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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武汉体育学院的夏季校园里，程菲还是一副假小子般的打扮：T恤、半裤、凉拖鞋。常常戴一顶有小耳朵的帽子。大片茧子占据手掌面，手腕边缘有擦伤。她的脚掌还是宽厚，两个大脚趾腿外沿都有骨质增生凸起，左脚尤其严重，这让她几乎不能穿时装鞋。
她很少化妆，也从不穿裙子。妈妈徐春香觉得她没有女人味儿，是她从小自己没有教育的过错。赵汉华教练则把她当成“反面教材”，告诫现在的女队员们也要学会打扮自己。
如果累了，或者天气不好，她的右膝盖还是涩涩的。去年，学院搞了个教工比赛，她做了几个简单动作，不料引发了肌肉疲劳，突然腿就没有力气了。去医院拍完片，医生告诉她，是腰椎骨裂滑脱。不是手术就能解决，只能通过锻炼、康复，保守治疗。
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体型发福的她，穿着紫黑运动衣，脚上、膝上全是厚厚的绷带。一个跳马动作落地后，她立刻抬起了一只脚，龇牙咧嘴地，不停地“哎哟哎哟”。随后，她迅速在候场区敷上了冰块。队医在一旁担忧地看着：“这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恢复了。”
这一年，程菲已经24岁。体操是一项高风险运动，老运动员们往往越练越怕，后期只求别出事，平安落地。他们之间偶尔调侃，不要受伤，哪怕人趴在垫子上都没事，自己能走下场就行。
她一边在坚持，一边在害怕。她很想再参加一次奥运会，但是又不敢、也不能完全豁出去地去努力。直到离伦敦奥运会开幕仅剩一个月时，那根断掉的跟腱，为她结束了这一场执念。
一切都在预计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
“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
如今，在体操馆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的程菲，时常想起自己的童年，“因为自己曾经经受这些，所以很难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太严格，于心不忍；不严格，出不了成绩。”这也是她没有选择成为教练的最大原因。
武汉体育学院女子体操队赵汉华教授，在三十几年的教学训练中，一直把女子的下肢力量作为重点训练，在训练实践中探索研究出一套新的教学理念和训练方法，着力改变我国女子体操下肢力量较差的状况，创建了“从小狠抓跳马和技巧下肢项目，以下肢带动其它项目发展”的新理念，为运动员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蛙跳—单腿跳—双腿跳—前、后、 侧跳—深蹲跳—高半蹲跳—蛇形跳，这组下肢综合跳训练，需在3分30秒内完成。动作还要规范，如双脚向上纵跳，要求充分蹬直踝、膝、髋关节，跳起时要求两腿夹紧、空中顶头、紧腰收腹，空中停留时间长，并要超过一定高度。
这是程菲童年在武汉体育学院体操队时，早操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她的教练、体操教研室教授赵汉华全程记录下训练过程，早操从5点30分持续至7点40分，中间仅在5点50分至55分里，这5分钟的时间为空白。
平衡木高1.25米，程菲那时身高不过1.13米。从7岁起，她离家到武汉训练。练了一个多月，有一次跳马完后，她往回跑，突然就哭个不停。她说，想妈妈了。赵汉华教练告诉她，把父母的照片带到体操馆来，就像他们陪着一样。后来，体操房就多了一本土黄色的影集。
赵汉华教练印象中，程菲特别能吃苦。她记得，有一次吃早饭时，她意外看见程菲一瘸一拐地经过。上前一问才得知程菲练得脚跟疼，脚跟根本落不了地，赵老师埋怨她疼成这样为什么不说？程菲告知：“我害怕跟您说了，您就不让我练了。”赵老师被小程菲坚强的意志所感动！
程菲的爸爸程立高，常常坐凌晨1点的船，7点到武汉，再坐公交辗转来看女儿。年纪太小，程菲还没怎么学会照顾自己。明明应该穿夏天的衣服，她还把厚厚的棉毛裤套在身上。袜子、毯子总是找不到，爸爸不得不给她的袜子全部绣上“菲”字。
虽然出生于1988年，但她不像同龄的孩子那样，有一个由玻璃弹珠、超级玛丽和日本漫画陪伴的童年。她记得，大冬天的摸黑起来跑步，自己一边跑一边哭。这种日子看不到头，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
中国女子体操队员的成长经历大多是：从三四岁开始训练，16岁参加比赛，20岁左右退役。程菲亦是如此。4岁起，她在家乡湖北省黄石市业余体校开始训练，7岁进入武汉体育学院体操队，随后被选拔进入湖北省队、国家队。
这条道路，是爸爸为她选择的。练过武术的程立高很早就有意培养女儿的运动天分，拜托在家乡业余体校工作的同学，让程菲4岁起开始训练。他自己在家中的屋梁上吊上杠子，一根代表单杠；用粉笔在地上画两条线，就成了程菲的平衡木。
“妈妈，能不能不练体操呢？如果你不要我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5岁时，程菲这样问妈妈徐春香。不过，小孩的话，没人当真。妈妈说一定要练，“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投你身上了，练不出来，我们家就一无所有了。”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套紫色体操服变小了，就从肩膀那儿剪开，缝上一段黑布接着穿。闹市区新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有透明的落地窗和圆形的小凳子，程菲想去吃，妈妈鼓励她：“你放心，只要你好好练，以后吃这些都是小意思！”
练得不好，爸爸会用粗粗的拖把棍子教训女儿，偶尔还给个“暴栗”。妈妈同意打屁股，不让敲头，怕把孩子弄蠢了，为此没少吵架。“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这么狠的心？”坐在湖北黄石的家中，回忆当年，徐春香自己都有些疑惑。
妈妈说，现在程菲话不多，可小时候是个“话唠”。一幢筒子楼里，左邻右舍、上上下下的，她不来往，程菲却全熟悉。放学回家时，经过老人家聚集打牌的地方，她也能聊。同情心泛滥，看到没有腿的残疾人在楼下唱歌，哭得说不出话，回来找妈妈要钱。
小程菲听话懂事。在幼儿园里，一边哭，一边还要把饭吃完。训练时，一边哭，一边把动作完成。遇到犟脾气上来了，如果被爸妈批评跑得不好，她就拼命跑，多跑几圈，为的是赌那一口气。
不过，程菲的天性，其实不是为了比赛而生。她有些被动，不怎么争强好胜。
还在业余体校训练时，一些年纪大些的孩子欺负程菲，练习时故意将她推到一边去。起初，程菲不敢反抗。有一天，妈妈告诉女儿：“明天谁敢碰你一下，你就要把她打倒！不然，你永远抬不起头！” 第一天，程菲不敢，回家后挨了一顿打。第二天，又是一顿打。直到第三天，总是被欺负的程菲也生气了，突然把一群人都推倒在地。这一天，妈妈将女儿带到餐馆，大大地奖励了一番。
“要把她逼到没有办法才行。”这是妈妈总结出的经验。直到程菲进入国家队后，这性格还是没有改。教练陆善真曾描述她，“比较低调，缺少表现欲，很多热闹的场合总是能躲就躲。不过，要是有人拿枪顶着她，她也会表现得相当出色。”
“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但责任感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程菲如此形容自己。有时候，她会感到自己个性很挣扎，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义务，还是出于热爱呢？
这个问题，在她进入国家队时还没有答案。她只觉得自己有责任获得成绩、回报父母，奥运冠军却暂时遥远。新队员们自我介绍时，其他人都说要成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也附和着，内心却在想，能成为全国冠军就很不错了。
一个没什么大梦想的小城姑娘，却在随后迎来她不曾预料到的人生。
始终不喜欢被瞩目
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后，国家女子体操队的队员们，依惯例被要求写赛后总结。队友们都写得很长，程菲只写了一页半。她觉得没什么好写的，自己表现得不错，“就意思了一下，结果被骂死”。
由于雅典奥运会表现失常，中国体操队被戏谑地称为“中国摔跤队”。队员们频频失误、摔下器械，共只获得1金2铜三枚奖牌，男团和女团分别名列第五和第七。彼时不为人所知的程菲却初露锋芒，在自由操中获得第四，跳马项目也展现出潜力。
这一年，她刚满16岁，达到国际体联规定的奥运参赛者年龄下限。此前，她几乎没有参加什么大型国际比赛，国内体操裁判是举旗子，国际通行则是亮绿灯后开始做动作，第一次出国比赛的她，连红绿指示灯都没有注意到。
2001年进入国家队时，程菲是队里的“小尾巴”。在教练刘群林印象中，程菲是个好苗子，但是还没有掌握什么难度动作，在一群正在出成绩的明星队员中显得很不起眼。刚入队前两年，她便以练弹网、增强腿部力量的基础训练为主。
另一位教练陆善真，会给她布置任务。不过，陆导不喜欢具体要求多少组多少个，只说“你去做吧”。程菲害怕，不敢主动问教练，只能自己默默做。体操老馆中有教练看不到的角落，有一年冬天，程菲实诚地练到满头大汗，却发现馆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夏天，队里免费提供雪糕，因为没出什么成绩，她也不敢多吃。
在一个令人敬畏、不由自主紧张起来的氛围下，她学会了谨言慎行，原本“话唠”、活泼的天性有所收敛。
还没出名时，一位媒体记者采访，约了几位相熟的队员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记者问，你今后拿了世界冠军还想练吗？“那谁还练啊？！”程菲没有细想，脱口而出。世界冠军离自己那么遥远，何况已是顶峰，还能更好吗？
结果，因为这句无心快语，她被队里点名批评，一下子蒙了。
她早就习惯了集体生活、听从指令。训练日程紧张，大年三十才休息一天半或两天。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直到进入国家队后的第三年，父母才第一次从家乡到北京来看她。渐渐地，她发现自己也不那么依赖父母了。
雅典奥运会后，她和教练共同决定，将重心转移到跳马和自由体操上来。一直以来，中国女队的传统优势项目是高低杠和平衡木，而腿部力量的相对缺乏，让自由体操和跳马项目一直是中国女队的“软肋”。
程菲对平衡木有些发怵。她的脚底板比较厚实，脚背高，不具备能抓稳木的先天优势，简单来说，没有木感。她的优势在于，腿部力量强，在空间判断上有独特的优势。陆善真发现，她从180至1440的每一度数都能清晰辨别，动作完成准确。
于是，陆善真围绕着纵轴转体的元素，为她设计了自由体操的“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720度”和跳马的“程菲跳”，提高难度，突破了传统弱项。自此，程菲开启了属于她的冠军之路。
2005年，程菲在墨尔本世锦赛上以“程菲跳”一战成名，一举拿到了中国体操历史上首枚女子跳马金牌。2006年的丹麦阿胡斯世锦赛，她独揽三枚金牌。2007年，斯图加特世界体操锦标赛，她又在跳马项目上卫冕成功。
让她感觉自己体操生涯“已经值了”的，是在2005年12月26日这天，她作为第43人登上了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训练馆里的冠军榜。那年她17岁，她微笑的照片，同马艳红、李宁、刘璇等名将的照片一起，高挂在正对训练场的墙上。为此，刘璇还特别奖励给她一部滑盖手机。
这时，程菲已从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成长为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一姐”。她从上下铺搬进了单人间，教练偶尔还跟着小队员们叫她“菲姐”。她还先后被授予“湖北省三八红旗手”“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最佳女运动员奖”等等，荣誉等身。
她只觉得幸运。在国家队待得长了，成败得失、所见所闻太多，很难不对体育竞技的残酷耳濡目染。比她优秀的队员大有人在，但因为教练配合、成名心态、个人伤病等等诸多因素，没有出成绩。
那些没有出成绩的人里，有一位身体条件测验总是前三名（她自己则在前十徘徊）的队友；一位在平衡木上脚“像装了弹簧”一样的姑娘；一位因胯骨坏死在床上躺一年以致小腿萎缩的师妹；一位恰好遭遇男子体操“黄金一代”的男队友……“大家只会看到出成绩的，谁会真的心疼每一拨被淘汰的人？”
她常常告诉妈妈的一句话是，不管成绩怎么样，一定要让自己留在国家队。只有留下来，才能做其他的事。从2001年进入，至2012年退役，程菲在国家队的服役时间，已是少有的长了。
随着声名渐长，她被频频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中。有段时间，因被曲解，她特别抵触媒体。若发现有人在拍，可能会背过身去。她还是不喜欢被瞩目，在镜头前不那么自在。陆善真教练形容程菲“低调，不喜欢热闹场合”，他常常希望这位弟子的表现欲更强一些，有助于她的场上表现力。
2005、2006年起，程菲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巅峰时代。“2006年开始，我只要正常发挥就是冠军。这时候，你会形成一种‘惯性的赢’，觉得我已经是冠军水平，不拿冠军才会奇怪呢。”从小有之的责任感又开始作怪。成绩拿得越多，她似乎越来越丢不开这样的包袱。 走上金字塔尖的程菲很快陷入一种矛盾：她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塔尖上，又因从未达到的高度而眩晕。小时候的她，还没有这么远大的志向。当成功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她在尽可能消化，却发现还是难以承受。
于是，一旦状态不好，她便很容易焦虑、情绪崩溃。
没有成为一个英雄式扭转局面的人
“每天起床后都特别崩溃，每天都想找教练说‘我不上奥运会了’‘我不干了，你怎么骂我打我我都不干了’。”备战北京奥运时，程菲经历了一段极度想要退缩的日子。但是，到了体操馆她又会想，那教练怎么办，这个队伍怎么办？
2007年11月，程菲成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这让她压力陡增。刘群林教练面对她沉默、严肃的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怎么有那么沉重的包袱呢？你笑一笑呀！”
有一天，本来练得好好的，她突然一个人放声大哭。好像悲伤突然涌出来一样，完全控制不了情绪。
教练问：“你怎么了？练完了回去呗。”
程菲哭着说不出话，一直摇头。后来，教练说了句让程菲“很崩溃”的话：“给你找个对象吧。”
“当时我都傻了，一边哭一边说，‘不是这回事啊’。”程菲有点哭笑不得。
其实，她和教练都很清楚，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奥运除了拿金牌，她没有别的退路：“哪怕我们再怎么劝慰自己说，金牌不会毁掉你的生活，失败也无所谓，但实际上，金牌就是你的唯一。”
一进体操馆大门，正对面的巨幅标语写着“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负开始，奋起直追”。还有一句是：“上级逼，下级逼，互相逼，自我逼。不吃苦中苦，难有大突破。不经逼中逼，难上冠军台！”
体操馆里还设了一面长3.2米、高1.5米的“批评墙”，之前曾是2006年世锦赛8枚金牌的贺电榜。墙上贴着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国内十几家媒体对体操队的批评报道，首篇评论的大意是，中国体操队在雅典奥运会上靠吃老本才仅夺得一枚鞍马金牌。
这块蓝底宣传栏，顶上印有大字“卧薪尝胆廿五月，刻骨铭心为零八”。
北京奥运，全民狂热。程菲是队里的大姐大，同期队友都退了役，她不知道还能和谁诉说。教练压力更大，对运动员有点小心翼翼。父母远在湖北老家，组织上派人去了家里，希望家长们不要去北京陪伴，会孩子增添压力。
那一天，妈妈徐春香发了火：“我们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她不是那种自信的孩子！”
陆善真教练曾将程菲与英国喜剧演员憨豆先生类比，“程菲自身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单看她的比赛，你会觉得这个运动员充满了自信。谁也不会想到，可能就在比赛前一两天，她还完全没有调整到位，甚至信心崩溃。照理，技术水平和动作质量都处于上乘的程菲不该如此，但她却常常让自己陷入这种极端矛盾的漩涡里”。
只要准备不是特别充分，她会显出犹疑、缺乏信心，需要旁人推一把。刘群林教练记得，一次全国跳马比赛中，程菲主动提出，想降低难度。其实，她的尤尔琴科900已经掌握得不错。教练们半劝半逼，程菲最终还是成功完成。
“程菲跳”的第一次成功登陆，也是刘群林“逼”出来的。训练一段时间后，马箱后面的坑里，海绵垫被一层层地加高，甚至高过了马箱。有一天，看程菲状态不错，刘群林又推了一把：“这样你还不出来跳啊？出来！”
第一次登陆很成功，刘群林有些嗔怪：“看看，你都不主动提！”
程菲也明白，这“挤牙膏”一样的性格，会让自己在决胜关键时缺乏执念、难以发挥潜力：“在精神本质上，求胜的欲望非常重要。我偶尔会有，但没有那么强烈，总是缺少一点主动追求的信念。”
偏偏，北京奥运会之前，“程菲跳”的训练状态并不理想，技术问题没能彻底解决，“第一腾空，上马转180度这个瞬间是最难的。技术复杂在于，毽子有旋转，打板的一瞬间还要转体、转正然后撑马，这个很难”。
学动作时年龄越小，对动作本能性的掌握就越好。程菲从2005年才开始尝试毽子类型动作，训练时间不过几个月，基础并不牢固。一旦身体发育或是其他原因，很容易出现偏差，业界俗称“跑范儿”。
直到跳马单项决赛那天的赛前活动时，程菲还是摔得很惨。她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第二跳之前，她令人意外地大吼了一声——她很少在比赛中这样宣泄，真的想给自己打气，希望能过这一关。
这一跳，她双膝接地。
走出场外，教练拍拍她，她已经有思想准备，反而没什么情绪，但是，一瞬间脑袋里空空如也。这样就结束了吗？
“如果成功了，你可能会成为教科书一样的人物。但在那种状况下，自己没有成为一个英雄式扭转局面的人物。”时至今日，程菲将它称为一次赌博。她坦然接受赌博失败的后果，“不是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但确实是最真实的那一面。”
找到自己缺失的体操梦想
北京奥运会失误的那天晚上，她几乎哭得“灵魂出窍”，大脑要宕机了一样。再后来，家人怀疑她得了自闭症。不肯出门买东西，上街时戴帽子、口罩和墨镜，害怕被人认出来。有时候，帽子在家也不肯摘掉。
“遗憾还是太大了。”程菲想着要不要再坚持一个奥运周期，但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
那个时候，她正在经历着韧带拉伤、手指骨裂、膝盖积水和坐骨结节。有一次，从平衡木落下时，她不小心把手撑在木中间，三根手指一瞬间被掰得畸形。教练立刻把脱臼的骨头捋回原位，还是肿得老高。晚上睡觉，床的四周要用娃娃、枕头铺满，“胀的时候恨不得手都不要了，一心只想往墙上擂。”
2009年，她因伤退出全运会。她不愿意如此窝囊地退役，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束方式。休息了一年后，她选择回到训练场：“我怕自己未来会后悔，放弃了这一丝希望。既然我害怕后悔，那我就去试一试。”
“像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从零开始。”程菲说，“如果说2008年之前是为了别人练，那么，2008年之后完全是为了自己练。没有人逼我了，完完全全是自己选择的。可能所有人都不看好，但我想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做到什么程度，当我重新经历体操时，会有怎样的感受。” 她已经不追求技术难度了，而是花更多的时间与队医、体能教练在一起。然而，她又陷入另一个矛盾：当她长大到决心为自己而主动战斗，却发现有心无力，身体已不允许她这么做。比如，她的膝盖积水曾经严重到封闭针打进关节腔，根本不用抽，太慢了。直接把腿抬到高处，能感觉到积液像水龙头放水一样，哗哗地往下流。
跟腱断裂的一瞬间，她是知道的，不痛，只是脚下一热。她心里一下子五味杂陈，突然又轻松了。没断之前，每天像有把刀子一样时不时地产生刺痛感。如今真的断了，“有一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程菲说。
2013年5月，退役后的她回到母校武汉体育学院任教。除了上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她致力于改善中国体操和体操运动员的发展现状和环境。成立快乐体操俱乐部，便是她的计划之一。
快乐体操项目，是国家体育总局对于目前体操发展情况而尝试的变革，通过降低难度、淡化竞技性、保持健身性，大力推进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项目。孩子们在玩耍时，提高身体柔韧性、协调性，增强体质。截至2016年2月，全国已有27个快乐体操俱乐部。
去年冬天，程菲回到家乡看望爸妈。为了减肥，妈妈带着她在小区里快走三圈。“我实在不能走了，膝盖痛。”程菲求了饶。妈妈有些意外，想起女儿曾告诉她的话：“别以为我年轻，其实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竞技都和枯燥、伤病、残酷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的残酷在于，孩子没有自己的意愿，是被动接受的。如果更早一些有主动性，孩子们虽然知道残酷，还是会热爱它。”程菲说。
2015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在一份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文件中坦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程菲对此深有体会。退役后，她曾各处游历。国内繁盛一时的县市业余体校、体育机构，很多形同虚设；美国休斯敦一个最大的体操俱乐部，却拥有会员五千多人。
程菲说做快乐体操这件事，是希望为孩子启蒙，让他们更早认识到体育精神，有热爱体操、自主选择的机会。
她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自己体会运动的乐趣，主动拥抱体操梦想——这曾是她最缺乏的部分。她的成长经历，几乎是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的真实写照。她曾将24年的青春投入举国体制的锻造，未来，她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修正它。
她的左腿后部，从小腿往下，有一条曲折的红筋，越靠近脚跟，越显眼、越扭曲。这是2012年跟腱修复手术留下的痕迹，如今已无大碍。朋友们说看着挺吓人，开玩笑让她去文身，文蜈蚣图案。她却想着，要文也要文成大树，盘根错节而又枝繁叶茂——那才是她希望的样子。
（实习生张池羽对本文亦有贡献）
她很少化妆，也从不穿裙子。妈妈徐春香觉得她没有女人味儿，是她从小自己没有教育的过错。赵汉华教练则把她当成“反面教材”，告诫现在的女队员们也要学会打扮自己。
如果累了，或者天气不好，她的右膝盖还是涩涩的。去年，学院搞了个教工比赛，她做了几个简单动作，不料引发了肌肉疲劳，突然腿就没有力气了。去医院拍完片，医生告诉她，是腰椎骨裂滑脱。不是手术就能解决，只能通过锻炼、康复，保守治疗。
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体型发福的她，穿着紫黑运动衣，脚上、膝上全是厚厚的绷带。一个跳马动作落地后，她立刻抬起了一只脚，龇牙咧嘴地，不停地“哎哟哎哟”。随后，她迅速在候场区敷上了冰块。队医在一旁担忧地看着：“这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恢复了。”
这一年，程菲已经24岁。体操是一项高风险运动，老运动员们往往越练越怕，后期只求别出事，平安落地。他们之间偶尔调侃，不要受伤，哪怕人趴在垫子上都没事，自己能走下场就行。
她一边在坚持，一边在害怕。她很想再参加一次奥运会，但是又不敢、也不能完全豁出去地去努力。直到离伦敦奥运会开幕仅剩一个月时，那根断掉的跟腱，为她结束了这一场执念。
一切都在预计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
“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
如今，在体操馆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的程菲，时常想起自己的童年，“因为自己曾经经受这些，所以很难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太严格，于心不忍；不严格，出不了成绩。”这也是她没有选择成为教练的最大原因。
武汉体育学院女子体操队赵汉华教授，在三十几年的教学训练中，一直把女子的下肢力量作为重点训练，在训练实践中探索研究出一套新的教学理念和训练方法，着力改变我国女子体操下肢力量较差的状况，创建了“从小狠抓跳马和技巧下肢项目，以下肢带动其它项目发展”的新理念，为运动员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蛙跳—单腿跳—双腿跳—前、后、 侧跳—深蹲跳—高半蹲跳—蛇形跳，这组下肢综合跳训练，需在3分30秒内完成。动作还要规范，如双脚向上纵跳，要求充分蹬直踝、膝、髋关节，跳起时要求两腿夹紧、空中顶头、紧腰收腹，空中停留时间长，并要超过一定高度。
这是程菲童年在武汉体育学院体操队时，早操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她的教练、体操教研室教授赵汉华全程记录下训练过程，早操从5点30分持续至7点40分，中间仅在5点50分至55分里，这5分钟的时间为空白。
平衡木高1.25米，程菲那时身高不过1.13米。从7岁起，她离家到武汉训练。练了一个多月，有一次跳马完后，她往回跑，突然就哭个不停。她说，想妈妈了。赵汉华教练告诉她，把父母的照片带到体操馆来，就像他们陪着一样。后来，体操房就多了一本土黄色的影集。
赵汉华教练印象中，程菲特别能吃苦。她记得，有一次吃早饭时，她意外看见程菲一瘸一拐地经过。上前一问才得知程菲练得脚跟疼，脚跟根本落不了地，赵老师埋怨她疼成这样为什么不说？程菲告知：“我害怕跟您说了，您就不让我练了。”赵老师被小程菲坚强的意志所感动！
程菲的爸爸程立高，常常坐凌晨1点的船，7点到武汉，再坐公交辗转来看女儿。年纪太小，程菲还没怎么学会照顾自己。明明应该穿夏天的衣服，她还把厚厚的棉毛裤套在身上。袜子、毯子总是找不到，爸爸不得不给她的袜子全部绣上“菲”字。
虽然出生于1988年，但她不像同龄的孩子那样，有一个由玻璃弹珠、超级玛丽和日本漫画陪伴的童年。她记得，大冬天的摸黑起来跑步，自己一边跑一边哭。这种日子看不到头，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
中国女子体操队员的成长经历大多是：从三四岁开始训练，16岁参加比赛，20岁左右退役。程菲亦是如此。4岁起，她在家乡湖北省黄石市业余体校开始训练，7岁进入武汉体育学院体操队，随后被选拔进入湖北省队、国家队。
这条道路，是爸爸为她选择的。练过武术的程立高很早就有意培养女儿的运动天分，拜托在家乡业余体校工作的同学，让程菲4岁起开始训练。他自己在家中的屋梁上吊上杠子，一根代表单杠；用粉笔在地上画两条线，就成了程菲的平衡木。
“妈妈，能不能不练体操呢？如果你不要我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5岁时，程菲这样问妈妈徐春香。不过，小孩的话，没人当真。妈妈说一定要练，“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投你身上了，练不出来，我们家就一无所有了。”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套紫色体操服变小了，就从肩膀那儿剪开，缝上一段黑布接着穿。闹市区新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有透明的落地窗和圆形的小凳子，程菲想去吃，妈妈鼓励她：“你放心，只要你好好练，以后吃这些都是小意思！”
练得不好，爸爸会用粗粗的拖把棍子教训女儿，偶尔还给个“暴栗”。妈妈同意打屁股，不让敲头，怕把孩子弄蠢了，为此没少吵架。“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这么狠的心？”坐在湖北黄石的家中，回忆当年，徐春香自己都有些疑惑。
妈妈说，现在程菲话不多，可小时候是个“话唠”。一幢筒子楼里，左邻右舍、上上下下的，她不来往，程菲却全熟悉。放学回家时，经过老人家聚集打牌的地方，她也能聊。同情心泛滥，看到没有腿的残疾人在楼下唱歌，哭得说不出话，回来找妈妈要钱。
小程菲听话懂事。在幼儿园里，一边哭，一边还要把饭吃完。训练时，一边哭，一边把动作完成。遇到犟脾气上来了，如果被爸妈批评跑得不好，她就拼命跑，多跑几圈，为的是赌那一口气。
不过，程菲的天性，其实不是为了比赛而生。她有些被动，不怎么争强好胜。
还在业余体校训练时，一些年纪大些的孩子欺负程菲，练习时故意将她推到一边去。起初，程菲不敢反抗。有一天，妈妈告诉女儿：“明天谁敢碰你一下，你就要把她打倒！不然，你永远抬不起头！” 第一天，程菲不敢，回家后挨了一顿打。第二天，又是一顿打。直到第三天，总是被欺负的程菲也生气了，突然把一群人都推倒在地。这一天，妈妈将女儿带到餐馆，大大地奖励了一番。
“要把她逼到没有办法才行。”这是妈妈总结出的经验。直到程菲进入国家队后，这性格还是没有改。教练陆善真曾描述她，“比较低调，缺少表现欲，很多热闹的场合总是能躲就躲。不过，要是有人拿枪顶着她，她也会表现得相当出色。”
“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但责任感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程菲如此形容自己。有时候，她会感到自己个性很挣扎，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义务，还是出于热爱呢？
这个问题，在她进入国家队时还没有答案。她只觉得自己有责任获得成绩、回报父母，奥运冠军却暂时遥远。新队员们自我介绍时，其他人都说要成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也附和着，内心却在想，能成为全国冠军就很不错了。
一个没什么大梦想的小城姑娘，却在随后迎来她不曾预料到的人生。
始终不喜欢被瞩目
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后，国家女子体操队的队员们，依惯例被要求写赛后总结。队友们都写得很长，程菲只写了一页半。她觉得没什么好写的，自己表现得不错，“就意思了一下，结果被骂死”。
由于雅典奥运会表现失常，中国体操队被戏谑地称为“中国摔跤队”。队员们频频失误、摔下器械，共只获得1金2铜三枚奖牌，男团和女团分别名列第五和第七。彼时不为人所知的程菲却初露锋芒，在自由操中获得第四，跳马项目也展现出潜力。
这一年，她刚满16岁，达到国际体联规定的奥运参赛者年龄下限。此前，她几乎没有参加什么大型国际比赛，国内体操裁判是举旗子，国际通行则是亮绿灯后开始做动作，第一次出国比赛的她，连红绿指示灯都没有注意到。
2001年进入国家队时，程菲是队里的“小尾巴”。在教练刘群林印象中，程菲是个好苗子，但是还没有掌握什么难度动作，在一群正在出成绩的明星队员中显得很不起眼。刚入队前两年，她便以练弹网、增强腿部力量的基础训练为主。
另一位教练陆善真，会给她布置任务。不过，陆导不喜欢具体要求多少组多少个，只说“你去做吧”。程菲害怕，不敢主动问教练，只能自己默默做。体操老馆中有教练看不到的角落，有一年冬天，程菲实诚地练到满头大汗，却发现馆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夏天，队里免费提供雪糕，因为没出什么成绩，她也不敢多吃。
在一个令人敬畏、不由自主紧张起来的氛围下，她学会了谨言慎行，原本“话唠”、活泼的天性有所收敛。
还没出名时，一位媒体记者采访，约了几位相熟的队员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记者问，你今后拿了世界冠军还想练吗？“那谁还练啊？！”程菲没有细想，脱口而出。世界冠军离自己那么遥远，何况已是顶峰，还能更好吗？
结果，因为这句无心快语，她被队里点名批评，一下子蒙了。
她早就习惯了集体生活、听从指令。训练日程紧张，大年三十才休息一天半或两天。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直到进入国家队后的第三年，父母才第一次从家乡到北京来看她。渐渐地，她发现自己也不那么依赖父母了。
雅典奥运会后，她和教练共同决定，将重心转移到跳马和自由体操上来。一直以来，中国女队的传统优势项目是高低杠和平衡木，而腿部力量的相对缺乏，让自由体操和跳马项目一直是中国女队的“软肋”。
程菲对平衡木有些发怵。她的脚底板比较厚实，脚背高，不具备能抓稳木的先天优势，简单来说，没有木感。她的优势在于，腿部力量强，在空间判断上有独特的优势。陆善真发现，她从180至1440的每一度数都能清晰辨别，动作完成准确。
于是，陆善真围绕着纵轴转体的元素，为她设计了自由体操的“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720度”和跳马的“程菲跳”，提高难度，突破了传统弱项。自此，程菲开启了属于她的冠军之路。
2005年，程菲在墨尔本世锦赛上以“程菲跳”一战成名，一举拿到了中国体操历史上首枚女子跳马金牌。2006年的丹麦阿胡斯世锦赛，她独揽三枚金牌。2007年，斯图加特世界体操锦标赛，她又在跳马项目上卫冕成功。
让她感觉自己体操生涯“已经值了”的，是在2005年12月26日这天，她作为第43人登上了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训练馆里的冠军榜。那年她17岁，她微笑的照片，同马艳红、李宁、刘璇等名将的照片一起，高挂在正对训练场的墙上。为此，刘璇还特别奖励给她一部滑盖手机。
这时，程菲已从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成长为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一姐”。她从上下铺搬进了单人间，教练偶尔还跟着小队员们叫她“菲姐”。她还先后被授予“湖北省三八红旗手”“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最佳女运动员奖”等等，荣誉等身。
她只觉得幸运。在国家队待得长了，成败得失、所见所闻太多，很难不对体育竞技的残酷耳濡目染。比她优秀的队员大有人在，但因为教练配合、成名心态、个人伤病等等诸多因素，没有出成绩。
那些没有出成绩的人里，有一位身体条件测验总是前三名（她自己则在前十徘徊）的队友；一位在平衡木上脚“像装了弹簧”一样的姑娘；一位因胯骨坏死在床上躺一年以致小腿萎缩的师妹；一位恰好遭遇男子体操“黄金一代”的男队友……“大家只会看到出成绩的，谁会真的心疼每一拨被淘汰的人？”
她常常告诉妈妈的一句话是，不管成绩怎么样，一定要让自己留在国家队。只有留下来，才能做其他的事。从2001年进入，至2012年退役，程菲在国家队的服役时间，已是少有的长了。
随着声名渐长，她被频频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中。有段时间，因被曲解，她特别抵触媒体。若发现有人在拍，可能会背过身去。她还是不喜欢被瞩目，在镜头前不那么自在。陆善真教练形容程菲“低调，不喜欢热闹场合”，他常常希望这位弟子的表现欲更强一些，有助于她的场上表现力。
2005、2006年起，程菲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巅峰时代。“2006年开始，我只要正常发挥就是冠军。这时候，你会形成一种‘惯性的赢’，觉得我已经是冠军水平，不拿冠军才会奇怪呢。”从小有之的责任感又开始作怪。成绩拿得越多，她似乎越来越丢不开这样的包袱。 走上金字塔尖的程菲很快陷入一种矛盾：她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塔尖上，又因从未达到的高度而眩晕。小时候的她，还没有这么远大的志向。当成功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她在尽可能消化，却发现还是难以承受。
于是，一旦状态不好，她便很容易焦虑、情绪崩溃。
没有成为一个英雄式扭转局面的人
“每天起床后都特别崩溃，每天都想找教练说‘我不上奥运会了’‘我不干了，你怎么骂我打我我都不干了’。”备战北京奥运时，程菲经历了一段极度想要退缩的日子。但是，到了体操馆她又会想，那教练怎么办，这个队伍怎么办？
2007年11月，程菲成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这让她压力陡增。刘群林教练面对她沉默、严肃的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怎么有那么沉重的包袱呢？你笑一笑呀！”
有一天，本来练得好好的，她突然一个人放声大哭。好像悲伤突然涌出来一样，完全控制不了情绪。
教练问：“你怎么了？练完了回去呗。”
程菲哭着说不出话，一直摇头。后来，教练说了句让程菲“很崩溃”的话：“给你找个对象吧。”
“当时我都傻了，一边哭一边说，‘不是这回事啊’。”程菲有点哭笑不得。
其实，她和教练都很清楚，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奥运除了拿金牌，她没有别的退路：“哪怕我们再怎么劝慰自己说，金牌不会毁掉你的生活，失败也无所谓，但实际上，金牌就是你的唯一。”
一进体操馆大门，正对面的巨幅标语写着“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负开始，奋起直追”。还有一句是：“上级逼，下级逼，互相逼，自我逼。不吃苦中苦，难有大突破。不经逼中逼，难上冠军台！”
体操馆里还设了一面长3.2米、高1.5米的“批评墙”，之前曾是2006年世锦赛8枚金牌的贺电榜。墙上贴着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国内十几家媒体对体操队的批评报道，首篇评论的大意是，中国体操队在雅典奥运会上靠吃老本才仅夺得一枚鞍马金牌。
这块蓝底宣传栏，顶上印有大字“卧薪尝胆廿五月，刻骨铭心为零八”。
北京奥运，全民狂热。程菲是队里的大姐大，同期队友都退了役，她不知道还能和谁诉说。教练压力更大，对运动员有点小心翼翼。父母远在湖北老家，组织上派人去了家里，希望家长们不要去北京陪伴，会孩子增添压力。
那一天，妈妈徐春香发了火：“我们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她不是那种自信的孩子！”
陆善真教练曾将程菲与英国喜剧演员憨豆先生类比，“程菲自身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单看她的比赛，你会觉得这个运动员充满了自信。谁也不会想到，可能就在比赛前一两天，她还完全没有调整到位，甚至信心崩溃。照理，技术水平和动作质量都处于上乘的程菲不该如此，但她却常常让自己陷入这种极端矛盾的漩涡里”。
只要准备不是特别充分，她会显出犹疑、缺乏信心，需要旁人推一把。刘群林教练记得，一次全国跳马比赛中，程菲主动提出，想降低难度。其实，她的尤尔琴科900已经掌握得不错。教练们半劝半逼，程菲最终还是成功完成。
“程菲跳”的第一次成功登陆，也是刘群林“逼”出来的。训练一段时间后，马箱后面的坑里，海绵垫被一层层地加高，甚至高过了马箱。有一天，看程菲状态不错，刘群林又推了一把：“这样你还不出来跳啊？出来！”
第一次登陆很成功，刘群林有些嗔怪：“看看，你都不主动提！”
程菲也明白，这“挤牙膏”一样的性格，会让自己在决胜关键时缺乏执念、难以发挥潜力：“在精神本质上，求胜的欲望非常重要。我偶尔会有，但没有那么强烈，总是缺少一点主动追求的信念。”
偏偏，北京奥运会之前，“程菲跳”的训练状态并不理想，技术问题没能彻底解决，“第一腾空，上马转180度这个瞬间是最难的。技术复杂在于，毽子有旋转，打板的一瞬间还要转体、转正然后撑马，这个很难”。
学动作时年龄越小，对动作本能性的掌握就越好。程菲从2005年才开始尝试毽子类型动作，训练时间不过几个月，基础并不牢固。一旦身体发育或是其他原因，很容易出现偏差，业界俗称“跑范儿”。
直到跳马单项决赛那天的赛前活动时，程菲还是摔得很惨。她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第二跳之前，她令人意外地大吼了一声——她很少在比赛中这样宣泄，真的想给自己打气，希望能过这一关。
这一跳，她双膝接地。
走出场外，教练拍拍她，她已经有思想准备，反而没什么情绪，但是，一瞬间脑袋里空空如也。这样就结束了吗？
“如果成功了，你可能会成为教科书一样的人物。但在那种状况下，自己没有成为一个英雄式扭转局面的人物。”时至今日，程菲将它称为一次赌博。她坦然接受赌博失败的后果，“不是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但确实是最真实的那一面。”
找到自己缺失的体操梦想
北京奥运会失误的那天晚上，她几乎哭得“灵魂出窍”，大脑要宕机了一样。再后来，家人怀疑她得了自闭症。不肯出门买东西，上街时戴帽子、口罩和墨镜，害怕被人认出来。有时候，帽子在家也不肯摘掉。
“遗憾还是太大了。”程菲想着要不要再坚持一个奥运周期，但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
那个时候，她正在经历着韧带拉伤、手指骨裂、膝盖积水和坐骨结节。有一次，从平衡木落下时，她不小心把手撑在木中间，三根手指一瞬间被掰得畸形。教练立刻把脱臼的骨头捋回原位，还是肿得老高。晚上睡觉，床的四周要用娃娃、枕头铺满，“胀的时候恨不得手都不要了，一心只想往墙上擂。”
2009年，她因伤退出全运会。她不愿意如此窝囊地退役，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束方式。休息了一年后，她选择回到训练场：“我怕自己未来会后悔，放弃了这一丝希望。既然我害怕后悔，那我就去试一试。”
“像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从零开始。”程菲说，“如果说2008年之前是为了别人练，那么，2008年之后完全是为了自己练。没有人逼我了，完完全全是自己选择的。可能所有人都不看好，但我想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做到什么程度，当我重新经历体操时，会有怎样的感受。” 她已经不追求技术难度了，而是花更多的时间与队医、体能教练在一起。然而，她又陷入另一个矛盾：当她长大到决心为自己而主动战斗，却发现有心无力，身体已不允许她这么做。比如，她的膝盖积水曾经严重到封闭针打进关节腔，根本不用抽，太慢了。直接把腿抬到高处，能感觉到积液像水龙头放水一样，哗哗地往下流。
跟腱断裂的一瞬间，她是知道的，不痛，只是脚下一热。她心里一下子五味杂陈，突然又轻松了。没断之前，每天像有把刀子一样时不时地产生刺痛感。如今真的断了，“有一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程菲说。
2013年5月，退役后的她回到母校武汉体育学院任教。除了上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她致力于改善中国体操和体操运动员的发展现状和环境。成立快乐体操俱乐部，便是她的计划之一。
快乐体操项目，是国家体育总局对于目前体操发展情况而尝试的变革，通过降低难度、淡化竞技性、保持健身性，大力推进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项目。孩子们在玩耍时，提高身体柔韧性、协调性，增强体质。截至2016年2月，全国已有27个快乐体操俱乐部。
去年冬天，程菲回到家乡看望爸妈。为了减肥，妈妈带着她在小区里快走三圈。“我实在不能走了，膝盖痛。”程菲求了饶。妈妈有些意外，想起女儿曾告诉她的话：“别以为我年轻，其实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竞技都和枯燥、伤病、残酷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的残酷在于，孩子没有自己的意愿，是被动接受的。如果更早一些有主动性，孩子们虽然知道残酷，还是会热爱它。”程菲说。
2015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在一份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文件中坦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程菲对此深有体会。退役后，她曾各处游历。国内繁盛一时的县市业余体校、体育机构，很多形同虚设；美国休斯敦一个最大的体操俱乐部，却拥有会员五千多人。
程菲说做快乐体操这件事，是希望为孩子启蒙，让他们更早认识到体育精神，有热爱体操、自主选择的机会。
她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自己体会运动的乐趣，主动拥抱体操梦想——这曾是她最缺乏的部分。她的成长经历，几乎是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的真实写照。她曾将24年的青春投入举国体制的锻造，未来，她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修正它。
她的左腿后部，从小腿往下，有一条曲折的红筋，越靠近脚跟，越显眼、越扭曲。这是2012年跟腱修复手术留下的痕迹，如今已无大碍。朋友们说看着挺吓人，开玩笑让她去文身，文蜈蚣图案。她却想着，要文也要文成大树，盘根错节而又枝繁叶茂——那才是她希望的样子。
（实习生张池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