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法兰西建文学院
　　
　　瑞典历史上才华出众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梦寐以求在北欧瑞典建立一个类似法兰西文学院的机构。“学院”（academy）一词来自古希腊，原是雅典郊外的一个花园，当年柏拉图和他的学生曾在那个花园里研习学问，欧洲继承了这个著名的传统，17世纪30年代中旬，法国人第一次以“academy”命名，创立了有40个院士的法兰西文学院。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自小就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戏剧、音乐与文学方面的兴趣。他的母亲路易莎王后曾一度把瑞典的旧式宫廷，变成欧洲文艺复兴的北欧中心。古斯塔夫三世在他的任期内致力于促进文化，既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也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因为他知道治理国家可以利用文化生活，强化民族感情，传播政治理念，粉饰太平。1772年，古斯塔夫三世和平移除瑞典的贵族政治，从此独揽大权。
　　他经常去巴黎旅行，对国立的法兰西文学院，更是赞不绝口。当时，法兰西文学院每星期一举行聚会，作家们在那里踊跃发表演讲，题目丰富多彩，谈科学、谈爱情、谈语言的修饰……文学家们在那里检验自己和别人的文学产品，并且开始撰写一部法文大辞典。
　　古斯塔夫三世在其巴黎之行中预感：法国下层人民不满的怒火，将会摧毁法兰西。他的观察果然灵验，法国大革命在几年后爆发，如火如荼，震动欧洲。
　　为了使瑞典免遭类似的劫难，古斯塔夫三世开始认真计划，模仿法国文学院的组织形态，创设一个国立的瑞典文学院，欲借文化活动控制激进因素。
　　1786年4月5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古斯塔夫三世宣布了由他推选的13位院士的名单（后改为18名终身院士），介绍了瑞典文学院的宗旨，他也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他说，在战争的年代里，瑞典曾经使用武力给国家赢得光荣，而现在和平的时代来临，唯一可以给国家带来荣耀的，应该是文学和艺术。他鼓励文学家努力创造，为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而写作。
　　
　　瑞典文化史上的辉煌期
　　
　　在瑞典文学院第一届院士里，既有出身贵族、地位显赫的文学绅士，也有平民出身的学者。这两种人在文学院地位相等，在18世纪的欧洲等级社会里，这算得上是一种罕见的平等制度。古斯塔夫三世希望瑞典文学院在经济上独立，他给予文学院一些收入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份报纸的出版权。这份经济来源为瑞典文学院以后独立不倚的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文学院最主要的工作是使瑞典语成为一种纯净、高雅、有力的语言。古斯塔夫三世的一个宏大心愿，是让瑞典文成为欧洲文化语言中有品位的一种。在流行法国时尚的18世纪，瑞典人日常生活中以说法语为荣，并且习惯于用法语写作。古斯塔夫三世的努力是有效的，瑞典语在这个时期成长繁荣，并逐渐规范起来。文学院成立后，马上着手编撰一本瑞典文大辞典，每个院士都按照瑞典文字母分配到编撰任务，到1870年，这套瑞典语大辞典印刷出版，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便开始避免使用法语借来词，写作出纯净的瑞典语，以给人们提供写作技巧方面的典范。
　　文学院的另一个任务，是组织诸如演讲、诗歌、戏剧及其他种类的荣誉竞赛，国王为此颁发金质奖章两枚、银质奖章两枚。人们自然期待院士们写出瑞典语的作品。古斯塔夫三世本人就参加了比赛，他发表了一个“回忆兰纳特·托尔斯滕逊”的演讲。由于评选是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国王的获奖被认为名至实归。演讲比赛的初期，其题材是由文学院规定的，散文家们撰写的讲稿，一般是颂扬瑞典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唤醒国家的光荣记忆。文学院规定，每年12月20日——古斯塔夫三世本人的生日，举办纪念演讲。
　　尽管这种演讲只是一种口头文学，但在当时尚无出版自由，其意义便是很重要的。这种文学表达方式拥有相当有地位的听众，其内容被传媒引用。很多年以后，瑞典文学院才把演讲词和获奖诗歌，结集成《瑞典文学院记事》出版。
　　诗人们竞相写作悲剧，他们的竞赛在剧院舞台上展开。在竞赛中成功的剧作家，就可以获得一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主编。当时，法国作家伏尔泰是瑞典作家的一个榜样，与伏尔泰齐名的卢梭，其作品也给予瑞典音乐和喜剧以滋养。
　　这是瑞典文化史上一段辉煌的时期，古斯塔夫三世创立了宏伟的皇家歌剧院，他亲自策划上演大型悲剧，甚至连文武百官都身着丝绸锦缎的华丽服装，在歌剧院上朝奏事。
　　然而，为什么文学在法国导致革命，而在瑞典却避免了劫难呢？此一比较极为复杂，需要从当时欧洲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状况上去看，就文化本身来说，那个时代的法国出现了一批知识巨人，如卢梭等，而国王贵族却腐朽骄奢淫逸，于是让激进的文人主宰了潮流；而瑞典当时并没有出现如此叱咤风云的文化巨人（斯特林堡要一百年后才出现），古斯塔夫三世本人又富有才情，能够控制瑞典文学院，从而影响这个偏僻小国的文化潮流。
　　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去世以后，瑞典文学院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其崇高地位一度下降。1795年，因为一个院士的言论问题，文学院甚至被命令暂停运作。直到1796年，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获得王位，瑞典文学院才又重新开展活动。
　　
　　接受诺奖任务的争议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瑞典文学院带着巨大的踌躇和犹豫，接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任务显然不符合古斯塔夫三世创办文学院的初衷，在当时的瑞典文学院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1897年，正当瑞典文学院开始筹划春季工作的时候，院士维尔森报告说，有一位叫纳格那·索勒曼的工程师拜访了他。索勒曼是去世不久的大发明家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前来跟维尔森商量有关遗嘱执行的问题，他期望确认，诺贝尔遗嘱中的“斯德哥尔摩的学院”，即指“瑞典文学院”。
　　瑞典文学院开始讨论是否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以及组织一个“诺贝尔委员会”的问题。在5月份的会议上，两位院士——卡尔·哥斯塔夫·马尔斯特姆和汉斯·福塞都作了很长的发言，反对接受这个任务。卡尔·哥斯塔夫质疑瑞典文学院的能力，包括是否有能力去考察和判决全世界每年众多的文学产品，他问道：瑞典文学院是否要让自己陷入所有的压力、不满和诽谤之中，这一切毫无疑问将如影随形，他认为这个任务会从当年国王委托的项目那里，夺走很大的精力资源，以致使一个瑞典的文学院，变成世界性的文学法庭。
　　福塞发表意见说：“这将是一个诱惑，由于金钱的魔力，使得文学院成为一个世界法庭，以致使全人类的文学大师，每年都要怀着极大的紧张，去倾听评选结果。”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与古斯塔夫三世分派给文学院的工作是不一致的。如果瑞典文学院接受这个任务，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崇高的地位伴随责任、义务以及陌生的工作方式。每年颁发10万克朗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监察，瑞典文学院将遭受许多批评，这可比每年只颁发6千克朗给本国作家，要麻烦多了。
　　在文学院中，积极主张接受这个任务的主要是维尔森院士。面对马尔斯特姆等人的指责，维尔森警告说：如果文学院对诺贝尔说“不”，那么，整个文学奖的计划就要泡汤，“这即是剥夺了各大洲文学家的希望——他们期待被承认，也期待享受诺贝尔给予的利益。因此，一个反对瑞典文学院的风暴将会到来。毫无疑问，瑞典文学院的责任是巨大的，如果它逃避这个任务，它将遭受很大的指责。”这种指责甚至会来自好几代院士，人们会说，由于文学院想要自己轻松，结果丧失了一个能影响世界文学的地位。
　　维尔森还回应那种认为这个工作对瑞典文学院很陌生的说法，他指出：颁发文学奖的任务仍然来自文学本质，这个奖的国际性，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文学院认识不到杰出的外国文学的特征，那么它也没有能力判断本国文学的优劣。维尔森还说：对于一些具体的困难，不应该太夸张。文学院可以在内部推选由有能力的院士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并联系一些专家，作出特别的报告。虽然评奖结果可能遭到指责，但文学院应该以镇定的态度，忠实地做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做得更好。
　　两个星期之后，文学院会议进行了表决：17个院士中，有12票支持维尔森的提议，以压到多数达成决议，向社会发表公开声明：瑞典文学院接受颁发诺贝尔奖的任务。从此，一个原本为小国君主服务的文学院，走向世界文学的大舞台。瑞典文学院的功能逐渐向文学方面倾斜，由于过去的工作重点是瑞典语言，因此传统上的院士多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文学家和作家只是少数。在接受颁发诺贝尔奖的任务后，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和作家被补选为院士，近年来这一类院士超过半数。作为一个“文学院”，它总算名至实归。
　　在21世纪的今天，瑞典文学院已经成为一个有多方面功能的学术机构，它既继承和保护瑞典的传统遗产，也关注全球的时代潮流。在其200多年的的历史里，瑞典文学院经历了命运的变幻，它既有灿烂的时代，也有黯淡的时期，它获得许多尊敬与赞美，也遭到不少批评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