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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一同访问英国。
踏上英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进入了近代文明的博物馆，透出一股“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气息，几乎所有的重要景物与你在黑白电影里看到的都没有太大的差别：泰晤士河大铁桥旁的“大笨钟”(Big Ben)钟楼依然准点报时，河中代表了近代科学之最高水准的军舰依然昭示着昔日的辉煌。漫步伦敦街头，“却是旧时相识”的词句便萦绕脑际。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个近代文明的博物馆还是有了一些新内容，现代的节奏，已让街头少了代表雍容悠闲的绅士派头的硬顶波乐礼帽；虽然还是多雨，但曾让伦敦成为“雾都”的最重要标志的雾却少了，居然也能见到让人欣喜的蓝天。
这就是英国，皇家的森严与议会的开放同在；国有企业的收缩与国家福利的增加并行，保守与改革共存，灰姑娘和罗宾汉的故事仍在延续……一切，都奇异地被杂揉着融合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尤其是从撒切尔政府开始的改革后以“高通胀、高福利、低增长”为表征的“英国病”医治得如何，改革后的国家机器在怎样运作，是我们关注的课题。
什么事政府没有做?
在由教堂改建的英国议政大楼门前，排着长长的队，我们与许多不同肤色的人在风雨中共同等待，等了两个小时，按排队次序分批次通过三道关口的检查，在侍卫的引导下，我们居然坐在英国下议院的旁听席上了。在没有受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几个外国人居然旁听了英国作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一次辩论，那就是英国是否出兵攻打科索沃。而且只要坐下了，爱听多久就可以听多久。当晚的电视所播出的新闻也证实我们所见不虚。除了下议院，上议院对青少年犯罪相关法律的修订之辩论我们也旁听了。在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以及英国王室的白金汉宫，都在不排队的情况下瞻仰了，王室行宫温莎公堡则只要交钱买了门票，便可以去游览一圈，包括女王的就寝处都可以一观。
我们往往习惯于研究一个政府做什么，而很少去了解一个政府不做什么。英国政府做些什么而又没有做什么?在参观王宫、议会和首相官邸之后，后者，即政府没有做哪些事，更是吸引了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佩戴着依约造访的胸卡，穿过重重门阍，我们来到了英国财政部企业和发展局，局长哈雷·布什先生接待了我们。
在我们看来，政府办企业、管企业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似乎不通过批项目建工程，政府就无法控制经济，就无法保证政权的运转及社会的稳定。据哈雷局长介绍，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模式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所提出的经济自由思想，即“自由放任”原则，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这一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和以后发生了变化。为维系高福利制度，英国曾以企业国有化为表现形式对企业进行过度干预，政府的权力几乎可以涵盖整个英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但这一切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得到了改变。
在战争中形成的政府集权和二战后宣布的高福利政策，使本来经济就在走向衰退的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财政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的滞胀状态中。高福利与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同时出现，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为了维护高福利制度，政府不得不建立相关的国有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大都属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尖端技术产业，垄断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铁路、邮政和电信，控制了造船、飞机制造和钢铁业的大部分，成为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有效的杠杆。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1％，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81％，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效益不好，服务质量也不好。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她和她领导的保守党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国家过分干预经济和企业国有化的结果。为此，一改历届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为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反对政府除了稳定货币以外的一切经济干预，强调市场调节和自由经济的内在活力，主张“民众资本主义”。于是，英国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私有化运动。
撒切尔政府改革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日益庞大而又“不会下蛋”的国有企业，要它们从国有的领地大撤退，使包括公共领域在内的“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979年，政府控股的英国石油公司的股权部分卖出，使政府的持股下降到51％以下。1984年，撒切尔夫人更是大刀阔斧地对国有企业动了大手术，政府出售了英国电信公司50％多的股票和英国煤气公司的全部股票。撒切尔夫人向世人宣布：“私有化不存在规模过大或技术上不能操作的问题。私有化‘无禁区’，可以扩展到一切领域。”一古脑地将一直视为事关国计民生、非政府管理不可的英国宇航公司、电缆和无线电公司等50多家国企售出，只保留了邮电等极少数公有部门(据说邮政是因为邮票上有女王头像，不便私人经营)。这样做的结果使经济出现复苏。正是由于她的一系列举措和政绩，使她成为第一任而且连任三届女首相，而且使私有化在英国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适应了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活跃的是企业，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跨国公司，有人甚至说，国家在今后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必将退居二线，而让位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与合作。在英国，王室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就只是一个象征，连王宫都成为吸引旅客的风景，一如黛安娜车祸之后的祭歌《风中之烛》的寓意，烛在风中，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要随风而逝。
在英国，只要政府愿意并且放心出售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容易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关心的问题则是与鲁迅先生赞成妇女解放而关心“拉娜出走后怎么办”类似的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企业怎么办?毕竟，私有化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如何在政府减轻财政负担和老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让企业发挥效益，而更为直接的是，要在打破垄断的同时，在这些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并有效地避免新的垄断? 政府如何管企业
理查德是一个被誉为英国现代平民神话的、白手起家的、非贵族企业家，他身穿毛衣不系领带而迥异于贵族绅士的平民形象，被制作成蜡像，挤进了伦敦著名的塔梭滋夫人蜡像陈列馆里，位居馆内最重要的花园俱乐部中商业巨头的行列，一进馆就能看到。
理查德是在30年代靠卖报起家的，后来逐渐涉足印刷业、音像制作业、金融咨询业、饮料业等多个行业。在英国航空实行私有化后的1984年，他靠租赁获得了一架波音747飞机，成立了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凭借伦敦－纽约这一条单独的航线，挤进了航空竞争的行列，实现了他的航空梦，同时又创造了一个类似于现代“灰姑娘”的传奇，成为英国第二大远程客运与货运航空公司，1998年客运量为300万人次，利润为942亿英镑。
这是与黛安娜一样的灰姑娘故事的现代版。在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公司的政府与企业关系部负责人罗斯，介绍了理查德的传奇故事。
英国在1983年实行“Open sky”(开放天空)的航空领域私有化，将竞争引入航空领域，并逐步改变航空竞争中的一些歧视政策，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984年，有10家航空公司宣告成立。理查德就是在这个时候租赁了一架波音747飞机，成立了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凭借伦敦－纽约这一条单独的航线，跻身航空竞争的行列。如今已拥有25架客机，成为了英国第二大远程客运与货运航空公司。
罗斯说，公司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还得益于政府为企业在航空领域创造的公平竞争。最先的竞争是用行政手段打破国有航空公司对英国最大的国际机场希思罗机场起降权的垄断，后来又将行政分配起降权的办法，让各航空公司公平竞争起降权的许可证。在竞争的过程中，政府将更多的功夫用在了保护新的竞争力量上。如英航与美国的泛美航空公司曾经拥有希思罗机场42％的起降位，占了整个客源的60％，而两家航空公司又准备联合，在希思罗机场只占有2％起降位的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便奋而向欧洲法庭起诉，状告他们试图垄断市场，使本来就处于竞争不利一方的小公司受到了威胁。状告成功，欧洲法庭判定英航与美航的联合有垄断倾向，如果要联合，就必须放弃其他的服务领域。为此，维京－亚特兰大公司获得了60万英镑的赔款。应该说，这不只是理查德与维京－亚特兰大公司的胜利，也是英国航空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胜利。像维京－亚特兰大公司这样的企业，只要通过优质服务和其他竞争的手段，办好自己应该办的事，就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维京－亚特兰大公司正是在为乘客提供免费机场接送、机上按摩、会员卡等同时，依靠公平竞争赢得了自己的发展。
罗斯还提到，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受益的固然更多的是新的小航空公司，为它们的生存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同时，它也为大航空公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正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英国航空公司也才得以有了更大的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有了更为巩固的地位。1984年，英航的年客流量还是721万人次，到了1997年，客流量已由原来就相当大的基数增至为2082万人次，增长了近3倍，成为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为了具体探究英国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又造访了英国电力和煤气监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私有化后的产物，它是根据1986年煤气法和1989年电力法的要求而设立的独立的公共团体，由一些专业人士组成，负责监管除北爱尔兰以外地区的电力和煤气行业。它既独立于政府，又从某种意义上代表政府对行业进行管理，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同时它又能代表行业内企业的利益与政府谈判。其工作要向议会报告，并接受国家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企业和公民都有权向法院起诉它的违法行为。它的监管职责主要分为以下3个：负责行业准入的许可证的管理；确保监管领域内政府、民众和企业对行业的需求；促进行业内的公平竞争。而监管的方法主要不是制定或审批投资和物资调拨，而是对所辖领域进行价格管理，并制定一些措施促进行业内的公平竞争。
在问及监管办如何保证行业内出现竞争并且是公平的竞争时，该办公室监管政策研究所所长亚娄教授说：“各个行业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要根据不同的特点来设计引入竞争的切入点。如电力分为发电、输变电和配电三大块，我们将投资见效相对快的发电和配电作为竞争的突破口。而输电网络则在相关公司通过竞争进行租赁。这样一来，发电的企业增加了，原来短缺的发电量已超过了用电量。用户用电也有了选择的余地，甚至可以在超级市场上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选购电。”
价格也涉及到公众利益，在问及监管办如何确定所管产品价格的时候，亚娄博士介绍说，价格调控是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之一，其高低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有一套科学的计算方式，监管办的定价先有一个5年的计划，又有一个逐年的计划，用户和企业参与了价格的制定过程，都心中有数，企业选择进入行业和用户选择服务时都很明白。根据具体情况，监管办还会根据通货膨胀指数等因素对价格进行科学的调节。在价格的制定过程中，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第一位的。企业的利益固然也要考虑，没有利润企业是不会进入的。即使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利润，至少也有长远的利益。有时候一开始就要让企业有赢利，促使企业有信心进入；有时候则要有目的地让产品价格降到成本价以下，促使企业挖潜，这是对企业实力和信心的考验，也会刺激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具体情况要视行业的发展潜力而定。目前，英国的电价已经比引入竞争前降低了好几倍，十分成功。
亚娄博士说：“所谓监管，就是监督企业、用户、政府是否履行最初在合同上签字时所允诺的义务，并制定相关政策，以保护多方的利益。”在他的眼里，这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十分简单。因为这个管理过程不仅有政府参加，有企业参加，也有民众参加，各方面的利益都相应地得到了保障。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企业一厢情愿地随意作为。同时，为了保障公平，政府还可以用税收的方法来进行社会的重新分配。 政府最应当做的是维护公平
从英国财政部出来，在几幢大楼中间的空草坪上，一架标明维京公司的直升飞机正停在那里。许多医务人员都在飞机旁忙碌着，用单架把一个病人送进了飞机。飞机旋即起飞。
这是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印象颇深的一幕。据陪同我们的留学生说，用直升飞机接送病人在英国十分普遍，而且从动用飞机到治疗的全过程，所花费用都是免费的。据他介绍，一个已在英国居住了近8年的朋友生小孩，从报告怀孕开始，每周都要接受医生的免费检查，刚开始的时候还热情地为医生端茶送水，时间长了，反倒烦了。在英国，每生一个小孩，产妇每周可领取25英镑津贴，共领取18周，每个产妇的平均医疗费为1150英镑，也由政府负担。
政府通过培育竞争环境来管理企业固然可以理解，但英国是个高福利国家，公众的利益和高福利又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
1948年，英国政府宣称：已向人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福利，建成了西欧第一个“福利国家”，政府成为人民的“保姆”。到1978年，在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高达53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7％。它向人们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实行大学收费，但大学生中90％的人可以获得政府发的奖学金。英国的津贴名称可谓五花八门：小孩尚在母腹中，母亲便享有产妇津贴。小孩出生后，就有儿童津贴，一直到16岁才结束。失业后有失业津贴，失业津贴有时甚至比正在工作的人收入还高。社会保险、国民保健、个人社会福利、住房补助等等，政府从多种渠道向百姓提供福利，其覆盖范围甚至超出了人们“福利助穷人”的概念，而成为社会各阶层应享受的权利，成为普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年英国的GDP增长率不到2％左右，但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还在上升，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和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英国人的福利的确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政府靠什么来支撑巨额的福利支出。因为这笔巨额的支出的确是政府沉重的负担。社会福利方面的“富国”，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穷国”，无疑是英国社会让人不好解开的结。过去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在政府手中，形成一个旷日持久、庞大而低效的公共机构，难免会对以私人经济为主体的市场和价格进行过多干预，并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益。为维护巨额的福利，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提高税收，也必然会压抑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投资积极性，无论从劳动力市场还是从资本市场来看，都必然大大地降低经济效益。正是基于此，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才痛下决心，对公共领域内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造。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政府支出的领域。为此，撒切尔夫人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如果把一个赢利的企业变为公有，那么利润就会很快消失。”于是，政府就从庞大的公共领域退了出来，而一心一意地充当民众利益保护人的角色，只是用法律和制约机制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管理，更多地着眼于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反倾销与反垄断。于是，如何投资也就成了公司自己的事，企业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以赢利为最高准则，去做那些自己认为有利可图的事。政府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企业施展才能搭好舞台，让企业按照自己的利益去选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泰晤士供水公司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泰晤士供水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供水与废水处理公司，在全球排名第三，它在伦敦从事供水业务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为735万人口提供服务，为1200多万用户提供废水处理，这家公司在私有化后，在供水领域里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仅泰晤士供水产品部和泰晤士供水服务公司就年赢利1000多万英镑，成为伦敦和纽约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
据泰晤士供水公司高级顾问、前水资源部主任杰姆森教授介绍，公司是1984年开始私有化改革的，经过5年的改革后，公司眼看着英国的供水和废水处理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便将公司的业务从英国本土延伸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广大地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已高达30亿英镑，在海外有54家饮用水处理公司，为500多万人提供着服务。公司在供水和废水处理领域里的投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在海外投资中表现更为明显。什么BOT、BOOT、合作、技术投资、合资等等，皆可由企业自己自由选择。
杰姆森还告诉我们，随着公众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英国大企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原来主要依赖于家庭企业而存在的资本家阶级也发生了变化，资本经营阶层成为新的资本控制力量。银行作为资本经营的主要力量，其作用不容忽视，银行应更多地采取多种投融资方式，为企业的投资创造条件。
白金汉宫依然在每天上午11点半钟进行禁卫军的换岗仪式，依然是屋顶挂出王室族旗表示女王在宫内，而挂起英国国旗表示女王外出。然而，国家的管理形式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政府手中没有攥着一大把国有企业，没有拥有更多的投资、管理、审批的权力，但国家和民众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而且企业也更有活力。固然英国的国情与我们不一样，当我们还在花更大的功夫去寻找效益的时候，他们已经着手追求公平了，但寻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运行方式则是共通的。
踏上英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进入了近代文明的博物馆，透出一股“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气息，几乎所有的重要景物与你在黑白电影里看到的都没有太大的差别：泰晤士河大铁桥旁的“大笨钟”(Big Ben)钟楼依然准点报时，河中代表了近代科学之最高水准的军舰依然昭示着昔日的辉煌。漫步伦敦街头，“却是旧时相识”的词句便萦绕脑际。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个近代文明的博物馆还是有了一些新内容，现代的节奏，已让街头少了代表雍容悠闲的绅士派头的硬顶波乐礼帽；虽然还是多雨，但曾让伦敦成为“雾都”的最重要标志的雾却少了，居然也能见到让人欣喜的蓝天。
这就是英国，皇家的森严与议会的开放同在；国有企业的收缩与国家福利的增加并行，保守与改革共存，灰姑娘和罗宾汉的故事仍在延续……一切，都奇异地被杂揉着融合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尤其是从撒切尔政府开始的改革后以“高通胀、高福利、低增长”为表征的“英国病”医治得如何，改革后的国家机器在怎样运作，是我们关注的课题。
什么事政府没有做?
在由教堂改建的英国议政大楼门前，排着长长的队，我们与许多不同肤色的人在风雨中共同等待，等了两个小时，按排队次序分批次通过三道关口的检查，在侍卫的引导下，我们居然坐在英国下议院的旁听席上了。在没有受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几个外国人居然旁听了英国作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一次辩论，那就是英国是否出兵攻打科索沃。而且只要坐下了，爱听多久就可以听多久。当晚的电视所播出的新闻也证实我们所见不虚。除了下议院，上议院对青少年犯罪相关法律的修订之辩论我们也旁听了。在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以及英国王室的白金汉宫，都在不排队的情况下瞻仰了，王室行宫温莎公堡则只要交钱买了门票，便可以去游览一圈，包括女王的就寝处都可以一观。
我们往往习惯于研究一个政府做什么，而很少去了解一个政府不做什么。英国政府做些什么而又没有做什么?在参观王宫、议会和首相官邸之后，后者，即政府没有做哪些事，更是吸引了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佩戴着依约造访的胸卡，穿过重重门阍，我们来到了英国财政部企业和发展局，局长哈雷·布什先生接待了我们。
在我们看来，政府办企业、管企业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似乎不通过批项目建工程，政府就无法控制经济，就无法保证政权的运转及社会的稳定。据哈雷局长介绍，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模式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所提出的经济自由思想，即“自由放任”原则，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这一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和以后发生了变化。为维系高福利制度，英国曾以企业国有化为表现形式对企业进行过度干预，政府的权力几乎可以涵盖整个英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但这一切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得到了改变。
在战争中形成的政府集权和二战后宣布的高福利政策，使本来经济就在走向衰退的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财政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的滞胀状态中。高福利与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同时出现，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为了维护高福利制度，政府不得不建立相关的国有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大都属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尖端技术产业，垄断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铁路、邮政和电信，控制了造船、飞机制造和钢铁业的大部分，成为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有效的杠杆。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1％，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81％，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效益不好，服务质量也不好。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她和她领导的保守党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国家过分干预经济和企业国有化的结果。为此，一改历届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为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反对政府除了稳定货币以外的一切经济干预，强调市场调节和自由经济的内在活力，主张“民众资本主义”。于是，英国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私有化运动。
撒切尔政府改革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日益庞大而又“不会下蛋”的国有企业，要它们从国有的领地大撤退，使包括公共领域在内的“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979年，政府控股的英国石油公司的股权部分卖出，使政府的持股下降到51％以下。1984年，撒切尔夫人更是大刀阔斧地对国有企业动了大手术，政府出售了英国电信公司50％多的股票和英国煤气公司的全部股票。撒切尔夫人向世人宣布：“私有化不存在规模过大或技术上不能操作的问题。私有化‘无禁区’，可以扩展到一切领域。”一古脑地将一直视为事关国计民生、非政府管理不可的英国宇航公司、电缆和无线电公司等50多家国企售出，只保留了邮电等极少数公有部门(据说邮政是因为邮票上有女王头像，不便私人经营)。这样做的结果使经济出现复苏。正是由于她的一系列举措和政绩，使她成为第一任而且连任三届女首相，而且使私有化在英国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适应了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活跃的是企业，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跨国公司，有人甚至说，国家在今后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必将退居二线，而让位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与合作。在英国，王室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就只是一个象征，连王宫都成为吸引旅客的风景，一如黛安娜车祸之后的祭歌《风中之烛》的寓意，烛在风中，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要随风而逝。
在英国，只要政府愿意并且放心出售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容易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关心的问题则是与鲁迅先生赞成妇女解放而关心“拉娜出走后怎么办”类似的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企业怎么办?毕竟，私有化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如何在政府减轻财政负担和老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让企业发挥效益，而更为直接的是，要在打破垄断的同时，在这些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并有效地避免新的垄断? 政府如何管企业
理查德是一个被誉为英国现代平民神话的、白手起家的、非贵族企业家，他身穿毛衣不系领带而迥异于贵族绅士的平民形象，被制作成蜡像，挤进了伦敦著名的塔梭滋夫人蜡像陈列馆里，位居馆内最重要的花园俱乐部中商业巨头的行列，一进馆就能看到。
理查德是在30年代靠卖报起家的，后来逐渐涉足印刷业、音像制作业、金融咨询业、饮料业等多个行业。在英国航空实行私有化后的1984年，他靠租赁获得了一架波音747飞机，成立了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凭借伦敦－纽约这一条单独的航线，挤进了航空竞争的行列，实现了他的航空梦，同时又创造了一个类似于现代“灰姑娘”的传奇，成为英国第二大远程客运与货运航空公司，1998年客运量为300万人次，利润为942亿英镑。
这是与黛安娜一样的灰姑娘故事的现代版。在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公司的政府与企业关系部负责人罗斯，介绍了理查德的传奇故事。
英国在1983年实行“Open sky”(开放天空)的航空领域私有化，将竞争引入航空领域，并逐步改变航空竞争中的一些歧视政策，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984年，有10家航空公司宣告成立。理查德就是在这个时候租赁了一架波音747飞机，成立了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凭借伦敦－纽约这一条单独的航线，跻身航空竞争的行列。如今已拥有25架客机，成为了英国第二大远程客运与货运航空公司。
罗斯说，公司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还得益于政府为企业在航空领域创造的公平竞争。最先的竞争是用行政手段打破国有航空公司对英国最大的国际机场希思罗机场起降权的垄断，后来又将行政分配起降权的办法，让各航空公司公平竞争起降权的许可证。在竞争的过程中，政府将更多的功夫用在了保护新的竞争力量上。如英航与美国的泛美航空公司曾经拥有希思罗机场42％的起降位，占了整个客源的60％，而两家航空公司又准备联合，在希思罗机场只占有2％起降位的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便奋而向欧洲法庭起诉，状告他们试图垄断市场，使本来就处于竞争不利一方的小公司受到了威胁。状告成功，欧洲法庭判定英航与美航的联合有垄断倾向，如果要联合，就必须放弃其他的服务领域。为此，维京－亚特兰大公司获得了60万英镑的赔款。应该说，这不只是理查德与维京－亚特兰大公司的胜利，也是英国航空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胜利。像维京－亚特兰大公司这样的企业，只要通过优质服务和其他竞争的手段，办好自己应该办的事，就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维京－亚特兰大公司正是在为乘客提供免费机场接送、机上按摩、会员卡等同时，依靠公平竞争赢得了自己的发展。
罗斯还提到，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受益的固然更多的是新的小航空公司，为它们的生存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同时，它也为大航空公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正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英国航空公司也才得以有了更大的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有了更为巩固的地位。1984年，英航的年客流量还是721万人次，到了1997年，客流量已由原来就相当大的基数增至为2082万人次，增长了近3倍，成为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为了具体探究英国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又造访了英国电力和煤气监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私有化后的产物，它是根据1986年煤气法和1989年电力法的要求而设立的独立的公共团体，由一些专业人士组成，负责监管除北爱尔兰以外地区的电力和煤气行业。它既独立于政府，又从某种意义上代表政府对行业进行管理，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同时它又能代表行业内企业的利益与政府谈判。其工作要向议会报告，并接受国家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企业和公民都有权向法院起诉它的违法行为。它的监管职责主要分为以下3个：负责行业准入的许可证的管理；确保监管领域内政府、民众和企业对行业的需求；促进行业内的公平竞争。而监管的方法主要不是制定或审批投资和物资调拨，而是对所辖领域进行价格管理，并制定一些措施促进行业内的公平竞争。
在问及监管办如何保证行业内出现竞争并且是公平的竞争时，该办公室监管政策研究所所长亚娄教授说：“各个行业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要根据不同的特点来设计引入竞争的切入点。如电力分为发电、输变电和配电三大块，我们将投资见效相对快的发电和配电作为竞争的突破口。而输电网络则在相关公司通过竞争进行租赁。这样一来，发电的企业增加了，原来短缺的发电量已超过了用电量。用户用电也有了选择的余地，甚至可以在超级市场上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选购电。”
价格也涉及到公众利益，在问及监管办如何确定所管产品价格的时候，亚娄博士介绍说，价格调控是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之一，其高低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有一套科学的计算方式，监管办的定价先有一个5年的计划，又有一个逐年的计划，用户和企业参与了价格的制定过程，都心中有数，企业选择进入行业和用户选择服务时都很明白。根据具体情况，监管办还会根据通货膨胀指数等因素对价格进行科学的调节。在价格的制定过程中，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第一位的。企业的利益固然也要考虑，没有利润企业是不会进入的。即使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利润，至少也有长远的利益。有时候一开始就要让企业有赢利，促使企业有信心进入；有时候则要有目的地让产品价格降到成本价以下，促使企业挖潜，这是对企业实力和信心的考验，也会刺激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具体情况要视行业的发展潜力而定。目前，英国的电价已经比引入竞争前降低了好几倍，十分成功。
亚娄博士说：“所谓监管，就是监督企业、用户、政府是否履行最初在合同上签字时所允诺的义务，并制定相关政策，以保护多方的利益。”在他的眼里，这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十分简单。因为这个管理过程不仅有政府参加，有企业参加，也有民众参加，各方面的利益都相应地得到了保障。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企业一厢情愿地随意作为。同时，为了保障公平，政府还可以用税收的方法来进行社会的重新分配。 政府最应当做的是维护公平
从英国财政部出来，在几幢大楼中间的空草坪上，一架标明维京公司的直升飞机正停在那里。许多医务人员都在飞机旁忙碌着，用单架把一个病人送进了飞机。飞机旋即起飞。
这是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印象颇深的一幕。据陪同我们的留学生说，用直升飞机接送病人在英国十分普遍，而且从动用飞机到治疗的全过程，所花费用都是免费的。据他介绍，一个已在英国居住了近8年的朋友生小孩，从报告怀孕开始，每周都要接受医生的免费检查，刚开始的时候还热情地为医生端茶送水，时间长了，反倒烦了。在英国，每生一个小孩，产妇每周可领取25英镑津贴，共领取18周，每个产妇的平均医疗费为1150英镑，也由政府负担。
政府通过培育竞争环境来管理企业固然可以理解，但英国是个高福利国家，公众的利益和高福利又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
1948年，英国政府宣称：已向人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福利，建成了西欧第一个“福利国家”，政府成为人民的“保姆”。到1978年，在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高达53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7％。它向人们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实行大学收费，但大学生中90％的人可以获得政府发的奖学金。英国的津贴名称可谓五花八门：小孩尚在母腹中，母亲便享有产妇津贴。小孩出生后，就有儿童津贴，一直到16岁才结束。失业后有失业津贴，失业津贴有时甚至比正在工作的人收入还高。社会保险、国民保健、个人社会福利、住房补助等等，政府从多种渠道向百姓提供福利，其覆盖范围甚至超出了人们“福利助穷人”的概念，而成为社会各阶层应享受的权利，成为普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年英国的GDP增长率不到2％左右，但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还在上升，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和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英国人的福利的确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政府靠什么来支撑巨额的福利支出。因为这笔巨额的支出的确是政府沉重的负担。社会福利方面的“富国”，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穷国”，无疑是英国社会让人不好解开的结。过去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在政府手中，形成一个旷日持久、庞大而低效的公共机构，难免会对以私人经济为主体的市场和价格进行过多干预，并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益。为维护巨额的福利，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提高税收，也必然会压抑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投资积极性，无论从劳动力市场还是从资本市场来看，都必然大大地降低经济效益。正是基于此，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才痛下决心，对公共领域内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造。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政府支出的领域。为此，撒切尔夫人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如果把一个赢利的企业变为公有，那么利润就会很快消失。”于是，政府就从庞大的公共领域退了出来，而一心一意地充当民众利益保护人的角色，只是用法律和制约机制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管理，更多地着眼于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反倾销与反垄断。于是，如何投资也就成了公司自己的事，企业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以赢利为最高准则，去做那些自己认为有利可图的事。政府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企业施展才能搭好舞台，让企业按照自己的利益去选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泰晤士供水公司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泰晤士供水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供水与废水处理公司，在全球排名第三，它在伦敦从事供水业务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为735万人口提供服务，为1200多万用户提供废水处理，这家公司在私有化后，在供水领域里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仅泰晤士供水产品部和泰晤士供水服务公司就年赢利1000多万英镑，成为伦敦和纽约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
据泰晤士供水公司高级顾问、前水资源部主任杰姆森教授介绍，公司是1984年开始私有化改革的，经过5年的改革后，公司眼看着英国的供水和废水处理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便将公司的业务从英国本土延伸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广大地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已高达30亿英镑，在海外有54家饮用水处理公司，为500多万人提供着服务。公司在供水和废水处理领域里的投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在海外投资中表现更为明显。什么BOT、BOOT、合作、技术投资、合资等等，皆可由企业自己自由选择。
杰姆森还告诉我们，随着公众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英国大企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原来主要依赖于家庭企业而存在的资本家阶级也发生了变化，资本经营阶层成为新的资本控制力量。银行作为资本经营的主要力量，其作用不容忽视，银行应更多地采取多种投融资方式，为企业的投资创造条件。
白金汉宫依然在每天上午11点半钟进行禁卫军的换岗仪式，依然是屋顶挂出王室族旗表示女王在宫内，而挂起英国国旗表示女王外出。然而，国家的管理形式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政府手中没有攥着一大把国有企业，没有拥有更多的投资、管理、审批的权力，但国家和民众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而且企业也更有活力。固然英国的国情与我们不一样，当我们还在花更大的功夫去寻找效益的时候，他们已经着手追求公平了，但寻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运行方式则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