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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大舅，最早的记忆是这样的：他匆匆来到我们家，有时只象征性地坐一会儿，有时甚至连坐都不坐，留下来吃饭的情形，我记忆中一次都没有。
他来干什么呢？他来搜罗药。
我爹是工人，吃药是不花钱的，所以家里的各种药很多。我爹很娇，经常来个自我诊断，哪儿哪儿又出问题了，于是弄回家各种药。大舅来一次，会把所有的药一扫而光，而我爹会再往家拿，如此循环往复。
药有什么好的呢？幼时我非常纳闷。吃药的痛苦经验，愈加强化了我的困惑。
没有多少亲情，一旦光顾就形同打劫，我爹很不满，他的说法是：“你这个大舅像个还乡团。”
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应该很尴尬，内心的苦楚大约无处诉说。
姥娘去世的时候，母亲还不到十岁，母亲出嫁的第二年，姥爷也去世了。按说，父母双亡，兄妹间的感情会弥足珍贵，但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
这种疏离，既有性格原因，也有很深的渊源。
二舅十五六岁时，刚刚知道爱美，他偷偷扛了根杆子，到集上卖了，买了件秋衣。我猜，二舅能一个人扛到集上去，肯定不是什么像样的木料。但大舅知道后，把二舅打得鼻口淌血，最后还把那件秋衣没收了。那时姥爷还在，这样的事情，按说轮不到大舅来管。
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二舅一气之下跑到淄博，从此下井挖煤自己养活自己。后来，二舅成了煤矿工人，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我想，二舅不会因此而感激自己的哥哥。
二舅结婚很晚，每次回老家，他会一直住在我们家，大约在他的亲人花名册上，大舅早就给除名了。这种形同路人的兄弟关系，维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他们也没有交集，甚至我从来没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仅仅用少年时代的伤害，似乎不足以说明这种冷漠与对峙，我想，性格的因素可能更根本。二舅的个性，跟母亲很接近，自愛而寡语，待人真诚而永远都不会绕弯子，骨子里则很刚烈。
大舅也伤害过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时，他刚从东北回来没多久，是父亲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家里非常穷。母亲抱着我大姐回娘家，在胡同口撞上我大舅，他连个招呼都不打，扭头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母亲没有进门，抱着我大姐又回来了。
大舅那时经商，家里很有钱，据说扫地都经常扫出面值5元的钞票来。
二舅不在身边，唯一的亲骨肉，就是这样一副面孔。
母亲有一位堂嫂，比她要大一二十岁，性格跟母亲迥异：有几分乐于助人，但也极爱赚小便宜，一张闲不住的嘴，永远都在搬弄东家长西家短。
母亲跟这位堂嫂，感情很深，对此我曾经很不解。阅世渐深，我终于读懂了背后的东西：母亲的孤独与寒冷。
这位堂嫂初嫁时，母亲还是个刚刚失去母爱的孩子。
2听母亲讲，大舅挨过很多揍。
最初挨揍，是因为偷吃。
姥爷是个小商人，大多时间在外奔波，每次回家时，他都要改善生活。
姥爷酷爱吃鸡，所谓改善生活，就是宰杀三两只鸡，有时是自己养的，有时则到集上买。他很巧，也很有几分洁癖，不用别人动手，他也不放心别人动手，所以总是自己宰杀，自己烹饪。至于一次宰几只鸡，则视他在家的时间长短而定。当然，就是一只鸡，一次也是吃不完的，于是他会盛在坛子里，放到墙上的壁龛中，每次吃的时候，盛出一两勺来热一下。
传统的父亲，很像狮群中的雄狮，吃独食的情形很普遍。
壁龛很高，外面遮有一个细碎花布做成的帘子。瞅着姥爷不在家的时候，大舅会踩个凳子，偷吃坛子里的鸡肉。如果他偷得比较节制，姥爷会浑然不觉；如果他太贪婪的话，姥爷就会发现。一偷再偷成为“惯犯”后，姥爷已经高度警觉，所以侥幸便不复存在。更甚者，有时即使他没有偷，姥爷也认为坛子里的鸡肉少了。
偷吃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一顿胖揍。最初是拳打脚踢，后来用家伙，比如棍子或皮带。大舅既不哭，也不求饶，就木然地杵在那儿，任由姥爷收拾。大约在大舅的天平上，吃的快感，足以抵偿皮肉之苦和自尊心的受伤，所以无论姥爷如何“用刑”，他照偷不误，仿佛是一种很公平的“等价交换”。
母亲和二舅，从来没有偷吃过鸡肉，按说，年龄越小，自制力会越弱。另外，母亲不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所以她和二舅的守规矩，应该与自爱有关。
大舅13岁那一年，还被姥爷狠狠地揍过。这一回，不是因为偷吃。
民国32年，北方大旱。这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旱灾，其中1943年最为严重。
老家的逃难者，有两个最大的去处，一是闯关东，一是“填北洼”，前者常常扶老携幼，后者则全是女孩嫁人。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孩，很多人嫁到了黄河三角洲，俗称北洼。
姥爷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没有随大流。因为长年经商，他在临沂有很多朋友，于是他选择了南走莒县。这一去何时回来，甚至是生是死，都是个未知数，所以，所有值钱的家当都要带上。最后精减了又精减，装满了两辆手推车，姥爷推一辆，大舅推一辆。
这一年母亲11岁，大舅13岁，二舅8岁。
13岁，严格说来还是个孩子，几百斤重的独轮车，“货物”既不规则，体积又很夸张，大舅其实是推不了的。然而，逃难之际，路有饿殍，你推不了也要推。
一路上，大舅不停地倒车子，姥爷则不停地揍他。因为车子一倒，一些怕摔的东西就给摔坏了。
揍人的工具很方便，老家叫“点棍”。这是一种小推车上的专用工具，有一米来长，粗细若手杖，小推车装满东西不宜平放时，会让它的两只车脚高翘，用点棍紧抵连接两只车脚的横木，这样车子才会停得平稳。
用点棍打人，听来叫人恐怖。如果用力打，是能把人打残废的。
从我老家到莒县，有二百多里地。这是一场苦难的远征，一路上撒满了大舅的泪水与哀号。 母亲说，她一路上都死死地盯着大舅，似乎这样就能帮他扶住车子而不至于倒下去。然而，第一次走出家门，异乡的许多新鲜，还是经常吸引她的注意力，而每次似乎她刚刚移开视线，大舅的车子就倒在了路边。
于是，新一轮毒打又开始了。
3母亲经常说，苦命的人千千万，你大舅的命是最苦的。
说到一个人命苦，老家有“三不幸”的说法：幼时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这三条中占任何一条，都是不幸的。
这三条，大舅都摊上了，另外还要加上一条：老来丧子又丧女。
大妗子去世时，大舅才30冒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他一个人拉扯大的。
表姐去世时，只有31岁，乳腺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单位分给我一间平房，表姐到潍坊做化疗，我把房子让给她，自己住办公室。目睹亲人的死亡，在我这是第一次，你无奈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一寸寸消失。表姐质朴而能干，因为从小没有娘，又有一个不知疼人的爹，所以跟自己的姑很亲。每次母亲说到她，即使在她去世多年后，依旧会默默地流泪。
第二个走的是三哥，肝癌，当时才32岁。这位表哥口讷而面丑，28岁时，才好歹娶了个媳妇，所幸人小巧而能干，且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就在大家感叹三哥命好的时候，死神其实已经窥伺多时，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他没有钱认真治疗，其实有钱也没用，包括器官移植。三哥每天呆呆地坐在梧桐树下，瞅那个刚刚满地跑的儿子，一脸的慈爱与不舍。
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先走了。
大表哥还算厚道，但从小就跟大舅形同水火，起因很微妙：讨厌父亲对女人有兴趣。一个正值壮年的鳏夫，渴望异性很正常；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提防外敌入侵也很正常；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某种敏感与偏执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依大舅的条件，再娶的可能性根本没有，甚至从来就没有提上过日程。但大表哥成年之后，依旧对空穴来风式的“莫须有”耿耿于怀，仅此一端，他的胸怀有多大，你就可以丈量出来了。
相比之下，二表哥更不堪。大哥虽然格局不大，但脸面和场面还是要的，而二哥却是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
这位二哥人高马大，饭量自然也大，他经常说，从小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十五六岁时，他就开始赶驴车挣运费。我们县曾有个焦化厂，结婚之后，二哥长年给焦化厂运焦炭，他家也永远都堆满了他偷来的焦炭。他力大如牛，一二百斤重的焦炭，他一手夹一块，健步如飞。
谁也不知道，二哥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挖的，反正他总在创业，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所谓企业家。他承包过果园，开过商店，搞过运输，还前后开过两个工厂，规模最大时手下有一二百号人。但他的“原始饥饿”似乎一直都没有解决，手里一旦有钱，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样的风格，便必然落入古人所谓的“兴勃亡忽”周期律：景气没几天，讨债的来了，莫名其妙的“丈母娘”来了，警察叔叔也来了，他自然就人间蒸发了。躲一阵子，风头一过，他又奇迹般地钻出来了。他很敢拿自己做破坏性试验，福也潇洒，祸也潇洒，折腾几年，他又精神起来了。
大舅给二哥守过果园，看过工厂。二哥自己花钱如流水，但从来没给过大舅一分钱。
大舅似乎是没有自尊心的，他向儿子要。儿子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用穿新衣裳，要了钱当画看？
4约60岁时，大舅开始自己做买卖。儿子不能指望，他只能完全靠自己。
做生意，大舅是有童子功的，也有足够的精明与算计。可惜老了，又没有资本，他只能做点小买卖。
青州有个卷烟厂，离我老家五十里地。大舅买了辆人力三轮车，自己蹬着去进烟，然后赶集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有一种叫“时代”的烟，很廉价，农民喜欢抽，大舅似乎一直卖这个牌子。
离我家三四里地，有个叫“西安”的集，还有个叫“纸坊”的集，大舅赶这两个集时，都要路过我们村，有时会来家里坐坐，但还是恪守年轻时的惯例：从来不留下吃饭。但人生已是暮年，孤身一人，来日无多，他也渴望温情，所以他比年轻时话多了。母亲和二舅，都极爱干净，甚至有洁癖，但大舅却极不讲卫生，永远都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形同乞丐。有时，母亲会给他一些吃的或用的，而每年过年前，母亲会拿出一两天的时间，帮他把被褥拆洗一下。因为从小没有接触，大舅又是个很冷的人，所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看他可怜的样子，在每年过年时，我会给他一点钱，算是安抚一下自己挣扎的良心。不过，我也始终是个穷人，所以最经常的感觉是爱莫能助。
晚年的大舅，一直有病，他自己说是慢性胆囊炎。在农村，所有的人都迷信药物，大舅尤其如此。从年轻时代起，为了省钱，他就自己给自己看病，现在自然派上了用场，每次犯了病，他会买来药，自己在家打点滴，听上去简直像个奇迹。
表姐留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每年过年会来看姥爷。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母亲劝大舅给孩子点压岁钱，大舅从来一毛不拔。他说，自己生的，都指望不上，别人生的，隔了两层肚皮，都是些“搭货”。
所谓“搭货”，是老家的说法：买东西时，商家有时会买一送一，送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部分，就叫搭货。
据母亲讲，大舅其实不穷，估计他曾跟母亲透露过自己的家底。七十多岁时，大舅还蹬着三轮到青州进货，风里来雨里去的，母亲劝他不要干了。大舅用老家常用的比喻来回答母亲：蚕还没老，桑叶没有了，你躺在炕上喝西北风？
人不是蚕，在什么季节老，哪一天老，只有天知道。
大舅很有主意，他大约很早就决定自己主宰这个日子。
73歲那一年，大舅自杀。或许是他感觉自己不行了，或许是他认为圣人就活了这个年纪，或许是哪位表哥因为某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
真相已经无从知晓。
唯一的也是最简单的真相是：大舅的自杀失败了。 他已经筹划了很久。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把杀死自己的农药早就买好了。
或许是农药质量有问题，或许是农药买得太早，已经严重失效。
大舅的家族很大，或近或远的侄子，有几十号人。把大舅送往医院后，一帮人开始清点他的东西，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几个存折，居然有近十万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住了一月院，大舅始终是一副植物人的状态，于是回来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大舅又留下了那么多钱，两位表哥轮流值班，天天给大舅打点滴。
我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跟哥哥一块去看望大舅。
他躺在一张小铁床上，瘦削而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还在动，但透着木然与空洞。眼前的世界，包括儿子与外甥，已经与他没有关系。
73年的风雨，到底有多重，我不知道，也没有称量的工具。
一个曾经青葱的生命，从荆天棘地中走过，走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杀死自己，甚至动一动喉头或者手。
我长时间地盯着大舅苍白的脸，像盯着自己更苍白而且有罪的灵魂。
大舅就这样躺了一年，把自己留下的钱全部花完了。药一停人就走了。
在哲学家的辞典里，人是一种存在。大舅本想借助农药，自己结束这种存在，但农药欺骗了他。于是他一生的积蓄，延长了一种他已经无力否定的存在。
千古艰难唯一死。
写在后面的话
叹息肠内热
我最初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遗忘会让人轻松，我选择了负重前行。
饥饿有很多种，最原始的是生理性的，但对我而言是精神上的。我的求学生涯，几乎与“文革”相始终，期间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读。我感觉，如果有了起码的温饱，拥抱并探索这个世界，包括汲取知识营养，是孩子最强大的本能。说孩子是天然的诗人，也就意味着成人的世界已经很小了。
我最早的启蒙书，是几本“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系哥哥从邻居家借来。这些课本中，古典诗词的比重很大，因为饥饿，尽管似懂非懂，我都会把它们背下来。这成为终生的习惯，就像一个穷人的吃相很不雅。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我背过的最早的杜诗，它的精神气质，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更大也更根本的一本书是生活，乡村的一切，无论贫瘠还是丰腴，都是我灵魂的故乡。所以，草根的颜色，地衣的颜色，土地的颜色，就是我的脸色与血色。
青年时代，我曾痴迷于文学与创作。中年之后，有太多的问题我想找到答案，于是沉入历史文化与哲学。我曾一度瞧不起文学，但绕了一圈后发现，宗教与艺术是精神的制高点，它们属于彼岸。
这是我重拾文学写作，当然也是尝试“苍生”专栏的初衷。
我极欣赏萧红的文字，《呼兰河传》是百年精品。但我始终做不到萧红的淡定与从容，尤其是写过多年批判类的随笔后，就更喜欢煞有介事地议论，很像裸奔，也像一個没牙的老太太絮叨。
或许我真的老了，但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写出一些带有体温的年青的文字。
他来干什么呢？他来搜罗药。
我爹是工人，吃药是不花钱的，所以家里的各种药很多。我爹很娇，经常来个自我诊断，哪儿哪儿又出问题了，于是弄回家各种药。大舅来一次，会把所有的药一扫而光，而我爹会再往家拿，如此循环往复。
药有什么好的呢？幼时我非常纳闷。吃药的痛苦经验，愈加强化了我的困惑。
没有多少亲情，一旦光顾就形同打劫，我爹很不满，他的说法是：“你这个大舅像个还乡团。”
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应该很尴尬，内心的苦楚大约无处诉说。
姥娘去世的时候，母亲还不到十岁，母亲出嫁的第二年，姥爷也去世了。按说，父母双亡，兄妹间的感情会弥足珍贵，但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
这种疏离，既有性格原因，也有很深的渊源。
二舅十五六岁时，刚刚知道爱美，他偷偷扛了根杆子，到集上卖了，买了件秋衣。我猜，二舅能一个人扛到集上去，肯定不是什么像样的木料。但大舅知道后，把二舅打得鼻口淌血，最后还把那件秋衣没收了。那时姥爷还在，这样的事情，按说轮不到大舅来管。
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二舅一气之下跑到淄博，从此下井挖煤自己养活自己。后来，二舅成了煤矿工人，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我想，二舅不会因此而感激自己的哥哥。
二舅结婚很晚，每次回老家，他会一直住在我们家，大约在他的亲人花名册上，大舅早就给除名了。这种形同路人的兄弟关系，维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他们也没有交集，甚至我从来没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仅仅用少年时代的伤害，似乎不足以说明这种冷漠与对峙，我想，性格的因素可能更根本。二舅的个性，跟母亲很接近，自愛而寡语，待人真诚而永远都不会绕弯子，骨子里则很刚烈。
大舅也伤害过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时，他刚从东北回来没多久，是父亲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家里非常穷。母亲抱着我大姐回娘家，在胡同口撞上我大舅，他连个招呼都不打，扭头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母亲没有进门，抱着我大姐又回来了。
大舅那时经商，家里很有钱，据说扫地都经常扫出面值5元的钞票来。
二舅不在身边，唯一的亲骨肉，就是这样一副面孔。
母亲有一位堂嫂，比她要大一二十岁，性格跟母亲迥异：有几分乐于助人，但也极爱赚小便宜，一张闲不住的嘴，永远都在搬弄东家长西家短。
母亲跟这位堂嫂，感情很深，对此我曾经很不解。阅世渐深，我终于读懂了背后的东西：母亲的孤独与寒冷。
这位堂嫂初嫁时，母亲还是个刚刚失去母爱的孩子。
2听母亲讲，大舅挨过很多揍。
最初挨揍，是因为偷吃。
姥爷是个小商人，大多时间在外奔波，每次回家时，他都要改善生活。
姥爷酷爱吃鸡，所谓改善生活，就是宰杀三两只鸡，有时是自己养的，有时则到集上买。他很巧，也很有几分洁癖，不用别人动手，他也不放心别人动手，所以总是自己宰杀，自己烹饪。至于一次宰几只鸡，则视他在家的时间长短而定。当然，就是一只鸡，一次也是吃不完的，于是他会盛在坛子里，放到墙上的壁龛中，每次吃的时候，盛出一两勺来热一下。
传统的父亲，很像狮群中的雄狮，吃独食的情形很普遍。
壁龛很高，外面遮有一个细碎花布做成的帘子。瞅着姥爷不在家的时候，大舅会踩个凳子，偷吃坛子里的鸡肉。如果他偷得比较节制，姥爷会浑然不觉；如果他太贪婪的话，姥爷就会发现。一偷再偷成为“惯犯”后，姥爷已经高度警觉，所以侥幸便不复存在。更甚者，有时即使他没有偷，姥爷也认为坛子里的鸡肉少了。
偷吃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一顿胖揍。最初是拳打脚踢，后来用家伙，比如棍子或皮带。大舅既不哭，也不求饶，就木然地杵在那儿，任由姥爷收拾。大约在大舅的天平上，吃的快感，足以抵偿皮肉之苦和自尊心的受伤，所以无论姥爷如何“用刑”，他照偷不误，仿佛是一种很公平的“等价交换”。
母亲和二舅，从来没有偷吃过鸡肉，按说，年龄越小，自制力会越弱。另外，母亲不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所以她和二舅的守规矩，应该与自爱有关。
大舅13岁那一年，还被姥爷狠狠地揍过。这一回，不是因为偷吃。
民国32年，北方大旱。这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旱灾，其中1943年最为严重。
老家的逃难者，有两个最大的去处，一是闯关东，一是“填北洼”，前者常常扶老携幼，后者则全是女孩嫁人。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孩，很多人嫁到了黄河三角洲，俗称北洼。
姥爷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没有随大流。因为长年经商，他在临沂有很多朋友，于是他选择了南走莒县。这一去何时回来，甚至是生是死，都是个未知数，所以，所有值钱的家当都要带上。最后精减了又精减，装满了两辆手推车，姥爷推一辆，大舅推一辆。
这一年母亲11岁，大舅13岁，二舅8岁。
13岁，严格说来还是个孩子，几百斤重的独轮车，“货物”既不规则，体积又很夸张，大舅其实是推不了的。然而，逃难之际，路有饿殍，你推不了也要推。
一路上，大舅不停地倒车子，姥爷则不停地揍他。因为车子一倒，一些怕摔的东西就给摔坏了。
揍人的工具很方便，老家叫“点棍”。这是一种小推车上的专用工具，有一米来长，粗细若手杖，小推车装满东西不宜平放时，会让它的两只车脚高翘，用点棍紧抵连接两只车脚的横木，这样车子才会停得平稳。
用点棍打人，听来叫人恐怖。如果用力打，是能把人打残废的。
从我老家到莒县，有二百多里地。这是一场苦难的远征，一路上撒满了大舅的泪水与哀号。 母亲说，她一路上都死死地盯着大舅，似乎这样就能帮他扶住车子而不至于倒下去。然而，第一次走出家门，异乡的许多新鲜，还是经常吸引她的注意力，而每次似乎她刚刚移开视线，大舅的车子就倒在了路边。
于是，新一轮毒打又开始了。
3母亲经常说，苦命的人千千万，你大舅的命是最苦的。
说到一个人命苦，老家有“三不幸”的说法：幼时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这三条中占任何一条，都是不幸的。
这三条，大舅都摊上了，另外还要加上一条：老来丧子又丧女。
大妗子去世时，大舅才30冒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他一个人拉扯大的。
表姐去世时，只有31岁，乳腺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单位分给我一间平房，表姐到潍坊做化疗，我把房子让给她，自己住办公室。目睹亲人的死亡，在我这是第一次，你无奈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一寸寸消失。表姐质朴而能干，因为从小没有娘，又有一个不知疼人的爹，所以跟自己的姑很亲。每次母亲说到她，即使在她去世多年后，依旧会默默地流泪。
第二个走的是三哥，肝癌，当时才32岁。这位表哥口讷而面丑，28岁时，才好歹娶了个媳妇，所幸人小巧而能干，且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就在大家感叹三哥命好的时候，死神其实已经窥伺多时，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他没有钱认真治疗，其实有钱也没用，包括器官移植。三哥每天呆呆地坐在梧桐树下，瞅那个刚刚满地跑的儿子，一脸的慈爱与不舍。
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先走了。
大表哥还算厚道，但从小就跟大舅形同水火，起因很微妙：讨厌父亲对女人有兴趣。一个正值壮年的鳏夫，渴望异性很正常；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提防外敌入侵也很正常；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某种敏感与偏执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依大舅的条件，再娶的可能性根本没有，甚至从来就没有提上过日程。但大表哥成年之后，依旧对空穴来风式的“莫须有”耿耿于怀，仅此一端，他的胸怀有多大，你就可以丈量出来了。
相比之下，二表哥更不堪。大哥虽然格局不大，但脸面和场面还是要的，而二哥却是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
这位二哥人高马大，饭量自然也大，他经常说，从小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十五六岁时，他就开始赶驴车挣运费。我们县曾有个焦化厂，结婚之后，二哥长年给焦化厂运焦炭，他家也永远都堆满了他偷来的焦炭。他力大如牛，一二百斤重的焦炭，他一手夹一块，健步如飞。
谁也不知道，二哥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挖的，反正他总在创业，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所谓企业家。他承包过果园，开过商店，搞过运输，还前后开过两个工厂，规模最大时手下有一二百号人。但他的“原始饥饿”似乎一直都没有解决，手里一旦有钱，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样的风格，便必然落入古人所谓的“兴勃亡忽”周期律：景气没几天，讨债的来了，莫名其妙的“丈母娘”来了，警察叔叔也来了，他自然就人间蒸发了。躲一阵子，风头一过，他又奇迹般地钻出来了。他很敢拿自己做破坏性试验，福也潇洒，祸也潇洒，折腾几年，他又精神起来了。
大舅给二哥守过果园，看过工厂。二哥自己花钱如流水，但从来没给过大舅一分钱。
大舅似乎是没有自尊心的，他向儿子要。儿子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用穿新衣裳，要了钱当画看？
4约60岁时，大舅开始自己做买卖。儿子不能指望，他只能完全靠自己。
做生意，大舅是有童子功的，也有足够的精明与算计。可惜老了，又没有资本，他只能做点小买卖。
青州有个卷烟厂，离我老家五十里地。大舅买了辆人力三轮车，自己蹬着去进烟，然后赶集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有一种叫“时代”的烟，很廉价，农民喜欢抽，大舅似乎一直卖这个牌子。
离我家三四里地，有个叫“西安”的集，还有个叫“纸坊”的集，大舅赶这两个集时，都要路过我们村，有时会来家里坐坐，但还是恪守年轻时的惯例：从来不留下吃饭。但人生已是暮年，孤身一人，来日无多，他也渴望温情，所以他比年轻时话多了。母亲和二舅，都极爱干净，甚至有洁癖，但大舅却极不讲卫生，永远都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形同乞丐。有时，母亲会给他一些吃的或用的，而每年过年前，母亲会拿出一两天的时间，帮他把被褥拆洗一下。因为从小没有接触，大舅又是个很冷的人，所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看他可怜的样子，在每年过年时，我会给他一点钱，算是安抚一下自己挣扎的良心。不过，我也始终是个穷人，所以最经常的感觉是爱莫能助。
晚年的大舅，一直有病，他自己说是慢性胆囊炎。在农村，所有的人都迷信药物，大舅尤其如此。从年轻时代起，为了省钱，他就自己给自己看病，现在自然派上了用场，每次犯了病，他会买来药，自己在家打点滴，听上去简直像个奇迹。
表姐留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每年过年会来看姥爷。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母亲劝大舅给孩子点压岁钱，大舅从来一毛不拔。他说，自己生的，都指望不上，别人生的，隔了两层肚皮，都是些“搭货”。
所谓“搭货”，是老家的说法：买东西时，商家有时会买一送一，送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部分，就叫搭货。
据母亲讲，大舅其实不穷，估计他曾跟母亲透露过自己的家底。七十多岁时，大舅还蹬着三轮到青州进货，风里来雨里去的，母亲劝他不要干了。大舅用老家常用的比喻来回答母亲：蚕还没老，桑叶没有了，你躺在炕上喝西北风？
人不是蚕，在什么季节老，哪一天老，只有天知道。
大舅很有主意，他大约很早就决定自己主宰这个日子。
73歲那一年，大舅自杀。或许是他感觉自己不行了，或许是他认为圣人就活了这个年纪，或许是哪位表哥因为某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
真相已经无从知晓。
唯一的也是最简单的真相是：大舅的自杀失败了。 他已经筹划了很久。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把杀死自己的农药早就买好了。
或许是农药质量有问题，或许是农药买得太早，已经严重失效。
大舅的家族很大，或近或远的侄子，有几十号人。把大舅送往医院后，一帮人开始清点他的东西，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几个存折，居然有近十万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住了一月院，大舅始终是一副植物人的状态，于是回来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大舅又留下了那么多钱，两位表哥轮流值班，天天给大舅打点滴。
我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跟哥哥一块去看望大舅。
他躺在一张小铁床上，瘦削而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还在动，但透着木然与空洞。眼前的世界，包括儿子与外甥，已经与他没有关系。
73年的风雨，到底有多重，我不知道，也没有称量的工具。
一个曾经青葱的生命，从荆天棘地中走过，走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杀死自己，甚至动一动喉头或者手。
我长时间地盯着大舅苍白的脸，像盯着自己更苍白而且有罪的灵魂。
大舅就这样躺了一年，把自己留下的钱全部花完了。药一停人就走了。
在哲学家的辞典里，人是一种存在。大舅本想借助农药，自己结束这种存在，但农药欺骗了他。于是他一生的积蓄，延长了一种他已经无力否定的存在。
千古艰难唯一死。
写在后面的话
叹息肠内热
我最初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遗忘会让人轻松，我选择了负重前行。
饥饿有很多种，最原始的是生理性的，但对我而言是精神上的。我的求学生涯，几乎与“文革”相始终，期间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读。我感觉，如果有了起码的温饱，拥抱并探索这个世界，包括汲取知识营养，是孩子最强大的本能。说孩子是天然的诗人，也就意味着成人的世界已经很小了。
我最早的启蒙书，是几本“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系哥哥从邻居家借来。这些课本中，古典诗词的比重很大，因为饥饿，尽管似懂非懂，我都会把它们背下来。这成为终生的习惯，就像一个穷人的吃相很不雅。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我背过的最早的杜诗，它的精神气质，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更大也更根本的一本书是生活，乡村的一切，无论贫瘠还是丰腴，都是我灵魂的故乡。所以，草根的颜色，地衣的颜色，土地的颜色，就是我的脸色与血色。
青年时代，我曾痴迷于文学与创作。中年之后，有太多的问题我想找到答案，于是沉入历史文化与哲学。我曾一度瞧不起文学，但绕了一圈后发现，宗教与艺术是精神的制高点，它们属于彼岸。
这是我重拾文学写作，当然也是尝试“苍生”专栏的初衷。
我极欣赏萧红的文字，《呼兰河传》是百年精品。但我始终做不到萧红的淡定与从容，尤其是写过多年批判类的随笔后，就更喜欢煞有介事地议论，很像裸奔，也像一個没牙的老太太絮叨。
或许我真的老了，但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写出一些带有体温的年青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