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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大舅,最早的记忆是这样的:他匆匆来到我们家,有时只象征性地坐一会儿,有时甚至连坐都不坐,留下来吃饭的情形,我记忆中一次都没有。
他来干什么呢?他来搜罗药。
我爹是工人,吃药是不花钱的,所以家里的各种药很多。我爹很娇,经常来个自我诊断,哪儿哪儿又出问题了,于是弄回家各种药。大舅来一次,会把所有的药一扫而光,而我爹会再往家拿,如此循环往复。
药有什么好的呢?幼时我非常纳闷。吃药的痛苦经验,愈加强化了我的困惑。
没有多少亲情,一旦光顾就形同打劫,我爹很不满,他的说法是:“你这个大舅像个还乡团。”
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应该很尴尬,内心的苦楚大约无处诉说。
姥娘去世的时候,母亲还不到十岁,母亲出嫁的第二年,姥爷也去世了。按说,父母双亡,兄妹间的感情会弥足珍贵,但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
这种疏离,既有性格原因,也有很深的渊源。
二舅十五六岁时,刚刚知道爱美,他偷偷扛了根杆子,到集上卖了,买了件秋衣。我猜,二舅能一个人扛到集上去,肯定不是什么像样的木料。但大舅知道后,把二舅打得鼻口淌血,最后还把那件秋衣没收了。那时姥爷还在,这样的事情,按说轮不到大舅来管。
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二舅一气之下跑到淄博,从此下井挖煤自己养活自己。后来,二舅成了煤矿工人,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我想,二舅不会因此而感激自己的哥哥。
二舅结婚很晚,每次回老家,他会一直住在我们家,大约在他的亲人花名册上,大舅早就给除名了。这种形同路人的兄弟关系,维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他们也没有交集,甚至我从来没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仅仅用少年时代的伤害,似乎不足以说明这种冷漠与对峙,我想,性格的因素可能更根本。二舅的个性,跟母亲很接近,自愛而寡语,待人真诚而永远都不会绕弯子,骨子里则很刚烈。
大舅也伤害过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时,他刚从东北回来没多久,是父亲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家里非常穷。母亲抱着我大姐回娘家,在胡同口撞上我大舅,他连个招呼都不打,扭头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母亲没有进门,抱着我大姐又回来了。
大舅那时经商,家里很有钱,据说扫地都经常扫出面值5元的钞票来。
二舅不在身边,唯一的亲骨肉,就是这样一副面孔。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znxz/znxz201712/znxz20171212-1-l.jpg)
母亲有一位堂嫂,比她要大一二十岁,性格跟母亲迥异:有几分乐于助人,但也极爱赚小便宜,一张闲不住的嘴,永远都在搬弄东家长西家短。
母亲跟这位堂嫂,感情很深,对此我曾经很不解。阅世渐深,我终于读懂了背后的东西:母亲的孤独与寒冷。
这位堂嫂初嫁时,母亲还是个刚刚失去母爱的孩子。
2听母亲讲,大舅挨过很多揍。
最初挨揍,是因为偷吃。
姥爷是个小商人,大多时间在外奔波,每次回家时,他都要改善生活。
姥爷酷爱吃鸡,所谓改善生活,就是宰杀三两只鸡,有时是自己养的,有时则到集上买。他很巧,也很有几分洁癖,不用别人动手,他也不放心别人动手,所以总是自己宰杀,自己烹饪。至于一次宰几只鸡,则视他在家的时间长短而定。当然,就是一只鸡,一次也是吃不完的,于是他会盛在坛子里,放到墙上的壁龛中,每次吃的时候,盛出一两勺来热一下。
传统的父亲,很像狮群中的雄狮,吃独食的情形很普遍。
壁龛很高,外面遮有一个细碎花布做成的帘子。瞅着姥爷不在家的时候,大舅会踩个凳子,偷吃坛子里的鸡肉。如果他偷得比较节制,姥爷会浑然不觉;如果他太贪婪的话,姥爷就会发现。一偷再偷成为“惯犯”后,姥爷已经高度警觉,所以侥幸便不复存在。更甚者,有时即使他没有偷,姥爷也认为坛子里的鸡肉少了。
偷吃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一顿胖揍。最初是拳打脚踢,后来用家伙,比如棍子或皮带。大舅既不哭,也不求饶,就木然地杵在那儿,任由姥爷收拾。大约在大舅的天平上,吃的快感,足以抵偿皮肉之苦和自尊心的受伤,所以无论姥爷如何“用刑”,他照偷不误,仿佛是一种很公平的“等价交换”。
母亲和二舅,从来没有偷吃过鸡肉,按说,年龄越小,自制力会越弱。另外,母亲不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所以她和二舅的守规矩,应该与自爱有关。
大舅13岁那一年,还被姥爷狠狠地揍过。这一回,不是因为偷吃。
民国32年,北方大旱。这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旱灾,其中1943年最为严重。
老家的逃难者,有两个最大的去处,一是闯关东,一是“填北洼”,前者常常扶老携幼,后者则全是女孩嫁人。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孩,很多人嫁到了黄河三角洲,俗称北洼。
姥爷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没有随大流。因为长年经商,他在临沂有很多朋友,于是他选择了南走莒县。这一去何时回来,甚至是生是死,都是个未知数,所以,所有值钱的家当都要带上。最后精减了又精减,装满了两辆手推车,姥爷推一辆,大舅推一辆。
这一年母亲11岁,大舅13岁,二舅8岁。
13岁,严格说来还是个孩子,几百斤重的独轮车,“货物”既不规则,体积又很夸张,大舅其实是推不了的。然而,逃难之际,路有饿殍,你推不了也要推。
一路上,大舅不停地倒车子,姥爷则不停地揍他。因为车子一倒,一些怕摔的东西就给摔坏了。
揍人的工具很方便,老家叫“点棍”。这是一种小推车上的专用工具,有一米来长,粗细若手杖,小推车装满东西不宜平放时,会让它的两只车脚高翘,用点棍紧抵连接两只车脚的横木,这样车子才会停得平稳。
用点棍打人,听来叫人恐怖。如果用力打,是能把人打残废的。
从我老家到莒县,有二百多里地。这是一场苦难的远征,一路上撒满了大舅的泪水与哀号。 母亲说,她一路上都死死地盯着大舅,似乎这样就能帮他扶住车子而不至于倒下去。然而,第一次走出家门,异乡的许多新鲜,还是经常吸引她的注意力,而每次似乎她刚刚移开视线,大舅的车子就倒在了路边。
于是,新一轮毒打又开始了。
3母亲经常说,苦命的人千千万,你大舅的命是最苦的。
说到一个人命苦,老家有“三不幸”的说法:幼时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这三条中占任何一条,都是不幸的。
这三条,大舅都摊上了,另外还要加上一条:老来丧子又丧女。
大妗子去世时,大舅才30冒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他一个人拉扯大的。
表姐去世时,只有31岁,乳腺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单位分给我一间平房,表姐到潍坊做化疗,我把房子让给她,自己住办公室。目睹亲人的死亡,在我这是第一次,你无奈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一寸寸消失。表姐质朴而能干,因为从小没有娘,又有一个不知疼人的爹,所以跟自己的姑很亲。每次母亲说到她,即使在她去世多年后,依旧会默默地流泪。
第二个走的是三哥,肝癌,当时才32岁。这位表哥口讷而面丑,28岁时,才好歹娶了个媳妇,所幸人小巧而能干,且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就在大家感叹三哥命好的时候,死神其实已经窥伺多时,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他没有钱认真治疗,其实有钱也没用,包括器官移植。三哥每天呆呆地坐在梧桐树下,瞅那个刚刚满地跑的儿子,一脸的慈爱与不舍。
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先走了。
大表哥还算厚道,但从小就跟大舅形同水火,起因很微妙:讨厌父亲对女人有兴趣。一个正值壮年的鳏夫,渴望异性很正常;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提防外敌入侵也很正常;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某种敏感与偏执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依大舅的条件,再娶的可能性根本没有,甚至从来就没有提上过日程。但大表哥成年之后,依旧对空穴来风式的“莫须有”耿耿于怀,仅此一端,他的胸怀有多大,你就可以丈量出来了。
相比之下,二表哥更不堪。大哥虽然格局不大,但脸面和场面还是要的,而二哥却是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
这位二哥人高马大,饭量自然也大,他经常说,从小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十五六岁时,他就开始赶驴车挣运费。我们县曾有个焦化厂,结婚之后,二哥长年给焦化厂运焦炭,他家也永远都堆满了他偷来的焦炭。他力大如牛,一二百斤重的焦炭,他一手夹一块,健步如飞。
谁也不知道,二哥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挖的,反正他总在创业,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所谓企业家。他承包过果园,开过商店,搞过运输,还前后开过两个工厂,规模最大时手下有一二百号人。但他的“原始饥饿”似乎一直都没有解决,手里一旦有钱,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样的风格,便必然落入古人所谓的“兴勃亡忽”周期律:景气没几天,讨债的来了,莫名其妙的“丈母娘”来了,警察叔叔也来了,他自然就人间蒸发了。躲一阵子,风头一过,他又奇迹般地钻出来了。他很敢拿自己做破坏性试验,福也潇洒,祸也潇洒,折腾几年,他又精神起来了。
大舅给二哥守过果园,看过工厂。二哥自己花钱如流水,但从来没给过大舅一分钱。
大舅似乎是没有自尊心的,他向儿子要。儿子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用穿新衣裳,要了钱当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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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60岁时,大舅开始自己做买卖。儿子不能指望,他只能完全靠自己。
做生意,大舅是有童子功的,也有足够的精明与算计。可惜老了,又没有资本,他只能做点小买卖。
青州有个卷烟厂,离我老家五十里地。大舅买了辆人力三轮车,自己蹬着去进烟,然后赶集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有一种叫“时代”的烟,很廉价,农民喜欢抽,大舅似乎一直卖这个牌子。
离我家三四里地,有个叫“西安”的集,还有个叫“纸坊”的集,大舅赶这两个集时,都要路过我们村,有时会来家里坐坐,但还是恪守年轻时的惯例:从来不留下吃饭。但人生已是暮年,孤身一人,来日无多,他也渴望温情,所以他比年轻时话多了。母亲和二舅,都极爱干净,甚至有洁癖,但大舅却极不讲卫生,永远都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形同乞丐。有时,母亲会给他一些吃的或用的,而每年过年前,母亲会拿出一两天的时间,帮他把被褥拆洗一下。因为从小没有接触,大舅又是个很冷的人,所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看他可怜的样子,在每年过年时,我会给他一点钱,算是安抚一下自己挣扎的良心。不过,我也始终是个穷人,所以最经常的感觉是爱莫能助。
晚年的大舅,一直有病,他自己说是慢性胆囊炎。在农村,所有的人都迷信药物,大舅尤其如此。从年轻时代起,为了省钱,他就自己给自己看病,现在自然派上了用场,每次犯了病,他会买来药,自己在家打点滴,听上去简直像个奇迹。
表姐留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每年过年会来看姥爷。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母亲劝大舅给孩子点压岁钱,大舅从来一毛不拔。他说,自己生的,都指望不上,别人生的,隔了两层肚皮,都是些“搭货”。
所谓“搭货”,是老家的说法:买东西时,商家有时会买一送一,送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部分,就叫搭货。
据母亲讲,大舅其实不穷,估计他曾跟母亲透露过自己的家底。七十多岁时,大舅还蹬着三轮到青州进货,风里来雨里去的,母亲劝他不要干了。大舅用老家常用的比喻来回答母亲:蚕还没老,桑叶没有了,你躺在炕上喝西北风?
人不是蚕,在什么季节老,哪一天老,只有天知道。
大舅很有主意,他大约很早就决定自己主宰这个日子。
73歲那一年,大舅自杀。或许是他感觉自己不行了,或许是他认为圣人就活了这个年纪,或许是哪位表哥因为某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
真相已经无从知晓。
唯一的也是最简单的真相是:大舅的自杀失败了。 他已经筹划了很久。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把杀死自己的农药早就买好了。
或许是农药质量有问题,或许是农药买得太早,已经严重失效。
大舅的家族很大,或近或远的侄子,有几十号人。把大舅送往医院后,一帮人开始清点他的东西,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几个存折,居然有近十万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住了一月院,大舅始终是一副植物人的状态,于是回来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大舅又留下了那么多钱,两位表哥轮流值班,天天给大舅打点滴。
我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跟哥哥一块去看望大舅。
他躺在一张小铁床上,瘦削而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还在动,但透着木然与空洞。眼前的世界,包括儿子与外甥,已经与他没有关系。
73年的风雨,到底有多重,我不知道,也没有称量的工具。
一个曾经青葱的生命,从荆天棘地中走过,走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杀死自己,甚至动一动喉头或者手。
我长时间地盯着大舅苍白的脸,像盯着自己更苍白而且有罪的灵魂。
大舅就这样躺了一年,把自己留下的钱全部花完了。药一停人就走了。
在哲学家的辞典里,人是一种存在。大舅本想借助农药,自己结束这种存在,但农药欺骗了他。于是他一生的积蓄,延长了一种他已经无力否定的存在。
千古艰难唯一死。
写在后面的话
叹息肠内热
我最初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遗忘会让人轻松,我选择了负重前行。
饥饿有很多种,最原始的是生理性的,但对我而言是精神上的。我的求学生涯,几乎与“文革”相始终,期间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读。我感觉,如果有了起码的温饱,拥抱并探索这个世界,包括汲取知识营养,是孩子最强大的本能。说孩子是天然的诗人,也就意味着成人的世界已经很小了。
我最早的启蒙书,是几本“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系哥哥从邻居家借来。这些课本中,古典诗词的比重很大,因为饥饿,尽管似懂非懂,我都会把它们背下来。这成为终生的习惯,就像一个穷人的吃相很不雅。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我背过的最早的杜诗,它的精神气质,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更大也更根本的一本书是生活,乡村的一切,无论贫瘠还是丰腴,都是我灵魂的故乡。所以,草根的颜色,地衣的颜色,土地的颜色,就是我的脸色与血色。
青年时代,我曾痴迷于文学与创作。中年之后,有太多的问题我想找到答案,于是沉入历史文化与哲学。我曾一度瞧不起文学,但绕了一圈后发现,宗教与艺术是精神的制高点,它们属于彼岸。
这是我重拾文学写作,当然也是尝试“苍生”专栏的初衷。
我极欣赏萧红的文字,《呼兰河传》是百年精品。但我始终做不到萧红的淡定与从容,尤其是写过多年批判类的随笔后,就更喜欢煞有介事地议论,很像裸奔,也像一個没牙的老太太絮叨。
或许我真的老了,但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写出一些带有体温的年青的文字。
他来干什么呢?他来搜罗药。
我爹是工人,吃药是不花钱的,所以家里的各种药很多。我爹很娇,经常来个自我诊断,哪儿哪儿又出问题了,于是弄回家各种药。大舅来一次,会把所有的药一扫而光,而我爹会再往家拿,如此循环往复。
药有什么好的呢?幼时我非常纳闷。吃药的痛苦经验,愈加强化了我的困惑。
没有多少亲情,一旦光顾就形同打劫,我爹很不满,他的说法是:“你这个大舅像个还乡团。”
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应该很尴尬,内心的苦楚大约无处诉说。
姥娘去世的时候,母亲还不到十岁,母亲出嫁的第二年,姥爷也去世了。按说,父母双亡,兄妹间的感情会弥足珍贵,但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
这种疏离,既有性格原因,也有很深的渊源。
二舅十五六岁时,刚刚知道爱美,他偷偷扛了根杆子,到集上卖了,买了件秋衣。我猜,二舅能一个人扛到集上去,肯定不是什么像样的木料。但大舅知道后,把二舅打得鼻口淌血,最后还把那件秋衣没收了。那时姥爷还在,这样的事情,按说轮不到大舅来管。
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二舅一气之下跑到淄博,从此下井挖煤自己养活自己。后来,二舅成了煤矿工人,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我想,二舅不会因此而感激自己的哥哥。
二舅结婚很晚,每次回老家,他会一直住在我们家,大约在他的亲人花名册上,大舅早就给除名了。这种形同路人的兄弟关系,维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他们也没有交集,甚至我从来没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仅仅用少年时代的伤害,似乎不足以说明这种冷漠与对峙,我想,性格的因素可能更根本。二舅的个性,跟母亲很接近,自愛而寡语,待人真诚而永远都不会绕弯子,骨子里则很刚烈。
大舅也伤害过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时,他刚从东北回来没多久,是父亲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家里非常穷。母亲抱着我大姐回娘家,在胡同口撞上我大舅,他连个招呼都不打,扭头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母亲没有进门,抱着我大姐又回来了。
大舅那时经商,家里很有钱,据说扫地都经常扫出面值5元的钞票来。
二舅不在身边,唯一的亲骨肉,就是这样一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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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一位堂嫂,比她要大一二十岁,性格跟母亲迥异:有几分乐于助人,但也极爱赚小便宜,一张闲不住的嘴,永远都在搬弄东家长西家短。
母亲跟这位堂嫂,感情很深,对此我曾经很不解。阅世渐深,我终于读懂了背后的东西:母亲的孤独与寒冷。
这位堂嫂初嫁时,母亲还是个刚刚失去母爱的孩子。
2听母亲讲,大舅挨过很多揍。
最初挨揍,是因为偷吃。
姥爷是个小商人,大多时间在外奔波,每次回家时,他都要改善生活。
姥爷酷爱吃鸡,所谓改善生活,就是宰杀三两只鸡,有时是自己养的,有时则到集上买。他很巧,也很有几分洁癖,不用别人动手,他也不放心别人动手,所以总是自己宰杀,自己烹饪。至于一次宰几只鸡,则视他在家的时间长短而定。当然,就是一只鸡,一次也是吃不完的,于是他会盛在坛子里,放到墙上的壁龛中,每次吃的时候,盛出一两勺来热一下。
传统的父亲,很像狮群中的雄狮,吃独食的情形很普遍。
壁龛很高,外面遮有一个细碎花布做成的帘子。瞅着姥爷不在家的时候,大舅会踩个凳子,偷吃坛子里的鸡肉。如果他偷得比较节制,姥爷会浑然不觉;如果他太贪婪的话,姥爷就会发现。一偷再偷成为“惯犯”后,姥爷已经高度警觉,所以侥幸便不复存在。更甚者,有时即使他没有偷,姥爷也认为坛子里的鸡肉少了。
偷吃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一顿胖揍。最初是拳打脚踢,后来用家伙,比如棍子或皮带。大舅既不哭,也不求饶,就木然地杵在那儿,任由姥爷收拾。大约在大舅的天平上,吃的快感,足以抵偿皮肉之苦和自尊心的受伤,所以无论姥爷如何“用刑”,他照偷不误,仿佛是一种很公平的“等价交换”。
母亲和二舅,从来没有偷吃过鸡肉,按说,年龄越小,自制力会越弱。另外,母亲不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所以她和二舅的守规矩,应该与自爱有关。
大舅13岁那一年,还被姥爷狠狠地揍过。这一回,不是因为偷吃。
民国32年,北方大旱。这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旱灾,其中1943年最为严重。
老家的逃难者,有两个最大的去处,一是闯关东,一是“填北洼”,前者常常扶老携幼,后者则全是女孩嫁人。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孩,很多人嫁到了黄河三角洲,俗称北洼。
姥爷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没有随大流。因为长年经商,他在临沂有很多朋友,于是他选择了南走莒县。这一去何时回来,甚至是生是死,都是个未知数,所以,所有值钱的家当都要带上。最后精减了又精减,装满了两辆手推车,姥爷推一辆,大舅推一辆。
这一年母亲11岁,大舅13岁,二舅8岁。
13岁,严格说来还是个孩子,几百斤重的独轮车,“货物”既不规则,体积又很夸张,大舅其实是推不了的。然而,逃难之际,路有饿殍,你推不了也要推。
一路上,大舅不停地倒车子,姥爷则不停地揍他。因为车子一倒,一些怕摔的东西就给摔坏了。
揍人的工具很方便,老家叫“点棍”。这是一种小推车上的专用工具,有一米来长,粗细若手杖,小推车装满东西不宜平放时,会让它的两只车脚高翘,用点棍紧抵连接两只车脚的横木,这样车子才会停得平稳。
用点棍打人,听来叫人恐怖。如果用力打,是能把人打残废的。
从我老家到莒县,有二百多里地。这是一场苦难的远征,一路上撒满了大舅的泪水与哀号。 母亲说,她一路上都死死地盯着大舅,似乎这样就能帮他扶住车子而不至于倒下去。然而,第一次走出家门,异乡的许多新鲜,还是经常吸引她的注意力,而每次似乎她刚刚移开视线,大舅的车子就倒在了路边。
于是,新一轮毒打又开始了。
3母亲经常说,苦命的人千千万,你大舅的命是最苦的。
说到一个人命苦,老家有“三不幸”的说法:幼时丧母,中年丧妻,老来丧子。这三条中占任何一条,都是不幸的。
这三条,大舅都摊上了,另外还要加上一条:老来丧子又丧女。
大妗子去世时,大舅才30冒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他一个人拉扯大的。
表姐去世时,只有31岁,乳腺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单位分给我一间平房,表姐到潍坊做化疗,我把房子让给她,自己住办公室。目睹亲人的死亡,在我这是第一次,你无奈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一寸寸消失。表姐质朴而能干,因为从小没有娘,又有一个不知疼人的爹,所以跟自己的姑很亲。每次母亲说到她,即使在她去世多年后,依旧会默默地流泪。
第二个走的是三哥,肝癌,当时才32岁。这位表哥口讷而面丑,28岁时,才好歹娶了个媳妇,所幸人小巧而能干,且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就在大家感叹三哥命好的时候,死神其实已经窥伺多时,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他没有钱认真治疗,其实有钱也没用,包括器官移植。三哥每天呆呆地坐在梧桐树下,瞅那个刚刚满地跑的儿子,一脸的慈爱与不舍。
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先走了。
大表哥还算厚道,但从小就跟大舅形同水火,起因很微妙:讨厌父亲对女人有兴趣。一个正值壮年的鳏夫,渴望异性很正常;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提防外敌入侵也很正常;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某种敏感与偏执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依大舅的条件,再娶的可能性根本没有,甚至从来就没有提上过日程。但大表哥成年之后,依旧对空穴来风式的“莫须有”耿耿于怀,仅此一端,他的胸怀有多大,你就可以丈量出来了。
相比之下,二表哥更不堪。大哥虽然格局不大,但脸面和场面还是要的,而二哥却是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
这位二哥人高马大,饭量自然也大,他经常说,从小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十五六岁时,他就开始赶驴车挣运费。我们县曾有个焦化厂,结婚之后,二哥长年给焦化厂运焦炭,他家也永远都堆满了他偷来的焦炭。他力大如牛,一二百斤重的焦炭,他一手夹一块,健步如飞。
谁也不知道,二哥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挖的,反正他总在创业,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所谓企业家。他承包过果园,开过商店,搞过运输,还前后开过两个工厂,规模最大时手下有一二百号人。但他的“原始饥饿”似乎一直都没有解决,手里一旦有钱,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样的风格,便必然落入古人所谓的“兴勃亡忽”周期律:景气没几天,讨债的来了,莫名其妙的“丈母娘”来了,警察叔叔也来了,他自然就人间蒸发了。躲一阵子,风头一过,他又奇迹般地钻出来了。他很敢拿自己做破坏性试验,福也潇洒,祸也潇洒,折腾几年,他又精神起来了。
大舅给二哥守过果园,看过工厂。二哥自己花钱如流水,但从来没给过大舅一分钱。
大舅似乎是没有自尊心的,他向儿子要。儿子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用穿新衣裳,要了钱当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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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60岁时,大舅开始自己做买卖。儿子不能指望,他只能完全靠自己。
做生意,大舅是有童子功的,也有足够的精明与算计。可惜老了,又没有资本,他只能做点小买卖。
青州有个卷烟厂,离我老家五十里地。大舅买了辆人力三轮车,自己蹬着去进烟,然后赶集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有一种叫“时代”的烟,很廉价,农民喜欢抽,大舅似乎一直卖这个牌子。
离我家三四里地,有个叫“西安”的集,还有个叫“纸坊”的集,大舅赶这两个集时,都要路过我们村,有时会来家里坐坐,但还是恪守年轻时的惯例:从来不留下吃饭。但人生已是暮年,孤身一人,来日无多,他也渴望温情,所以他比年轻时话多了。母亲和二舅,都极爱干净,甚至有洁癖,但大舅却极不讲卫生,永远都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形同乞丐。有时,母亲会给他一些吃的或用的,而每年过年前,母亲会拿出一两天的时间,帮他把被褥拆洗一下。因为从小没有接触,大舅又是个很冷的人,所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看他可怜的样子,在每年过年时,我会给他一点钱,算是安抚一下自己挣扎的良心。不过,我也始终是个穷人,所以最经常的感觉是爱莫能助。
晚年的大舅,一直有病,他自己说是慢性胆囊炎。在农村,所有的人都迷信药物,大舅尤其如此。从年轻时代起,为了省钱,他就自己给自己看病,现在自然派上了用场,每次犯了病,他会买来药,自己在家打点滴,听上去简直像个奇迹。
表姐留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每年过年会来看姥爷。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母亲劝大舅给孩子点压岁钱,大舅从来一毛不拔。他说,自己生的,都指望不上,别人生的,隔了两层肚皮,都是些“搭货”。
所谓“搭货”,是老家的说法:买东西时,商家有时会买一送一,送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部分,就叫搭货。
据母亲讲,大舅其实不穷,估计他曾跟母亲透露过自己的家底。七十多岁时,大舅还蹬着三轮到青州进货,风里来雨里去的,母亲劝他不要干了。大舅用老家常用的比喻来回答母亲:蚕还没老,桑叶没有了,你躺在炕上喝西北风?
人不是蚕,在什么季节老,哪一天老,只有天知道。
大舅很有主意,他大约很早就决定自己主宰这个日子。
73歲那一年,大舅自杀。或许是他感觉自己不行了,或许是他认为圣人就活了这个年纪,或许是哪位表哥因为某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
真相已经无从知晓。
唯一的也是最简单的真相是:大舅的自杀失败了。 他已经筹划了很久。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把杀死自己的农药早就买好了。
或许是农药质量有问题,或许是农药买得太早,已经严重失效。
大舅的家族很大,或近或远的侄子,有几十号人。把大舅送往医院后,一帮人开始清点他的东西,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几个存折,居然有近十万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住了一月院,大舅始终是一副植物人的状态,于是回来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大舅又留下了那么多钱,两位表哥轮流值班,天天给大舅打点滴。
我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跟哥哥一块去看望大舅。
他躺在一张小铁床上,瘦削而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还在动,但透着木然与空洞。眼前的世界,包括儿子与外甥,已经与他没有关系。
73年的风雨,到底有多重,我不知道,也没有称量的工具。
一个曾经青葱的生命,从荆天棘地中走过,走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杀死自己,甚至动一动喉头或者手。
我长时间地盯着大舅苍白的脸,像盯着自己更苍白而且有罪的灵魂。
大舅就这样躺了一年,把自己留下的钱全部花完了。药一停人就走了。
在哲学家的辞典里,人是一种存在。大舅本想借助农药,自己结束这种存在,但农药欺骗了他。于是他一生的积蓄,延长了一种他已经无力否定的存在。
千古艰难唯一死。
写在后面的话
叹息肠内热
我最初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遗忘会让人轻松,我选择了负重前行。
饥饿有很多种,最原始的是生理性的,但对我而言是精神上的。我的求学生涯,几乎与“文革”相始终,期间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读。我感觉,如果有了起码的温饱,拥抱并探索这个世界,包括汲取知识营养,是孩子最强大的本能。说孩子是天然的诗人,也就意味着成人的世界已经很小了。
我最早的启蒙书,是几本“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系哥哥从邻居家借来。这些课本中,古典诗词的比重很大,因为饥饿,尽管似懂非懂,我都会把它们背下来。这成为终生的习惯,就像一个穷人的吃相很不雅。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我背过的最早的杜诗,它的精神气质,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命。更大也更根本的一本书是生活,乡村的一切,无论贫瘠还是丰腴,都是我灵魂的故乡。所以,草根的颜色,地衣的颜色,土地的颜色,就是我的脸色与血色。
青年时代,我曾痴迷于文学与创作。中年之后,有太多的问题我想找到答案,于是沉入历史文化与哲学。我曾一度瞧不起文学,但绕了一圈后发现,宗教与艺术是精神的制高点,它们属于彼岸。
这是我重拾文学写作,当然也是尝试“苍生”专栏的初衷。
我极欣赏萧红的文字,《呼兰河传》是百年精品。但我始终做不到萧红的淡定与从容,尤其是写过多年批判类的随笔后,就更喜欢煞有介事地议论,很像裸奔,也像一個没牙的老太太絮叨。
或许我真的老了,但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写出一些带有体温的年青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