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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子骑在骏马上疾驰而过，看着像是要赶赴一场无比重要的约会。路边站着的另一个男子冲他大喊道：“这是要去哪儿啊？”马背上的男子回答：“不知道啊！你得问这匹马！”（禅宗故事一则）
这么多年来，我所骑着的那匹奔跑的骏马，突然在一个周二发了疯。它疯了一般把我抛下，然后绝尘而去，剩下我无助地留在原地。就是这么一种真实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崩溃了。
我原本在那个周二约了我的医生。出于习惯我总是把每天的行程精确到分钟：起床，吃早餐，接送孩子，做家务，去办公室，工作。我计划在8点到9点15之间去拜访医生，9点半回到办公室开会。前一天夜里，我儿子突然开始发烧，所以早上没法送他去幼儿园。我的行程一下子被打乱了。就诊结束后我必须尽快赶回家去，因为我的妻子还得出门赴会。
7点55分，我已经坐在了诊所里。“一会儿就开始了。”医生的助手说。8点55分我还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开始。汗水不停地淌下来，我的心也飞快跳动着。9点20分，我告诉那位助手我必须改约别的时间再来，我现在赶时间。但就在话刚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终于见到了医生，他很不能理解地对着口述录音机说了一段话，我清楚听到最后一句是：“病人因没有时间放弃了接下来的治疗，之后一次见面将在3个月后。”然后他告诉我可以走了。但我没有“走”，而是“夺门而出”，奔向自行车，一路飞驰回家，冲上楼去。“你到哪里去了？”我妻子问我。
之后发生的一切彻底影响了我的人生。我从马上摔了下来，像慢镜头播放那样。我大吼、咆哮，大骂医生是混蛋，骂那家诊所无序混乱，一无是处！我把取暖器摔到地上，用拳头狠砸桌子，砸到手腕扭伤，却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突然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听见自己说：不行了！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我的妻子震惊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我知道，我需要帮助。
“您得了抑郁症，”冯·罗索医生说，“一种严重的精疲力竭型抑郁症。”我第一回了解到这个词，它概括了我的状态：原本只是觉得自己总是无精打采，之后居然发展成了抑郁症。这整个过程就像是一点点消耗着自己的力气，缓慢地进入精神的衰亡。经历着这个过程的，却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德国不仅在足球场上和出口贸易上堪称霸主，还在重压之下创造出了世界最庞大的高压人群。医疗保险公司DAK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7年以来，在德国因为精神疾病休病假的天数已经翻了3倍，完全超越了所有其他疾病的发展速度。汉堡哈尔堡区阿斯克勒庇俄斯医院精神健康中心的主任医师汉斯·彼得·翁格说：“20%到30%的德国人经常或长期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总是感到浑身乏力。”
我们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而疲于奔命。我们低头畅想功成身退之后的日子，希望有人能够赐给我们假期或者干脆直接中个彩票。我们大口猛灌那些口味奇特、名为“内在能量”或者“放松时刻”的茶，然后精神紧绷、面色惨白地坐在地铁里。等到我们终于开始休假，跑到马略卡岛去呆上14天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放松下来，或者自以为已经休整恢复的精神，在上了两天班之后就毁于一旦。
直到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翁格医生那本书的标题的确很有道理——《没人能这样坚持到退休》。在提前退休的人群中，有40%承受着精神压力。
我们是个极其擅长汲取精髓的民族，不光能从万事万物中提取吸收精华，还能在我们自己身上把精力都榨取出来。然而到最后，我们耗尽了一切换来的却不是快乐和富足，而是一场精神病学的治疗。
我的家庭医生把我转介去了汉堡哈尔堡区的压力医学日间治疗诊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比“精神病学”要好些，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我跟同事们说我得休息一段时间照看孩子，因为这听起来比说去治疗精神疾病要好。在接下来的8周里，我需要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15分去接受医生对我心理行为的剖析，之后开车回家，努力专注我治疗之外的生活。这样做有时很管用，有时就不行了。
开头仿佛是一种伤害
第一周。日间治疗诊所很出乎我意料——真的就是一间诊所。灯光清冷，墙壁也一尘不染。毕竟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治病。我的治疗计划表上写着：冥想课程、单人心理辅导、小组交流、精力集中训练课程、冥想身体锻炼、工作医学、睡眠医学、压力医学、人类学、北欧越野行走课程、烹饪课，以及皂石雕刻课。
课程开始。我和另外9个陌生人聚在一个小屋子里呆了6个小时，每人手里捧着一杯咖啡或者白水，尴尬地四处张望，然后深陷压抑、羞怯、焦躁的情绪。晚上回到家后，我给我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不想参加了。”
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我的想法却变成了“不想离开”。很长很长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是35年以来，我像是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可以舒服呆着的地方，在那里我不用忍受任何东西。每一位治疗师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他们太了解我这样的病人了。 年复一年，这个日间诊所共治疗了120位病人，全都是以10人为单位组成治疗小组的形式。在我这个小组里，有2位女士和8位男士。一般前来治疗的女人会比男人多，因为男人大多都会默默忍耐，直到受不了而选择自杀。我这个小组的人都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新的人生路径，每个人都对生活有极高的要求，却渐渐忘记了去顾及自己的感受，而是在精疲力竭的状态里越陷越深，直到最后患上了抑郁症。
安娜丽丝是公司的部门主管。她在工作中鞠躬尽瘁，却被老板抢走了所有的风头和应得的报酬。她感到自己像是生了病，却选择通过强度更大的工作去治疗自己，直到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很普遍。
维尔纳在医疗领域工作，他总觉得无论自己干了多少活都还是不够。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却慢慢被无精打采的状态和对自己的不满情绪所折磨着。这种情况很普遍。
彼得是一名技术人员，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各类公式表格，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那种状态。他总是说“反正这样也没什么用”“我搞不定这个”之类的话。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这要命的“专注”
第二周。每一天的序幕由一场奇妙的仪式揭开：冥想。我们闭眼坐在一个垫子或是小凳子上，在20分钟长的时间里感受着自己的呼吸。我们尝试忽略所有从脑海中冒出的想法，不去评价它。这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有时候各种念头像旋转木马一样在大脑中飞驰，大脑像有自己的生命那样不受我们的控制。关注呼吸。1秒，2秒，3秒。之后又开始出现了新的想法，然后忍不住去评价：这个好。这个不好。继续呼吸。要命，思绪又飘走了！快集中注意力啊！我赶紧鞭策自己。进入深层冥想，恰恰是什么都不去想，然而我脑海中总是交织着各种想法。这正是我的问题。
佛教的一行禅师曾有过教导：“不要迷失在过去，也不要对未来感到迷茫，不要让愤怒、担忧和害怕扰乱自己的内心。回归当下，去接触生命，感受内心深处。这就是专注。”
我原本并不太想听到“专注”这个词。那么多难民在地中海不幸遇难，却未见整个世界多专注去解决这样的事件。不过我发现在诊所里，这个概念的背后是一个对我非常实用的治疗建议：感受眼前！一次只做好一件事，而不是一直焦虑地尝试同时完成3件事情。
第三周。我渐渐明白了负面压力的意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法出色完成眼前的挑战，就会出现负面压力。这种压力是抵御风险所必不可少的革命性动力，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压力可以迅速调动身体里的最后一份储能。现在也是这样：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切换到战斗或者逃跑模式。压力荷尔蒙被释放出来，同时想法也开始变少。去战斗的一瞬间我们不会去考虑什么，不会去想应该如何选择，因为身体已经被调整到了“自动模式”。
即使这种压力变为长期压力，我们依旧只会运用千百年来习得的反应机制去面对，对抗或者逃离。长期压力使我们的反应能力变差，但我们很难摆脱这个反应机制，而是在精疲力竭的困境中越陷越深。承受压力的过程就像发烧一样，在可控的程度里会是一种动力，但超过之后就会对身体甚至生命构成威胁。“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依赖着15000多年前进化出的导航系统前行。”精神科医生马尔克斯·普莱特用人类学背景来解释这一现象。人类只有在意识到自己还能够把控人生、能够相信并依靠自己的能力时，才能挺过长期的压力。如果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压力会不断增大，大脑会开始越发努力去寻找答案，但此时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脑只是陷入了高强度的运转当中。我们没法跳出这个圈子，这种长期的压力成为了无用功，我们如同切换到了自动模式，陷入普莱特医生所说的“超负荷心理高烧”当中。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帮助，我们是没法摆脱这种状态的。
经历8周的持续紧张状态之后，我们会逐渐失去放松的能力。在长期压力中脑组织开始退化：负责自我反应或内省的大脑额叶部分的功能会变弱。这就会成为恶性循环。
“我们面对问题，为它困扰，却很不幸和一个成熟的答案渐行渐远。”普莱特医生说。因此日间诊所一直致力于给“心理高烧”降温。经历什么精神创伤并不重要，首先是要降温。家里有什么无法缓和的矛盾也不重要，首先是要降温。我们要重新成为知觉的主人，重获行动的自由。我在这里得到的所有治疗对策可以说都是“降温贴”。
第四周。过去的日子里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悲哀，整个世界都让人感到厌恶。为了讨别人的喜欢，难道我就真的要一直紧张兮兮地生活下去？这样太让人抓狂了。
慢慢地我感觉到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我的后背好像不再只是一个病痛的来源或者一块石头般坚硬的靠板，而是真正变回了我身体的一部分。“降温贴”真的起了作用：大家一起做饭的时候，我可以专心地切着蔬菜，不去想公司的事情，不去想我的家人，也完全没有其他天马行空的想法，只是专注地切菜。在皂石雕刻课程中，我把一块大皂石慢慢磨小，完全沉浸其中。虽然我的病友、我在这里的新朋友乌尔斯能够拿一块皂石雕出一个完美的大众甲壳虫模型，而我只会慢慢把皂石磨圆，但我根本不在意这个，成绩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有选择就有痛苦
第五周。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希望能够少一点选择。通过网络虽然总是能够获得很多资讯，但同时我也深感自己是如此无知，我总有很多的选择要去做。据说人类每天都必须要面临2万个选择。虽然大多选择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的，但选择本身就会使人感到紧张。其实只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将直接决定自己的成败和幸福，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很疯狂。应该怎么做才对？人在选择时面临的又是什么压力？
我更想这样，还是更想那样？家电买美诺还是买西门子？吃菌菇还是吃蔬菜？切丁还是切片？住这里还是住那里？买房还是租房？要一个孩子还是两个，或者3个？我知道很多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选择，但最让人感觉到疲累的恰恰是内心里的那个意识：你能够心想事成，只要你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正确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瑞娜塔·莎乐赛在她《自由的暴政》一书里曾经写过：“追求生活品质的职场人士在如今看来本身就像是一件后现代的艺术品，或者说就像是一家企业，一家追求不断改善、超常发挥、尽善尽美的企业，最后如果能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便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这恰恰也是我的座右铭：完美！要完美！要招人喜欢！要速度！要强大！要再加把劲！不要有片刻的松懈。 不去做评价
第六周。我们开始数着日子过了，数着还有多久就要离开这里，因为我们心里很害怕。如果能够再晚一点面对那可怕的“外面的世界”就好了。诊所的精神科主任尼克·普林茨谈到“保护伞”这个概念，她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要离开的人来说，拥有适应能力、执行力、控制力，就如同拥有了这样的保护伞。如果保护伞不起作用，但我们依旧徒劳地想要去使用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疲劳感。身体随即切换到自动模式。想要再次获得对身体的控制，就必须学会专注，提高大脑额叶的能力，开发出心理学家雷瑟廉茨所说的那种“抗危机能力”。就像是用力把皮球拍到地上，它会迅速出现一个凹陷，然后再反弹一样，雷瑟廉茨帮助我们去应对各种打击，让我们最终能够接受那些无法躲避的困扰。
“抑郁是在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奈妥协，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尼克·普林茨说，“这是否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认知，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将失去自己所珍视的一切。”这话一语中的。
只有清楚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将有抵达终点的一天，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停下来回过头去，想想自己辛苦半天都做了什么，又在坚持着什么。这才是一种解脱。专注于整个人生意味着珍惜当下、放松自己、有耐心、去信任、不去评价，既不在亚马逊网上，也不在脸书上做任何评论，甚至也不去评价自己。
第七周。我们把每一次的冥想都当做是最后一次来做。这时我慢慢意识到，真正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今后我只能依靠自己了。所谓的自律确实是很大的挑战，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不要退步到原先的状态。我计划靠定期蒸桑拿、远距离徒步、规律作息和合理饮食来维持现在的健康状态，但是天知道，靠着自律来克服生活中那么多让人抓狂的细枝末节的小事，是有多难啊！有句话说得好：我们无法阻止大海里的巨浪翻滚，但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乘风破浪、顺势而行。这样想是不是就对了？
在治疗的最后一天我们互相道别，场面有点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样子，不过比那会儿更加严肃、庄重一些。有些人甚至哭了。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小小的鹅卵石作为临别纪念，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鞭策，激励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的状态。我把小鹅卵石放在了钱包里，这样我每天都能看到它。
离开以后
我之后还偶尔会和诊所里认识的病友见面。安娜丽丝，那位原先的部门主管辞掉了她的工作，算是得到了解脱。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重新融入原来的工作，因为有一些雇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了自己的员工多大的工作压力：工作强度大，时间压力大，领导不体贴，得不到重视，害怕失业。这些其实都是我所面对的。好吧，我有些分神了。其实每天冥想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好的。我几百次、几千次地徘徊在专注和分神的状态之间。有几次我惊觉自己又陷入了混沌的状态，然后我会对自己身下那匹狂奔的马儿喊道：“吁！停下来！乖！”有时候节奏就这样慢下来了。有时我会难过，会高兴，会不安，会生气。很多时候我就去拥抱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想着：能这样回归正常，真是太幸运了！
[译自德国《明星》]
这么多年来，我所骑着的那匹奔跑的骏马，突然在一个周二发了疯。它疯了一般把我抛下，然后绝尘而去，剩下我无助地留在原地。就是这么一种真实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崩溃了。
我原本在那个周二约了我的医生。出于习惯我总是把每天的行程精确到分钟：起床，吃早餐，接送孩子，做家务，去办公室，工作。我计划在8点到9点15之间去拜访医生，9点半回到办公室开会。前一天夜里，我儿子突然开始发烧，所以早上没法送他去幼儿园。我的行程一下子被打乱了。就诊结束后我必须尽快赶回家去，因为我的妻子还得出门赴会。
7点55分，我已经坐在了诊所里。“一会儿就开始了。”医生的助手说。8点55分我还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开始。汗水不停地淌下来，我的心也飞快跳动着。9点20分，我告诉那位助手我必须改约别的时间再来，我现在赶时间。但就在话刚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终于见到了医生，他很不能理解地对着口述录音机说了一段话，我清楚听到最后一句是：“病人因没有时间放弃了接下来的治疗，之后一次见面将在3个月后。”然后他告诉我可以走了。但我没有“走”，而是“夺门而出”，奔向自行车，一路飞驰回家，冲上楼去。“你到哪里去了？”我妻子问我。
之后发生的一切彻底影响了我的人生。我从马上摔了下来，像慢镜头播放那样。我大吼、咆哮，大骂医生是混蛋，骂那家诊所无序混乱，一无是处！我把取暖器摔到地上，用拳头狠砸桌子，砸到手腕扭伤，却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突然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听见自己说：不行了！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我的妻子震惊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我知道，我需要帮助。
“您得了抑郁症，”冯·罗索医生说，“一种严重的精疲力竭型抑郁症。”我第一回了解到这个词，它概括了我的状态：原本只是觉得自己总是无精打采，之后居然发展成了抑郁症。这整个过程就像是一点点消耗着自己的力气，缓慢地进入精神的衰亡。经历着这个过程的，却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德国不仅在足球场上和出口贸易上堪称霸主，还在重压之下创造出了世界最庞大的高压人群。医疗保险公司DAK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7年以来，在德国因为精神疾病休病假的天数已经翻了3倍，完全超越了所有其他疾病的发展速度。汉堡哈尔堡区阿斯克勒庇俄斯医院精神健康中心的主任医师汉斯·彼得·翁格说：“20%到30%的德国人经常或长期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总是感到浑身乏力。”
我们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而疲于奔命。我们低头畅想功成身退之后的日子，希望有人能够赐给我们假期或者干脆直接中个彩票。我们大口猛灌那些口味奇特、名为“内在能量”或者“放松时刻”的茶，然后精神紧绷、面色惨白地坐在地铁里。等到我们终于开始休假，跑到马略卡岛去呆上14天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放松下来，或者自以为已经休整恢复的精神，在上了两天班之后就毁于一旦。
直到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翁格医生那本书的标题的确很有道理——《没人能这样坚持到退休》。在提前退休的人群中，有40%承受着精神压力。
我们是个极其擅长汲取精髓的民族，不光能从万事万物中提取吸收精华，还能在我们自己身上把精力都榨取出来。然而到最后，我们耗尽了一切换来的却不是快乐和富足，而是一场精神病学的治疗。
我的家庭医生把我转介去了汉堡哈尔堡区的压力医学日间治疗诊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比“精神病学”要好些，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我跟同事们说我得休息一段时间照看孩子，因为这听起来比说去治疗精神疾病要好。在接下来的8周里，我需要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15分去接受医生对我心理行为的剖析，之后开车回家，努力专注我治疗之外的生活。这样做有时很管用，有时就不行了。
开头仿佛是一种伤害
第一周。日间治疗诊所很出乎我意料——真的就是一间诊所。灯光清冷，墙壁也一尘不染。毕竟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治病。我的治疗计划表上写着：冥想课程、单人心理辅导、小组交流、精力集中训练课程、冥想身体锻炼、工作医学、睡眠医学、压力医学、人类学、北欧越野行走课程、烹饪课，以及皂石雕刻课。
课程开始。我和另外9个陌生人聚在一个小屋子里呆了6个小时，每人手里捧着一杯咖啡或者白水，尴尬地四处张望，然后深陷压抑、羞怯、焦躁的情绪。晚上回到家后，我给我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不想参加了。”
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我的想法却变成了“不想离开”。很长很长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是35年以来，我像是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可以舒服呆着的地方，在那里我不用忍受任何东西。每一位治疗师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他们太了解我这样的病人了。 年复一年，这个日间诊所共治疗了120位病人，全都是以10人为单位组成治疗小组的形式。在我这个小组里，有2位女士和8位男士。一般前来治疗的女人会比男人多，因为男人大多都会默默忍耐，直到受不了而选择自杀。我这个小组的人都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新的人生路径，每个人都对生活有极高的要求，却渐渐忘记了去顾及自己的感受，而是在精疲力竭的状态里越陷越深，直到最后患上了抑郁症。
安娜丽丝是公司的部门主管。她在工作中鞠躬尽瘁，却被老板抢走了所有的风头和应得的报酬。她感到自己像是生了病，却选择通过强度更大的工作去治疗自己，直到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很普遍。
维尔纳在医疗领域工作，他总觉得无论自己干了多少活都还是不够。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却慢慢被无精打采的状态和对自己的不满情绪所折磨着。这种情况很普遍。
彼得是一名技术人员，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各类公式表格，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那种状态。他总是说“反正这样也没什么用”“我搞不定这个”之类的话。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这要命的“专注”
第二周。每一天的序幕由一场奇妙的仪式揭开：冥想。我们闭眼坐在一个垫子或是小凳子上，在20分钟长的时间里感受着自己的呼吸。我们尝试忽略所有从脑海中冒出的想法，不去评价它。这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有时候各种念头像旋转木马一样在大脑中飞驰，大脑像有自己的生命那样不受我们的控制。关注呼吸。1秒，2秒，3秒。之后又开始出现了新的想法，然后忍不住去评价：这个好。这个不好。继续呼吸。要命，思绪又飘走了！快集中注意力啊！我赶紧鞭策自己。进入深层冥想，恰恰是什么都不去想，然而我脑海中总是交织着各种想法。这正是我的问题。
佛教的一行禅师曾有过教导：“不要迷失在过去，也不要对未来感到迷茫，不要让愤怒、担忧和害怕扰乱自己的内心。回归当下，去接触生命，感受内心深处。这就是专注。”
我原本并不太想听到“专注”这个词。那么多难民在地中海不幸遇难，却未见整个世界多专注去解决这样的事件。不过我发现在诊所里，这个概念的背后是一个对我非常实用的治疗建议：感受眼前！一次只做好一件事，而不是一直焦虑地尝试同时完成3件事情。
第三周。我渐渐明白了负面压力的意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法出色完成眼前的挑战，就会出现负面压力。这种压力是抵御风险所必不可少的革命性动力，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压力可以迅速调动身体里的最后一份储能。现在也是这样：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切换到战斗或者逃跑模式。压力荷尔蒙被释放出来，同时想法也开始变少。去战斗的一瞬间我们不会去考虑什么，不会去想应该如何选择，因为身体已经被调整到了“自动模式”。
即使这种压力变为长期压力，我们依旧只会运用千百年来习得的反应机制去面对，对抗或者逃离。长期压力使我们的反应能力变差，但我们很难摆脱这个反应机制，而是在精疲力竭的困境中越陷越深。承受压力的过程就像发烧一样，在可控的程度里会是一种动力，但超过之后就会对身体甚至生命构成威胁。“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依赖着15000多年前进化出的导航系统前行。”精神科医生马尔克斯·普莱特用人类学背景来解释这一现象。人类只有在意识到自己还能够把控人生、能够相信并依靠自己的能力时，才能挺过长期的压力。如果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压力会不断增大，大脑会开始越发努力去寻找答案，但此时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脑只是陷入了高强度的运转当中。我们没法跳出这个圈子，这种长期的压力成为了无用功，我们如同切换到了自动模式，陷入普莱特医生所说的“超负荷心理高烧”当中。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帮助，我们是没法摆脱这种状态的。
经历8周的持续紧张状态之后，我们会逐渐失去放松的能力。在长期压力中脑组织开始退化：负责自我反应或内省的大脑额叶部分的功能会变弱。这就会成为恶性循环。
“我们面对问题，为它困扰，却很不幸和一个成熟的答案渐行渐远。”普莱特医生说。因此日间诊所一直致力于给“心理高烧”降温。经历什么精神创伤并不重要，首先是要降温。家里有什么无法缓和的矛盾也不重要，首先是要降温。我们要重新成为知觉的主人，重获行动的自由。我在这里得到的所有治疗对策可以说都是“降温贴”。
第四周。过去的日子里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悲哀，整个世界都让人感到厌恶。为了讨别人的喜欢，难道我就真的要一直紧张兮兮地生活下去？这样太让人抓狂了。
慢慢地我感觉到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我的后背好像不再只是一个病痛的来源或者一块石头般坚硬的靠板，而是真正变回了我身体的一部分。“降温贴”真的起了作用：大家一起做饭的时候，我可以专心地切着蔬菜，不去想公司的事情，不去想我的家人，也完全没有其他天马行空的想法，只是专注地切菜。在皂石雕刻课程中，我把一块大皂石慢慢磨小，完全沉浸其中。虽然我的病友、我在这里的新朋友乌尔斯能够拿一块皂石雕出一个完美的大众甲壳虫模型，而我只会慢慢把皂石磨圆，但我根本不在意这个，成绩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有选择就有痛苦
第五周。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希望能够少一点选择。通过网络虽然总是能够获得很多资讯，但同时我也深感自己是如此无知，我总有很多的选择要去做。据说人类每天都必须要面临2万个选择。虽然大多选择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的，但选择本身就会使人感到紧张。其实只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将直接决定自己的成败和幸福，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很疯狂。应该怎么做才对？人在选择时面临的又是什么压力？
我更想这样，还是更想那样？家电买美诺还是买西门子？吃菌菇还是吃蔬菜？切丁还是切片？住这里还是住那里？买房还是租房？要一个孩子还是两个，或者3个？我知道很多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选择，但最让人感觉到疲累的恰恰是内心里的那个意识：你能够心想事成，只要你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正确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瑞娜塔·莎乐赛在她《自由的暴政》一书里曾经写过：“追求生活品质的职场人士在如今看来本身就像是一件后现代的艺术品，或者说就像是一家企业，一家追求不断改善、超常发挥、尽善尽美的企业，最后如果能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便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这恰恰也是我的座右铭：完美！要完美！要招人喜欢！要速度！要强大！要再加把劲！不要有片刻的松懈。 不去做评价
第六周。我们开始数着日子过了，数着还有多久就要离开这里，因为我们心里很害怕。如果能够再晚一点面对那可怕的“外面的世界”就好了。诊所的精神科主任尼克·普林茨谈到“保护伞”这个概念，她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要离开的人来说，拥有适应能力、执行力、控制力，就如同拥有了这样的保护伞。如果保护伞不起作用，但我们依旧徒劳地想要去使用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疲劳感。身体随即切换到自动模式。想要再次获得对身体的控制，就必须学会专注，提高大脑额叶的能力，开发出心理学家雷瑟廉茨所说的那种“抗危机能力”。就像是用力把皮球拍到地上，它会迅速出现一个凹陷，然后再反弹一样，雷瑟廉茨帮助我们去应对各种打击，让我们最终能够接受那些无法躲避的困扰。
“抑郁是在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奈妥协，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尼克·普林茨说，“这是否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认知，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将失去自己所珍视的一切。”这话一语中的。
只有清楚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将有抵达终点的一天，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停下来回过头去，想想自己辛苦半天都做了什么，又在坚持着什么。这才是一种解脱。专注于整个人生意味着珍惜当下、放松自己、有耐心、去信任、不去评价，既不在亚马逊网上，也不在脸书上做任何评论，甚至也不去评价自己。
第七周。我们把每一次的冥想都当做是最后一次来做。这时我慢慢意识到，真正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今后我只能依靠自己了。所谓的自律确实是很大的挑战，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不要退步到原先的状态。我计划靠定期蒸桑拿、远距离徒步、规律作息和合理饮食来维持现在的健康状态，但是天知道，靠着自律来克服生活中那么多让人抓狂的细枝末节的小事，是有多难啊！有句话说得好：我们无法阻止大海里的巨浪翻滚，但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乘风破浪、顺势而行。这样想是不是就对了？
在治疗的最后一天我们互相道别，场面有点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样子，不过比那会儿更加严肃、庄重一些。有些人甚至哭了。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小小的鹅卵石作为临别纪念，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鞭策，激励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的状态。我把小鹅卵石放在了钱包里，这样我每天都能看到它。
离开以后
我之后还偶尔会和诊所里认识的病友见面。安娜丽丝，那位原先的部门主管辞掉了她的工作，算是得到了解脱。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重新融入原来的工作，因为有一些雇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了自己的员工多大的工作压力：工作强度大，时间压力大，领导不体贴，得不到重视，害怕失业。这些其实都是我所面对的。好吧，我有些分神了。其实每天冥想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好的。我几百次、几千次地徘徊在专注和分神的状态之间。有几次我惊觉自己又陷入了混沌的状态，然后我会对自己身下那匹狂奔的马儿喊道：“吁！停下来！乖！”有时候节奏就这样慢下来了。有时我会难过，会高兴，会不安，会生气。很多时候我就去拥抱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想着：能这样回归正常，真是太幸运了！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