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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创立的科学发展观，在积极借鉴西方发展观的有益成果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西方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这表现在：其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而且以其人民性而在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人本”思想；其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思想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经济增长论”，而且以其系统性而在发展内涵和发展方法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其三，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以其和谐性而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现。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西方发展观 扬弃 超越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83-05
西方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传统发展观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观肇始，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变成盛极一时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后一个阶段的新兴发展观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出于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批判，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诸多新的发展理念和思想。
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开展理论创新所取得的一个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充分吸取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积极借鉴了西方发展观的有益成果。同时，科学发展观又以一系列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独创性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西方当代发展观的超越。用比较方法来分析科学发展观对西方发展观的扬弃与超越，对于深化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而且以其人民性而在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人本”思想
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曾经在近代历史上绵延存续了数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三种形式。不过，当时“人本”思想的锋芒指向的是“神本”思想，旨在推翻宗教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而，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发轫于工业革命并在二战后进一步强化的西方传统发展观，其目光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探讨的是如何通过发展经济来迅速地增加社会财富。因而，“人本”思想和这种传统发展观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尚未走到一起去。
“以人为本”的思想被纳入到发展观中，成为西方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这时的“人本”思想锋芒所指恰恰是传统发展观的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以物为本”思想，因而成为正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观的内容之一，其主要标志便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1979年联合国“研究综合发展观”主题大会的委托而撰著并于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在这本书所阐述的诸多新发展理念中，“人本”思想是一个醒目的亮点。
佩鲁的“以人为本”思想具有与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所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那就是它紧密地与发展问题相联系，是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第一，强调“人”是发展的中心，即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发展应以满足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第二，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即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为一切人的发展”强调的是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而是“为所有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发展不仅要解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人的其他各方面的需求。第三，他还指出“人”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佩鲁之后，西方研究发展问题的理论家也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例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把发展与人的自由相联系，认为发展的目的是“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因而，“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同时，在他为联合国撰写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不但把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了进去，并且具体设计了体现这一思想的“人类发展指数”。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不但同样纳入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且还把这一理念作为整个发展观的“核心”。毋庸讳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但是，与西方新发展观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理念，而且也超越了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
首先，在对西方“物本”发展观的反思方面，科学发展观比西方新发展观更加合理和缜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一样，都是因为看到了传统的“物本”发展观对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日益恶化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反思。但是，在对“物本”发展观进行批判的时候，科学发展观表现出了辩证“扬弃”的优势：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仍然继续肯定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于与“物本”相对应的“人本”的阐述更加理性化。从正向上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反向上来说，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是“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与这种严密的论述相比，西方新发展观对于“物本”的反思和“人本”的表述，显然就比较片面而松散。
其次，在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的理解和阐释上，科学发展观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中，深刻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说，发展的目的不是抽象地“为一切人”，发展的动力 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是与“物本”和“GDP本位”相对立的“人本”观，也是与“资本”和“官本位”相对立的“民本”观，这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西方新发展观“人本”思想的最大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经济增长论”，而且以其系统性而在发展内涵和发展方法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
西方发展观在发展内涵上的理论最初是“经济增长论”，即认为发展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列成公式就是：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56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也就是说，他是把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或“进展”)同等使用的。至于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诸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平等和自由的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的实现等，都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迎刃而解。作为这种发展观在实践上的体现，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然而，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固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严重、失业增加、贫富两极分化明显、腐败加剧、政治动荡等，这种现象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新兴发展观开始对这种单一性的“经济增长论”进行反思，反思的最大成果便是“综合发展观”的提出。初期阐述“综合发展观”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指出：“虽然经济进步是基本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综合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在这里，他不仅否定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单一发展观，而且把发展的内涵延及到这样几个方面：(1)国家制度的变革；(2)社会结构和管理结构的变化；(3)“人们的态度”即人们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变化；(4)“人们习惯和信仰”即生活习俗和理想追求的变化；等等。
正是沿着这种“综合发展”的思路，美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认为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由多个指标组成的体系，其中既包括经济指标，也包括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其他指标。在此基础上，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70年提出了由16项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作为赤贫、贫困、小康、富裕生活及福利情况的评价标准。为了推广这种综合发展观，联合国在1983年推出了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
佩鲁的“新发展观”力图把各个领域的指标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因此他提出的新发展观不仅是“综合的”，而且是“整体的”。他说：“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由多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所组成，发展必须考虑到人类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这种论述把“综合发展观”提升到了“整体发展观”的高度。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发展”，无疑与西方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产生于对单一经济增长论的反思。甚至可以说，西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具有影响和启发作用。不过，科学发展观所阐发的“全面协调发展”理论，不仅表现出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经济增长论”的扬弃，而且也表现出了对西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的超越。
首先，在对发展内涵体系的建构上，“全面协调”发展观比“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更具有系统性。所谓“全面协调”，指的是“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这种建构的系统性在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总系统，其下由四个子系统即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社会(狭义)子系统构成。同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对应的即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四个领域。而相比之下，“综合发展观”就具有明显的感性认识色彩，仅仅从感觉到的现象和经验来罗列发展内涵的诸方面；“整体发展观”虽然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发展的内涵，其“整体”概念也已经使用了系统论的方法，但却未能用富有逻辑性的子系统来支撑它的整体系统(总系统)。
其次，在对单一经济增长论的否定上，“全面协调”发展观比“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更具有辩证性。西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看到了单一经济增长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因而呼吁要关注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增长论的时候，既没有客观地肯定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更没有就如何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其他领域发展的关系进行阐述。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观则指出：一方面，“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用辩证的方法，实现了对单一经济增长论的扬弃。同时，“全面协调”发展观还对发展内涵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的阐述，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这种富于逻辑性的辩证阐述，不仅扬弃了传统的单一经济增长论，而且也克服了“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再次，在发展的方法上，“全面协调”发展观比“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更具有实践性。“全面协调”发展观不仅提出要构筑“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而且还提出了“统筹兼顾”作为实现 发展的“根本方法”，指出：“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种阐述，既充满了辩证方法论的睿智，也具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可行性，为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发展的内涵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三、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以其和谐性而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当代的可持续发展观
在西方，“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探讨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发展观的一个内生性命题，这一点与外生性的“以人为本”有所不同。不过，这一命题尽管形成的时间不长，但在释义上却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对于“可持续发展”定义的解释竟然有95种之多。对概念本身的解释尚且存在着歧义，那么在理论上存在着理解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除了解释上和理解上存在着不确定的现象之外，近些年来又出现了概念使用的泛化现象。一种泛化是在发展观理论之内，把发展观中的一些其他命题和内容与“可持续发展”混同使用，例如把“以人为本”的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混同解释；再一种泛化是超出发展观之外，把各行各业凡是要保持延续性不间断发展的态势，统统冠之以“可持续发展”的名称，“从天文地理到室内设计，从家畜饲养到商业贸易，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无处不在，遍及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概念涉及范围如此广泛、被探讨得如此热烈”。
那么，这种情形是怎样形成的呢?据考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科科约克环境与发展宣言》中，之后连续出现在70年代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出版物以及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和联合国的文件中。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出了著名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亦称布伦特兰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被载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理念已经被全球多数国家所认同。
从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理解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正如《布伦特兰报告》所指出的，在未来的岁月中，为了实现“保持和发展地球的资源库”的目标，“我们必须更好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压力的症候；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我们必须设计出管理环境资源和使人类发展持久的新方法”。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界定过于笼统和宽泛的问题，尤其是“布伦特兰定义”虽然在前提上讲的是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在表述时却没有作严格的限定。。正是这种含义界定上的“模糊不清”，给后来在理解上和使用上的混乱乃至泛化留下了缺口。
尽管中国是一个正走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后现代化国家，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从一开始就对“可持续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很快将其纳入到本国发展的战略体系当中。在1992年联合国通过《21世纪议程》之后，中国政府于1994年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作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之后，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十六大之后，又将其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既保持了西方“可持续发展”在原创时的本义，扬弃了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以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同时，又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实现了对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
首先，在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含义的界定上，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克服了西方发展观过于笼统和“模糊不清”的缺陷，创新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种概念阐释的明确性在于：其一，在时间的延续性上，“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表述不但充分表达了“布伦特兰定义”中关于不危及后代人发展的基本精神，而且进一步表达了代际之间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的蕴意；其二，在空间的内涵性上，不再只是把自然环境问题当作是已知前提，而是直接表达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要解决的就是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问题，也就是说，尽管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可持续发展”一词来表达一种不间断发展的态势，而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则主要解决的是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个基本问题，这就使得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向更加清晰。
其次，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阐发上，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克服了西方可持续发展观没有顾及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协调发展问题的不足，创新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定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表明，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看来，无论是人口问题、资源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在本质上反映的都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发展的目标就理应兼顾到人和自然这两个方面。只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味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难免会造成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是可持续发展观所反对的；反之，一味地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放弃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也难免会限制人类自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一种积极地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态度，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所应追求目标的真谛之所在。
再次，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设计上，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明确提出来。这种道路设计、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体现，是在国家层面上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体化为行动纲领，从而在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上超越了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发展观虽然超越了西方传统发展观，但这种超越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全的，其理论本身往往只是凸显了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因而存在着很大的不成熟性、不全面性和不确定性。而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则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因而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西方当代新兴发展观的超越，表明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要求的发展观，同时也是对整个人类发展理论的一种贡献，是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的发展观。
注释：
①②③④(13)[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第11页，第9页，第175页，194页。
⑤[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⑥⑩⑩《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第12页，第12页。
⑦⑧(15)(16)(17)(18)(19)(20)(26)(27)(2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页，第768页，第396—397页，第851页，第483—484页，第851页，第483—484页，第850页，第850页，第853页，第483页。
⑨《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于200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⑩[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
(12)[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21)(22)(25)刘培哲等《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气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第9页，第21页。
(23)(2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第32页。
[作者简介]李曙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西方发展观 扬弃 超越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83-05
西方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传统发展观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观肇始，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变成盛极一时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后一个阶段的新兴发展观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出于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批判，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诸多新的发展理念和思想。
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开展理论创新所取得的一个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充分吸取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积极借鉴了西方发展观的有益成果。同时，科学发展观又以一系列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独创性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西方当代发展观的超越。用比较方法来分析科学发展观对西方发展观的扬弃与超越，对于深化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而且以其人民性而在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人本”思想
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曾经在近代历史上绵延存续了数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三种形式。不过，当时“人本”思想的锋芒指向的是“神本”思想，旨在推翻宗教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而，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发轫于工业革命并在二战后进一步强化的西方传统发展观，其目光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探讨的是如何通过发展经济来迅速地增加社会财富。因而，“人本”思想和这种传统发展观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尚未走到一起去。
“以人为本”的思想被纳入到发展观中，成为西方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这时的“人本”思想锋芒所指恰恰是传统发展观的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以物为本”思想，因而成为正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观的内容之一，其主要标志便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1979年联合国“研究综合发展观”主题大会的委托而撰著并于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在这本书所阐述的诸多新发展理念中，“人本”思想是一个醒目的亮点。
佩鲁的“以人为本”思想具有与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所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那就是它紧密地与发展问题相联系，是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第一，强调“人”是发展的中心，即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发展应以满足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第二，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即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为一切人的发展”强调的是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而是“为所有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发展不仅要解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人的其他各方面的需求。第三，他还指出“人”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佩鲁之后，西方研究发展问题的理论家也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例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把发展与人的自由相联系，认为发展的目的是“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因而，“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同时，在他为联合国撰写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不但把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了进去，并且具体设计了体现这一思想的“人类发展指数”。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不但同样纳入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且还把这一理念作为整个发展观的“核心”。毋庸讳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但是，与西方新发展观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理念，而且也超越了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
首先，在对西方“物本”发展观的反思方面，科学发展观比西方新发展观更加合理和缜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一样，都是因为看到了传统的“物本”发展观对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日益恶化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反思。但是，在对“物本”发展观进行批判的时候，科学发展观表现出了辩证“扬弃”的优势：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仍然继续肯定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于与“物本”相对应的“人本”的阐述更加理性化。从正向上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反向上来说，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是“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与这种严密的论述相比，西方新发展观对于“物本”的反思和“人本”的表述，显然就比较片面而松散。
其次，在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的理解和阐释上，科学发展观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中，深刻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说，发展的目的不是抽象地“为一切人”，发展的动力 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是与“物本”和“GDP本位”相对立的“人本”观，也是与“资本”和“官本位”相对立的“民本”观，这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西方新发展观“人本”思想的最大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经济增长论”，而且以其系统性而在发展内涵和发展方法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
西方发展观在发展内涵上的理论最初是“经济增长论”，即认为发展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列成公式就是：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56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也就是说，他是把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或“进展”)同等使用的。至于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诸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平等和自由的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的实现等，都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迎刃而解。作为这种发展观在实践上的体现，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然而，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固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严重、失业增加、贫富两极分化明显、腐败加剧、政治动荡等，这种现象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新兴发展观开始对这种单一性的“经济增长论”进行反思，反思的最大成果便是“综合发展观”的提出。初期阐述“综合发展观”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指出：“虽然经济进步是基本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综合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在这里，他不仅否定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单一发展观，而且把发展的内涵延及到这样几个方面：(1)国家制度的变革；(2)社会结构和管理结构的变化；(3)“人们的态度”即人们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变化；(4)“人们习惯和信仰”即生活习俗和理想追求的变化；等等。
正是沿着这种“综合发展”的思路，美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认为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由多个指标组成的体系，其中既包括经济指标，也包括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其他指标。在此基础上，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70年提出了由16项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作为赤贫、贫困、小康、富裕生活及福利情况的评价标准。为了推广这种综合发展观，联合国在1983年推出了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
佩鲁的“新发展观”力图把各个领域的指标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因此他提出的新发展观不仅是“综合的”，而且是“整体的”。他说：“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由多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所组成，发展必须考虑到人类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这种论述把“综合发展观”提升到了“整体发展观”的高度。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发展”，无疑与西方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产生于对单一经济增长论的反思。甚至可以说，西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具有影响和启发作用。不过，科学发展观所阐发的“全面协调发展”理论，不仅表现出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经济增长论”的扬弃，而且也表现出了对西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的超越。
首先，在对发展内涵体系的建构上，“全面协调”发展观比“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更具有系统性。所谓“全面协调”，指的是“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这种建构的系统性在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总系统，其下由四个子系统即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社会(狭义)子系统构成。同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对应的即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四个领域。而相比之下，“综合发展观”就具有明显的感性认识色彩，仅仅从感觉到的现象和经验来罗列发展内涵的诸方面；“整体发展观”虽然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发展的内涵，其“整体”概念也已经使用了系统论的方法，但却未能用富有逻辑性的子系统来支撑它的整体系统(总系统)。
其次，在对单一经济增长论的否定上，“全面协调”发展观比“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更具有辩证性。西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看到了单一经济增长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因而呼吁要关注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增长论的时候，既没有客观地肯定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更没有就如何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其他领域发展的关系进行阐述。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观则指出：一方面，“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用辩证的方法，实现了对单一经济增长论的扬弃。同时，“全面协调”发展观还对发展内涵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的阐述，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这种富于逻辑性的辩证阐述，不仅扬弃了传统的单一经济增长论，而且也克服了“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再次，在发展的方法上，“全面协调”发展观比“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更具有实践性。“全面协调”发展观不仅提出要构筑“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而且还提出了“统筹兼顾”作为实现 发展的“根本方法”，指出：“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种阐述，既充满了辩证方法论的睿智，也具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可行性，为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发展的内涵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三、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以其和谐性而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当代的可持续发展观
在西方，“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探讨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发展观的一个内生性命题，这一点与外生性的“以人为本”有所不同。不过，这一命题尽管形成的时间不长，但在释义上却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对于“可持续发展”定义的解释竟然有95种之多。对概念本身的解释尚且存在着歧义，那么在理论上存在着理解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除了解释上和理解上存在着不确定的现象之外，近些年来又出现了概念使用的泛化现象。一种泛化是在发展观理论之内，把发展观中的一些其他命题和内容与“可持续发展”混同使用，例如把“以人为本”的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混同解释；再一种泛化是超出发展观之外，把各行各业凡是要保持延续性不间断发展的态势，统统冠之以“可持续发展”的名称，“从天文地理到室内设计，从家畜饲养到商业贸易，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无处不在，遍及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概念涉及范围如此广泛、被探讨得如此热烈”。
那么，这种情形是怎样形成的呢?据考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科科约克环境与发展宣言》中，之后连续出现在70年代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出版物以及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和联合国的文件中。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出了著名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亦称布伦特兰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被载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理念已经被全球多数国家所认同。
从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理解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正如《布伦特兰报告》所指出的，在未来的岁月中，为了实现“保持和发展地球的资源库”的目标，“我们必须更好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压力的症候；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我们必须设计出管理环境资源和使人类发展持久的新方法”。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界定过于笼统和宽泛的问题，尤其是“布伦特兰定义”虽然在前提上讲的是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在表述时却没有作严格的限定。。正是这种含义界定上的“模糊不清”，给后来在理解上和使用上的混乱乃至泛化留下了缺口。
尽管中国是一个正走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后现代化国家，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从一开始就对“可持续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很快将其纳入到本国发展的战略体系当中。在1992年联合国通过《21世纪议程》之后，中国政府于1994年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作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之后，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十六大之后，又将其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既保持了西方“可持续发展”在原创时的本义，扬弃了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以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同时，又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实现了对当代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
首先，在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含义的界定上，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克服了西方发展观过于笼统和“模糊不清”的缺陷，创新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种概念阐释的明确性在于：其一，在时间的延续性上，“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表述不但充分表达了“布伦特兰定义”中关于不危及后代人发展的基本精神，而且进一步表达了代际之间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的蕴意；其二，在空间的内涵性上，不再只是把自然环境问题当作是已知前提，而是直接表达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要解决的就是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问题，也就是说，尽管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可持续发展”一词来表达一种不间断发展的态势，而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则主要解决的是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个基本问题，这就使得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向更加清晰。
其次，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阐发上，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克服了西方可持续发展观没有顾及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协调发展问题的不足，创新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定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表明，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看来，无论是人口问题、资源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在本质上反映的都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发展的目标就理应兼顾到人和自然这两个方面。只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味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难免会造成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是可持续发展观所反对的；反之，一味地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放弃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也难免会限制人类自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一种积极地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态度，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所应追求目标的真谛之所在。
再次，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设计上，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明确提出来。这种道路设计、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体现，是在国家层面上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体化为行动纲领，从而在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上超越了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发展观虽然超越了西方传统发展观，但这种超越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全的，其理论本身往往只是凸显了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因而存在着很大的不成熟性、不全面性和不确定性。而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则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因而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西方当代新兴发展观的超越，表明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要求的发展观，同时也是对整个人类发展理论的一种贡献，是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的发展观。
注释：
①②③④(13)[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第11页，第9页，第175页，194页。
⑤[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⑥⑩⑩《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第12页，第12页。
⑦⑧(15)(16)(17)(18)(19)(20)(26)(27)(2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页，第768页，第396—397页，第851页，第483—484页，第851页，第483—484页，第850页，第850页，第853页，第483页。
⑨《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于200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⑩[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
(12)[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21)(22)(25)刘培哲等《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气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第9页，第21页。
(23)(2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第32页。
[作者简介]李曙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吕 楠]