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猪鬃产量高，质量好，从民国初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猪鬃一直在世界猪鬃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代中国猪鬃生产与统销情况如何，为什么中国猪鬃能独霸世界，国民政府在对猪鬃产销中采取了哪些政治措施，本文将从以地理环境，国际形势以及近代中国国情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猪鬃;生产;外销
猪鬃主要是指猪的颈部和背脊部的刚毛，古称“刚鬣”，因具有耐酸、碱、热等特点，成为制造各种刷子的优质原料。中国猪鬃在一百多年以前并不引起人们注意，在商业上更没有地位和价值，当时除了少数用来制作衣刷以外，大都视为废物充作肥料处理。近代中国农民饱受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食不果腹，其饲养的猪更是只能吃野果，睡茅棚，与野猪相差无几，这使得猪的鬃毛丰厚长硬，是各国猪鬃中最好的制刷原料。五口通商以后，外人发现中国猪鬃质量绝好，并且在中国空白的猪鬃市场可以谋取丰厚的利润，便不断派人来中国收购猪鬃，并设置工厂加工，猪鬃这才引起国人的注意。
一、中国近代猪鬃的生产情况
“世界猪鬃之主要分布地带，首推中国[1]。”1947年，全世界猪鬃供给量，年约六千吨左右，中国即占75%以上[2]。据1947年民国农林部调查估计，中国养猪约有七千余万头，可产鬃十万担，其中90%以上为黑鬃，其余为白鬃、黄鬃和花鬃等。
猪鬃的主要产地有四川、湖南，江苏、江西等省。东北九省的产量亦相当可观，其总额在四川之上。抗战时期，四川的猪鬃产量大抵上与战前相等，湖南、云南等省产量均有增加，而广东、湖北、安徽、浙江与江西等省份，因为战火的影响，产量锐减。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猪鬃统购统销政策
中国猪鬃的对外贸易数十年间一直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洋商买办所操纵垄断，一般的中小鬃商被他们压迫和剥削，始终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抗战之前，猪鬃主要是各级商贩到产地收购，然后通过中介商汇聚到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在洗房集中加工成熟鬃，最后借助外国洋行从上海、汉口两地行销给英、美、日、德等国。我国虽为世界猪鬃主要供给国家，但对外猪鬃销售价格，不能主动掌握，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猪鬃经营者各自为政，在采购与运销上鲜有联合，在盲目竞争之下，致使国内外猪鬃价格忽高忽低，难以稳定[2] 。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外贸政策的转型，国民政府划拨了2000万营运金，从事国营贸易活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收购全国各地猪鬃，以实现由国家掌握猪鬃资源，达成自行外销创汇的目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从立法角度确立了政府对猪鬃统购统销的掌控。但是，由于猪鬃为初级农产品，分散于广大农村的农户，且农户宰杀猪的时间难以统一，这些问题给国民政府在人员调度，机构设置，工厂分配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并且，政府对于猪鬃生产收购的过分干预，剥夺了基层猪鬃商人的生计，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基于以上问题，《修正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施行细则》颁布，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把生鬃收购和加工权让给各级商人，转而控制成品猪鬃的收购权，并明令禁止囤积或偷运熟鬃出口。
由于猪鬃业的暴利，在国民政府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之前，很多不法猪鬃商人囤货居奇，走私猖獗。为了保证猪鬃统制外销，遏制猪鬃走私之风蔓延，维护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贸易委员会通过强化缉私力量，在运货要道以及走私据点严密稽查。鉴于我国海岸线漫长，敌我双方控制线犬牙交错，仅靠在边界要道巡查还远远不够。因此，1941颁布的《猪鬃统购法规》第六条特别规定，猪鬃不得接近沿海岸线、陆地国境线或接近敌区100公里以内地带，违者以走私论处。但是，走私者为了暴利不择手段，常雇佣地方官兵以及地痞土匪武装押运，以应付缉私者，押运费每名押运者每十里为国币50元，且双方常有火拼情事[3]。
国民政府通过对猪鬃的外贸统制，把猪鬃从民间商人转而掌握在政府手中，猪鬃作为战略物资支援了美、英等同盟国，换取了这些国家的贸易信任与支持。从猪鬃统销的实际效果上看，通过统制，确实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据统计，自1942至1945年间，出口美国的猪鬃共155303公担，价值当在两亿美元以上[4]，高于生丝、桐油等商品。
三、新中国成立后猪鬃业的发展
新中国对于猪鬃的生产与出口十分重视，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60年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抓主要品种，又要抓次要品种;既要抓大宗的，又要抓小宗的。”兵團指出，向来被视为废弃物的猪毛、猪鬃等，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以兵团1960年宰猪55万口计算，应得猪鬃165吨，即可换回拖拉机275台[3]。“对于这些东西，要大力组织出口。”相对于近代，解放后的猪鬃外销比重愈来愈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年里，世界天然猪鬃平均年贸易量近14万箱，80%为中国猪鬃，英国、意大利、美国为主要进口国[4]。
综上所述，中国猪鬃业起源于五口通商时期，发展壮大于民国初年，自三十年代起开始占据世界猪鬃贸易的主导地位，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猪鬃仍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外贸农产品。中国猪鬃业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中国猪鬃业仍然在充满生命力地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无忌，梅树冬：《中国的猪鬃》，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年版，第2页。
[2]《猪鬃产销》，行政院新闻局编，1947年版，第6页。
[3]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中），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版，第664～668页。
[4] 寇凤梧：《力争超额完成1960年的出口任务》，《中国农垦》，1960年第3期，第17页。
[5] 杜旭：《名列世界出口首位的中国土畜产品》，《世界农业》，1981年第10期，第58-59页。
关键词：猪鬃;生产;外销
猪鬃主要是指猪的颈部和背脊部的刚毛，古称“刚鬣”，因具有耐酸、碱、热等特点，成为制造各种刷子的优质原料。中国猪鬃在一百多年以前并不引起人们注意，在商业上更没有地位和价值，当时除了少数用来制作衣刷以外，大都视为废物充作肥料处理。近代中国农民饱受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食不果腹，其饲养的猪更是只能吃野果，睡茅棚，与野猪相差无几，这使得猪的鬃毛丰厚长硬，是各国猪鬃中最好的制刷原料。五口通商以后，外人发现中国猪鬃质量绝好，并且在中国空白的猪鬃市场可以谋取丰厚的利润，便不断派人来中国收购猪鬃，并设置工厂加工，猪鬃这才引起国人的注意。
一、中国近代猪鬃的生产情况
“世界猪鬃之主要分布地带，首推中国[1]。”1947年，全世界猪鬃供给量，年约六千吨左右，中国即占75%以上[2]。据1947年民国农林部调查估计，中国养猪约有七千余万头，可产鬃十万担，其中90%以上为黑鬃，其余为白鬃、黄鬃和花鬃等。
猪鬃的主要产地有四川、湖南，江苏、江西等省。东北九省的产量亦相当可观，其总额在四川之上。抗战时期，四川的猪鬃产量大抵上与战前相等，湖南、云南等省产量均有增加，而广东、湖北、安徽、浙江与江西等省份，因为战火的影响，产量锐减。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猪鬃统购统销政策
中国猪鬃的对外贸易数十年间一直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洋商买办所操纵垄断，一般的中小鬃商被他们压迫和剥削，始终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抗战之前，猪鬃主要是各级商贩到产地收购，然后通过中介商汇聚到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在洗房集中加工成熟鬃，最后借助外国洋行从上海、汉口两地行销给英、美、日、德等国。我国虽为世界猪鬃主要供给国家，但对外猪鬃销售价格，不能主动掌握，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猪鬃经营者各自为政，在采购与运销上鲜有联合，在盲目竞争之下，致使国内外猪鬃价格忽高忽低，难以稳定[2] 。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外贸政策的转型，国民政府划拨了2000万营运金，从事国营贸易活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收购全国各地猪鬃，以实现由国家掌握猪鬃资源，达成自行外销创汇的目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从立法角度确立了政府对猪鬃统购统销的掌控。但是，由于猪鬃为初级农产品，分散于广大农村的农户，且农户宰杀猪的时间难以统一，这些问题给国民政府在人员调度，机构设置，工厂分配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并且，政府对于猪鬃生产收购的过分干预，剥夺了基层猪鬃商人的生计，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基于以上问题，《修正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施行细则》颁布，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把生鬃收购和加工权让给各级商人，转而控制成品猪鬃的收购权，并明令禁止囤积或偷运熟鬃出口。
由于猪鬃业的暴利，在国民政府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之前，很多不法猪鬃商人囤货居奇，走私猖獗。为了保证猪鬃统制外销，遏制猪鬃走私之风蔓延，维护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贸易委员会通过强化缉私力量，在运货要道以及走私据点严密稽查。鉴于我国海岸线漫长，敌我双方控制线犬牙交错，仅靠在边界要道巡查还远远不够。因此，1941颁布的《猪鬃统购法规》第六条特别规定，猪鬃不得接近沿海岸线、陆地国境线或接近敌区100公里以内地带，违者以走私论处。但是，走私者为了暴利不择手段，常雇佣地方官兵以及地痞土匪武装押运，以应付缉私者，押运费每名押运者每十里为国币50元，且双方常有火拼情事[3]。
国民政府通过对猪鬃的外贸统制，把猪鬃从民间商人转而掌握在政府手中，猪鬃作为战略物资支援了美、英等同盟国，换取了这些国家的贸易信任与支持。从猪鬃统销的实际效果上看，通过统制，确实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据统计，自1942至1945年间，出口美国的猪鬃共155303公担，价值当在两亿美元以上[4]，高于生丝、桐油等商品。
三、新中国成立后猪鬃业的发展
新中国对于猪鬃的生产与出口十分重视，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60年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抓主要品种，又要抓次要品种;既要抓大宗的，又要抓小宗的。”兵團指出，向来被视为废弃物的猪毛、猪鬃等，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以兵团1960年宰猪55万口计算，应得猪鬃165吨，即可换回拖拉机275台[3]。“对于这些东西，要大力组织出口。”相对于近代，解放后的猪鬃外销比重愈来愈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年里，世界天然猪鬃平均年贸易量近14万箱，80%为中国猪鬃，英国、意大利、美国为主要进口国[4]。
综上所述，中国猪鬃业起源于五口通商时期，发展壮大于民国初年，自三十年代起开始占据世界猪鬃贸易的主导地位，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猪鬃仍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外贸农产品。中国猪鬃业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中国猪鬃业仍然在充满生命力地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无忌，梅树冬：《中国的猪鬃》，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年版，第2页。
[2]《猪鬃产销》，行政院新闻局编，1947年版，第6页。
[3]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中），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版，第664～668页。
[4] 寇凤梧：《力争超额完成1960年的出口任务》，《中国农垦》，1960年第3期，第17页。
[5] 杜旭：《名列世界出口首位的中国土畜产品》，《世界农业》，1981年第10期，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