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庭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王庭栋同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后先后在河南和山西两省担任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上世纪50年代，他在河南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在省委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粮食购销办法，主要是让农民一天保证一斤粮食，只对人均380斤粮食以上的余粮队进行征购。1958年，河南省委做出“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在全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潘杨王”运动，对潘杨王采取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河南省委才做出平反决议，报请中央批复同意。他调回山西工作后，长期主管农业工作，旗帜鲜明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顶住压力，大力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山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大学毕业后，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心为民勇于直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老人家逝世后，我敬送两副挽联：为民生，持真言，亲历磨难，忠诚惊豫天；兴中华，奔小康，联产承包，伟迹遍晋地。讲真话，道实情，心系人民，英名千古留中原；倡改革，行包干，情结乡省，人格崇高耸三晋。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王庭栋同志是践行以人为本的表率，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1958年由于把为农民说话的王庭栋同志打成“潘杨王”反党集团，从而在河南首先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刮浮夸风，进而蔓延到全国，出现了1959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全国发生饿死上千万人的悲剧。我到政协工作后接触河南政协的同志，他们都非常怀念王庭栋同志。谈到1958年河南浮夸风饿死人的情况，都十分痛心谈到如果吴芝圃不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三位省级领导打成“潘杨王”反党集团，河南就不会有浮夸风，也就没有信阳事件，就不会有河南和全国的大饥荒。为了永远铭记河南当年浮夸风的教训，我根据王庭栋同志的回忆和有关资料，写了王庭栋1958年蒙冤经历，以纪念他老人家。在我省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征程中，更好地学习和发杨王庭栋同志亲民、爱民、为民精神，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有效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
一、潘、杨、王在农业合作化上同吴芝圃意见分歧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平原省委潘复生同志接替张玺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同志随同潘复生到河南省任省委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工作。他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内容。《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二、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三、“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四、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据统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10万多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100多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们，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五、浮夸风使河南人民吃尽苦头
1958年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958年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容不得不同意见。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把潘、杨、王打成反党集团，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农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全省农村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分管文教工作后，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六、王庭栋谈“潘杨王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王庭栋同志在他晚年曾专门谈了当年“潘杨王”在农业政策上同吴芝圃的分歧。吴芝圃坚持“自留地统管，牲口集体饲养，农业高级合作化越快越好”，有的高级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潘杨王不同意他的意见。
王庭栋回忆道，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把河南左倾蛮干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这是造成河南百万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催命符。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斗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以后又批斗我。杨珏和我同潘复生一起是党中央从原来的平原省调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接送我，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意思。但是，过了十几天，在批判我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中央未同意。他就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说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是一个“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国营西华农场任副场长，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长驻公社。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由一位公安人员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安排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是驴粪、草。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在队里公共食堂。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被批斗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批判斗争“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对党忠心耿耿，我绝不能容忍这种污蔑。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王庭栋谈到他下放当社员劳改，受到农民的保护时，动情地说，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了“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省委直接下放我到生产队劳改，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吃队里的公共食堂，每顿饭每人两大勺，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多盛一点也不敢，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萝卜，后来萝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我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还得下地，拉一条席子去，轮流躺一会儿。我有手表，估计公社干部快来检查了，就把社员喊起来干一阵。我住的地方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不少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的树头芽。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调离河南30多年后，他偶尔去河南参观，遇上的干部和农民听说是“潘杨王”来了，十分热情，没有骂他们的。河南老百姓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
对于河南“潘杨王”事件这段历史，王庭栋认为有三点历史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一、以我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问题。河南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政治上是拥护的，热情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对合作化违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的做法是不接受的，这种表现当然不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时有些村庄发生闹社、退社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作为对抗性矛盾看待和处理。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化。河南在左的政策下一意孤行的死官僚主义，不顾农民兄弟的死活，不惜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尤其不能容忍。
二、“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习惯性说法。在党内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党内有一些人，包括有的领导人，争当左派、极左派，可以“假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一个省为官一任，竟然使老百姓达到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的程度，而对于这种对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最后仍然说成是“对党忠心耿耿”，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对立起来。我认为，应该反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说法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给以实践的检验。
三、维护农民利益，就要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都用了极大精力，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因为对党的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维护农民利益，不是只有一个宗旨式的观点就行。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必须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不然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建国后，长时期我们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农民做了重大贡献。粮食供应紧张时，冒出了一个同农民争口粮的问题。吴芝圃左倾蛮干、大搞浮夸，只顾自己出风头，当左派，疯狂抢夺农民口粮。在这种情况下，谁为农民说几句真话，维护农民利益，谁就大难临头。只有跟着左倾蛮干，说尽假话，就重用升官。封闭了说真话的环境，恶化了干群关系。敢不敢说真话,是对干部品质严肃的考验，也是干群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
王庭栋同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后先后在河南和山西两省担任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上世纪50年代，他在河南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在省委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粮食购销办法，主要是让农民一天保证一斤粮食，只对人均380斤粮食以上的余粮队进行征购。1958年，河南省委做出“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在全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潘杨王”运动，对潘杨王采取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河南省委才做出平反决议，报请中央批复同意。他调回山西工作后，长期主管农业工作，旗帜鲜明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顶住压力，大力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山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大学毕业后，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心为民勇于直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老人家逝世后，我敬送两副挽联：为民生，持真言，亲历磨难，忠诚惊豫天；兴中华，奔小康，联产承包，伟迹遍晋地。讲真话，道实情，心系人民，英名千古留中原；倡改革，行包干，情结乡省，人格崇高耸三晋。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王庭栋同志是践行以人为本的表率，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1958年由于把为农民说话的王庭栋同志打成“潘杨王”反党集团，从而在河南首先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刮浮夸风，进而蔓延到全国，出现了1959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全国发生饿死上千万人的悲剧。我到政协工作后接触河南政协的同志，他们都非常怀念王庭栋同志。谈到1958年河南浮夸风饿死人的情况，都十分痛心谈到如果吴芝圃不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三位省级领导打成“潘杨王”反党集团，河南就不会有浮夸风，也就没有信阳事件，就不会有河南和全国的大饥荒。为了永远铭记河南当年浮夸风的教训，我根据王庭栋同志的回忆和有关资料，写了王庭栋1958年蒙冤经历，以纪念他老人家。在我省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征程中，更好地学习和发杨王庭栋同志亲民、爱民、为民精神，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有效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
一、潘、杨、王在农业合作化上同吴芝圃意见分歧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平原省委潘复生同志接替张玺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同志随同潘复生到河南省任省委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工作。他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内容。《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二、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三、“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四、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据统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10万多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100多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们，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五、浮夸风使河南人民吃尽苦头
1958年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958年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容不得不同意见。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把潘、杨、王打成反党集团，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农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全省农村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分管文教工作后，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六、王庭栋谈“潘杨王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王庭栋同志在他晚年曾专门谈了当年“潘杨王”在农业政策上同吴芝圃的分歧。吴芝圃坚持“自留地统管，牲口集体饲养，农业高级合作化越快越好”，有的高级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潘杨王不同意他的意见。
王庭栋回忆道，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把河南左倾蛮干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这是造成河南百万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催命符。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斗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以后又批斗我。杨珏和我同潘复生一起是党中央从原来的平原省调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接送我，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意思。但是，过了十几天，在批判我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中央未同意。他就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说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是一个“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国营西华农场任副场长，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长驻公社。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由一位公安人员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安排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是驴粪、草。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在队里公共食堂。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被批斗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批判斗争“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对党忠心耿耿，我绝不能容忍这种污蔑。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王庭栋谈到他下放当社员劳改，受到农民的保护时，动情地说，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了“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省委直接下放我到生产队劳改，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吃队里的公共食堂，每顿饭每人两大勺，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多盛一点也不敢，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萝卜，后来萝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我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还得下地，拉一条席子去，轮流躺一会儿。我有手表，估计公社干部快来检查了，就把社员喊起来干一阵。我住的地方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不少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的树头芽。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调离河南30多年后，他偶尔去河南参观，遇上的干部和农民听说是“潘杨王”来了，十分热情，没有骂他们的。河南老百姓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
对于河南“潘杨王”事件这段历史，王庭栋认为有三点历史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一、以我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问题。河南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政治上是拥护的，热情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对合作化违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的做法是不接受的，这种表现当然不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时有些村庄发生闹社、退社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作为对抗性矛盾看待和处理。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化。河南在左的政策下一意孤行的死官僚主义，不顾农民兄弟的死活，不惜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尤其不能容忍。
二、“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习惯性说法。在党内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党内有一些人，包括有的领导人，争当左派、极左派，可以“假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一个省为官一任，竟然使老百姓达到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的程度，而对于这种对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最后仍然说成是“对党忠心耿耿”，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对立起来。我认为，应该反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说法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给以实践的检验。
三、维护农民利益，就要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都用了极大精力，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因为对党的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维护农民利益，不是只有一个宗旨式的观点就行。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必须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不然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建国后，长时期我们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农民做了重大贡献。粮食供应紧张时，冒出了一个同农民争口粮的问题。吴芝圃左倾蛮干、大搞浮夸，只顾自己出风头，当左派，疯狂抢夺农民口粮。在这种情况下，谁为农民说几句真话，维护农民利益，谁就大难临头。只有跟着左倾蛮干，说尽假话，就重用升官。封闭了说真话的环境，恶化了干群关系。敢不敢说真话,是对干部品质严肃的考验，也是干群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