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11月，政府就提醒，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进一步显现。换句话说，市场扩张的脚步，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踏步向前，而是已经变慢。
　　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慢的脚步，可能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已经和有必要进入一个“新常态”。作为经济和社会，或许还有政治变化风向的重要指标，现在的中产阶层，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说：“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站在台下看戏的份。”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句话让人深思。

从开始到现在

　　过去的只能回忆，也仅仅是回忆，有的过去并没有未来。
　　想起来，中产阶层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地平线上，就像是一个梦幻。
　　开始，他们像是异域的东西，显得陌生，神秘，高大上;继而，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而到现在，褪尽魅力，进入了存在的一个“新常态”。
　　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罗斯福新政重塑经济社会结构后的美国，就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社会”了。而在中国，如果要给出一个时间点的话，那么，中产阶层作为一个从西方而来的社会学概念，引起讨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春天的故事”后开始的。
　　它之所以火，是因为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正是中产阶层的存在。

　　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似乎突然间才发现，“中产阶层社会”仍然只存在于对未来的想象中，而中产阶层，面对中国社会的一切，其实也相当弱小。

　　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上广深的一些高档写字楼，已经有一些外企管理人员的身影，供学者们想象一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这个概念真正找到对应的社会阶层，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的。
　　中产阶层在当时，主要用于指称这些群体：在星巴克里喝咖啡的人，出入于高档写字楼的人，外企、私企里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
　　现在回头看一下，这些人引领了2000年代的风尚和社会选择。尤其是2000年代的前几年，做一个公司白领，其吸引力并不比挤进体制内做一个公务员的吸引力差多少。年轻人认为市场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机会，还没有认为自己只能去寻找体制的庇护。
　　所以，在过去的那些年，中产阶层如官方媒体所表示赞赏的，展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也频频用一些很有时尚意味的消费来刷存在感，建构自我认同。
　　那个时候，学者们关于中产阶层的一个讨论，形成了媒体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这个话题的经典表述是：中产阶层扩大的话，中国就可以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也即“中产阶层社会”。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稳定。
　　这个媒体话题，把对中产阶层的阐述和想象，跟中国改革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中产阶层不再仅仅是市场和经济结构的社会产物了，也不再仅仅是去星巴克装高大上，而是具有推动政治改革、让公民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内涵。
　　但2008年后，阶层固化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市场和经济结构的风险加大，往中产阶层的通道变得狭窄。一套房几乎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
　　一晃，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似乎突然间才发现，“中产阶层社会”仍然只存在于对未来的想象中，而中产阶层，面对中国社会的一切，其实也相当弱小。
　　他们已经有了另一种存在。

中产的社会命运

　　一直到今天，有些人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日子过得那么苦逼，房贷、教育、医疗、生活的压力，透支着他们的健康。说自己是中产，实在有些苦涩，有些幽默。
　　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仍然意识到自己跟社会上层、社会下层是不同的，后两者也意识到跟他们的不一样。
　　这意味着，无论怎么样，那么多年来，他们关于自己是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已经建构完成了。不认为自己是，并不是矫情，而是在生活的压力中，在“下坠”的威胁中的一种无奈。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是中产阶层吗？
　　回答很艰难。
　　任何一个大规模、复杂的社会，都有“上、中、下”这3个层级结构，没有才是奇怪了。不同的只是每个层级在这个结构中的比例如何，是中层占多数吗，还是下层占多数？
　　因此，从所处的社会层级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肯定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但似乎无法直接把他们和中产阶层画等号。因为，中间阶层在一个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和“中产阶层”是否出现无关。
　　换句话说，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和市场，和经济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中产阶层的乳汁，正是吸吮了它们而茁壮成长，一断奶，中产阶层也就“下坠”到社会下层了。
　　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是依托于体制而存在。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是否扩大，是否“下坠”，和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并不直接相关。
　　所以，仅仅从社会经济地位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当然也属于中产，或者反过来说，中产阶层和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一样，当然也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但是，从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对它就不是这样去思考的。 　　2003年，《求是》杂志有篇文章关注到了中产阶层的存在，把其视为和体制内的人员，以及传统的工人农民相区分的“新社会阶层”。虽然文章是从官方角度去看问题，但无疑是准确的。
　　之所以要澄清这一点，是因为，在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阶层结构里，社会要稳定得多，因为它可以确保市场和经济结构是很有活力和力量的，能够在政治、社会、经济结构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而仅仅是中间层级占多数的社会层级结构，则不一定，因为后者的区分，可能是根据体制内、体制外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可能相对会比较弱小，不足以打造社会结构的稳定。
　　而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经济结构的风险对社会结构的威胁。
　　所以，在中产阶层“下坠”，而整个中间阶层因为体制或别的力量，看上去并没有缩小的情况下，并不是对社会的稳定，社会良性演化没有影响。中产阶层的命运沉浮，其实是社会命运的直接折射，是能够规范到“中国接下来该怎么走？”的一个大问题。

另一种存在

　　但在今天，从作为一种存在来说，再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去观察中产阶层，探讨“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不仅过时，而且也没有意思了。

　　问题意识已经变了。
　　政治、社会、经济氛围的变化，导致了他们心态的变化。过去的那种意气风发，高歌猛进渐渐消失，焦虑和无力感不时袭来。
　　因此，和中国发展要进入“新常态”一样，他们也需要慢下来，停留下来看一下，看一下自己，看一下身边人，看一下这个世界，重新调整自己跟自己、跟他人、跟世界的关系，打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探索让自己得以更好地存在的空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进入存在的一种“新常态”。
　　所以，需要先在心理上撤退，撤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活中。然后，再从内心，再从生活出发，去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去尝试发现另一种在过去没有很好地体验、探索的东西。哪怕，去体验、探索这样的东西，仅仅是对不符合自己价值观，具有压抑性的东西的一种消极抵抗。
　　这个“新常态”的出现，寓意深远。
　　当然，它是受到政治变化影响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目前中产阶层的存在，尚不足以可能去履行它应该具有的那种政治社会功能。这意味着他们中大部分人必须把自己还原成为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关心赚钱，关心生活即可。但中产阶层和社会下层的不同就在于，他们不可能仅仅是这样存在的，赚钱和生活并不能解决他们安身立命的问题。当无法去改变其他什么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从自身的提升中去改变。
　　而社会结构在变化中，也调整了中产阶层跟其他阶层的关系。他人的命运，也可能就是自己的命运，但是，当关心别人的命运受挫时，最需要的，可能已经是关心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本来就已有朝不保夕的感觉。
　　有一点很重要，那么多年来，事实上中产阶层已经建构出他们的自我认同了，不再需要通过消费，通过某些商业味极浓的文化趣味去建构自我。换句话说，他们不再需要把自己展现于整个社会的面前让别人来认出自己，而是已经可以静下心来，在精神上，在身体上去提升自己，生活进入了一个静态。所以，跑步健身、中医养生、对孩子进行不同于应试教育的教育，渐成中产阶层的集体选择。这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在重新建构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并希望能够走得更远。
　　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吗？这种存在的新常态，是在中产阶层作为一股社会和经济力量，在找到推动整个社会向前的新的方式前，所出现的一个自我提升阶段吗？对此无法直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希望背后，就是这个社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