来文化和器物之后才产生的。只是这种反应、应对和调试存在差别罢了。但是这种差别却左右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洋务运动的种种牵绊正是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是对旧有观念进行变革之后进行的。近代中国的器物观念，经历了“奇技淫巧”到“西方文明”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并非是一线性，这一转变与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都表现为传统与近代，新与旧的特点，而正是此成为透过机巧观念变化看近代自强之道的可能。（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注解：
①语出《书·泰誓下》：“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 疏：“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清·管同《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意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这一观念对追求无用之物排斥有其合理性，但其抑制了工商、技艺的发展。
②本文所指士大夫包括下层秀才、举人出身的知识群体。
③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浦帆樯》，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④王韬：《瀛堧杂志》卷六，第111-112页。
⑤王韬：《瀛堧杂志》卷六，第115页。
⑥胡祥翰：《上海小志》卷三，《车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⑦黄燮清：《洋泾竹枝词》，《依晴楼集》，见顾炳权编：《上海洋泾竹枝词》，第349页。
⑧管同：《禁用洋货议》，见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27页。
⑨李长莉：《晚清上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⑩魏源：《海国图志》卷二，《议战》，邵阳急当务斋，光绪六年版，第5-6页。
B11魏源：《海国图志》卷二，《议战》，邵阳急当务斋，光绪六年版，第5页。
B12魏源：《海国图志》卷二，《议战》，邵阳急当务斋，光绪六年版，第11页。
B13王韬：《瀛堧杂志》卷五，第97页。
B14李长莉：晚清上海，第49页。
B1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光绪十八年刻本，第73页。
B16《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44页。
B17《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第十五页，
B1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第9页。
B19《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第15-16页。
B20《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条陈》，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五，第26页。
关键词：“奇技淫巧”；西方器物；洋务运动；自强之道；经世济民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为主要特点，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安于土地，通过双手劳动获得生活所需被视为正途，而投机取巧，追求新奇精巧，无用之物及制作技术则被斥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①所反映的即是后者。但是到了近代，这一观念开始受到西方器物的冲击。西国的侵略，泱泱大国难以抵挡西方的洋枪、洋炮、轮船，西方器物不断涌入并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进而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提出了挑战。为此，士大夫②们对西方器物也经历了排斥到好奇，到反思自我器物观念，再到学习西方器物，并实现由“奇技淫巧”到“西方文明”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因此，也常常会站在是否对传统伦理和利民利国的高度对待西方器物做出判断。其中一些最早受到西方器物影响的开明士大夫在自我判断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实现强兵富国，抵抗侵略，以实现自强的措施。在对西方器物的认识过程中，士大夫群体有着不同的声音，即使是提倡洋务运动的先行者们，也存在着分歧。对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学习什么，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均是在对“奇技淫巧”观念认识中产生和发展的，并影响着近代早期的近代化发展，对西洋器物与“奇巧淫技”观念的探讨和反思是这一自强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拟对1860年至1895年这一时期士大夫们对“奇技淫巧”、西方器物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探讨，对士大夫们由“奇技淫巧”到“西方文明”观念的转变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对晚清前期自强之道有一定的认识。
一、 西方器物与“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前，西方器物已进入中国，数量有限，这些外来物也自然被视为无用之物的“奇技淫巧”，但是鸦片战争，西方的洋枪、洋炮、轮船等开始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那些最先受到西方器物影响的士大夫，特别是沿海开埠的几个城市，开始对这些西洋器物进行审视，因为这些器物是在外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下进入了，因此在此后的近20年里这些器物大都被视为无用之物，祸国殃民，同时也有一些人在面对战争和外来物中开始反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洋务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统治者提倡下就能进行的，面对西方器物的看法是促成一系列措施的深层原因之一。
1843年，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最早成为近代开埠的城市，英、法、美、俄等西方国战舰和商船不断出现在中国沿海，西人涌入，洋货充斥市场，不断瓦解着传统的经济模式。这些都对人们视觉和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落差，传统的大国观念开始动摇。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士大夫们面对这种冲击开始对这些西洋器物与传统的“奇技淫巧”相联系，并对此表达自己的看法。
对西洋器物的奇巧是士人最为直接的看法。如王韬在其初次抵达上海时所写作品中即记载，“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在这样一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青年人，西方轮船、房屋、玻璃等都令其触目惊心，并而发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的感叹。③对于西方器物，大多士人在其初次遇见时都倍感惊奇，如当时盛行的竹枝词就有其感受的描写，谓“连云楼阁压江头，飘渺仙居接上游。十里洋泾开眼界，恍疑身作泰西游。”④确实这些外来器物给人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在感叹惊奇之余，的确给对世界全然无知的士人们以“别开人境，耳闻目见，迥异寻常”⑤的感觉。再如当时西方带来的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⑥，且因“冶铁为车，转以四轮，极稳健”⑦。这里士人们认为西洋器物为奇艺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洋器物之利。
但是这些西洋器物是在列强侵略下进入的，在感叹之余，不免会对其是否影响国计民生进行思考。面对这些奇巧之物，一些人将之视为“淫巧”无用之物。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有人即言：“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糜然争言洋货”，并认为“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⑧而在鸦片战争后，这种视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无用之物且有害于民众和经济的看法更明显。当然，对这种看法也有其合理性，确实当时许多器物为奢侈品，而鸦片危害更大。但面对这些器物，一些士大夫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以经世著称的魏源在面对西方器物涌入之时一开始也不为担心，但已经不是停留在西洋奇器的外观引起的想象和推测上。⑨魏源是较早接触西方器物，并看到鸦片战争带来的变化的一批士大夫，特别是那些洋枪、洋炮、轮船有其独特的感受，“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⑩他指出这些西洋绝技只是相对与中国人来说的，而对于外国则非常寻常，中国人以其为“奇技淫巧”只是不曾见到而已。同时，他站在强兵富国的高度，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B11难能可贵的是，其对“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踞、水踞、火轮船、火轮舟、自来水”之类的西洋器物是“有益民用者”B12。为此，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也为后来洋务自强之道学习策略。如前所提王韬在看到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会“玩物丧志”，而洋货充斥使得“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B13，但他也看到了某些西洋器物的好处。虽然他对一些有益国计民生之用的西洋器物给予了肯定，但在他侵润儒家伦理观念的内心深处，对于西洋器物所包含的追求“机巧”的意向，仍然存有隐隐的鄙视。在他对西洋器物作出上述区分和评价的过程中，有一个贯穿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这就是对于“礼义”与“机巧”的价值判断。B14 总之，在开启洋务运动自强之道之前，这些关于西洋器物与“奇技淫巧”的态度和看法是大多士大夫们关注和讨论的一点。这时候，尽管有人对西洋器物作出了比较合理的判断，但是其“奇技淫巧”的观念并不曾改变，这对深受儒家文化强调重义轻利观念的士大夫们亦是如此。但是这些看法为以后自强运动的开启做了舆论的准备，正是对西洋器物的不同看法，使得一些先进的士大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二、 西方器物与“西方文明”
自鸦片战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近20年的时间里，士大夫们对西方器物的不同看法为此后走上自强运动提供上了思想上的参考，一些也是洋务实践者“制洋器”“采西学”的实践思想和影响洋务运动开展的观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士大夫们，包括对西方器物的认识仍存在着偏重于富国强兵的学习，但这一观念也发生着变化，西方器物，逐渐被一些人尊为西方文明，近代一些民生工商业也开始产生，对西方器物内层中的知识、文化等也不断深入，以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讲其视为奇技淫巧，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这种奇技淫巧冲击着中国，这背后的因素又是什么，并将其深入到洋务筹办之中。
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对西洋器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专列《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尽管其中的自强思想并未马上得到洋务运动领导者的采纳，但此后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而且洋务自强运动对西方器物的认识和深入左右着运动开展。冯桂芬在其《善驭夷记》中认为“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以实现自强。这是当时举办洋务士大夫们的出发点和落实点。为此，面对西方器物的优势和帝国面临的危险，士大夫们不再仅仅就西方器物是奇技淫巧而争论，而是将之作为自强之术。“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吾不用夷礼，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B15学习器物之类的枪炮是当时最为重要之事，当时洋务开办的一些近代企业也都是军工企业，这与当时以抵抗西国侵略相关。再如中央洋务首领奕即言“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这莫不以采西学，至洋器，为自强之道。”B16这里学习西洋器物已是许多洋务者的共识，洋务已不再是无用之物，而是实现自强的媒介，并且器物背后的技艺技术也被认同，而人才也为当时一些洋务创办者的重视。李鸿章称“尤以人才为极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B17，而曾国藩言“宜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B18但是这种将西洋器物作为自强之道也受到当时仍旧将其为奇技淫巧的士大夫们反对，特别是这器物背后的技艺和人才。传统的奇技淫巧观和义利观在许多士大夫中仍是此看法，这也成为其反对或阻碍洋务深入的因素。如“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而“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B19
但是在洋务士大夫眼里这些西洋器物是一种强兵富国的东西，绝非简简单单的无用之物，“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此目见其利，而且深受其害。”B20这些西洋器物被视为有利了，这与反对或阻碍洋务开办的士大夫眼中的“奇技淫巧”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已是“西方文明”，是中国需要学习之处。而两方之间的较量也贯穿着洋务运动展开的始末。而后，“求富”口号成为洋务运动的组成部分，近代民众工商业，或者说是非军事工业也开始建立，这将西方器物由单纯的强兵富国转为与民生相结合。这不可不说是对西洋器物观念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转变也是为其整个体系服务的，并不能高估这新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与洋务自强之前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将观念引入了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尽管洋务运动最终是失败了，但这一实践，特别是对西方器物及背后的技术和人才观念，为以后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正是洋务自强期间的器物讨论和实践，与西方器物和外来势力改变着中国故有之面貌。
综上所述，晚清前期自强运动的展开是在一系列观念变革中进行的，其本身的开展也是对原有观念的冲击。面对西人侵入，士大夫们开始了对这些西洋器物的讨论，或视为奇技淫巧之物，无用之物，甚至有害与民，或将之作为自强之器。不管何种，其都是在原有观念之中，楔入了新的外来文化和器物之后才产生的。只是这种反应、应对和调试存在差别罢了。但是这种差别却左右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洋务运动的种种牵绊正是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是对旧有观念进行变革之后进行的。近代中国的器物观念，经历了“奇技淫巧”到“西方文明”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并非是一线性，这一转变与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都表现为传统与近代，新与旧的特点，而正是此成为透过机巧观念变化看近代自强之道的可能。（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注解：
①语出《书·泰誓下》：“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 疏：“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清·管同《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意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这一观念对追求无用之物排斥有其合理性，但其抑制了工商、技艺的发展。
②本文所指士大夫包括下层秀才、举人出身的知识群体。
③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浦帆樯》，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④王韬：《瀛堧杂志》卷六，第111-112页。
⑤王韬：《瀛堧杂志》卷六，第115页。
⑥胡祥翰：《上海小志》卷三，《车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⑦黄燮清：《洋泾竹枝词》，《依晴楼集》，见顾炳权编：《上海洋泾竹枝词》，第349页。
⑧管同：《禁用洋货议》，见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27页。
⑨李长莉：《晚清上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⑩魏源：《海国图志》卷二，《议战》，邵阳急当务斋，光绪六年版，第5-6页。
B11魏源：《海国图志》卷二，《议战》，邵阳急当务斋，光绪六年版，第5页。
B12魏源：《海国图志》卷二，《议战》，邵阳急当务斋，光绪六年版，第11页。
B13王韬：《瀛堧杂志》卷五，第97页。
B14李长莉：晚清上海，第49页。
B1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光绪十八年刻本，第73页。
B16《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44页。
B17《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第十五页，
B1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第9页。
B19《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第15-16页。
B20《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条陈》，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五，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